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沦陷区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情况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在逐渐成型的阶段（注：本文所说的“西方学者”或“欧美学者”指目前任职于欧、美、澳洲学术机构，以英文为撰述语言的学者。本文引用资料截至日期为1999年初。）。但从整体观察，这个领域所受到的注意与日俱增，研究成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相当丰富，颇值得重视和介绍。
所谓“沦陷区”，一般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后，在中国境内所占领的土地。自清季甲午战后即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往往不包括在内。不过在西方的论述中，学者偶尔也将后面这两个地区列入泛论的范围，或作为比较的对象。
为讨论方便，本文将欧美学者的“沦陷区研究”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偏重社会史和文化史；一类是沦陷区的傀儡政权，倾向政治史或外交史。后者不免涉及抗战时期的所谓“和平运动”问题，故本文在讨论时不得不把研究主题的空间和时间，稍为延伸一些。
1990年代以前西方的抗战史研究
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对抗战史的研究，几乎只集中于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发展和壮大。这个方面所以独蒙青睐，自然有其理由。八年对日抗战，非但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转折点，更是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战后不到四年，中共便击溃国民党，取得统治中国的地位，此后持续执政至今，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局势，均告改观。而中共革命的成功，无疑植基于抗战时期的经营与收获。欧美学者在研究抗战史时，当然希望了解战时的环境为何及如何有助于中共的发展，进而明白“共产中国”出现的原因。
其次，中国革命史始终是西方叙述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二次大战后，欧美的“近代中国研究”所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中国成为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冷战敌人很有关系，当时的中国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旨在“知己知彼”的“敌情研究”，政府资助和民间参与都以此为目的，因此凡是和中共有关系的历史课题，特别容易引起研究的兴趣。在这种心态的导引下，学界对整个中国近代经验的理解，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集中于中共的革命过程；抗战史被视为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阶段，与中国革命关系不大的其他抗战史实，往往被忽略了。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过去二三十年有关抗战史的英文著作，绝大多数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经验为主题，如中共在抗战时期所以获得农民支持，究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或边区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还是中共的政治军事控制能力等等，曾经是欧美“近代中国研究”领域里久久争论不休的议题，至今仍余波荡漾（注：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169—172.）。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史在西方逐渐受到重视（这个研究方向的兴起，也和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关，这里暂且不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表现，又开始成为欧美学者探讨的课题。1979年薛光前主编的《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论文集，已启其端（注：Paul K.T. Sih 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Hicksville,NY:Exposition Press,1977.）， 但真正的研究潮流出现于80年代。齐锡生的《战时国民党中国：军事溃败与政治瓦解，1937—1945年》和易劳逸（Lloyd E.Eastman）的《毁灭的种子：战争和革命期间的国民党，1937—1945年》相继出版，就是这个研究潮流的代表作（注：His-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 —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2;Lloyd E. 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84.）。对国民党抗战经验的探讨，扩大了欧美地区抗战史的眼界，可是并没有把学者的注意力拓展到“抗敌”活动以外；直到今天，包括中共在敌后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敌”层面，还是欧美学者研究战时中国的主流。1992年熊玠和Steven I.Levine合编《中国的惨胜：对日抗战，1937—1945年》论文集，似乎打算对中国的抗战经验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叙述和全面的检讨，但全书只有一篇论文提到重庆和延安以外的政治势力，专论沦陷区的论文则付之阙如（注：该书编者形容其研究方法为“holistic approach".Steven I.Levine," Introduction",in James C.Hsiung and Steven I.Levine eds.,China's Bitter Victory: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Armonk,NY:M.E.Sharpe,1992,xxii。）。一般学术著作以“战时”或“战时中国”为题目，也只讨论对日进行作战的民众和地区（注：1986年出版之《剑桥中华民国史》，书中各章对战时沦陷区之情况，亦几乎完全不提。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The CambridgeHistory of China,Vol.13,part 2,Cambridge,Eng.: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6。）。换句话说，几乎占当时中国领土1／ 3、拥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沦陷区，依然不属于学者眼中的“抗战经验”，实在令人遗憾。
所幸在这种主流观点的笼罩之下，偶尔也有例外。早在70年代初，就有两本探讨战时傀儡政权的开创性著作出版：John H.Bolye的《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和Gerald E.Bunker 的《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1937 —1941 年》几乎同时问世（注：John H.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 —1945:The Politics ofCollab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GeraldE.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War,1937—1941,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稍后黎令勤（Lincoln Li）的《华北的日军，1937—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 则首度以战时日军占领的地区为观察对象（注：Lincoln Li,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1937 —1941:Problem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Tokyo: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5.）；可惜这些著作并没有造成风气，带动其他类似的研究，它们的影响力与当时欧美学者对战时中共的论述相比，要小得多。
1980年，另一本尝试突破“抗敌”层面限制的著作问世，这就是入江昭主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政治与文化交流》论文集。这本书并不专门讨论抗战，可是其中有几篇论文对西方的抗战史研究甚具启发意义。最值得注意的一篇，应属易劳逸所写的《一项暧昧关系的诸面相：战时的走私、傀儡与屠杀，1937—1945年》。这篇论文不仅将抗战史的眼界从高层政治活动移向民间生活，而且把抗战史的焦点从前线和大后方转往沦陷区和国、共、日三不管的“灰色地带”。易氏主要根据英文材料（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档案），描述战时中国一般民众和敌人之间的各种“非武装接触”，包括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的非法贸易活动、中国杂牌部队降日而成为“伪军”的过程，以及日军对沦陷区民众的镇压手段等。从这些描述中，易氏指出，抗战时期政府以外的中日关系，并不完全是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他尤其强调，乡村农民缺乏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对许多农民来说，抗战似乎事不关己。在某种意义上，易氏这篇论文和当时西方学界尚未平息的“农民民族主义”争论，有一定的关联，他的论点显然否定了“战时中国农民所以会支持中共，乃是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这种说法。不过易氏的论点牵涉层面更广。他把农民的冷漠与战时中国工商业者、军事将领，乃至政府官员的自私自利、发国难财的行为相提并论，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可能只及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其基本原因在于一般民众受教育程度低和没有参政机会，而国民政府的诸多表现， 更使一般民众难以产生认同感（注：LloydE.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SmugglingPuppets,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1937 —1945",in AkiraIriye 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80,pp.275—303.）。 易氏的上述论点未必能得到其他学者同意，但他所揭示的新研究领域，的确令人眼界大开。
除了易氏的论文以外，入江昭的论文集里还有不少篇和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关。入江氏本人所写的《建立新文化秩序：新民会》从日本方面的角度着眼，认为战时日本企图利用“新民会”和所谓“东方王道思想”，来为它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行为，寻求合理化的借口，但“新民会”所鼓吹的反西方情绪和大亚洲主义，倒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在近代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界，都有一定的势力（注：Akira Iriye," Towarda New Cultural Order:The Hsin-min Hui",in Akira Iriye ed.,op.cit.,pp.254—274.）。另一篇由Susan H.Marsch所写的《周佛海：一个通敌者的产生》则是周氏的小传，文中使用的中文材料，在今天看来当然十分不够，但作者对周氏的分析大体还算平实，她也再度谈到战时通敌行为所反映出的若干复杂问题：“何谓合法政府？它所指的是事实上的统治抑或法理上的资格？何谓民族主义？爱国与忠诚的标准又何在？”（注：Susan H. Marsh,"Chou Fo- hai:The Making of aCollaborator",in Akira Iriye ed.,op.cit.,pp.304—327.）与前述Boyle等人的著作相呼应。
《中国人和日本人》或可视为西方“沦陷区研究”的承先启后之作，书中某些论文接续以往的有关著述，做更细致的分析，某些论文则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对日后西方学界影响深远。不过它的影响一时还看不出明显的迹象。入江氏的论文集出版之后10年，西方几乎没有出现探讨沦陷区内的经验或傀儡政权的重要著作，直到90年代这个情况才慢慢转变。
沦陷区的城市情况
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区域史或地方史。这个趋势背后所代表的观点，乃是认为中国是个庞大而多样的国家，任何以全国为范围的泛论，往往忽视中国内部各地区在环境和经验上的差距，从而犯了简单化或抽象化的毛病；要避免这种毛病，只有先以某一地区为研究范围，再逐步累积有关中国的整体图像。这个研究趋势出现以后，西方学界所着眼的“地区”，其范围也越来越精细，从广域（如长江下游、华北、华南等）逐步缩小为省，再缩小为县、市、和村镇。它们所显示出的历史图像是地方民众的生活形态，而非以往所注意的中央或全国的政治性活动。
目前欧美对近代中国地方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已大致形成城市史和乡村史两种走向。 城市史起源很早， 可以上溯到70 年代施坚雅（ G.William Skinner）所主持的一系列城市研究，其中“显学”首推上海研究，迄今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出现，但有关汉口、北京、广州、济南和重庆等其他城市的专书和论文，
也相当多（注：参见ChristianHenriot,"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Literature",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1期（1996年3月），151—175页。）。乡村史的涵盖面则更广， 它基本上仍然承袭过去学者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途径，往往选择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活跃的区域进行观察，比较著名的例子包括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和Mark Selden等人对河北省饶阳县的研究；陈佩华（Anita Chan）、 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 ）对广东省陈村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河北省5 个村镇的研究， RobertMarks对广东省海丰县的研究，以及R.Keith Schoppa 对浙江省萧山县的研究等，观察时期短则四五十年，长则八九百年，都融合了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双重功夫，呈现出以往正统史料和官方记载所无法显示的民间状况（注：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91;Anita Chan,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Unger,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2nd e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 —1942,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obert Marks,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Madison:University ofWisconsin Press,1984; R. Keith Schoppa, Xiang Lake:Nine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在某种程度上，对抗战时期沦陷区地方经验的探讨，正是上述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副产品。不过到了90年代，这类探讨已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沦陷区里主要城市的情况，迄今也以有关上海的研究特别多。由于“上海研究”在西方学界已有相当的基础，因此以“孤岛”时期或沦陷时期的上海为主题的论著，非常丰富。“上海研究”所以能领先其他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外国租界在上海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而有关租界的记录、报道和回忆，又以西方语言为主，且多半能在欧美各档案馆里找到，对欧美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既方便又容易产生兴趣。战时上海研究的发达，当然也和这点很有关系。
近年来出版的探讨上海的专书，以傅葆石的《消极、抗日与通敌：沦陷时期上海的思想抉择， 1937 —1945 年》和魏斐德（FredricWakeman,Jr.）的《沪上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行为，1937 —1941年》最受瞩目（注：Poshek Fu, Passivity,Resistance,and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FredericWakeman,Jr.,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Urban Crime,1937—1941,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6.）。傅氏的书观察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 把他们对日军占领的反应归纳为三类，即隐匿逃避、勇敢抵抗与妥协合作，并分别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作为代表。傅氏的分析借用了魏斐德对明清之际士大夫政治态度的描述，很有启发性。这本书虽然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也扼要地介绍了“孤岛”和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社会及文化，例如新闻和出版界、话剧运动，以及经济和物价等等，从中不难窥见一般民众的生活面貌。不过傅氏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明白指出抗战时期处在日军铁蹄下的中国老百姓，或者为了谋生，或者只是贪图一时的虚荣，在政治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暧昧性，既不是“爱国”也不是“卖国”，而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这种暧昧态度不仅限于作家和文人，沦陷区里大部分民众朝夕面对敌人占领的现实，都无法完全避免。
魏斐德的书是他一系列上海史作品中最新的一部，描述“孤岛”时期各方势力在上海租界里角逐的情况。日本尚未对英、美各国宣战以前，租界不仅是上海一带中国民众的避难所，而且是日本军警、重庆政府地下工作者，以及汪伪政权特务的交战地，加上租界捕房和当地帮会分子插手其间，形势复杂而混乱。书名所称的“歹土”，原来是指沪西“越界筑路”的地段，地位本就十分特殊，到了抗战时期则更微妙。魏氏根据租界捕房记录、美国外交档案，以及当时上海的西文报纸（如《密勒氏评论报》等），详细说明租界里亲日、反日两股势力如何以恐怖手段互相威胁和制裁，使租界当局穷于应付。这本书篇幅不大，着重描述而较少分析，虽然书中某些史实在中文的学术或非学术性著作里也能见到，但它所提供的西方文献与观点，的确弥补了中文著作的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魏氏前一本书《上海警察，1927—1937年》曾对战前上海的治安和犯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注：Frederic
Wakeman,
Jr.,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这本书即以前书做基础，将战时上海的政治暴力活动也放在城市罪行的架构里来观察，角度颇为新颖。
上海是近代中国贸易金融的中心，上海资本家在抗战时期的境遇，自然受到学者的注意。小科布尔·（Parks M.Coble）在这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 包括《日本新秩序与上海资本家：合作与冲突， 1937 —1945年》、《分裂城市里的生活：上海的中国资本家，1937—1945年》和《合作与抵抗：中国资本家和日本人，1937—1945年》等，是他过去研究上海资本家与战前国民党政府关系的延续（注：Parks M. Coble,"Japan's
New
Order
and
the
ShanghaiCapitalists: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1937—1945",提交1995年举行于温哥华市之“中日战争之再评估：新史料与新诠释”研讨会论文；“Life ina Diveded City:Chinese Capitalists in Shanghai,1937 —1945”，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 “Collaborationand Resistance:Chinese Capitalists and the Japanese,1937—1945”，提交1998年举行于华盛顿（D.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笔者亦曾有《通敌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的物资统制，1937—1945年》一文，指出战时上海资本家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忠诚之间，往往首鼠两端，态度模棱，而他们和日本占领当局、汪伪政权之间，更似乎有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三角关系（注： Wang Ke-wen," CollaboratorsandCapitalists :The
Politics of ' Martial Control'in WartimeShanghai",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26,No.1(Fall 1993),pp.42—62.）。 上海在沦陷时期的物资统制，
最近还受到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oit）的注意。安氏曾撰写专书研究战前的上海市政，目前已将其研究延展至战时，尤其偏重经济层面。
资本家以外，其他上海市民的战时经验，虽然没有专书或论文，但在若干新著里已经得到初步的探讨。Robin Porter的《民国时代的工业改革者》就有一章专谈“孤岛”和沦陷时期对上海难民与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并兼谈当时劳工福利组织（如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其他沦陷城市里勉力维持的情形（注：Robin Porter,Industrial Reformers inRepublican China,Armonk,NY:M.E.Sharpe,1994,Chap.6.）。 Routledge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以《战时上海》为题的论文集， 参加撰文的学者包括魏斐德、傅葆石、小科布尔、 白吉尔（Marie- claireBergere）、傅佛果（Joshua Fogel）、Benard Wasserstein等人， 由叶文心主编（注：Wen-hsin Yeh ed.,Wartime Shanghai ,New York:Routledge,1998.）。1997年，叶文心和安克强共同主持“战时上海”研讨会。这些工作当可进一步拓展这个研究领域。
有关战时上海的英文著作，不少都属于文学史或文艺史的范畴。早在1980年，甘爱华（Edward M.Gunn,Jr.）便有《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一书问世。这本书专谈战时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创作，它的分析带有文学批评观点，不过甘氏为了介绍当时两地作家的创作环境，也专章概述日军占领下北京和上海的社会文化面貌，对了解沦陷区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很有帮助；书中提到李健吾、文载道等作家的生平，这些人后来在傅葆石的书里又得到进一步的讨论（注：Edward M.Gunn,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0.）。由于战时上海是近代中国许多名作家的发迹之地， 因此甘氏那本书问世以后，仍有学者不断地循此方向进行研究，仅以过去三年（1997—1999年）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为例，每年都有几篇论文以沦陷时期的上海文艺为主题。傅葆石在完成他对战时上海知识分子的研究后，近年来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已陆续发表《娱乐至上：日本占领下上海电影的政治暧昧性，1941—1945年》、《影射历史：战时上海的大众电影文化》、《秋海棠：沦陷时期上海的爱情和忠诚观》等论文，从这个颇具趣味性的角度来观察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注：Poshek
Fu, "Struggle
to
Entertain: The PoliticalAmbivalence of Shanghai Film Industry under the JapaneseOccupation,1941—1945",Law Kar ed.,Cinema of Two Cities:HongKong-Shanghai,Hong Kong:Urban Council,1994,pp.39—62; "FramingHistory:Popular film Culture in Wartime Shanghai"，提交1995年举行于华盛顿（D.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秋海棠》一文则已见前注。）。另一学者张英进的新著《上海的电影与城市文化，1922—1943年》也谈到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同样地，李欧梵在其《上海摩登：中国新城市文化的绽放，1930—1945年》一书中，分析的虽然是作家和文艺作品，但由于涵盖的时期包括沦陷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视为相关研究（注：Zhang Yiagjin,Cinema and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1922 —1943,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8;L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 —1945,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中国文艺（包括台湾和香港）在战后的发展，有许多方面是和战时上海一脉相承，对“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文学或电影的研究，既有助于扩大沦陷区城市研究的视野，也厘清了近代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前述甘爱华之书除上海以外，还讨论了北京。近年来有关战时北京的英文论著，当以Sophia Lee的几篇论文为代表作。Lee 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的论文题目，是沦陷时期北京的教育和文化事业，1982年就有《侵略或合作？日本占领下北京的文化活动，1937—1945年》一文发表，后来又陆续发表《燕京大学，1937—1941年：自主或妥协？》、《日本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秩序，1937—1945年》，以及《沦陷时期的北京市政府》等文。她承认沦陷区里镇压和屠杀情况的存在，但也指出当时若干中、日知识分子，确曾在战火中致力于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而日军统治下的北京民众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注：Sophia
Lee,"Aggression of Cooperation? Cultural Activities in Peking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1935—1945",Illinois Papers inAsian Studies,Vol.2 (1983),pp.23—29;"Nanjing University,1937—1941:Autonomy or Compromise?" Sino-Japanese Newsletter,Vol.2,No.1 (December 1989);"Social Order in Beijing under JapaneseOccupation,1937—1945",提交1991 年举行于新奥尔良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Municipal Govenment in Occupied Beijing”， 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Lee 另有一文介绍有关沦陷时期北平之史料， 以中、 日文为主，亦有参考价值。Sophia Lee,"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Occupied Beijing,1937 — 1945",Republican China,Vol.14,No.2(April 1989),pp.121—133。）。
南京在抗战初期陷于敌手时，曾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来又成为“维新政府”和汪精卫政权的中枢所在地，它的战时经验特别值得注意，可是西方的研究并不多。去年张纯如的新书《南京大屠杀》问世，首度以英文对这个事件做系统性的叙述与分析，而且专章探讨美国和日本为何在战后有意忽视这个事件，论点精辟有力，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回响（注：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Holocaust of World WarII,New York:Basic Books,1997.）。不过书中对屠杀以后南京在日军占领下的情况， 着墨极少， 这方面
MarkEykholt 最近的一篇论文《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学生生活》，稍补不足。文中观察沦陷时期南京各级学校的情况，尤其注意汪政权所设立的“中央大学”，发现就连这个汪政权培养人才的高级学府里，都有抗日的情绪和活动，颇令汪政权尴尬。就这点而言，战时南京的气氛显然和北京不同（注：Mark Eykholt,"A Student Life in Nanjing underJapanese Occupation",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亚洲年会论文。 ）。
沦陷区的乡村情况
抗战时期沦陷区乡村或小镇的情况， 最受人瞩目的应推近年来Peter J.Seybolt有关河南省内黄县的一系列论著。Seybolt 根据县志、中共党史资料及实地采访所得，重建战时一个三不管“灰色地带”的地方经验，为易劳逸当初描绘的所谓“暧昧关系”，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例证。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多篇论文：《民族解放的爱国战争？抗日时期的中日合作，1937—1945年：河南省内黄县个案研究》、《1940年代新乡村精英阶层的出现》、《战争中的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内部的斗争： 华北平原一个县份的个案研究》（注：Peter J. Seybolt,"Patriotic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Chinese and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1937 —1945:A Case Study of Neihuang County,Henan Province"，提交1991年举行于新奥尔良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The Emergence of a NewVillage Elite in 1940's ",提交1993年举行于洛杉矶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War Within a War- Internal Struggle in ChinaDurg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A Case Study of aCount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提交1995 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Peter J.Seybolt,Throwing the Emperor fromHis Horse:Portrait of a Village Leader in China,1923 —1995,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Chap.1。）。内黄县在抗战爆发时人口不过20余万，地瘠民贫；战事初起，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望风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大肆劫掠，民众则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四股土匪趁乱合力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不休，此时日军路过，误以为遭遇抵抗，又进入县郊的村落屠杀报复。因此这个县在几个月里已有800多人丧生，其中200多人死于日军之手，但600 多人竟死于自相残杀。此后数年，这种混乱局面从未停止：县里的乡绅很快就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当地称为“圣道会”）则和河南境内残留的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但不久红枪会也投降了日军，国民党军队则撑到1940年初才降日，改编为伪军。此后内黄县一带仅存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继续和各种亲日势力进行斗争。而日军真正派往当地的兵力，不过一个小队而已。抗战八年，内黄县始终处于各派（中国）势力互相残酷斗争的拉锯战中，各派势力的主要考虑都是如何保护和壮大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不惜与日军合作，甚至压迫和剥削本国同胞（注：以上论点大半根据Seybolt 发表于1991年及1995年之论文。）。Sbybote所描绘的图像， 与一般中文史籍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情景颇不相同，也许难以被国内学界接受，但他的研究确有一手材料的支持，足供参考。像内黄县这样的“灰色地带”，或者还有不少。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华北农村，1900—1942年》，观察河北几个村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着重点在于社会文化而非狭义的政治，但书中的论点仍可反映抗战时期部分沦陷区的乡村经验。杜氏引用日本的调查资料和中国的地方史志，指出华北农村的传统秩序，乃是建立在由宗族、信仰、农业等地方性团体所构成的“文化权力网络”上，这种网络不仅是地方精英分子行使权力的基础，而且是国家权威赖以维系的环境，可是清末以来政府组织不断扩张，名为行政改革而实为官僚化，终于逐步把这种网络破坏了，却又无法完全取代它的功能，结果是国家权威与地方秩序同告瓦解（注：Duara,op.cit.,passim.易劳逸曾对此提出置疑，参见Lloyd E.Eastman, "State Building andthe R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NorthChina",Modern China,Vol.16,No.2(April 1990),pp.226—234.）。根据这个观点，抗战时期日军及其傀儡（在华北是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政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的统治，是民国时代政府组织扩张和官僚化的最末一个阶段，它对村镇固有政治生活所造成的摧毁性影响，间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杜氏的说法别具一格，它使学者看出“农民民族主义”和边区改革因素以外，促成中共在战时成长的另一种历史过程，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傀儡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探讨沦陷区乡村经验的英文著作，都和杜氏这本书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中国革命史的影响。如前述 Friedman 等人对河北省饶阳县的研究，虽然叙述当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的经过，但主要描写的还是中共在当地动员抗敌的能力和方式，对通敌的一面则含混带过，不能尽现沦陷区的复杂面貌。尽管如此，这类以中共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偶尔也透露出值得玩味的信息。古德曼（David S.G.Goodman ）一篇研究战时山西省黎城县（离卦道）之乱的论文，便证明即使在中共势力强盛的地区，民众的政治意识仍未必敌我分明。黎城县战时隶属“晋冀鲁豫边区”，县政府在中共掌握之下，不料1941年当地发生“离卦道”农民反抗县政府的暴动，暴动的农民被县政府击溃以后，立刻投靠日军。这次暴动的表面原因固然是迷信，可是顾氏以为背后的动机十分复杂，和当地政治经济的权力变化都有关系。果真如此，地方权力的考虑在若干民众心里，似乎比抗日情绪来得重要（注：David S. G. Goodman,"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Class,Gender,and Leadership inthe Sion-Japanese War",Modern China,Vol.23,No.2(April 1997),pp.216—245.）？
大致说来，到目前为止，欧美学界对乡村小镇的研究兴趣和成绩，似乎稍逊于对主要城市的研究。不过最近乡村小镇的研究陆续进展，如吴应銧在出版了有关中共在河南发展的专书后，将观察触角伸至战时河南省巩县的通敌情况上（注：参见 Odoric Wou,Mobilizing the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4;"Peasant Nationalism and Participationin the Resistance War",提交1997 年举行于芝加哥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The Phenomenon of Collaboration: Wartime RelationsBetween Gongxian Citizens and Their Japanese Occupiers"， 提交1997年举行于波士顿之亚洲学会年会论文。）。其他学者则撰写了山东省邹平县抗战经验的论文。看来这方面的探讨，未来仍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通敌问题与傀儡政权
沦陷区的地方经验，本来就和日本所扶植的傀儡政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述对日军占领下城市和乡村的各种研究，多半都已提到傀儡政权和伪军的活动，只是没有将它们作为主要的观察或分析对象而已。现在再略为介绍如下。
欧美有关抗战时期傀儡政权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以汪精卫政权为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上述John H. Boyle 和Gerald E.Bunker所写的那两本书。Bunker的书专谈汪氏“和平运动”的经过，只写到汪政权成立为止，比较简略；Boyle 的书则除了探讨汪氏谋和与汪政权的史实以外，也概述日本在中国成立的其他傀儡政权（如内蒙德王、华北王克敏、华中梁鸿志等人主持的政权），并且将中国的“汉奸”和战时其他国家的通敌行为加以比较。二书都以为汪政权的背景十分复杂，不能看成是一般的傀儡（注：Bunker,op.cit .; Boyle, op.cit.,passim.）。Boyle和Bunker进行研究的年代， 能见到的中文史料还少（主要是金雄白等人的回忆），不过两人都访问了曾经参与其事的高宗武（旅居美国，1996年去世），这是高氏生前仅有的口述材料，相当珍贵。此外，林汉生根据他在宾州大学博士论文所写的几篇论文，如《汪精卫与中国通敌行为》、《周佛海：生存外交》、《中国国民党“投降派”新探》等，也和Boyle、Bunker的书约在同时间问世， 林氏对汪氏等人的动机和行为， 一如上述二书， 稍带同情的态度（注： Han-sheng Lin,"Wang Ching-wei and Chinese Collaboration", Peaceand Change,Vol.1,No.1 (Fall 1972),pp.17 —35; "Chou
Fo-hai:The Diplomacy of Survival",in Richard D. Bruns andEdward M.Bennett eds.,Diplomats in Crisis: United
State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1919—1941,Santa Barbara, CA:ABC-Clio Press,1974,pp.171—193; "A New Look at ChineseNationalist 'Appeasers'",Alvin D.Coox and Hilary Conroy eds.,China and Japan,Santa Barbara,CA:ABC-Clio Press,1978, pp.211—241.此外，鲍家麟1971年之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亦以汪精卫战时之谋和活动为主题。）。
或者因为这些专书和论文，就当时可见的材料来说，已做了充分的发挥，而它们的基本见解也已被大部分欧美学者所接受，其后十多年西方学界对汪政权或傀儡政权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注：出版于1978年之《中国与日本：一次大战以来寻求均衡》论文集，包括数篇与傀儡政权有关之论文，或为少数例外之一。此数篇论文中，林汉生所写者已见前注，John H.Boyle所写者，基本上系其《中日交战》一书之概要， 另一篇《一次笨拙的和平努力：缪斌工作，1944—1945年》，则为有关此一问题之惟一英文作品， 但非欧美学者所写。 YoijAkashi,"ABotched Peace Effort:The Miao Pin'Kosaku',1944 —1945",inAlvin D.Coox and Hilary Conroy eds.,op.cit.,pp.267—288。）。然而同时期内，国内的史学界则在这个课题上出现了客观的进展；8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整理和公布有关汪政权的材料，并陆续编辑出版，各种专题论述更相继问世，至今不断；台湾方面也有类似的工作，只是数量少些。这些新史料和新研究自然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注意，西方对汪政权和“和平运动”的探讨近几年又活跃起来，这是一个主因。
前述傅葆石、魏斐德和小科布尔等人的新著里，都利用了国内公布的新史料，并对汪政权做了新的解析。如魏氏在《沪上歹土》一书中，特别注意“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活动、汪政权警政机构和租界当局的勾心斗角，以及汪政权在财政上对烟赌收入的依赖等，都是前此英文学术著作里很少提到的（注：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pp.80 —127.魏氏书中所描述的部分内容——尤其与军统地下工作有关者——稍早亦在叶文心一篇论文中述及，参见Wen-hsin Yeh,"Dai Li and theLiu Geqing Affair: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8,No.3(1989),pp.545—562。）。 魏氏另有一篇论文《吾辈中叛逆：抗战中的汉奸观念》，探讨近代中国“汉奸”一词在抗战的复杂环境里，使用起来常有弹性，往往假民族大义而行政治斗争之实；不过这个观念仍然必须以族群认同为前提，换句话说，一个人先得被承认是“汉”，才能被定义成“汉奸”（注： Frederic
Wakeman, Jr.,"TreasonBetween
Ourselves: The Concept of Hanjian During the War ofResistance "，提交1995年举行于加州伯克力之“求变求新的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
David P.Barrett有关汪政权的一系列论文，是近年来西方学界研究傀儡政权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包括《汪精卫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清乡、新国民运动和大东亚战争》、《汪精卫政权，1940—1945年：国民党中国的延续和断裂》、《在意识形态真空里建国：南京的汪精卫政权，1940—1945年》、《汪精卫政权到底有多少专制？1940—1945年的宣传与检查》等，其中大量参考了过去十几年里开放的中文史料，更佐以西方档案文献，论点确有超出Boyle和Bunker等人之处（注：David P.Barrett,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Wang JingweiGovernment:Rural Pacification,the New Citizens Movement and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提交1990 年举行于香港之“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The Wang Jingwei Regime, 1940 — 1945: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 ， 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State Creation in anIdeological Vacuum:The Wang Jingwei Regime in Nanjing,1940 —1945”，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如汪政权成立后的重要施政——清乡运动、新国民运动等——Boyle 书里着墨不多，Barrett则做了深入的分析， 而且评估它们的成效（注：苏北地区之“清乡”，在陈永发之《搞革命：华东与华中的共产运动，1937—1945年》一书中， 曾有扼要之叙述。 ChenYung - fa,Making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81—9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Barrett 对汪政权和战前南京政府之间的宏观比较。他认为二者相似之处在于都积极反共，都以领袖个人（汪或蒋）为权力核心，都有派系斗争，都缺乏社会基础，都不推行根本的社会经济改革等等；但二者也有一些差别，如汪政权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就远远大于战前的南京政府，它所凭借的武力主要是日本占领军。Barrett 也将汪政权和战时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傀儡政权做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欧洲傀儡政权多半极力攻击战前的本国政府腐化或左倾，而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一新耳目，争取人民支持；汪政权则恰好相反，它的基本口号是继承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强调延续而非变革，所以它一方面借用战前南京政府的声望，一方面却也沿袭了战前南京政府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人事上的各种弱点，积重难返（注：以上论点大半根据Barrett发表于1995年及1996年之论文。）。
将汪政权和欧洲各国的战时傀儡——主要是法国的维希政权（Vichy Regime）——相提并论，早在Boyle的书里已做过尝试。Boyle曾举出二者相似之处在于，反英反美情绪，反苏反共立场，投机的政治态度（注：Boyle,op.cit.,pp.352—354.）。Barrett则从更细致的角度着眼，论点更有说服力。和这个题目有关的另一篇论文，是Roger B.Jeans的《战时中国的第三党汉奸：以国家社会党为例》。 这篇论文介绍汪政权里国社党人诸青来、陆鼎揆等的背景和思想，认为这类“第三党”人物所以决定支持汪政权，似乎并不是由于受到汪政权反共意识形态的吸引，而是出于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和对沦陷区情况的忧虑，希望协助汪氏组织一个新政府来收拾局面。当然，个人权位利益的野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Jeans 因此认为汪政权与同时期欧洲傀儡之间的一大差异， 在于后者最大的政治号召是反共， 而前者的基本诉求是和平（注：Roger B.Jeans,"Third-Party Traitors in Wartime China:The Case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China",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
汪政权起源于所谓“和平运动”。孙有利所写的《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1931—1941》一书，虽然并不直接讨论汪政权，但详细描述了中国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变这10年里的外交处境，可以看做对汪精卫及其党羽在战时主和的政策背景分析，也有助于了解汪政权的来龙去脉。孙氏强调，国民政府在这10年里对日本的威胁，最大的希望就是得到国际援助，尽管一再遭受挫折而仍不死心；七七事变后大胆决定对日抗战，惟一的胜算也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赶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不料中国（蒋介石一派）苦撑抗日的能力，竟终令西方各国刮目相看，渐渐觉得中国足以做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于是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最后走上联合对日作战一途。对国民政府和蒋氏来说，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是汪氏等人则是一招错，全盘输，因为对形势估计的失误而成了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注：Youli 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1931 —1941,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孙氏的书可以与小科布尔稍早的《面对日本：中国政治和日本帝国主义，1931—1937》并观，但在追溯“和平运动”的政策背景上，孙氏的论点似乎更清晰而精辟（注：Parks M.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 —1937, 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1.）。笔者另有《汪精卫与中日关系， 1932 —1937 ：和平运动的政策起源》一篇论文， 论点也接近孙氏之书（注：Whang Ke-wen,"Wang Jingwei and Sino Japanese Relation,1932—1937:Policy Origins of the Peace Movement",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
笔者的研究其实集中于汪精卫和所谓“汪派”，因此连带注意到汪政权。与笔者研究方向接近的还有Margherita Zanasi等人。此外， 以研究战前上海青帮闻名的澳洲学者马丁（Brian Martin），近年来将研究延展到青帮在战时的活动，从而涉及汪政权“七十六号”的历史（注：Brian Martin,"Shield of Collaboration:The Wang JingweiRegime's Security Service,1939—1945",提交1999年举行于威尼斯之“民国时期在二十世纪中国之地位”研讨会论文。）。以上种种，都显示有关汪政权的研究，正在逐渐加温。
汪政权以外的其他中国傀儡政权，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前述黎令勤《华北的日军》虽然以战时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做主题，但也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各级组织，以及它们为日军执行的各项政策，应该是有关这个课题最早的英文论述。黎令勤最近又有《金钱本色：中日货币战，1934—1941年》一篇论文，仍以战前和战时的华北为主要观察对象（注：Lincoln
Li,"The Color of Money:Monetary Battl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934—1941",提交1998年举行于华盛顿（D.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Sophia Lee探讨沦陷时期的北京，则比较偏重介绍华北傀儡政权的教育文化政策，已见前述。华中方面，Timothy Brook 正在进行有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研究，他的论文《维新政府的成立》以日本史料为主，指出“维新政府”中多半是“北洋遗老”，他们出面和日军合作，除了私人的渊源以外，更有藉此否定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合法性的意味（注：Timothy Brook,"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Government",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Brook 最近又写一文研究上海之“大道市政府”，提交举行于法国里昂之“战时上海”研讨会。）。从这点来看，“维新政府”和汪政权那种“继承国民党正统”的立场恰好相反，倒和欧洲各国傀儡政权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R.Keith Schoppa的论文《变换的通敌嘴脸：杭州，1938—1940 年》，是他在过去探讨浙江地方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研究。Schoppa 把对傀儡政权的观察转移到地方层次，发现战时杭州的通敌行为随着时期、地点和人事环境的变化，而带有不同的意义。最初的“治安维持会”和“自治会”保境安民的色彩比较浓厚，但不久日军的干涉越来越直接，“维新政府”和汪政权又相继成立“杭州市政府”，开始把地方性的通敌活动纳入全国性的网络里，“傀儡”的性质就慢慢明显起来了。尽管如此，基层的傀儡（如区长）仍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也与战前的功能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注：R.Keith Schoppa,"The Changing Faceof Collaboration:Hangzhou,1938—1940",提交1998 年举行于华盛顿（D.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
欧美学者在研究傀儡政权时，自然比较注意庋藏于西方的英文史料，其中以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局和英国伦敦的公共记录室特别重要。前者存有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原始档案，如战略服务处（OSS ）和外国广播情报室（FBIS）的报告等等（前述魏斐德书中所使用的上海公共租界捕房记录，也置于此），后者则存有战时英国驻华外交和情报机关的报告，都是国内学界研究这个课题时不常参考的文献（注：参见 DavidP.Barrett,"English Language 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WangJingwei Regime",提交1994年举行于南京之第三次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此外，欧美各大图书馆的中文庋藏，偶尔也有一些国内见不到的史料；多年前牟复礼（Frederick W.Mote ）曾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里，有关战时中国各傀儡政权的一手及二手材料辑成书目，于1954年出版，后来该所庋藏当续有增加，但这本书仍可供入门之用（注：Frederick W.Mote,Japanese -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1937—1945: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Compiled from Materials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Libra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总的来说，西方有关沦陷区傀儡政权的著述，到90年代以后才慢慢兴盛，而它的整体成绩目前还远不如国内。上述各项作品成书的犹在少数，不过其中若干论点十分新颖，对国内学者也许有提示的作用。
结 语
以上大致介绍的欧美学者“沦陷区研究”论著数量虽然有限，但它所引起的讨论热忱和所显示的发展潜力，的确是90年代以前不曾见过的。以1995年举行于加拿大的抗战胜利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为例，那次会议共有来自中、日、美、欧数十名学者出席，而欧美学者提交的论文里，竟有半数以上属于“沦陷区研究”的范畴。
这些论文经David
P.Barrett和徐乃力二人整理编辑后， 以通敌问题为主题结集出版（注：David P.Barrett and Larry N.Shyn eds.,Chinese CollaborationWith Japan,1932—1945: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这个领域在西方学界的广受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欧美学者已发表的作品中，呈现几个共同的观点，值得在此加以申述。首先，欧美学者在观察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包括城市和乡村的情况时，多半强调所谓“灰色地带”（grey area）的存在。 这里的所谓“灰色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在乡村或小镇里，日军的占领往往徒有其名，“沦陷”事实上造成了政治真空和社会失序，使各派（中国）势力趁机进行权力角逐；角逐中的各派都以本身的生存和扩张为优先目标，民族主义或国家观念反而成为次要的考虑，一般民众只求能在内乱和外患的熬煎下苟延残喘，更难计其他。在主要城市里，日军的占领比较彻底，控制自然也比较严密，当地民众无论资本家、知识分子或小市民，都得经常面对非牺牲即妥协的抉择，而细究之下，他们之中选择妥协以图自保（甚至自肥）的所在多有；城市居民在战前所受的民族主义熏陶虽然深些，但战时的抗敌表现，未必明显地优于乡村农民。
其次，欧美学者在分析沦陷区的傀儡政权（特别是汪精卫政权）时，一方面承认它们受制于日本而缺乏独立地位，一方面却也强调它们争取较大自主性的努力。换句话说，西方学界不太接受“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简单分析，而尝试探讨通敌者的复杂心态和微妙处境。不少作品都指出通敌者固然需要敌人的保护，敌人也常需要通敌者的协助，两者之间虽不平等，但也不纯粹是“一面倒”的关系；双方各为本身的利害打算，又都有求于对方，彼此就难免有斗争，有妥协，因此抗战时期傀儡政权，仍须进一步推究。西方学者还把汪政权放在战时中国的全盘格局里，看成是当时鼎足而立的三个中国政治势力（重庆、延安、南京）之一，三方互相竞争，各有一套建国蓝图。从整个格局着眼，汪政权的历史地位或者可以得到某些新的理解，而不再局限于“傀儡”一层意义。
第三，无论是讨论地方经验还是傀儡政权，欧美学者都尝试将战时中国沦陷区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国加以比较。数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二次大战期间欧洲的沦陷经验，研究非常丰富，其中又以有关法国的论述最多（注：参见Gerhard Hirschfeld and Patrick Marsh
eds.,Collaboration in France: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Occupation,1940—1944, Oxford:Berg,1989; H. R. Kedward,Occupied France: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1940 — 1944,London:Basil Blackwell,1985;John F.Sweets,Choices in VichyFrance:The French under Nazi Occupation, 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4.）。法国在战争初期便完全被德军占领，为时长达4年；这段时间虽然有戴高乐在海外组织流亡政府， 但国内则由贝当出面与德军合作，成为维希政权。维希政权的性质和功过，以及法国民众在德军铁蹄下对维希政权和“通敌”的暧昧态度，战后都成为法国和欧美学者悉心探讨的课题；所谓“法奸”问题，也和中国的“汉奸”问题一样引起争议， 而且与战后法国的政治生态纠缠不清（注：HenryRousso(trans.By Arthur Goldhammer),The Vichy Syndrome:History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1,passim.）。凡此种种，大可和中国的沦陷经验和汪政权的史实相对照。欧美学者对有关维希政权和欧洲沦陷区的研究相当熟悉，他们所采取的比较史角度，足供国内学界参考。
抗战八年，位于日军侵略线后面的广大中国土地，名义上都宣告“沦陷”，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屈辱和危险。这些中国人的经验，理应是抗战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无论中外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探讨，始终比有关前线（包括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的研究要少。西方学界过去几年已普遍肯定“沦陷区研究”的潜力和价值，他们的作品在史实的涵盖和中文史料的掌握上，固然还有不足的地方，可是他们所提示的分析角度，的确开拓了一片新的视野和发展空间。国内史学界如果愿意共同思索，参与讨论，相信能使这个研究领域取得更好的成果。
附识：本文得到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徐有威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