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教育改革论文,核心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10－0014－07
一、前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资料，新加坡1993年人均GDP(依购买力平价计算，单位：国际美元)突破20,000美元；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60,410美元，名列全球第3名。[1]而在世界经济论坛(WEF)所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在最近4年都保持在前3名。[2]新加坡耀眼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运作效能，以及具有特色、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显示了在现代化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3][4][5]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教育就一直是新加坡政府设定的重要政治议程之一。在新加坡的现代化历程中，教育一直被新加坡政府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宣扬国家理念与促进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领域，每年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教育的发展上。为了使教育能发挥预期的功能，新加坡政府不断检视、调整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在独立后的这40余年间推动了数次重大的教育改革措施。本文试图探究的是在这数次重大教育改革历程中，新加坡政府是否有核心的原则来研拟施行相关政策？如果有的话，这个核心原则又是如何影响教育改革，而形成新加坡教育发展的特征？
二、新加坡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对其教育发展的影响
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的新兴国家。独立初期由于邻近的马来西亚联邦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竞争，以及这两国减少了原本在运输与贸易上对新加坡的依赖，造成了新加坡传统经济生命线——中转贸易(Intermediary Trade)的衰退；此外新加坡缺乏石油、橡胶等天然资源，迁往新加坡的移民也缺少经济发展所需的特别技能，加上高失业率与多种族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内、外在因素说明了新加坡建国时生存环境的严峻，也形成了新加坡对于生存安全的脆弱感。[6]这样的脆弱感深刻影响了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由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政府所制订的重大政策，都是为了确保新加坡的生存、安全、稳定与长期发展”。[7]
新加坡政府从独立初期就意识到经济发展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经济上的考虑几乎支配着各项政策的制订，而国家的一切目的与意图也是为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8]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对经济该如何发展有了清楚的判断，他们在对国际情势及自身发展条件进行分析之后认为：“……一个小国能否生存，就依赖于它如何看待自己与主导全球体系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关系。……在新加坡独立不久，我们认定小国(新加坡甚至比大多数的小国还小)不能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生存。……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加入国际体系，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国际体系”。[9]他们理性地认识到国际政治现实、自身的市场狭小及缺乏自然资源等不利因素，因此决定采取外向型经济(Export－oriented Economy)的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与全球经济；而新加坡也从60年代的中转贸易与军事基地，逐渐发展成今日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国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海空运与通信中心等。[10]在独立至今的40余年当中，可以看到新加坡不断改变其运作方式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随需求改变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信息时代风靡世界以前，新加坡就已经成为诠释‘连通性’概念的典范”。[11]在全球化的时代，新加坡也积极抓住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持续对经济进行重组与升级，改进或重建政策与机构，致力于将全球市场作为其经济发展的腹地；如今，新加坡成为善用全球化潮流的经济体，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12]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新加坡清楚地认知到经济发展是国家生存的命脉，因而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高度连结世界经济体系，对内不断调整各项政策与结构，以创造更好的条件来保持竞争力与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此影响之下，新加坡的教育也被视为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是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工具。而从内部结构整体来看，新加坡的教育发展也呈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倾向。[13]新加坡政府高度掌控教育体系的发展，在整体教育政策方针上认为教育必须有目的，且教育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不可能纯粹为教育而教育；这些目的主要为促进经济的发展，此外还有帮助社会各族群融合、宣扬国家与社会共享价值等。[14]因此，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决定了新加坡教育体系在内部结构里的定位，就是教育必须为国家发展服务，发挥其最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效益。
三、新加坡独立建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教育改革历程
新加坡的教育发展从独立建国至今历经了数次重大改革，而从这些重大教育改革中可以看到新加坡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对教育发展的影响；[15]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是如何调整教育政策以配合时代需求。[16]新加坡国家发展首重经济，而独立后的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以下四个阶段：“60年代，以创造就业机会为目标，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战略产业；70年代，以产业升级为目标，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战略产业；80年代，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战略产业；90年代，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战略产业”。[17]新加坡学者Ng分析1965－2005年新加坡教育发展时指出，经济发展计划对于新加坡的工业化发展、教育及人力需求影响甚巨。他进一步将新加坡工业化阶段与重大教育改革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参见下表)。[18]
(一)第一次工业化阶段与教育改革(1965－1978)
第一次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系统的整合之上，而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双语政策的推行。从1966年开始，所有的中学生都要学习第二语言；到了1968年，在大多数非英语小学的中年级科学与算术课都以英语进行教学。之后的一连串改革措施，英语作为双语教育中的强势语言地位越来越确立。另一个重要政策方向是对劳动力的技能培养，在此阶段新加坡政府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并广设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及各种技能训练中心，以培养出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大量劳动力。由此可知，不论是英语能力的强调或基础、技能教育的推行，都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来培养劳动力，进而配合工业化发展需求的策略方向。[22]
(二)第二次工业化阶段与教育改革(1979－1984)
由于区域中许多国家都有土地与低廉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新加坡政府决定开始第二次工业化发展，进行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提高劳动力工资。要达到此一目标，新加坡政府也随之对教育进行第二次的改革，重点在于扩张各级教育(特别是科技与高等教育)、教育体系运行的标准化与劳动力的升级。[23]1979年新教育系统所实行的分流制被认为有效地解决了前一阶段教育浪费的问题(即许多小学生无法进入中学接受教育)，让PSLE(小学离校测验)表现较差的学生也能进入中学的不同分流系统，而尽可能地得到更多教育，在未来训练与就业上获得最好的起点。[24]简言之，第二次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产出产业升级所需的具备技术的劳动力(Skilled Manpower)。[25]
(三)第三次工业化阶段与教育改革(1985－1997)
在前期工业化的基础之上，这个阶段新加坡将服务业的发展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支柱，同时也希望国家发展能进一步达到发达国家的地位。这些目标促使新加坡从1990年代开始对于教育品质重要性的关注更胜于以往。一些无形的要素，如具国际视野的心智模式、更强的工作伦理、商业创造力与全国性的团队合作都成为决定劳动力品质与国家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提供有品质的教育让民众发挥完全的潜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此才可以调动起国家发展所需的才能。这个阶段的教育改革持续分流制因材施教的精神，但进一步延伸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至中学阶段，确保每个学生至少获得十年以上的基础教育，而这样具备中等教育以上教育基础的劳动力品质对于新加坡在第三次工业化阶段发展高附加值技术是相当关键的。此外相应的改革措施还包括设立属于中学后教育的科技教育机构(IT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发展更为全方位的职业训练概念(Total Training Concept)，以及在教育系统实行动态的管理。[26]由此可知，随着新加坡开始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教育系统在教育目标上依然是高度配合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培养高技术、高品质的劳动力；此外在管理上也开始导入更多动态性，以更为全面地发挥学生的才能，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发展情势。
(四)现今工业化发展与教育改革(1997迄今)
在当前全球化的局势下，新加坡更为确立他们要成为全球性的、具创业精神的以及多元化经济体的目标。新加坡政府仍然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为达到目标的重要因素。教育部在1997年开始推行名为“思考的学校，学习的国家”(Thinking Schools,Learning Nation)的教育改革计划，希望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探究精神，以及点燃其对终身学习的热情。[27]若以教育发展阶段来说，1997年开始新加坡进入了“能力导向教育”(ADE,Ability－Driven Education)的阶段。有别于1965－1978年的“生存导向教育”与1979－1997年的“效率导向教育”阶段，“能力导向教育”更确立了新加坡在知识经济时期对于教育的定位，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重点已经从生产(Production)转为创新(Innovation)与创意(Creativity)上，教育目标也随之调整为极大化每个学生才能的发展，以及让才能的发展能被极大化的运用。在教育结构方面，在分流制的大架构中引入了更多的弹性与选择，以符合不同学生的兴趣与能力。[28]新加坡政府给予学校在管理上有更多的自主性，同时鼓励学校校长与教师们有更多的创新表现。[29]总而言之，虽然新加坡在教育改革中引入了分流的弹性及赋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也更重视学生间不同的兴趣才能，但整体来说教育还是被视为发掘人民才能的重要渠道，而人民的才能是新加坡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中能保持竞争力优势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发展仍然是配合产业需求，教育仍然为经济发展服务。
四、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教育改革的“务实原则”
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建国以后，即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确保国家生存的首要任务。新加坡“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不但深刻影响其工业化的各个发展阶段与转型过程，也促使为经济服务的教育系统进行不同阶段的改革。在这四次教育改革的不同阶段中，新加坡政府所秉持的核心原则为何？我们可以从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开始执政至今的人民行动党(PAP)执政理念与意识形态这一维度来探讨。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为：“政党政治理念：国家利益至上与民族团结和谐；政府管理理念：‘好政府’与‘强政府’；社会发展理念：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30]在意识形态方面，人民行动党抛开了“主义”的限制，灵活地运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点，“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31]我们可以说，人民行动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只要对新加坡发展有利的就是有用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也可以从人民行动党创始人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立场看出。他说：“我不会利用那些条例来进行思考。我的哲学和理论并不强。……我把事情给做好，让其他人从我成功的解决方法中萃取原则。我不会按照理论做事。反之，我会问：什么可以使这件事情成功？如果经过多次尝试，我发现某种策略可行，那我就会去寻找有关解决方案背后的原理。……我只对可以行得通的有兴趣”。[32]在此执政理念与实用主义立场的执政方针下，人民行动党对于教育发展的理念也是强调教育的增值效益，认为教育必须能提高个人的生产力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李光耀曾言：“我们必须教育、培养我们年轻的一代，使他们利用自己的脑筋，利用科学和工艺的学识和技术，来打算和想出我们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实际出路……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为我们的下一代巩固他们的出路”。[33]新加坡在第一次工业化与教育改革时期实行双语政策，特别突出了英语的地位，除了有促进各民族交流的考虑，着眼于英语的经济效益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34]由此可知，“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向来是倾向于实用主义，即学以致用”。[35]
在第二次工业化阶段与教育改革中，新加坡针对前一阶段的教育发展情形进行回顾与检讨，提出了著名的“吴庆瑞报告”，并于1979年开始实行以分流制为主的一连串教育改革措施。当时新加坡正处于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程，因而需要在教育系统中培养更多具备技术的劳动力。在分流制实行之前，许多新加坡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只有小学或以下(如1979年时有60％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小学毕业或以下，只有3％受过高等教育)。[36]分流制的推行有效地提升了PSLE的成绩及中等教育的参与率，解决了前阶段教育浪费的问题，也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37]到了第三次工业化阶段与教育改革时，新加坡政府不但决定让每个学生接受至少10年以上的教育，同时也将原本属于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中心转型升级为中学后阶段的科技教育机构(ITE)。[38]通过新加坡的前三次教育改革可以发现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在分流制架构下的基础教育扩张以及职业训练与技能教育的持续升级，而这也高度配合新加坡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转型的方向。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新加坡在1997年进入了“知识经济时期的能力导向教育阶段”。在“现今工业化发展与教育改革”时期中，尽管新加坡政府开始体认到教育成就不能像过去一般只以学术成绩的表现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而是应该发展学生多元化的才能。然而，这样的考虑仍是出于实用性的，因为新加坡政府了解到在新经济时期，学术表现以外的才能对于培育具有创业精神、多元化的全人教育是必需的。因此，包含在分流制结构中有更多的弹性与选择，以及学校在管理上获得的自主性等，都还是基于新加坡政府实用主义原则的考虑，目的还是藉由教育这个载体来产出具竞争力、适应力与生产力的劳动力；[39]透过“能力导向教育”让新加坡人的才能对于个人与社会的经济功能产生贡献。[40]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实用主义在新加坡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学者Tan在分析新加坡教育改革的哲学观时指出，“唯实论”(Realism)(或译“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影响新加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两个哲学观点。他认为1959－1996年的教育改革主要受唯实论哲学的影响，反应在教育发展上就是有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等级系统，一个共同将科目划分清楚的、强调培养劳动力基本技能的课程，培养专业化能力与偏好理论学科甚于职业教育，以及依赖量化的衡量标准等特征。到1997年以后，新加坡教育改革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课程与教学方法上更具弹性与自主性，但在本质上与目标上仍是唯实论的，意即教育还是为了让学生准备迎接新经济的挑战，让其才能被社会所使用。因此，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是受到“唯实－实用主义”组合影响下的一种发展模式。[41]这些教育哲学观点被新加坡领导人明智审慎地采纳、调整与组合使用，而从新加坡政府所提出的教育改革中可以看到，这些措施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Practical Solutions)，目的在于帮助国家生存与兴盛。[42]从此可见，Tan所分析的作为哲学观点的“唯实－实用主义”与上述实用主义原则的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新加坡政府对于教育的目标就是教育为经济服务，而教育改革是要使教育发展能符合不同阶段经济发展需求，这就是新加坡自独立建国以来在教育改革中一向秉持的“务实原则”。正如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所言：
“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无论我们在教育中想做什么，我们都会采用一个务实的(Pragmatic)、而非教条主义的(Doctrinaire)方法。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实事求是’。如果有证据显示我们没有达到原本计划的目标，我们就改变方法。如果目标不再符合现在的背景，我们就改变目标。”[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