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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2)01-0029-06
1.文化冲突——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的焦点
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有一个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也许正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追 索与回答，才有了哲学。到了近代，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说“给我物质， 我就能造出一个宇宙”。这些哲言表明了人类对自身的充分自信。这一问题似乎就要有 最终答案了。然而，进入20世纪到今天，历史仿佛和哲学家们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人 类再一次不得不十分严肃地去认识自己。
20世纪，包括刚刚开始的21世纪之初，学者们集中火力，面对人类对自身的信念和已 取得的成就无情地开火。以往，人类活动的中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征服 自然，改造外部世界。人们对自己的活动成果，诸如社会财富、科学知识、政治制度、 思想道德，这一切称之为文化的东西，给予一种胜利者的沾沾自喜式的肯定。莎士比亚 把这种自信表述为《哈姆雷特》剧中的一段人物独白：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但是，20世纪的学者们却从四面八方向人类的自信心以及支撑自信心的文化活动本 身开火。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就开始向人类自信和文化本身开火。罗马 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认为，现代人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地球的主宰。这一辉煌成就 使人们“屈服于一种诱惑，企图把这个地球改造成为好象只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么做 就要付出代价。人类制造的最人工性的加工品，就是那个人所共知的‘炸弹’。它可以 在一瞬之间破坏对于一切生命(包括人的生命)所必要的一切。这将是人类所做的最后一 件工作。”[1]他风趣地说，“如果不改变某些实为自杀的行为，那么，我们不久也将 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红皮书中而落到‘险境动物’的地步了。”[2]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角度批判和抨击了当代文化。马尔库塞认为， 发达工业社会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并不需要传统的独裁国家所必 备的镇压机器。社会福利和大众传媒、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广泛的同一性， 一种趋同现象，同时也抑制了改变现状的真正抉择的发展。“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 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义，与此相对照，不合 理的王国却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园。”[3]
亨廷顿则认为，21世纪的主要社会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特别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 明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世界在全球化，但文明却不可能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的主体 是西方文明的扩张，而大部分非西方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西化。全球化的后果必然会引起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冲突在萨伊德那里被表述为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冲 突。尽管萨伊德认为，“文化互相混合，其内涵和历史如此相互依存而且杂糅，绝不可 像用手术刀切割那样，分成东方、西方这样大略而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立物。 ”[4]但是，他深刻地指出，西方学者关于东方的知识与帝国霸权以及殖民主义的历史 背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所谓“话语霸权”的问题。
这种对人类自信的怀疑，对人类文化成果的批判，把社会矛盾的焦点看成是文化冲突 的思潮，往往和人们常说的“后现代主义”相关。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后现代 主义的假象》一书中，简明扼要地归纳了“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认 为：“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 概念，质疑普遍进步和人类解放，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和终极性解释。与 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 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 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5]
罗马俱乐部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质疑人的理性自制力，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与自 身的活动成果的关系出发，抨击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亨廷顿、萨伊德等人从东西方 文明的冲突出发，强调文化矛盾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他们为我们提出了一个 重要的课题：怎样认识当代社会发展与文化冲突的辩证关系。
2.文化矛盾——当代社会发展的首要矛盾
人与自身活动及其成果的矛盾，就是人与文化的矛盾。文化，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 人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成果。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矛盾。自然既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又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对象，也是人类的必然归宿。在这一点上 ，人和其他动物都是一样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性，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特殊联系方式 上。这种方式就是文化的方式，即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成果与自然协调彼此的关系。因此 ，文化是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中介和主要手段。文化中介的存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直 接变成间接。每一代人总是在继承和发扬先人遗留的文化的基础上与自然发生联系的。
这样，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就取决于人与文化关系的性质。历史越发展，文化越发达 ，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间接化。间接化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不重要，而意 味着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向属人的方向，即自然接受人的改造，人与自然的矛盾向越 来越深刻的方向发展。同样，人与自然矛盾越深化，人与文化的关系对人类生存发展的 意义就越突出。从原始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就是人与文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深刻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没有完全分化，生存直接和各种自然相冲突。他们终日疲于从 大自然摄取食物，逃避自然灾害，抵御野兽的袭击。农业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依赖和 利用自然力，靠天吃饭，即全部社会生活维系于大自然能否允许农民从土地上收获维持 温饱的粮食。近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是驯服各种自然力，依靠科学技术解决基本 的生存矛盾。所以，用文明之火征服自然力，就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目标。从原始社会 到工业社会，人终于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画出了一个句号：由依赖自然天赋，到依靠人自 身的创造力量。
因此，文化也就当然被认为是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文化的意义也主要在于显现人 的本质力量，标志人的发展水平。人能否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取决于人的文化 水平。文化成为与野蛮相对应的概念。“文化的”，就是社会发展水平高；“野蛮的” ，就是社会发展水平低。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又是人与自然的分化器和隔离带。文化越 发达，人离自然越远；文化越落后，人离自然越近。
文化在发展，自然也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根本不同步。恩格斯说得好，“日耳曼 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 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 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5]不是自 然推动文化变化，倒是文化变化推动自然变化。农业改变了地球植被，工业改变了从地 表到大气层中几乎一切之物。
因此，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在工业社会，人与 自然的矛盾主要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由于人与文化的矛盾引起的。由于发达的文化赋 予人更高的生存状态，人对自然也就产生了更高级的需求。对拥有发达的现代文化的人 类来说，人对自然的要求主要不是人与自然的天然维系提出的，而是人所拥有的文化提 出的。满足这一要求，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键在于发展和更新文化，改变人类用以 改造自然的手段。
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重大社会转折。首先 ，社会的信息化突出了人与文化的矛盾。信息社会的来临是人类活动方式的重大革命。 从社会活动手段看，人类活动的主要方式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从社会活动内容看 ，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人类活动的知识和信息含量空前增大 ，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这样，人与自然的矛盾则越来越间接化了，人与 文化的矛盾上升为日常的、直接的、主要的矛盾。
其次，社会的全球化突出了人与文化的矛盾。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性的文化普及、交流 、冲突与融合。全球化在“化”什么?归根到底，是不同文化模式的碰撞、传播和冲击 。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同一信息在瞬间就可以播散到全世界，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力从来 都没有这样直接和强大。
第三，当代文化的负作用突出了人与文化的矛盾。文化作为人所创造的客观事实，是 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对象化的存在。文化对人的作用因而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文化既是 创造，又是破坏，它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导致了人与环境关系的紊乱。为了消 除紊乱，人往往需要创造更多的、更高级的文化来恢复平衡。而这种创造又会引起新的 更大的紊乱。这种创造与破坏、平衡与紊乱的矛盾是伴生性的，无法彻底摆脱的。另一 方面，文化需要创造者们去控制。文化为人控制、掌握，就能赋予人自由，对人起肯定 作用；文化不为人控制、掌握，亦能造成对人的压抑、破坏，乃至毁灭，对人起否定作 用。特别在一个全球化的、高科技的时代，局部的失误和冲突，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危 害。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已经领略了原子弹的毁灭性和切尔诺贝利的生态灾难，饱尝了 科技武器带来的战争灾难。人类已经在实践上把自己置于自身的对手的地位。20世纪人 类灾难最大的制造者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人类自己。
正是在这一时代转型背景下，人们才自觉到一个以人与文化矛盾为主题的时代来临了 。人与文化的矛盾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活动的直接主题。
3.面向21世纪的人与文化的矛盾
正在展开的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新世纪，同样也是人与文化 矛盾的挑战变得越来越尖锐、深刻的新世纪。
首先，创造与毁灭的矛盾。在信息化、高科技的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的创造正日益 承担着厚重的伦理压力。面对核武器、太空领域的竞争以及遗传工程、克隆技术、网络 效应、信息技术，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好奇心正受到来自文化的合理性与控制权的挑战。 创造合理的文化并且能够受到控制的理想，取代了以拼命增长、扩大、征服自然为主题 的工业文明的文化观与发展观。发展绝不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界的疯狂的膨胀，人口的膨 胀、生产规模的膨胀、财富的膨胀、消费的膨胀，就像人类已经做过而且目前正在做的 那样。发展是有节制的、可持续的、物质消耗减少而精神需求增大的。
其次，后现代性与规范性的矛盾。文化若能得到控制，就必须有文化行为的协调性、 规范性和一致性。而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性走向，恰恰突出了文化的多元性，否定了一致 性。站在文化的控制性与合理性的角度看，文化的多元性可能是灾难性的。文化的规 范性强，群体认同的程度就高，反之则必涣散。所以，当代文化的建构应追求多样性的 统一，而不是无规范的后现代性。
第三，群体性与个性自由的矛盾。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介，文化应该是群 体性的，成为凝聚、沟通群体的纽带、桥梁。但是，现代文化在现代传媒技术发展的条 件下，有可能出现凌驾于个人之上、之外的群体性的文化控制，造成马尔库塞所说的社 会的单向度化。因此，个人与群体，特别是全球性群体的时代，争夺文化的控制权的冲 突将愈演愈烈。
第四，文化趋同与文化自主性的矛盾。全球性、信息化的结果之一是文化的趋同。全 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尖锐的文化冲突。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日益突出。文化霸权 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与西方化的矛盾表现为不同民族对文化控制权的激烈争夺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正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向非西方文化施加压 力。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生活方式，正借助全球化、信息化中的文化优势，不断冲击 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进而由文化危机引发社会危机。
第五，文化的理想性与文化的消费性的矛盾。当代文化正随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而日 益大众化、商业化、消费化。文化具有双重功能，既是理想性的，又是消费性的。就文 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言，文化是理想性的，是人的成功和升华；就文化是用以满 足人的需要而言，文化又是消费性的。但是，人最根本的需要是成功与升华，所以，一 切消费性的文化，归根到底是为文化的理想性服务的。面对当前消费化、商业化、大众 化的文化浪潮，当代文化需要一场文化改造，去调整理想性与消费性的矛盾。
总之，我们将面对一个激烈争夺文化控制权、领导权的时代。在一个人与文化矛盾为 主的时代，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控制权，谁就掌握了信息社会。
4.时代呼唤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文化冲突的焦点。由于当代信息化、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 原始策源地与优势占有者是西方文化，这就向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提 出了尖锐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 发展方向。挑战之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挑 战之三是在全球文化高度竞争、冲突的背景下，如何追赶全球发展的潮流，缩小中国与 世界的文化差距。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境遇。一是上述三种挑战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并存 。不可否认，传统的文化模式存在的缺陷，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全球发展 之间存在距离的原因之一。而为了争夺文化的主权，又必须发扬自身的特色，防止现代 化、全球化演化成全盘西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与全球经济体系、技术体系 、信息体系接轨。接轨的前提是提高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之间的协调性 、融合性，甚至一致性，于是便会陷入文化趋同的陷阱，与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一 定冲突。怎样做到既缩小文化差距，又能发扬光大自身特色与传统；既追赶全球化又防 止文化趋同，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两难抉择。
二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亦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并存。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 势之一是多重性的社会与文化跨越。中国社会发展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发展阶梯，大 体相当于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社会要在同一历 史时期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多重性跨越，自身内部就 存在着不同文化模式和板块的矛盾。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矛盾，向我们提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 重要使命。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应该适应当代社会人与文化矛盾的主题化，向文化研 究转移。把文化哲学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哲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是建构文化理想，选择文化模式。文化理想是文化模式的 核心和基本原则，确定了文化理想，也就确定了文化模式和走向。一种文化的特殊魅力 ，首先表现在其特有的文化理想之中。例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延续五千年而不中 断，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人合一的理想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紧 密地联结在社会网络内，形成了超强的凝聚力，强调天下一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当代中国革命战 争时期的文化理想——“翻身求解放”，“建设新中国”和“为人民服务”。前者动员 了亿万群众投身革命、拥护革命的政治热情；中者激励了革命者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 后者培养出顶天立地的民族楷模。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存在一定的心理不适应 。“旧的世界正在消亡，而新的世界尚未诞生”。现代人就这样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发展的不平衡，转型期的社会紊乱，会导致许多人理想的崩溃和心理的惶惑。这是一个 疑惑崇高又渴望崇高的年代。经济的躁动，迷信的横行，已经使一些人陷入了精神困境 。哲学研究责无旁贷地要通过回应文化冲突的挑战，为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和创造 而奋斗。
一种文化理想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研究文化哲学也是对民族精神的追寻。一个 在经济领域迅速腾飞的民族，也一定要在精神领域崛起。
收稿日期：200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