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理学论文,范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Ⅱ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09)01-0140-06
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他在言论上每每以承继朱熹的理学自称，但其降元的举动无疑与他的自我标榜相矛盾，因此招致后人的讥讽。那么，作为一个著名的诗论家，理学对他的诗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前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尚缺乏深入细致和全面的阐述。从理学作为宋学的集中代表，和方回作为江西诗派乃至宋诗学的总结者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也许更有普遍意义。
理学思想程度不同地渗透于方回诗学理论的主要方面，下面试分别论之。
一、学诗与学道
方回是朱熹的同乡，“学问议论，一尊朱子。”[1](P1423，《桐江续集提要》)他高度推尊朱熹，不仅认为朱熹才学高超，更推崇其道德修养和理学，尊为得道圣贤，同时也就附和朱熹的学术观点，严厉批判江西陆学和浙东的永嘉之学。他说自己“学不取临川，文不取永嘉。诗不取晚唐，有正宁无葩。真魏吾所师，未觉朱程赊。此身修至此，馁死曾何嗟。”[2](卷二十三，《写心五首》之五)在其文章中此类言论比比皆是。方回既以朱子后学自许，所以朱熹的文道观、诗道论就不免对其产生影响。朱熹以理学立身，受理学价值观的影响，重道轻文，认为文从道出。方回也颇有些重道轻文的言论，他说：“通经闻大道，余事始为诗。”[2](卷五，《次韵谢夏自然见寄四首希贤》)将诗歌创作视为治经学道之余的小事。这是因为：“古之学者出于一，曰‘义理之学’，无他学也。……诗词之学自建安迄晚唐一学也，虽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于义理，号为知道君子，则鲜其人，又况近世又有所谓科举穿凿之学、笺注偶俪之学！畔义理而逐时好，岂不痛哉！……生于阙里，为颜为曾，彼独非乡人乎？不此之务，俾后世独以诗人见称，则胡邦衡以荐朱子者，岂朱子之志哉？”[2](卷三十二，《吴云龙诗集序》)对科举时文、训诂笺注、骈偶丽辞统统贬低，原因在于它们不合义理。当年胡铨以诗人的名义向朝廷推荐朱熹，被朱熹拒绝，因为朱熹以圣贤之学自期，鄙视诗人。作为朱子同乡，方回也以颜回、曾参这样圣贤自期。退而言之，即使从事诗歌创作，也要以《诗经》为典范，以通经闻道为本，以孔子诗教为准。他说：“《诗》，有韵之文也，而为六经之一，孔子定书自尧始，而存明良之一歌；删诗至平王东迁而止，而‘思无邪’一语，门人以纪于鲁《论》，此古之所谓诗也。汉有建安四子，晋有陶渊明，唐有李杜陈韦韩柳，此后世之所谓诗也。……如将步趋前哲，以进于六经之诗，则求诸方册而返诸心，岂止是哉。”[3](卷四，《跋冯庸居恪诗》)“古圣人作，民有康衢之谣，君有歌，臣有赓，皆所以言其志，而天机之不能自已者也。上之朝廷公卿，下之闾巷子女，皆有诗。至周有三千馀篇，孔子删为三百篇，垂于后世，盖取其喜怒哀乐爱恶欲之七情，发为风赋雅颂比兴之六体。曰‘思无邪。’曰‘止乎礼义。’以达政教、以移风俗，此诗之大纲然也。”[3](卷一，《名僧诗话序》)对儒家诗教的阐释所强调的是“思无邪”、“止乎礼义”，这是理学家解释《诗经》的新取向，所指向的是诗人的道德心性修养。
因此，在诗人修养必须具备的才、学、识三者中，方回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性，学之实质是心性修养，因为他说的学是指理学。他说：“作诗不具此三长(按：指学、识、才)，可乎？学不至而望夫识，□□□不可也；识至矣，才虽有未至，亦至□□□□□□先明□□有所见之谓识，善于有为之谓□(按：疑为‘才’字)，识□□(按：疑为‘本于’)性，才根于气，学也者，所以尽性养气也。然则学之要可得□□□？颜子四勿，曾子三省，学也；其喟其唯，识也；其为邦其□孤，□□。□(按：疑为‘孟’)轲中庸篇，识之极、才之余也；时中知言，则其学之所□也。吾州朱文公集关洛之大成，学也；排江浙异趣，识也；其著书为文为史为诗无一不可，才也。盖唐三百年以词章取士，而知道者无闻焉。老杜自比稷契，昌黎力排佛老，近乎知道云耳。同邑杨君复以诗示余，……殊有前辈思致。他佳者亦不一□□□。犹欲其加之以学，深其识，而广其才，辄为删其稍循时俗者，而归之颜曾思孟。唏之则是，唏之如何学子朱子？”[3]卷一，《杨初庵诗卷序》)学之根本是心性修养，他认为学至，则识虽有未至，亦至。因为“识本于性、才根于气，学也者，所以尽性养气也”，学道才是为诗的根本。所以方回特别强调明道知言、治心养气在诗人内在修养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予读西杲赵明叔诗文而叹曰：‘非天下之能知言者，决不可与立言；而所以知言，又在于知道。’……学者徒见明叔之诗之文，大篇杰句若排江河而注之海也，而不知其胸中之所存、人品高下、世论是非、前代成败、先儒异同，如妍丑之不逃于镜，铢两之不差于衡也。……尝谓予所作有气骨，不作江南诗人软媚态，亦知言之一端也。其知言之大者，经史子集百家之书无不读，而操之以约，一言以蔽之，曰‘知道而已’。”[2](卷三十二《赵西皋明叔集序》)诗文创作的关键在知言，知言之实质是知道。所以他又说“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明。漆园翁以言道，
而虚谷翁以言诗文，诗文亦道之一也。胸襟必有自得之地，然后所谓善者聚焉而不散，存焉而不亡，故曰中无主而不止。[3](卷三，《跋汪君若楫诗文》)”诗文亦道之一，所以诗人胸中有自得之意，方能创作出优秀之作。
由此我们不难推出，为学为道之法就是学诗作诗之法。在《虚谷桐江续集序》中，方回正是阐明了这个观点。他说：“予自桐江，休官闲居，万事废忘，独于读书作诗，未之或辍也。客或过于庐，见予之无一时不读书，无一日不作诗也，则问之曰：‘读书、作诗，亦各有法乎？’予应之曰：‘读书有法，作诗无法。’客疑之，则先问予读书之法。予谓学也者，所以学为人而求见道也。圣人，人之极；贤人，圣之亚。欲学为是人而不读书不可也……然则天下之书可读者不亦多乎？曰：不多也。予之读书，五经一圣之言以为律令，九贤之言以为格式，申明天下之书无所不读以为断案。五经者，《易》《书》《诗》《春秋》《三礼》也；一圣者，孔子也；九贤者，周之四子颜曾思孟，宋之五子周二程张朱也……若是则天下之书其可读者亦少矣，此予之读书法也。然客犹疑予之作诗不无法也。则诘之曰：‘子之诗，初学张宛邱，次学苏沧浪、梅都官，而出入于杨诚斋、陆放翁，后乃悔其腴而不癯也，恶其弱而不劲也；束之以黄陈之深严，而参之以简斋之开宏。古体诗，其始慕韩昌黎而惧乎博之过，慕柳柳州而惧乎褊之过，慕元道州而惧乎淳谵之过，既而亦于子朱子有得，追谢尾陶，拟康乐、和渊明，亦颇近矣，而谓作诗无法，是欺我也。’予凝思久之，而复其说曰：‘此皆予少年之狂论，中年之癖习也。去岁适六十一矣，始悟平生六十之非，所作诗滞碍排比，有模临法帖之病。翻然弃旧从新，信笔肆口，得则书之，不得亦不苦思而力索也。然后自信作诗不容有法，惟于读书之法，则当终身守之而勿失耳。’客嘻笑而怒骂曰：‘子终欺我，子所谓读书之法即所谓作诗之法，而奚以有法无法为哉！’”[2](卷三十二)此处方回虚拟一客人与自己的对答，讲述了自己六十余年的学诗历程与心得，强调作诗无法，若言其有法，也只是读书之法，读书之法实际就是理学家的学道之法，只要学道有得，涵养心性，胸中有自得之地，则发为诗文自然高妙。这实际上仍然是儒家传统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观点的延续，但在理学强调心性涵养的背景下，是理学的修养功夫。朱熹在理学修养方法上强调“格物致知”，其在为《大学》“格物致知”章所作的补传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5](P6-7)朱熹与陆九渊相比虽然强调道问学，重视读书明理，认为须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强调为学的渐进功夫，但到一定程度，还是表明“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一旦达到这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则无往而非道，这个过程正如客人和方回所述的学诗历程，也是从有法到无法的过程。这也正是江西诗学的诗法之一，既源于黄庭坚的治心养气之说，也是方回由学道而悟得的诗法，得力于理学的心性涵养功夫和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当然，有法而无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宋代佛老庄禅的共同思路，而理学借鉴和融化了佛道智慧，尤其朱熹将悬虚超妙的佛道修养理论，在二程、尤其程颐理学涵养方法的基础上加以融会，创立了一条切实可循的格物致知心性修养理论方法，这对极力推尊朱熹的方回来说，影响自然甚大。
二、格高之论与理学修养论
格高之论是方回诗学思想的核心，是其审美理想的理论阐释，也集中体现了理学对其诗学思想的深层影响。
格高之说是方回对宋诗特点加以总结的理论结晶。以格论诗是宋人诗论的新特点。虽然唐代皎然《诗式》早有“格高”之说，但并未成为唐代诗论关注的中心。唐末五代虽有许多《诗格》类著作，但大多是讲诗的具体格律和作法的，格还没有上升为一个美学范畴。到宋代以格论诗才成为普遍现象，是宋代儒学复兴、崇尚道德人品的文化思潮在诗学上的反映。尚格，骨子里是儒家的文化内涵；重韵，则是佛老、尤其是禅宗兴起后的文化品格在诗中的反映。所以方回提出“诗以格高为第一”的观点，正是其崇尚理学和坚持宋诗本色的理论取向的必然归宿。方回对江西诗学要起衰救弊，遂推出了律诗学“一祖三宗”说，上推唐杜甫为江西诗派之初祖，而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并列为江西三宗，引导人们通过学习杜甫而学习盛唐，继承上下三千年诗史优良传统。“格高”正是他对“一祖三宗”诗风的概括，从表面看来是由多种诗学因素而综合体现出来的诗的审美风格、审美品味的问题，但其深层根源则是诗人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的问题。格者，品格也。其在人曰人格，为人品、风度之称；其在诗文，曰文品、诗品，乃为诗文审美艺术风格。基于中国诗学诗言志的传统思维方式，以及古典诗歌作为抒情诗的特点，在宋代高扬伦理道德的时代氛围和主流强势文化语境下，作为自觉继承理学思想的诗论家，方回的格高之论显然具有道德人品高雅脱俗的理学内涵。
因此，从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精神品格、思想境界的角度看，格高是诗人修养的问题，而首先则是道德人品的高下问题。被方回推为格高的人，都是人品气节值得称道的人：“诗以格高为第一……予于晋独推陶彭泽一人格高，足可方嵇阮。唐推陈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刘禹锡、韦应物，宋推欧梅黄陈、苏长公、张文潜，而于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鲁直、无己，足配渊明、子美为四也。”[2](卷三十三，《唐长孺艺圃小集序》)‘‘善学老杜而才格特高，则当属之山谷、后山、简斋。”[4](卷二十四，梅圣俞《送徐君章秘承知梁山军》批)“简斋诗即老杜诗也，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诸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馀皆傍支别流，得斯文之一体者也。”[4](卷十六节序陈简斋《道中寒食二首》批)被方回判定为格卑的诗人，往往人品不高，如江湖诗人就是如此：“近世诗学许浑、姚合……而务谀大官，互称道号，以诗为干谒乞宽之资。败军之将、亡国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阳，刊梓流行，丑状莫掩。呜呼！江湖之弊，一至于此。”[3](卷三，《送胡植芸北行序》)“近世为诗者，……借是以为游走乞索之具，而诗道丧矣。”[3](卷一，《滕元秀诗集序》)他们以诗为干谒之具，获取钱财，不仅使斯文扫地，其言行可憎；将“败军之将、亡国之相”也无耻地尊美为姜太公、郭子仪这样的贤相良将，其人品也极为低下。以江西派中人为格高，同时推崇陶渊明，以陶、杜、黄、陈四人为“格之尤高”者，又将陈与义与四人齐观。这些人的道德气节都值得称道，而且多为理学中人。陶杜黄陈之人品自不必言，陈简斋南渡后深悟杜甫忠君爱国之心，诗风大变；吕本中本为理学家，曾几以理学气节自许，与理学中人关系密切；江西后学上饶二泉赵蕃、韩淲，则直接拜朱熹等理学家为师。他们都敛退自持，被时论所称赏。所以郭绍虞先生认为方回“于古今诗人最推陶杜。杜是江西诗派之所出，陶又是道学家之所崇，惟此二人最为格高。”[6](P111)“他的批评固然不背于南、北宋多数诗人的观念，实在也不背于南、北宋多数道学家的观念。”[6](P108)因为陶、杜也既是宋人普遍推崇的两面诗学大旗，也是得到大多数理学家首肯的诗人。本来江西诗派中人就推崇理学或与理学家多有人事来往，在南渡初更由于反对秦桧崇尚王学的共同立场而使江西诗人多认同理学，方回欲合理学与江西诗派于一身，格高之论和“一祖三宗”的观点正体现了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作为对诗人修养的要求，“格高”还表现为学问深，只有学问深才会识见高。他说：“诗不过文章之一端，然必欲佳句脍炙人口，殆百不一二也。非有上下古今之博识，出入天地之奇思，则虽欲日锻月炼，以求其佳，亦不能矣。”[3](卷三，《跋尤冰寮诗》)方回常以此推许那些他认为格高杰出的诗人大家：“何以谓之格高？近人之学许浑、姚合者，长孺扫之如秕糠，而以陶、杜、黄、陈为师也。”[2](卷三十三，《唐长孺艺圃小集序》)相反，被方回认为诗格不高的四灵、江湖和晚唐的姚合、许浑等则是学问浅陋，诗思不高：“许用晦……其诗出于元白之后，体格太卑，对偶太切。陈后山次韵东坡有云：‘后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以此之故予心甚不喜丁卯诗。”[4](卷十四，晨朝类许浑《晓发鄞江北渡寄崔韩二先辈》批)“予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姚之诗专在小结裹，故四灵学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体，则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几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4](卷十，春日类姚合《游春》批)这种对学问的重视也与朱熹强调的道问学的观点一致。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本包含对知识学问的学习，尽管其最终指向是要人们以此提高道德心性修养，达到人生的高远境界。这与方回对格高的规定，其思路是一致的。
人品高、学问深体现在诗人身上就是胸襟阔、情趣高，诗有高致。他说：“前辈巨公，有不可专以诗人目之者，至于难题高致，下笔便自不同，以胸中天趣胜也。”[4](卷二十，张南轩《与弟侄饮梅花下分得香字》批)张栻是理学家，是著名的湖湘学派的领袖，因此方回认为其诗有高致，情趣高出流辈。相反，“近人学晚唐出于强揠而无真趣也”，因为他们“修词溢誉，气味浅短，题山林，意朝市”。[3](卷二，《跋无名子诗》)他批评戴复古诗“乃止于诉穷乞怜而已，求尺书于钱物，谒客声气，江湖间人皆学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厌之。”[4](卷十四，戴式之《岁暮呈真翰林》批)原因就在于人生境界不高。总之，要想诗格高，首先诗人要格高，有一段话可以看作他对人品要求及与诗格关系的概括总结：“《离骚》而降，汉晋魏以至唐宋，五七殊，古律异，六义之致一也。人品高，胸次大，学问深，笔力健。……诗如弈棋挽弓，高一着决定高一着；臂力弱者，虽欲强进分寸，不可也。”[3](卷二，《跋孙元京诗集序》)“笔力健”诗格乃高，条件是人品高、胸次大、学问深。在《瀛奎律髓》卷三十六论诗类小序中，他列举诗作必传于世的四个条件是“立志高、用心苦、读书多、从师真”，可与这段话相互发明。
三、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
人们一般强调了方回对瘦硬诗风的推崇，其实方回诗学中还有对平淡诗风提倡的一面。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把《瀛奎律髓》的选目与评注结合起来，便可看出此书最重视的宋代诗人有以下两类：第一类以梅尧臣、陈师道为代表，诗风以平淡生涩为主要特征。第二类以张耒、陆游为代表，诗风以平易流丽为主要特征。这两种风格也可用一个外延较大的概念来统摄，那就是平淡。”[7]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当然这种平淡论既是宋人对平淡诗风推崇的继续，方回又赋予了自己的内涵。就是在提倡格高的同时，又提出了“圆熟”之论。实际是想以盛唐诗风的圆润来济江西诗风的瘦硬生涩和末流的枯槁晦涩拗口，最后达到平淡的境界。对方回来说，要想确立宋诗的地位，还需要寻找一个能代表圆熟平淡这一方面风格的宋代诗人，以证明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于是提倡古淡的梅尧臣就成了合适的人选。试看以下言论：“宋诗孰第一，吾赏梅圣俞。绰有盛唐风，晚唐其劣诸。……黄陈吟格高，此事分两途。”[2](卷二十八，《学诗吟十首》其六)“若论宋人诗，除陈、黄绝高以格律独鸣外，须还梅老五言律第一，可也。虽唐人亦只如此，而唐人工者太工，圣俞平淡有味。”[4]卷二十三，闲适类梅圣俞《闲居》批)“宋人诗善学盛唐，而或有过之，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善学老杜而才格特高，则当属之山谷、后山、简斋。”[4](卷二十四送别类，梅圣俞《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批。)从“此事分两途”的角度，一方面以“黄陈吟格高”称颂格高之人，另一方面以“语熟意到”“平淡有味”“蕴籍闲雅”称梅尧臣的诗为宋诗第一，似乎与“一祖三宗”之说相矛盾，其实可以这样理解，从确立宋诗平淡风格角度看，梅尧臣是第一人，从善学唐而又善变唐自立角度看，梅尧臣也是宋诗第一人，无怪乎方回有此言论。另外，方回虽以格论诗，但对诗之韵味也十分重视，梅诗平淡中有韵味，正合方回口味，这也是原因之一，如：“圣俞诗淡而有味，此亦信手拈来自然圆熟，起句似孟郊。”[4](卷十四晨朝类，梅尧臣《晓》批)以梅尧臣为一途，诗赏圆熟，学梅者有张耒，其诗也是律熟平易：“梅公之诗，为宋第一……黄陈特以诗格高，为宋第一，而张文潜足继圣俞，盛哉！盛哉！”[4](卷二十二月类，梅圣俞《和永叔中秋月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批)“平熟圆妥，视之似易，能作诗到此地亦难也。”[4](卷十六节序类’张耒《寒食赠游客》批)“宛丘诗大抵不事雕琢，自然有味。’’[4](卷二十九旅况类，张耒《二十三日立秋夜行泊林里巷》批)就是陈与义也学习了梅尧臣的古淡之风：“圣俞诗不争格高，而在乎语熟意到。……惟陈简斋妙得其法焉。”[4](卷十六节序类，梅圣俞《依韵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批)所以，陈与义之被方回升为三宗之一，正是因为他既格高、又调胜，合二者为一途：“自黄陈绍老杜之后，惟去非与吕居仁，亦登老杜之坛。居仁主活法，而去非格调高胜，举一世莫之能及……欲学老杜，非参简斋不可。’’[4](卷二十三闲适类，陈简斋《山中》批)
对方回来说，其之诗论从总体来看，应分为两个层次，就立足江西诗学的立场而言，方回乃纠正江西后学专以山谷为师的偏颇，直接将老杜立为师祖，而将山谷悄悄降为三宗之一，将后山升为与山谷并立的一宗，又将不为江西诗人所重的简斋也尊为一宗，其良苦用心乃在于以陈师道之平淡、简斋之悲壮慷慨来扩大江西诗的规模气度，但这毕竟还是在江西门户内开拓。所以要全面总、结唐宋近体诗歌的成就并为后学开辟一条更广阔的诗学道路，方回不得不将自己的眼光从江西诗学的藩篱中放开，而重视偏重律熟的一途诗学方向，在唐人中选取的是他认为的盛唐诗人，即唐律诗之祖的陈杜沈宋和杜甫同时诗人，于宋人中认定的是梅尧臣、张文潜以及从江西入而又不从江西出的尤杨范陆等中兴诗人，因为方回认为他们实际学的是盛唐诗歌。他说：“放翁诗万首，佳句无数。少师曾茶山，或谓青出于蓝。然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专祖山谷，放翁兼入盛唐。”[4](卷十二三闲适类，陆游《登东山》批)“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公(尤袤)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媲雅，盖皆胸中贮万卷书，今古流动，是惟无出，出则自然。近世乃有刻削以为新，组织以为丽，怒骂以为豪，谲胍以为怪，苦涩以为清，尘腐以为熟者，是不可与言诗也哉！”[3](卷三，《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这实际上就将除晚唐及学晚唐的四灵、江湖等以外的几乎所有优秀诗人一网打尽了，就是在所谓晚唐一途诗人中，也有所区别，对四灵所诗的姚贾则褒贾贬姚，对四灵与江湖则稍稍肯定四灵而猛批江湖，并及于其所师之晚唐诗人许浑。
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选诗原则：“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比六公矣。若五言律诗，则唐人之工者无数；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舍是，则又有陈后山耳。此余选诗之条例，所谓正法眼藏也。”[4](卷一登览类，陈简斋《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批)这样，方回就建立了取径宽泛，又有鲜明美学取向的诗学理论，其以格高为核心，济以律熟，最终达到平淡的诗境。这平淡不是平易，也不是晚唐家的平弱，乃是平易之中有艰苦，是经历了一个由工到不工，最后达到山高水远之境的平淡：“我诗初学张文潜，晚悟后山拜山谷。颇通大道合自然，拙朴有馀巧不足。”[2](卷二十七，《赠叶宗贵一山》)“山谷论老杜诗，必断自夔州以后。……莫不顿挫悲壮，剥浮落华，……善为诗者，由至工而入于不工，工则粗，不工则细；工则生，不工则熟。”[3](卷一，《程斗山吟稿序》)“老杜诗所以妙者，全在阖辟顿挫耳。平易之中有艰苦，若但学其平易而不从艰苦求之，则轻率下笔，不过如元白之宽耳。学者当思之。”[4](卷十春日类，杜工部《春日江邨》批)“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4](卷十春日类，杜甫《春远》批)方回的平淡是历经生新、瘦硬之后的平淡，恰如其对陈师道诗歌的推崇：“读后山诗若以色见，以声音求，是行邪道，不见如来。全是骨，全是味，不可与拈花簇叶者相较量也。”[4](卷十六节序类，陈师道《元日》批)也是内蕴豪放的平淡，恰如其对陶渊明的推崇：“渊明诗，人皆以为平淡，细读之，极天下之豪放，惟朱文公能知之。咏荆轲、三良、桃源诸篇，其气可见，而托物寄兴于杯酒篱菊之间。”[3](卷一《张泽民诗集序》)方回对平淡诗美的欣赏到晚年更明显，这可以从其《文选颜鲍谢诗评》中对颜谢诸人的评论看出。方回对平淡诗歌美学风格的欣赏，正是理学家的人生境界在诗歌审美领域的曲折反映，与理学家对淡泊自然诗风的欣赏有关。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道学家重在冲淡之境”[6](P110)，朱熹就特别欣赏气象近道的平淡诗作。
因此方回对陈师道平淡诗风的推崇也与朱熹有关。朱熹对陈师道的平淡诗风比较欣赏，方回认为朱熹诗风实多承后山：“予尝谓文公诗深得后山三昧，而世人不识。且如‘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更晚晖’，上八字各自为对，一瘦对一肥，愈更觉好。盖法度如此，虚实互抉，非信口信手之比也，山谷、简斋皆有此格。”[4](卷十六节序类，朱熹《归字》批)“文公诗似陈后山，劲瘦清绝，而世人不识。”[4]卷二十梅花类，朱熹《观梅花开尽不及吟赏感叹成诗聊贻同好二首》批)“朱文公诗迫近后山，此诗尾句虽后山亦只如此。乾道二年丁亥，文公访南轩于长沙所赋。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如律令，杂老杜后山集中可也。”[4](卷一登览类，朱熹《登定王台》批)因此，他才特别欣赏陈师道的诗歌：“道自汉魏降，裂为文与诗。工诗或拙文，文高诗或卑。香瓯假山序，不妨自一奇。鳞橘多骨核，乃至肆诋訾。恭维陈无己，此事独兼之。五七掩杜集，千百臻秦碑。四海紫阳翁，归美岂其私。所以此虚叟，取为晚节师。”[2](卷二，《秋晚杂书三十首》)认为陈师道文与诗兼胜，实际是得道之全，从道的高度极力推尊陈师道，故朱熹赞赏他，方回也才学习他。
从更深层的学理来看，对平淡圆熟风格的提倡也是理学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的审美品格在方回诗学中的曲折反映。对理学来说，工夫所至，即为本体，本体就是境界的归宿。理学家每以清心寡欲为修养工夫，自然对华辞丽藻等充满感性欲求的诗文排斥，强调以理节情，推崇以理为主，这也是宋诗重理尚意的深层文化心理。理学家每每强调要平心静气，优游涵泳的态度来读书悟道，自然对平淡的诗文独有会心，在审美风格上也偏于平淡一途。对于刻意雕琢，苦心力索，雕章琢句则多持反对态度，对于古诗的平易质朴则多推崇。当他们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与理为一，心中洒落的天人合一境界时，就会对平易自然，圆润流丽的诗文更感亲切。凡此种种，都可以使理学家的审美趣味指向自然平淡圆润这一风格。作为一个仰慕朱子，每以理学自居的诗论家来说，这样的推论庶几可以说明方回的这种审美取向，于理于情尚不至大谬。
此外，诗法理论也是方回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拗体变体的提倡、对响字活句对偶的论述倍受后人瞩目。这些观点背后所展现的文化心理与理学思想也有一定的联系。方回对拗体变体的偏嗜仍然可以从其对特立独行人格的推崇这个角度来理解，格高之人即是脱俗之人，即是远离世俗审美趣味之人，即是在心理上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之人，也即是偏嗜山林归隐之趣之人。这正是宋人普遍的审美趣向，方回提倡这些，正是宋人人生境界在诗学审美理想上的反映。对拗体的偏嗜与对格高的提倡是联系在一起的，此乃方回审美理想的最深层本质。活法之论与提倡圆熟平淡之论也是相联系的。
对方回来说，其诗学思想虽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也不断的作出调整，但其立足江西诗学基本美学风格的立场是没有动摇的。早年重在诗的格律、字句的雕琢，晚年则偏于平淡自然之美的追求，正是经历了一个从有法到无法、从拗峭到平淡的历程。当然，这无法非真无法，乃是参透各种规矩之后的无非是法；这平淡也不是平易，乃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自然境界。这个过程正如理学家的求道经历，是在规矩中求自由，在敬畏中寻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