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经贸关系新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势论文,经贸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国际经贸关系的新构成
（一）国际经贸关系的内涵在拓展
第一，服务贸易成为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从80年代末的不足1万亿美元增到去年的1.34万亿美元；目前，服务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已达24%。从部门构成来看，保险、银行和通讯等私人服务增长尤快，超过了在传统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旅游和运输，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已超过一半以上。从国别来看，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着世界服务贸易主体的地位，其中，美国一直独占鳌头，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国和最大的服务进口国。据世贸组织1999年度报告，去年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2517亿美元，进口额为1823亿美元，收支相抵顺差达694亿美元。
第二，新型产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亮点。其突出表现是高技术含量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上升迅猛。据世贸组织1999年度报告，去年全球信息技术部门的产出增长强劲。其中，个人电脑的成套销售增长了22%，达1.14亿套；半导体的销售额增长18%，创下1600亿美元的新纪录；移动电话的销售增长更是突飞猛进，达到2.83亿套，比1998年上升2/3。“绿色”产品的开发在世界新产品中的比重已从80年代中期的0.5%上升到现在的30%。预计到今年底，全球用于环保设施和服务完善方面的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
第三，知识产权贸易倍受关注。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去年在这一领域中的出口额已经达到370亿美元。欧盟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如从1998年10月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与中国合作计划），目的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美国则主要是通过把这一技术性很强的普通民事权利上升到国家关系高度的办法来强化它国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意识。美国最近三届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无一例外地高度重视并伴以具体措施来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美国甚至将这一问题与发展中国家本应无条件享受的普惠制挂钩，使许多普惠制受益国陷入要么改变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律、要么失去普惠制资格的两难选择。目前，随着因特网和全球电子商务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又把目光投向了知识产权新领域，期望利用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优势，获得诸如网上拍卖和网上购物技术等商业模式和运作的专利，向外出口。
（二）新的国际贸易方式——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电子商务因其能够大大简化商品的流通环节、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商业利润率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据统计，世界电子商务目前的年增长率为93.2%，去年的网上交易额已达1500亿美元。今年2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一份报告预计，2000年的网上交易额将为3770亿美元，2001、2002年将分别达到7170和1.234万亿美元，到2003年电子商务将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强（注：法新社曼谷2000年12月16日英文电。）。
（三）国际经贸关系的超国家协调趋势凸显
第一，超国家国际经贸协调的主要形式。1、区域经济集团化。世贸组织的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区域、次区域集团化组织已达110个以上，其中有1/3是在1990-1994年间建立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也在向纵深发展：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启动，极大地加快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便利了区域内的经贸活动；亚太经合组织也致力于促进该地区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以及成员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正在加紧谈判，预计最迟于2005年建成拥有8亿人口、1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由贸易区世界之最；欧盟与77个非加太国家签署的为期20年的新合作协议也提出了2020年实现相互间自由贸易的目标（注：[法]法蒂 贝希尔：“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热带与地中海市场》（周刊）2000年7月7日出版。）其他区域性经济组织也纷纷减少了对成员之间经贸活动的限制。此外，区域之间的经济整合也在推进；亚欧会议、欧盟南美洲会议等还积极探索洲际经贸合作。
2、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要素方面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界流动，在产品方面表现为世界贸易（商品和劳务）以远高于世界产出的速度增长。借用亚太经合组织名人小组主席、经济学家伯格斯藤的话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为了“在追求地区性目标的同时，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继续推行单边自由化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来对世界其他国家削减贸易壁垒，同步实现地区内和全球自由贸易。”（注：C.Fred Bersten:OpenRegionalism,The World Economy,Vol.20,No.5,1997 August pp.545.）
第二，超国家国际经贸协调产生的原因。1、国际竞争加剧。90年代以来，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舞台迅速被扩展至世界各地。不仅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大大增加，而且参与程度也相应提高。据素有美国民主党智囊之称的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1999年7月发表的《新经济指数——了解美国经济的变革》的研究报告，美国经济中面临国外竞争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18.8%上升到1994年的27.7%；另据经合组织2000年7月发表的最新《金融市场趋势》报告，1999年全世界的企业私有化比率增加了10%，达到1450亿美元。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又使世界经济竞争的客体由过去的国际贸易领域向现在的国际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技术、信息、知识、人才等领域不断地扩展，最终将导致所有国家在所有经济领域的全方位激烈争夺战。2、经贸摩擦连绵不断。其中，有发达国家之间的“汽车”（美国与日本）、“钢铁”（美国和日本）、“牛肉”（欧盟与美国、加拿大）、“羊肉”（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香蕉”（美国与欧盟）等贸易战；也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着“知识产权”（中国与美国）、劳工标准（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美国与毛里塔尼亚和叙利亚）、环境保护（美国与墨西哥金枪鱼事件、美国与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等的海虾海龟之诉）等贸易争端；还有发展中国家之间（巴西和阿根廷、韩国与中国）的贸易争吵等。
二、当前国际经贸关系的新特点
（一）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一，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贸关系的微观载体。作为在系统内部实现全部再生产过程的国际一体化组织，跨国公司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据联合国统计，1980年全球跨国公司为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1998年的相应数字则分别为5.4万和50万，其在全世界的雇员也超过了1亿人。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五成、国际贸易的六成、国际技术贸易的七成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九成。跨国公司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很快，而且在实力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其活动领域已从矿业、制造业等传统部门不断地向金融、保险、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和公共部门拓展。
第二，并购成为跨国公司之间合作的主要形式。跨国并购也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据经合组织2000年7月发表的《金融市场趋势》研究报告，在最近10年里，全世界的公司并购活动增加了4倍，仅1999年一年的跨国并购数量就超过了5000起，比上一年猛增了50%。推动全球企业兼并潮的是众多大公司持有的这样一种信念：世界市场已经真正地全球化；大规模产业重组可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最终获得技术的“先行者利益”。
第三，跨国公司的国民待遇成为国际经贸关系深入发展的特征。与单纯的贸易关系相比，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无疑从生产领域体现了国际经贸关系的深层次发展，而享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衡量国家之间经贸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也是投资国政府在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时追求的目标。今天，让跨国公司享受国民待遇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现实。
（二）贸易保护主义形式更加隐蔽
第一，贸易壁垒趋于隐性化。隐性贸易壁垒又称技术壁垒，主要指一国政府在对本国市场进行管理时颁布的与它国不一致的对产品与服务的认证制度、认可制度、检验制度等，从而形成对自由贸易的阻碍；是贸易壁垒中最复杂、最隐蔽和最难以对付的。有迹象表明，目前技术壁垒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最直接、最重要手段。尽管有关国际组织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的各行业国际标准，如ISO9000和ISO14000，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炮制更为复杂苛刻有利于自己的标准。例如，美国正在重新对5000种商品制定更加严格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欧洲一些国家也对众多的农产品特别是转基因产品制订了新的限制措施。当前，技术性壁垒已经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仅美国、加拿大1998年对中国输美商品木质包装实施新的检疫措施，就曾迫使中国出口产品成本上升了30%；而欧盟国家去年对来自中国的茶叶实施的新检疫标准，则又使中国茶叶面临着全面退出这一市场的危险。
第二，过度地使用反倾销机制。根据拉美经济体系的统计，从1990年到1998年美国向第三国产品提出的反倾销案件多达359起（注：《人民日报》1999年7月22日第7版。）。欧盟更是大张旗鼓地“反倾销”。据欧洲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欧盟近来实施的临时“反倾销”个案显著上升，仅今年第一季度就达到了22宗，远远超过1999年全年的17宗（注：（沪）《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0年第7期。）。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发达国家频繁地发起反倾销调查，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加大了反倾销的调查力度。如今，反倾销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得力工具。
第三，以外贸逆差为武器，采取对抗性的贸易谈判方法。这在世界头号贸易强国美国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近年来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攀升，去年达到2713亿美元，比1998年的1686亿美元高出61%；预计今年将突破4000亿美元。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美国政府一方面重拾“超级301条款”大棒，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贸易赤字所带来的谈判优势，为己服务。长期来美国与其贸易顺差伙伴谈判时常以贸易制裁相威胁，采用急功近利的、“重视结果”的攻击性方式，致使每次谈判都无一例外地持续到制裁来临的最后关头。对此，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戴维·阿伦并不隐讳，他甚至公开承认美国因为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而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因为面对着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其贸易伙伴自然不能指责美国搞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毕竟，美国的大量进口对享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如日本、加拿大、中国或欧盟）而言是重要的经济利益。
（三）国际经济协调的内容深入，层次上升
如今，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众多的企业、国家和国家集团制定与调整发展战略时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根本改变人类现有不合理的生存方式、努力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在优化资源配置、贸易政策、环境保护、劳工市场、能源等方面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所以各国的产业政策也日益成为国际协调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应采取充分的步骤对自己的产业结构进行重大的调整，相应的国际经济协调也从80年代的以处理利率、汇率等金融领域里全球宏观调控为主向着90年代的产业和企业等中观和微观领域发展，最终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南北之间新矛盾不断，东西之间关系复杂
第一，南北贫富差距拉大。据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今年6月联合起草的《为全人类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报告，尽管贫困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略有下降（从1987年的28%减少到1998年的24%），但1998年全世界仍有12亿人处于日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极度贫困之中，这与1990年的数字完全相同（注：法新社2000年6月2日英文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今年4月发布的《2000年贫困报告》也透露，世界最富者与最穷者的收入差距已从60年代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机构公布的数字则进一步显示，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全球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拥有14%和18%的份额。富国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而在穷国还有28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美欧国家每年饲养宠物的开支达130万美元，这些钱足以解决48个最不发达国家所有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最不发达国家已从70年代的25个增加到现在的48个，其人口也占到世界人口的13%，出口额却在世界出口总额中仅占0.4%，10年内减少了40%（注：法新社曼谷2000年2月16日英文电。）。
造成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1)南北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发达国家由于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占有优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技术水平较低，则处于不利地位；其中更核心的因素则是双方在技术创新与普及方面的极不平衡：世界银行每年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贷款和拨款还不及美国一家大型制药厂年研发预算的1/10（注：[英]《经济学家》2000年6月24日。）。(2)发达国家的援助承诺没有完全兑现。自1990年以来，全球的援助资金从每年600多亿美元降到了550亿美元（注：[英]《经济学家》2000年7月1日。），而且多数援助是“捆绑式的”，即受援国必须从援助国购买产品或服务，使得援助效果大打折扣。另外，富国在减免穷国债务方面也总是说的多，做的少。(3)穷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国际统计年鉴》资料显示，近年发达国家贸易条件指数逐年上升，而发展中国家却呈相反的下降趋向（注：《澳门日报》2000年6月18日。）。尽管穷国迫切需要富国开放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农产品市场，但是这两个领域恰恰是富国贸易保护主义重地。美国对“灰色区域”的一些进口商品设立了“高额奢侈品税”，而欧盟对农产品征收的平均进口税也高达21%（注：《人民日报》1999年5月5日第7版。）。联合国认为，贸易上的失败每年给穷国造成的损失约为7000亿美元（注：[英]《经济学家》2000年7月1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显得微不足道。(4)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原因。
第二，“新贸易问题”成为南北矛盾的新焦点。如今，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标准、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商业腐败等“新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南北国家对抗的新领域。一方面，美欧等少数发达国家以抵制“生态倾销”、“劳工倾销”及“不公平竞争”为借口、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力图将这些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之中；另一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以“新贸易问题”不符合国情、是“政治倾销”为由，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将它们塞进世贸组织的议事日程。发展中国家为此曾多次开会协调立场，并在去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和今年曼谷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对美欧的这类要求予以了坚决的抵制，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
第三，东西关系内容更新。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自以为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对立”重又出现。与冷战时期基于不同社会制度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对立不同，现在这种发生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包括亚洲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新“东西对立”完全是由于经济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新一轮的反西方（主要是反美）情绪首先发生在货币大幅贬值的国家。虽然某些西方国家愿意提供帮助，但这并未排解这些被卷入了金融风暴的国家感觉自己是无辜受害者的想法；而美国对待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迥然不同态度更使东方国家怨言不少。在某些东方国家，继金融危机而来的是社会动荡（如印度尼西亚）和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排斥情绪（如马来西亚）。一种非传统形式的、新型的“东西关系”正在产生。
（五）国际经贸关系中的非经济因素在增长
第一，国际经贸关系的变数增加。在当今的国际经贸关系中有两种趋势并存：一方面经济与政治互动、经济利益可以超越政治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一些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因素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主、人权、党派纷争、核武器乃至总统选举等却深深地介入到国际经贸关系之中，增加了国际经贸关系的变数。中美之间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第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流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即使一国减少而另一国仍然维持原有贸易壁垒，单方面削减壁垒的国家仍是赢家；尽管公平贸易的实质——增加壁垒以求得与不愿削减壁垒的贸易伙伴之间在保护主义意义上的平等，从根本上说对谁都无益，但是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又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各国国内都存在众多的利益集团，它们往往名为“国家利益”，实为“集团利益”。这些分利联盟常常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利，而结果常常是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或是弱势集团利益为代价。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外经贸政策具有了政治功能，出现了国际经贸关系的政治化趋势。经贸问题常常在政治层面上解决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势力在扩大。如今，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活跃力量。它们曾经成功地阻止了经合组织多边投资协定生效，也使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虽然反贸易自由化的活动一直都有，但是像现在这样借助于因特网组织、联络、协调，打破千山万水的重重阻隔，举行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的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并不多见。非政府组织由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中立地位、独特的工作经验，能够做一些政府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所以越来越得到许多官方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并与之加强了合作与联系：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为了提高透明度、增加民主性，已经开始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其工作；世界银行负责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官员已由5年前的2人增加到现在的80人；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也已由1948年的41个增加到目前的1350个以上。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经济协调活动越来越多地介入，无疑大大增加了其中的政治含量。
三、结束语
当前的世界经济正酝酿着一场重大转变，相应地国际经贸关系也有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内涵丰富、方式创新、强化整合、更加密切、日益复杂多变等新特点。各国都以利益为导向，从中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是，由于当前的国际经贸关系依然是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上的，因此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实际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一直就存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依然控制着国际经济的主导权，剪刀差继续扩大；已经赋予了新内涵的南北关系（作为“旧经济”输家的穷国和作为“新经济”赢家的富国的关系）持续紧张。总之，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国际经贸关系中依然处境不利，面对着空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面对依旧不尽合理的国际经贸关系走势，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调整自己，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更新陈旧的观念与知识，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经贸环境，在付出必要代价的同时，努力加强自己参与国际经贸事务的能力，提升自己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份量，为最终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地位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