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章”与“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诗文为正宗的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一种以抒情言志为性质的文学，文学的艺术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形式的华美。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学的自觉从一开始就离不开“丽”的形式的自觉。本文考察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观念的演进与“丽”的自觉的关系，以试图揭示这一规律性现象。
（一）
“文”，从产生之初就有用外在的形式表现人的某种意念的性质。
从出土的甲骨文看，“文”这个字至少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从“文”字的象形看，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在人的身上刺画花纹，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说：“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之丿、乂……即刻画之文饰也……文训错画，引伸之义也。”《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王筠句读：“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也。”这恐怕已是后起的意义。据《庄子·逍遥游》：“越人断发文身。”又《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孔颖达疏：“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战国时期，越人远离开化了的中原，仍保持着原始人纹身的习俗。纹身主要是出于一种巫术魔力的目的。纹身，是表达原始人巫术意念的一种形式。
“文”的内涵后来日渐扩大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如编织、刻绘等等。《周礼·考工记》：“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赤谓之文……”于民先生认为：“《考工记》的这段话不会早于春秋，但其中也带有以前的古老的观念。”（注：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132页。）是有道理的。从考古情况来看，新石器时期，就产生了彩绘陶器。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纹彩绚丽多变，其构图及用色已达相当完美的境地。所以青色赤色相杂谓之文的观念，应是古老的艺术观念的反映。又据于民先生讲，《易·系辞》中“参伍之变，错综其数，通其变而成天下之文”这句著名的话，据考古学者结合殷代文物考察，认为，所谓“文”，是用三五片棕交错织出不同的斜文文样。《国语·郑语》中，史伯曾信：“物一无文”。单一的色彩不能成为文，实际上，就是“文”的内涵扩大到物的观念的反映。
“文”的内涵，不仅扩大到自然事物，也扩大到社会：《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者，象也。”（注：《淮南子·天文训》。）天文，指日月星辰等天象。人文，则指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如礼乐制度（注：《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法令条文、文化艺术等等。“文”的内涵尽管不断外延，但总不离外在形式的性质。
先秦时期的“文”，包括了汉以后所说的文章，但大都比文章的内涵广，并不专指文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杜预注：“文，有文辞也。”内涵比文章广。《国语·周语下》：“小不从文。”韦昭注：“文，诗书也。”似近于文章。《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何晏注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也。”即古代的典籍，内涵仍比文章宽泛。
先秦时期也有“文章”这一名词。《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朱熹集注：“文章，礼乐法度也。”《庄子·胠箧》：“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此之“文章”，乃指文采。《周礼·考工记》：“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庄子即用此义。《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之“文章”，主要指古代文献的学问，与汉代所称文章，仍有内涵的不同。
在先秦，“文”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善、华丽等义。《论语·颜渊》：“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所谓“文”，即指与质朴相对的华丽。《韩非子·说疑》：“文言多，实行寡。”文言，即美言。在《韩非子》中，常常文丽连用。《亡征》云：“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外储说左上》：“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文丽，即文饰之美。
“文”的形式性质与含美特性，是形式义先出？还是含美义先出？亦或形式义出现时，也有了含美义？如原始人之纹身，除了巫术的需要外，有无审美的需要？恐怕很难考知。但是，形式义之外，“文”尚有含美义这一现象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文”的二性的必然联系。两汉之后，文或文章已经净化为一个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的概念时，绮靡华丽与文章相依相附，其最初的源头，就在先秦的文之二性。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尚自然，反对文明，因此也反对文。他们所说的大美，不是人为的美，而是天地自然之美。墨家尚用，重视有实用价值的言辞，但从节用的立场出发，反对音乐，认为音乐不如舟车。而法家强调以法治国，认为诗书都是对国家有害无利的巧言虚道，因而也反对文饰。
只有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因而提倡礼、乐，重视诗的教化作用。《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盖诗即乐章，而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与仁等内在的实质相比，礼知乐，都属于外在的形式，但它们却有助于人的修身，通过诗、礼、乐三个阶段的学习，人可以达到成仁的境界。《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向孔子请教怎样才是全人，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礼乐对于一个人来说，虽然仍属于他外在的文采，但是，却标志着他成仁的修养，因此，作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礼乐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重形式，必然重视文采、重视美。所以孔子的人格理想是文质彬彬（注：《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对音乐的最高要求是尽善尽美。（注：《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善矣，未尽美也。”）并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为了言以足志，就要说话有文采。这种思想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汉代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都受到严重束缚。但是，汉代的文学，却因辞赋的兴盛，日渐走出经学的阴影，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一文学进步的标志就是“文章”的自觉。
汉代，在诸侯王和帝王的周围出现了一批既不同于经生，又不同于文吏的文学侍从之臣。他们倾力于文章的写作，以辞章名世，并以辞章立于世。
汉初，皇帝不喜文人，诸侯王却颇兴养士之风。吴王、梁孝王和淮南王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士。《汉书·贾邹枚路传》：“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又载：“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所谓“文辩”，即能文善辩。邹阳和枚乘游于吴时，见刘濞有反叛之志，皆写了《上吴王书》劝谏。邹文气势与文采兼胜，枚文连譬博喻，都有战国游说之辞雄恣辩丽特点。邹、枚之徒，不仅以此类辩丽文章名世，辞赋也很好。《汉书·艺文志》载庄忌赋二十四篇，枚乘九篇，费振刚辑《全汉赋》收邹阳赋二篇。枚乘《七发》以虚构故事展开文章，铺张扬厉的叙述和描写，以及相应延宕的篇幅，开了汉大赋一代文风。
武帝、宣帝时，国势空前强盛，颇尚文事，虽罢黜百家，对文士却颇优待，因此一时间“群士慕响，异文并出。”班固《两都赋序》对此记之甚详：“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言语侍从之臣，所事之职本不单纯为待诏著文写赋，亦参与谋议朝廷之事，“因言国家便宜”（注：《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但是，除了严助、吾丘寿王等少数人外，大多数文士都是待诏赋颂之属，与国事无涉。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景帝时任武骑常侍。景帝不喜辞赋，相如乃客游梁，与邹阳、枚乘、庄忌等文士居。武帝好辞赋，召为郎。相如一生政事有二件，即两次奉命出使西南。其他可堪称者唯有辞赋之事，故《汉书》说他“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可见他一生所好、所长都是辞赋之事。又如《汉书·贾邹枚路传》记枚皋事迹，无他，只有待诏写赋之事。
汉宣帝沿袭了武帝故事，设文学侍从之臣。设文学侍从目的与国事无涉，仅仅是娱悦耳目而已。因此，文学侍从的待遇不高，视同倡优博奕。
以上这些文学侍从之臣，实际上是一批专职从事文章（主要是辞赋）写作的文人。这些人在汉代的兴起，给文学观念带来很大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诗赋的独立，文章观念的自觉。
西汉刘歆所著的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七略》中，《诗赋略》成为与《六艺略》、《诸子略》等图书门类并列的著作种类，这是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首次区分开来的一次尝试。班固《汉书·艺文志》继续沿用了这种区分。这种划分，显然是建立在对诗和赋的文学性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如果汉人对诗赋的性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也就不可能把诗赋同其他学术著作区分开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
与此同时，“文章”的观念也趋于自觉。先秦时期，“文章”概念的内涵还比较宽泛。而在汉代，“文章”虽然有时还指文献著作，但已经在更大范围内指以辞赋为主、作家独立从事的富有文采的著述。《汉书·公孙弘传赞》：“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王充《论衡·书解篇》把文章之徒，又称为“文儒”。从王充对文儒与世儒的比较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何为文章之徒，进而知道文章的内涵。王充说：“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从王充的这段文章可以看出：所谓文章之徒，即专门从事著作的人。这些人的著作，又与经书不同，它不一定寓教化，故于世无补。这些人的著作多讲究文辞华丽，书文奇伟。由此可见，所谓“文章”，就是指可以独立成篇（书）、文辞华美的作品。从班固和王充关于儒生与文章之士的划分，可以了解到，在汉代，文章之士已经有了存在于社会的一席之地，文章也成为独立于经书之外的一种特殊的作品。
正因为文章的独立，文章之士在社会上的影响，汉代的史书，开始为文章之士独立立传。《史记》首次单独为战国末年的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列传，并用重要篇幅介绍他们的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心理基础。《汉书》也为司马相如、枚乘、严忌、邹阳、司马迁、扬雄等文章之士立传。《梁书·文学传》云：“昔司马迁、班固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姚思廉说得很清楚：汉人为文章之士立传，完全是出于文章的考虑。因此立传反映了文章的独立、文学的自觉。
（三）
与文章观念自觉并列而生的文学观念是“丽”。
辞赋是两汉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尤其是西汉至东汉前期的体物大赋，几乎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标志。汉大赋具有形式华丽淫靡的特点。诚如汉赋研究者所总结的那样，堆砌辞藻，好用奇字僻字，以事渲染夸张；安排偶句，铺陈景物，极尽侈丽；以及讲求声韵，抑扬谐调，成为汉赋几大突出特征。
有人认为，汉赋形式的华美，是自然形成的。其实不然。作为一代士人的文学，汉赋是文章之士刻意为文的产物，形式华丽，是作家有意识的追求。司马相如在回答友人盛览如何写赋时曾神秘地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锈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家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注：《西京杂记》卷二。）所谓“赋家之心”，似指赋的艺术构思。司马相如认为：赋的构思应该视野宏阔，想像超远，举凡自然景物，社会人物，都应纳入视野。所以《上林赋》中，“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凡想像所及之物，无不写尽赋中。而所谓“赋家之迹”，则指赋的形式。司马相如认为：赋的形式要华美。讲辞藻，讲文采，如同编织绵绣；讲声韵，讲音乐美，如同宫商协奏。所以《子虚赋》中“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云云，对偶齐整，铺采摛文，无不用其极。从这段话可见，司马相如之追求赋的华丽，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的意识。他的体物大赋铺采摛文的特点，是刻意所为，而绝非自然形成。扬雄写赋，追求辞藻的华美，也是刻意而为。《汉书·扬雄传》载：“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心，每作赋常拟以为式。”从记载可见，扬雄赋的弘丽特点，主要是受了司马相如赋的影响，因此，在写赋时，有意向司马相如学习，追求赋的弘丽温雅。
正因为辞赋刻意追求辞藻的华美，作品多呈现出铺采摛文、靡丽多夸的特点，所以，批评辞赋时，批评家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赋的靡丽特点。《史记·太史公自序》评司马相如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扬雄也认为赋：“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注：《汉书·扬雄传》。）王充《论衡·定贤》篇亦云：“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极为自然地形成了“丽”的文学观念。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丽”是诗人“约言”之赋和辞人“繁句”之赋共有的特点（注：《文心雕龙·物色》：“所为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扬雄的这句话是他杀出了辞赋阵营之后对辞赋的认识。尽管他对汉赋极靡丽之辞，以致文辞淹没了讽谏之义的弊端深感不满，但是他却未排斥丽。对于丽，扬雄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所反对的只是过分的丽。
“丽”之本义是偶对之意。《周礼·夏官·校人》：“丽马一圉，八丽一师。”郑玄注：“丽，耦也。”后有美妙、华丽之意。《楚辞·招魂》：“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王逸注：“丽，美好也。”《书·毕命》：“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孔颖达疏：“敝俗相化，奢侈华丽。”汉代批评家以“丽”来概括辞赋的特点，正是用的最后义。所谓“丽”，对于赋来说主要是指描写物象和文辞的华美。汉赋的堆砌辞藻、铺陈夸饰、安排偶句、讲求声韵等等，都是“丽”在辞赋中的具体表现。
汉代辞赋家对物象和文辞的丽的追求，以及丽的文学观念的确立，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中国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中国古代文学与欧洲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欧洲文学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学为主，因此，以人物、事物为主的形象，是文学的主要特征。即文学的形象性，决定于文学描写的内容。而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文等言志抒情文学为主，志和情，不似人物、事件那么生动具体，尤其是偏于理性的志，就更加抽象。因此，文学的形象性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作品所描写的物象、事象，决定于汉语言文字的修辞、语言结构和声韵等等。正因如此，物象的描写与文辞的运用是否华丽，也就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之为艺术的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成为士人自觉的追求。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有三大突出特点。其一，任情。抒情性的作家诗文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其二，趋新。追求新变，表现出强烈的新变意识。创作的心理动因在于追求创作的个性，独立于文坛。其三，唯美。追求形式的华美。这三大特点，其实正是文学自觉的鲜明表现。曹丕《典论·论文》在论文章的价值时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又《与王朗书》中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旧说认为：汉宣帝时，视辞赋为俳优博奕，扬雄也把辞赋视为壮夫不为的小道。曹丕则把文学提高到治国的大事上来认识，使为文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促进了文学的繁荣。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用意之处乃在于文章可以使人声名不朽。所以，“经国之大业”一带而过，紧接“不朽之盛事”，用了大量篇幅来说明年寿与荣乐的有限，文章与声名的无限。因此，曹丕之论文章的价值，立足点主要在个人，把著书立说视为个人追求不朽的生命价值的事业。
对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曹植提出了与曹丕不同的见解：“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注：《与杨德祖书》，《曹植集校注》卷一。）曹植这段话颇为今人诟病，认为曹植轻视文学，违逆文学发展的潮流。鲁迅则知人论世，联系曹植的才情和政治抱负给以解释：“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版，第三册，第491页。）其解释是令人信服的。其实， 曹植并不否认文学的功能和价值。他只是不赞同“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价值观。认为文章不足以承担宣扬政治教化之大义，使其传之后世的任务。从治国的角度看，与其用文章来治国，何不直接去建功立业？那么，文学的作用何在呢？曹植《赠徐幹》诗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又《学官颂》云：“歌以咏言，文以骋志。”《前录自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他所以从少就喜爱写赋，是因为它可以抒写胸臆、表现激荡之情怀。文学的功用即在于宣泄怀抱，抒写情志，当作者胸中郁积起不吐不快的思想感情时，文学作品是作者籍以抒发个人情志的工具。在曹植的眼中，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所在，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曹植称辞赋为小道，却又：“少小好为文章”，“少而好赋”，一生不弃诗文，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文学的功用是多元的，文学价值的取向也不一。汉儒说《诗》的最大局限，不在于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是在于把文学看作了经学的附庸，政治教化成了文学唯一的功能和作用。而曹丕和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无论是个人不朽说也好，兴文以抒慷慨之情也好，都是指个人的诗文创作而言，是紧切文学性质的。这两种价值观的出现，说明在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再也不是盲目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觉追求。
文学创作是如此，文学批评亦然。批评的自觉，理论的自觉，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显著标志。曹丕明言《典论·论文》这篇批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文人相轻，提倡“审己以度人”，即正确认识自己，尊重他人的创作个性。陆机也申明《文赋》是有感属文之时“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也明确阐明了他写《文心雕龙》的三个目的：一、树德建言，以期腾声飞实；二、正本清源，纠正讹滥文风；三、振叶寻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创作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已经进入到独立的时代。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文章”的概念进一步纯化，主要指诗赋等富有文采而又可以独立成篇的文章，文学观念更加明确。《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所谓“文”，即指奏议、铭诔、诗赋、书论等四种类型八种体裁的文章。曹丕《与吴质书》云：“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下面即具体地谈到了陈琳的章表、刘桢的五言诗、阮瑀的书记、王粲的辞赋。所谓“文”，与《典论·论文》无二，指多种文体。“文”又可称为“文章”，《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曹植《与杨德祖书》：“仆少好为文章”，“刘季绪……好诋诃文章”，其内涵同于“文”。到了晋代，又有“文学”概念，也与“文章”同义。晋陈寿《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粲……善属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文学”，即“文章”。梁萧子显《南齐书》有《文学传》，传主主要是文章之士。而在汉代，“文学”则主要指儒学。《史记·儒林传》：“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义。”《汉书·儒林传》：“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文学”就是儒学。
“文”、“文章”、“文学”这些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剔除了学术文化、儒学等非文学的内涵，范围逐渐缩小，也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文章”内涵的日趋专一，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文人对文学的认识逐步细微深入的一种表现。
当然，“文章”的内涵并未完全纯化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完全一致的程度。“文章”，不仅指诗赋，还指章表书记等应用文体。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学，是杂文学。“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从两汉到明清，都是指这些大于今天文学内涵的杂文学。然而，还有一点，越是发展，诗赋在文章中的地位也就越突出。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可以说是先秦至齐梁时期文的渊薮。萧统在谈到《文选》选文原则时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考敬之准式，人论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在《文选》中，他把经书、史书、子书，全都划到“文”的范畴之外。三十卷文章里，诏、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序、颂、赞、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余种应用性文体，占了不到二分之一篇幅，而诗、骚、辞、赋四种文体，却占了一半强篇幅。这说明，萧统虽不排除应用性文字，但是，由于他以是否经过沉思，是否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作为选文标准，所以，他极为自然地把诗、骚、辞、赋作为文章的主体。《文心雕龙》这部谈文章之用心的批评著作，与萧统的文章观念极为相近。它虽然讨论了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件，但是，他把诗、赋、乐府放在文体论的前三位，也说明刘勰对这三体的重视，超过了其他体裁。到了萧绎，“文”就只限于诗和辞赋了。其《金楼子·立言》篇划分文笔时说：“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文、笔之分，最早始于刘宋时期的颜延之，据《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范晔始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刘勰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可见在宋齐时期，有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普遍认识。刘勰《文心雕龙》接受了这种文笔的划分，因此，在《序志》篇，把其文体论部分称之为“论文叙笔”，第六篇到第二十五篇论述文体，也严格按照有韵、无韵划分排序。《明诗》第五到《谐隐》第十五为“文”，《史传》第十六至《书记》第二十五为“笔”。然而，在萧梁时期，人们对文、笔的划分和认识越来越细腻。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和笔作了更细微的界定。在这个界定中，不仅经书、史书和子书排除在“文”之外，章奏等一类应用文字也被排除在“文”外。关于“文”，萧绎概括了几个特征：其一，抒写性情，以情动人；其二，文采华美；其三，讲究声律；其四，主要指诗与辞赋之类作品。从前三条规定看，的确是非诗赋莫属了。
（六）
“文”的内涵越来越纯化，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丽”的艺术特征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建安时期，曹丕论诗赋的文体特点，直接受了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影响，提出“诗赋欲丽”（注：《典论·论文》。）的主张，要求诗赋文辞绮丽。西晋陆机谈诗的特性，除了指出诗的“缘情”性质之外，还总结出诗要“绮靡”的特点。绮靡，即绮丽华美之意也。《文赋》云：“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辞妍丽，音声俱美，实际上就是“绮靡”的生动描述。
时至南朝，由于作家、批评家对文章性质的认识愈发深入，对文章的形式也愈发重视起来。
刘勰《文心雕龙》非常明确地把“文章”的定性与文采联系到一起：“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注：《文心雕龙·情采》。）他认为，著作所以被称为“文章”，就是因为文采之故。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把“文章”与文采直接联系到一起定性的最早的例子，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例子。
“文章”的称谓为什么决定于文采呢？从《文心雕龙》的《原道》和《情采》篇看，主要是出自刘勰自然之道的观点。刘勰认为：天地万物皆有其文：“龙凤以藻绘呈端，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至于林籁结响，调和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注：《文心雕龙·原道》。）”：这是动植物之文。“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这是道之文。五色为形文，五音为声文。“无识之物”，都“郁然有彩”，人是“性灵所钟”，“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其无文欤？”因此“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注：《文心雕龙·原道》。）“五情发而为辞章”（注：《文心雕龙·情采》。），形成情之文。这一切“文”的产生，都是“自然之道”（注：《文心雕龙·原道》。），“神理之数”，（注：《文心雕龙·情采》。）是不可人为改变的自然规律。由此可见，文章要讲文采，也是一种极为自然的人类的需要。所以，“《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注：《文心雕龙·情采》。）不管是反对也好，提倡也罢，文辞的绮丽，总是离不开的。
曹丕、陆机只提出了诗赋要绮丽的问题，为什么要绮丽？二人都没有解释。除了以上所说的“自然之道”的阐释外，刘勰还结合诗赋的特点及其发展情况，回答了诗赋为什么要绮丽的问题。《文心雕龙·诠赋》篇云：“原夫登记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又云：“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诗赋所以需要文辞巧丽，完全是出于拟情状物的需要。所谓“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是说外物要与内情融合，并以情感的状态表现出来，拟情需要巧妙艳丽的文辞。至于状物之赋，功在“模山范水”（注：《文心雕龙·物色》。），要形容描写事物复杂的体貌，所以要求语言细巧纤密。“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以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以见貌，即字而知时也。”（注：《文心雕龙·物色》。）南朝诗赋，山水题材和咏物题材，越来越盛，诗风越来越华丽。这种创作现象，客观上为刘勰解释“诗赋欲丽”提供了可能。
正因为文章的性质决定于文采，所以，《文心雕龙》十分重视对艺术形式的研究，著作的下半部，专设了《声律》、《比兴》、《丽辞》、《夸饰》、《事类》、《练字》等篇章，探讨正确使用声律、比兴、骈偶、夸张、用典、用字等修辞手法。在南朝时期，对形式的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最成系统，也最为深入。
南朝的其他作家、批评家对文章的形式也是很重视的。沈约提出了“三易”说，强调写诗要易识字，易诵读，易见事。并提出著名的“四声八病”说。钟嵘《诗品》主张写诗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要兴比赋兼用，诗的语言虽不必讲四声八病，但也应“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至于萧统和萧纲的重文采理论，前面已一再论及，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