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只有站在全球化的战略高度，在把握全球化的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及其成因，制定出既适应全球化需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安全战略，为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走向
从总体上看，全球化时代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走向是：国际战略格局处于不断变动调整之中，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总体和平中蕴含着动荡与冲突；人类安全威胁呈现复杂化趋势，安全的综合化特征日趋明显。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中期，国际战略格局将是以多极新格局逐渐形成为主要内容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即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将构成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并成为多极化进程的内在动力。但是，与以住世界格局的形成不同，这次世界格局的转变需要通过各种力量之间反复的较量、对话、合作，通过综合国力竞赛和渐进演变的方式最终完成。这就决定了新格局形成的渐进性和曲折性。具体地说，处于演变中的多极化格局将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力量架构，其中美国具有“超强”实力而居于第一层次，欧盟、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等“多强”的实力居于第二层次，而其他一些地区性大国或地区集团的力量短期内还难以与上述大国比肩，位居第三层次。各战略力量关系的性质和结构并不十分清晰，大国关系错综复杂：既有“一超”与“多强”之争，也有“强强”之争；既有“东西”之争，也有“西西”之争；既有大国之争，也有大国与新兴力量之争。力量的差异性和关系的复杂性导致各力量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处于波动、调整之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最终定位。
进入新世纪，世界局势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方面，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大国之间在斗争中求妥协，在竞争中谋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寻找彼此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已成为当前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大国关系框架保持相对稳定，有助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缓和，也有利于世界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冷战结束后，战争的诱因明显增多，领土、民族、宗教、资源、恐怖主义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因此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从根本上说，造成世界动荡的主要原因在于旧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合理的状况得以改变，西方国家仍然在国际秩序中占据着优势和主导地位，规定着国际秩序的基本游戏规则和价值取向。世界政治经济利益的结构性矛盾是冷战后局部战争不断的深刻根源。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传统安全依然突出并有新的表现的同时，非传统安全日益凸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安全领域不断扩大，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核扩散、民族冲突、跨国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在经济安全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都要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由于经济利益是国家、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诸种国家利益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各国都十分重视本国的经济安全。在文化安全方面，全球化使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一种大趋势，如何坚持本民族的价值观，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主权，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在生态安全方面，全球气候变暖、森林面积和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信息社会高度依赖于信息的流动，信息安全直接牵动着国家的整体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重心。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国家利益是确立国家安全基本内涵的主要根据，是决定国家安全战略根本性质与基本走向的核心因素。从总体上看，现实中存在着两种国家利益观，并由此形成了两种国家安全观的分野：一种以美国所信奉的传统的国家利益观为代表；另一种则是大多数国家所奉行的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化理念、追求符合时代特点的国家利益观，即承认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格局中最基本的行为体，把国家利益的追求置于合理的、恰当的、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同时把国家主权、民族生存与军事安全看成是稳定国际社会和履行国际法的重要前提。应当说，后一种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当今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
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内涵的扩展使国家安全的内涵扩大。随着国家利益由主权利益日益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诸方面，必然引起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国家利益内涵的扩展，使原有的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安全的传统国家安全观难以维护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因此，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观正转向维护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利益的综合安全观。
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次序的变化使国家安全的重心发生转移。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利益仍然处于国家利益的关键地位，维护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利益的地位不断上升。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越来越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作用。因此，全球化使国家利益重心已经由原来的仅仅关注主权、领土等生存利益向关注经济、科技等发展利益转变。国家利益重心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观的变化。传统安全观把政治、军事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心，而综合安全观则在确保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的同时，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提升到重要地位。
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实现机制的变化使新安全机制成为可能。在传统安全中，安全保障的基本内涵是保卫国家的疆土和社会的稳定。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而且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着整个人类生存的挑战下，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影响到人类持续发展的状况下，“全球性问题”也使人类的整体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全球化的发展正在突破原有的国家利益实现机制。这就是，国家利益的维护不仅要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不仅要从本国角度考虑，也要从国际范围考虑。这样，国家利益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零和”结构，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和”结构（注：张蕴岭.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当代亚太，2000(1)）。正是国家利益的“共和”结构，使国家安全日益变得不是单边的，而是共同的；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而是多层面的；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彼此共存的，从而使相互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机制的形成成为可能。
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和工作重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新中国建立之初，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是我国的核心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保障，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
21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实现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目标、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历史任务。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中国现在和将来仍然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稳定、实现祖国统一等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神圣使命。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是以实现国家发展利益为基础的。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只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时代，我国有以下三项基本利益与需求：第一，有一个能保证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安宁、稳定的环境，即“发展需求”；第二，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实现国家统一，即“主权需求”；第三，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和安全权益，即“责任需求”（注：王逸舟.安全新观念与中国的亚太安全构想.http://www.pen123.net（士柏咨询网））。这三项基本利益与需求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体现，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
在全球化时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很多，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结构中的内在矛盾，使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的潜在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从国际安全环境来看，合作中面临着打压。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过程中，中国是以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形象出现的。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的上升成为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和格局转化的重要因素。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未来与作用怀有疑虑甚至担心，“防备中国”和“打压中国”似乎成了一些国家的一个“共识”，而“中国威胁论”的散布与影响则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大国关系上，中美两国除了在经贸领域具有共同的利益外，美国还在反恐、军控、、环保、毒品走私等许多问题上，比过去更需要谋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大力合作。可以说，21世纪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是两国战略利益的内在要求。但是，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矛盾仍然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异，自然会被美国视为挑战者，从而加紧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台湾问题，二是美国在亚太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问题，而后者同样对我国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日本在我国安全利益中始终扮演了一种制衡的角色。近年来，日本加快了扩充军事力量的步伐，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积极参与TMD计划，借助于强化安保体制不断提高军事现代化的水平；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坚持与美国强化军事同盟，构成对我国的制约。日本有着深厚的台湾“情结”，在台湾问题上将或明或暗地扮演阻挠中国实现统一的角色。中国与一些国家仍存在着边界领土纠纷，一些地区热点也暗藏危机，如朝鲜半岛局势反复多变，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重要障碍。这些问题充满着变数，解决不好，就会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隐忧。
从国内安全形势来看，稳定中存在着隐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安全的总体态势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在稳定的基调里，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不稳定与不安全的因素。一是“台独”和民族分裂势力威胁着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年来，“台独”势力不断膨胀，“台独”活动进一步升级，台湾问题成为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冷战后，民族分裂主义的泛滥严重地影响着国际安全。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下，我国的民族分裂活动也有加剧之势。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从目前看，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面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和经济政治化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外资、外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许多产业的生存与成长面临着严峻挑战。恐怖主义与邪教势力严重地威胁我国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安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大大加深，特别是石油资源、矿产资源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隐忧。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如水资源的短缺、传染病的预防、贫富差距的拉大、政治理念的认同以及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等诸多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安全与稳定。
全球化进程中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路
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其所处国际环境及安全状况的评估和认识，是国家具体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的指导思想。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国家利益实现方式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依据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对国际格局的深刻洞察，对国际交往与对外斗争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逐渐形成了新的国家安全观，并成为全球化条件下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内涵主要包括：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政治基础与前提，也是新型安全观的指导原则，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八个字；各国应该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各国应该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这是确保安全与和平的现实基础。安全合作和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相互信任而不是制造对抗，更不应针对第三国，不能损害别国的安全利益。显然，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与“冷战思维”存在着根本区别，是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理念。
独立自主，是中国一贯倡导和奉行的外交原则，是中国营造国家安全屏障的根本原则。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贯彻着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第一，新安全观强调各国的自主发展权。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第二，新安全观强调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新安全观要求摒弃冷战思维，尊重并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即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努力营造各国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第三，新安全观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战略目标。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国际新秩序观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将树立新安全观与推动建立新秩序的主张结合起来，作为我国新时期外交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在国际上获得了普遍的赞赏和认同。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还应实施综合战略，从以下几方面构筑国家安全的综合体系。
(1)推行睦邻友好政策，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近年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巩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带动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是合作安全观的有益尝试。1999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蒙古，进一步巩固了中蒙关系。2000年是中印建交50周年，中国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发展。中日关系目前虽沉闷冷淡，缺乏活力，但两国政府都强调要构筑“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自1997年中国同东盟倡导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总体框架后，又与东盟成员国探讨并着手制定中长期双边合作计划。中国与泰、越、马、文莱均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双边关系文件，并带动了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关系。另外，中国已原则上同意签署《东南亚无核区条约》议定书，这将使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获得新的突破。
(2)处理好大国关系，加强大国间的合作。中国的安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安全利益关系。冷战后亚太地区基本形成了中、俄、美、日东盟五大战略力量，四国五方形成了相互借重、相互制约的关系和以中、俄、美、日、东盟为主要力量的地缘安全战略态势。中、俄、美、日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矛盾与协调、接触与遏制的国际关系，从总体上决定了整个地区安全发展的框架和走向，而中美关系又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核心。美国是亚太地区安全的主导力量，一方面，美国在该地区朝鲜半岛问题、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打击毒品走私等方面需要同中国合作，与中国的安全利益有着相重相近的部分；另一方面美国从其维持霸权的全球战略出发，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防范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成为中国寻求安全利益的最大制约力量。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维护国家利益、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问题上绝不让步，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同时注意方式和手段的灵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以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健康轨道发展。
(3)构建安全机制，推进多边安全合作。亚太地区由于各国在经济、政治、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一直没有形成开放的广泛的地区安全机制，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在亚太地区的争夺留下的裂痕和不信任，至今仍未完全消除。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之一，责无旁贷地负有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共同创立的“上海五国”及后来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已成为亚太地区共同安全的新典范。中国始终支持亚太地区有关国家为推进地区和平、稳定政治关系而作的努力，尤其是对东盟国家倡议组织的“东盟地区论坛”和“10+3”机制予以积极回应。
(4)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确保国家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所要维护的是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中国国家安全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多元化威胁，必须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予以预防、化解和斗争，才能从整体上确保国家的安全。其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是保障综合安全的基石。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针对日渐加大的发展不均衡与两极分化，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各种危机预警机制和处理机制，以有效地防止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处理好各种突发事件。安全的综合化及由此所引发的军事安全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军事战略中来，引起军事战略的一系列调整。这种调整要求坚持社会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通过跨越式发展，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