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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反应，是整个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关系的认识产生飞跃的表现。
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10年浩劫之后，首先解决管理体制问题，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可以说安徽的“大包干”启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车轮，经过20余年的积极探索与多方验证，我们终于确立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这条体制改革之路。尽管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程已经指明”，这一事关国家民族未来的改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程却要复杂得多。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景尚不明晰时，应该说不具备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这里除了改革首先要碰到的无可回避的积极性问题、管理问题外，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低、基础设施落后；在土地、劳力、资本等有形投入上下功夫，不但确实能够较快地增加产值、增加收入、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也有经济社会方面对这些建设的现实需求。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社会各方面都不易感受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需要。前些年来，多次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大大小小的基建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合资热……不但说明粗放型经济对经济工作的困扰，而且说明我国经济尚未进入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熟的发展阶段。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整体经济实力逐步增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日益明显，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各方面人士才真正在“产值增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取得共识，才真正理解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即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才开始认识到，即使只讲经济发展，靠劳力、资本、土地等有形投入来增加产值，不论是数量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有限的。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和恒久基础，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这三者，都是与最终人口质量（或曰国民素质），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更坚定的态度宣称“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也再次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列入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与总要求之中，并且将“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纳入我国今后15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几年里多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反复强调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意义，明确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并最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可见党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认识与坚强决心。我们要在这样背景条件下去理解“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才能抓住素质教育的本质，才会下决心去推进这项工作。
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和出于对受教育者发展权利的理解与尊重，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开发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是我国迎接21世纪国际竞争、社会经济走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需要，也是我国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需要。
提出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标志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了良性循环的历史阶段，也标志着中国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开始全面落实。
把素质教育作为国家教育的目标、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奋斗方向，虽然是中国较早提出的，但是真正把教育、把人的素质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思考，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却是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共识，也是一些国家正在努力推进的教育改革方案的根本宗旨。
早在70年代，著名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即提出，“（经济）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革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1]。进入90年代，印度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蒙加·森则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人们能力的增强，而不仅是增加人均产出”。他所说的“能力”，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生产能力、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且包括有充足的收入以购买食物、衣着、房屋，有充裕的时间享受闲暇和文化生活，以及有参与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能力等等[2]。在这里，他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个人发展纳入了同一指标体系之中，这种新型发展观对当今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际上，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在研讨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开发人力资源”的理论逐渐被社会认可，许多国家也再次把改革教育视为本国迎接21世纪挑战的重要法宝。80年代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教育学者、未来学者及各方面专家，展望21世纪的亚太地区教育发展前景，经过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并促进受教育者多方面的发展，如体能（包括营养和健康保护）、情感、智力、社会能力和道德水平等”[3]。显然，这一认识与我国提出的素质教育思想，在总体方向与具体要求上都很相似。在此期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瑞典、丹麦、美国等许多国家，都提出了本国的教育改革计划，其中也有许多思想与素质教育的观点基本一致。例如马来西亚在其1989年颁发的《国家教育宗旨》中宣称：“马来西亚的教育正致力于以整体和综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发每个人的潜力，以造就智力、精神、情感和体力平衡和谐发展的个人。这项努力要使马来西亚公民……能为改革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4]。而韩国在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教育大会提交的报告中，阐明了韩国政府主张，提出“教育目标之一是激发人民收集、发展并向下一代传授国家文化遗产的积极性”，面对形势不断变化，“受教育者必须具有广泛的知识，能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健康的体魄”，并且特别说明“如果教育者不摆脱传统式的知识传播方式，不采用新方法来发挥创造潜力，国家将落在后面”。为此，他们提出了“具有个人特性的教育”，“教育为了未来”，“不断完善教育”等等改革教育的原则[5]。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育改革经验对我们有更多的启发意义。从1984年到1987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先后提出了4次审议报告，对当时被美国人称为“某些成就如同其经济发展一样的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现代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1985年提出的《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审议报告》中，批评日本的教育“过多地培养了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和创造性能力的、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材，这些人往往很缺乏作为日本人的责任感”，报告又对“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欺侮弱小同学、逃学、校内暴力、青少年道德行为不良等”为标志的“教育荒废”现象进行指责，提出了改革教育的8点基本指导思想，其中包括“重视个性的原则”、“重视基础”、“培养创造性思考和表达能力”、“适应国际化的社会”等。在阐释这些原则时，报告特别指出，“所谓个性，不仅指个人的个性，同时还意味着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国家的文化和时代的特性。各个个性之间不是毫无关系而独立存在的”，“自由伴随着对社会的神圣责任。当人们生活在自由选择增多的社会里的时候，一面享受着自由，一面又为自由尽自己的义务”。还说，“我们必须强调德、智、体协调发展，再加上实践与技能的培养教育”，“教育不仅仅是单纯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还必须重视自如地运用各种知识及机能，培养独立思考、创新、活用的能力”。报告分析了由于“学校中存在过于激烈的考试竞争，使学生之间、甚至师生之间失去了正常谈心和交流思想的机会，有时失去友情和相互间的信赖”，“学生们失去了在大自然中相互进行切磋的机会”，“因此，今后需要重新考虑学校、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职能，探索家庭和社区教育的新方式”等等[6]。虽然在以后提出的几次报告中，对若干提法进行了调整，例如8点指导思想被归结为“重视人性的原则”等3项要求，但是改革的总体方向已对日本教育弊端的批评精神则全部保留下来了，并且作为迎接21世纪的教育改革设想，对推进日本教育改革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在思考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思考我国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必要性时，上述国际教育改革的动向，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效果对我们定有相当的启发与借鉴意义，可以增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应该怎样理解“素质教育”这一概念的内涵？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可以从学科科学的角度，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根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创造出来的概念。
李岚清副总理指出，“素质教育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出发，以全面培养受教育者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及健康的个性为宗旨。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打下扎实基础，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7]。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认为，“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相对于“应试教育”来讲，素质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8]。在另一次讲话中，柳斌同志强调素质教育有三个“要义”，一是“面向全体学生”，二是“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三是“要学生主动发展”[9]。
何东昌同志则认为，素质教育就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按照教育规律，以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素质全面地得到提高为主要目标并不懈地进行革新的教育”[10]。
陶西平同志认为“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全体受教育者的基础素质水平和个性发展水平为目的的教育”，并且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培养人才的“质量标准”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及要“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的论述，是“明确了我国教育的培养目标，概括了素质教育的基础内涵”[11]。
比较上述对素质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素质教育与党的教育方针的内在联系，也可以发现上述阐释加深了我们对教育方针的理解，强化了其中的若干要求。例如在德、智、体等传统要求之外大多特别提到了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等等要求；又如在强调全面发展的同时大多提到了发展个性的问题；再如论者大都强调了学生要“学会”、要主动，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等等。这些新的理解或强调并不偶然，是与前述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得出的新认识、新要求，是我们创立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的历史性尝试。归根到底，素质教育就是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全体儿童少年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主动的发展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核心，促进每个个体在与社会发展目标和谐一致的条件下，主动开发个人潜能，以争取个性的最佳发展，努力为人类为国家做出最大贡献，并幸福美满度过一生的教育。
素质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标的全方位的社会性教育改革。它不仅是一个口号、一个方向性的期望，而应该是一个行动计划，是可操作、可检测的具体的改革教育的实践活动。
只有这样理解素质教育的主张，才能解释为什么在有关法律、文件中已经明确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之后，还要提出基础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才能说明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是游离于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之外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面深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有力措施。
注释：
[1]转引自“面向21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2]转引自“面向21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3]《21世纪亚太地区教育展望》1995年第4期 P36
[4]《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 P251
[5]《三十五国教育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 P748
[6]《发达国家教育改革动向和趋势》（一）人民教育出版社 P36
[7]“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奠基工程”见“人民日报”
[8]“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人民教育》1995年第7～8期
[9]在全国督导室主任会议上讲话
[10]“坚定信心，实现基础教育的转变，保证教育的全面提高”《人民教育》1996年第5期
[11]“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加快基础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