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方言及其周边方言_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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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闽语的定义

在汉语诸方言中,从有无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域特征和方言特征显著的方言,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B7晋语图,指出“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B6是官话之六图,讨论西南官话的分布,指出“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是西南官话,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去声的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即调值与成都、昆明、贵阳 [、重庆、武汉、桂林]等六处调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话。”B9 是吴语图,说明“古全浊声母多数点今仍读浊音,与古清音声母今仍读清音有别。古帮滂併[p p‘b]、端透定[t t‘d]、见溪群[k k‘g]今音在发音方法上三分……这是吴语最主要的特点。”在讨论客家方言特点的时候,黄雪贞1998认为“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次浊上声与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客家话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因此,晋语、西南官话、吴语、客家话都属于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的方言。湘语、赣语、官话方言中的东北官话、北京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兰银官话、冀鲁官话和江淮官话大致上也属于这一类方言。另一类是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不显著的方言,闽语、粤语、徽语、平话大致上都属于这一类的方言,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地说出它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中国语言地图集》B12 闽语图只讨论内部各区的方言特征,有意避开了闽语共同的方言特征这一问题,笔者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难题,应当留着进一步讨论研究。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深入讨论,研究闽话的学者纷纷探讨能够概括闽语的方言特征,来回答“什么是闽语”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很难的问题。黄典诚1984讨论闽语的特征,提出八条语音标准,三十五个口语常用字。显然这是缺乏概括性的,而且其中的有些标准跟周围其他的汉语方言有交叉,不是闽语方言区别于周围其他汉语方言的唯一特征。例如古非敷奉三母字今白读[p-]或[p‘-],古知徹澄三母字今白读[t-]或[t‘-]也见于周围大多数的客家话和部分的吴语或粤语;站立说“徛”,是闽语、粤语、客家话、南部吴语的共同词汇成分,并非闽语所特有。罗杰瑞1988根据闽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读为不送气清音,少数读为送气清音的事实,提出十二个字作为闽语的鉴别字。假如某个方言“啼~哭头糖叠”四字读送气清音[t‘], “蹄铜弟断袋豆脰毒” 八字读不送气清音[t],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这个见解显然有很大进步,李荣先生1989对此作了肯定。不过这条语音特征需要做一些补充。一是这十二个字并非所有闽语习见的口语常用字,例如“脰”《广韵》去声田候切:“项脰”,当作脖子解。厦门脖子叫“颔颈”

二是碰到海南闽语或雷州半岛某些闽语方言时,必须另作说明。例如海口方言今无送气的塞音或塞擦音,古定母字“啼头糖叠”四字今读[h-]声母。必须说明,像海口这一类的闽语方言,来自定母字今读清擦音[h]声母,相当于其他闽语方言的[t‘]声母。

参照罗杰瑞所提出的闽语语音特征,我们可以再提出“囝、厝、鼎”三条口语常用词语,作为闽语方言词汇的共同特征。以下比较福州、厦门、建瓯、永安、海口、雷州六处这三个常用词的读法:

总之,新化方言“鼎”字的用法十分普遍,跟闽语方言几乎完全相同。新化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也许还有其他的湘语方言也有“鼎”字的说法,值得仔细调查。

以上“囝、厝、鼎”是三个通行闽语各地方言的口语常用词。从现有资料来看,“囝、厝”均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我们把它们叫做闽语方言严式特征词。“鼎”虽然见于周围的于都、南昌方言,但语义上和闽语方言的用法有明显距离;新化方言的“鼎”虽然在语义上和闽语相同,但跟闽语方言在地域上有明显的距离,我们管“鼎”叫做闽语方言的宽式特征词。这些特征词可以成为判别闽语和非闽语的最重要根据之一。当然,闽语的特征词不只这三个,还可以找出另外的特征词。例如闽语各地方言管脚叫“骹”,《广韵》又作“跤”,肴韵口交切:“胫骨近足细处”,汉语其他方言都叫“脚”。从语音上来说,“咬”字可能也是闽语的特征词。“咬”字又作“齩”,汉语方言中包括官话、吴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都来自《广韵》上声巧韵五巧切:“齧也”,是一个古疑母字。但闽语跟其他方言不同,都来自《集韵》上声巧韵下巧切:“齧骨”,是一个古匣母字。现在,可以结合罗杰瑞1988提出的闽语十二个鉴别字读音,进一步完善闽语的定义。假如某个方言“啼头糖叠”四字读送气清音[t‘ ],“蹄铜弟断袋豆脰毒”等八字读不送气清音[t ],并且管儿子叫“囝”,管整座房子叫“厝”,管锅叫“鼎”,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用这个定义检验《中国语言地图集》B12、B13两幅图里闽语区域的方言点,包括邵将区里的方言点,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贰 闽语的分歧性

汉语方言有统一性的一面,又有分歧性的一面。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东部的南京到西部的乌鲁木齐,纵横数百万平方公里,包括好几亿人口,人们互相之间的通话没有太大的困难,这是统一性的一面。但是我国的东南地区,大致上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京广线南段两侧以东的大片区域,方言种类繁多,分歧很大,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这是分歧性的一面。

对整个汉语方言的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评价闽语。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很好地说明了闽语内部统一性的一面。至于说到闽语的分歧性,那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语言地图集》B12闽语图把闽语分为闽南、 莆仙、闽东、闽北、闽中、琼文、邵将七个区,各区之间的互相通话都是有很大困难的。即使同一个区里方言片、方言小片,甚至同小片不同方言点之间的互相通话也会发现不少障碍。当讨论整体闽语时,需要强调闽语的统一性;当讨论闽语内部的差别,讨论闽语与周边其他汉语方言关系的时候,就必须重视闽语的分歧性了。本文后面将讨论闽语和周边方言的关系,因此这里也将着重讨论闽语分歧性的一面。鉴于闽语七区里面,其中有六个区的方言主要中心都在福建境内,下文讨论时主要以福建省境内的闽语方言举例。台湾省境内的闽南话,广东省东部潮汕片闽南话,可以用福建省南部泉漳片闽南话作代表。海南省琼文区和广东西部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方言,从移民历史、方言事实等因素考察,跟闽南区比较接近,也可以不单独讨论。

首先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闽语的南北分歧历来为语言学家所重视。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赵元任在Cantonese Primer一书里,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其中把“厦门—汕头方言”和“福州方言”分立,与客赣方言、湘语、吴语等其他方言并立。1948年上海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语言区域图”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十一个单位,其中闽南语、闽北语分立。1955年在讨论汉语规范化问题的时候,有学者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闽南方言”与“闽北方言”也是分立的。这种南北分立的主张尽管地理概念不太明确,但方言的特征是十分显著的。这一点单从表面上观察就可以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假设从莆仙地区经永春、大田、永安一带划一条闽语的南北界线,界线以北包括闽江流域一带为闽北,界线以南晋江、九龙江流域一带为闽南。那么从南望北看,方言的韵母数目逐渐减少,例如厦门话韵母多达八十二个,再望南的广东潮阳话韵母竟达九十个。望北走古田话的韵母是四十七个,福州话的韵母如果不计鬆紧音的差别也才四十八个,而建瓯话的韵母竟少到只有三十四个。从北望南看,方言的韵母种类越来越繁复。以辅音韵母为例,北部除了宁德、周宁等少数方言点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说到的语音差别对福州话来说都是系统性的,在闽东、闽北,甚至闽中一带的闽方言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这种鲜明的南北分歧中,可以提出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相同,后来由于南北经济文化的差别,使原来十分一致的共同闽语产生了分化,形成现在的南北分歧;另一种假设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本来就不一样,只是由于长期的融合过程,才形成了现在的南北闽语。前一种假设是由合到分的过程,后一种假设是由分到合的过程。但是,不论哪一种假设被认为是合理的,我们相信南北闽语确实有过漫长的碰撞或磨合的历史。这可以从现在的莆仙方言中得到证明。在闽语的分区里,莆仙方言区所辖范围只限于莆田、仙游两县,即旧兴化府地区,在地理上正处于以福州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厦门为中心的南部地区的交界处,因此在方言上形成了自己突出的个性。例如管“桌子”叫“床”

这些都跟福州话完全相同。莆田话韵母没有“紧音”和“鬆音”的差别,文白异读自成两套读音系统,口语里说“狗、茄、芳”不说“犬、紫菜、香”。这些都跟厦门话十分一致。莆仙方言的这种现象,是南北闽语长期碰撞或磨合的结果,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

现在再来讨论闽语的东西分歧。福建境内东西闽语大致以南北走向的戴云山脉为界线。戴云山脉东侧直至沿海平原闽南、莆仙、闽东三区为东部闽语,有的学者称为海岸闽语;戴云山西侧以及北端闽中、闽北、邵将三区为西部闽语。邵将区的邵武方言的归属有不同意见,可以暂时搁置。海南省的琼文区和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更加靠近东部三区的闽语,与西部三区的闽语有较大的距离。早期的闽语研究横向观察较细,纵向对比不足。关于闽语的东西分歧,过去注意的不够,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1960年前后的福建汉语方言普查以后,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中国语言地图集》B12 图说明文字中说到:“就福建省境内而言,东部沿海地带平常认为是闽语的中心,西部地带是客家话,中部地带是具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地区。从东望西,闽语的成分逐渐减少,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增多。”本文所说的西部闽语,所指的就是福建省中部地带具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

东部三区的闽语,尤其是福州话和厦门话,尽管有很多分歧,但比较于西三区而言,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仍然很多。从语音上看,东部三区闽语的声母都符合典型闽语“十五音”系统,福州话今声母跟《戚林八音》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厦门话今声母跟《豨音妙悟》和《雅俗通十五音》的承继关系也一目了然。恰恰在这一点上,西部闽语尤其是闽中一带的闽语跟东部闽语形成了令人注目的分歧,西部闽语突破了典型闽语的“十五音”系统。例如沙县、永安一带,古精庄章三组字分化为舌尖前音[ts ts‘ s]和舌叶音

这种边音声母擦音化的变化,东部闽语现在还没有记录。其他汉语方言也还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报告。对此,罗杰瑞、梅祖麟1971有专文讨论,可资参考。从词汇上看,一些口语常用词也有很明显的差别,下面根据陈章太、李如龙1991,摘举“他单数第三人称、人、猪、泥土、雾、说话”为例,对比东部闽语福州、莆田、厦门和西部闽语永安、沙县、建瓯等六处方言的说法。

以上比较条目中,“人”和“猪”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东部闽语管人叫“农”,是典型闽语的说法,来历久远,详见黄典诚1980。西部闽语管猪叫“豨”,见《方言》卷八,又《广韵》上声尾韵虚岂切:“楚人呼猪”,用法历史也很悠久。由此可见,东西闽语的分歧不是偶然的。有学者问,在闽语的内部分歧中,是南北分歧是主要的,还是东西分歧是主要的?回答这个问题有困难。因为无论是南北闽语或东西闽语,到目前为止,都还缺乏全面的、细致的比较研究,不论是量化数据或性质上的轻重,我们现在都缺乏根据。其实,这个问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要承认闽语同时存在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这是一样都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由于要强调东西分歧而忽略南北差异,在讨论整体闽语时难免陷入困境,反之亦然。

叁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一

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闽语与周围的汉语方言的关系。闽语北邻吴语,西部和西南部与客家话相接,南部与粤语交界,本节实际上是讨论闽语与吴语、客家话、粤语的关系。邵将区的闽语是跟赣语区域相邻的,区内邵武一带的方言具有许多赣语的特点,其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因此本文暂不讨论。上文细说闽语的定义和闽语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是为本节的讨论张目的。

首先必须指出闽语在周边方言中,有它的特殊性。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再举例子说一说。从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稻子说起。南方以稻米为主粮,水稻种植的历史到底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但年代久远是可以肯定的。北方以前基本不种水稻,近几十年来也只是小面积种植。反映在汉语的词汇上,稻子及相关的说法,可以成为南北方言的区别词。北方“稻子”指田里的植株,“稻谷”指未去壳的稻子的子实,“稻米”指去壳以后的子实(也可以说“大米”,但口语一般不单说“米”,单说“米”在北方方言中多指小米)。三项东西的中心语素都叫“稻”。并非重要作物,无需细分。南方则不同,稻子的说法是三分的。下面举闽语福州、厦门、雷州、建瓯,吴语上海、宁波、温州、金华,客家话梅县、江西于都,粤语广州、东莞等十二处方言为例。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稻子也可以成为闽语、吴语、粤语和客家话的区别词。吴语是“稻谷米”三分自成一类,粤语和客家话是“禾谷米”三分另成一类,证明粤、客方言十分亲近。闽语也自成一类,但东西部有差别,东部是“粙粟米”三分,“粙”《集韵》去声宥韵直祐切:“稻实”,古今所指不完全一致;西部是“禾粟米”三分,永安、沙县一带稻子的植株都叫“禾”,跟粤、客一致,但稻实都叫“粟”,跟其他闽语一样。这个古老的事实,再次证实了闽语在周围汉语方言中的独立性质,也说明了闽语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跟周围的方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应该说明,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闽语在周围方言中的特殊性质。过去的闽语研究文献中,有些存在夸大这种特殊性质的倾向,应该引起注意。一方面是现有划分的各大区、区的汉语方言中,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质,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闽语周边的吴、客、粤诸大方言无一不是如此的。例如吴语方言的古塞音、塞擦音声母“三分”,很多地方还管看叫“望”,如上海

肆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二

现在可以深一步说明闽语和吴语、粤语、客家话的具体关系。先拿“站立、没有“有”的否定、吃(饭)、滴(水)、鼻子”五个口语常用词为例,比较闽语福州、厦门、建瓯,粤语广州、东莞,客家话梅县、江西于都,吴语上海、宁波、温州等十处方言的说法。

没有,闽语福州、厦门,客家话的梅县、于都都是阳平调,字形上从俗写作“无”或“冇”,其共同来历当是古开口一等豪韵明母字。建瓯方言这个字的来历与此相同,古平声浊音声母今读上声在建瓯是通例。粤语的广州、东莞字形也写作“冇”,是阳上调,显然跟赣语南昌、湘语长沙的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闽语跟客家话、粤语有很亲近的关系,跟吴语,尤其是温州等地的浙南吴语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可以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吴语南北差别也比较大。关于浙南吴语跟闽语的关系,《中国语言地图集》B9吴语图的文字说明有非常简单明了的介绍。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①闽语把“人”说作“侬”,整个吴语区这个词的说法正好分为两大派,北部多说

根据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广韵》场伯切来的“择”字不能解释梅县、福州等地的读音,应该另有来历。比照《广韵》“襗”字有场伯切和徒落切两读,《集韵》“檡、蠌”两字有直各切和达各切两读,客家话、闽语里的“择”字,相当于《广韵》的徒落切,只是韵书失收了。就是说,金华等地南部吴语的“择”来自场伯切,闽、客方言的“择”来自徒落切。界限分明,两不相混。

粤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是早就知道的。《中国语言地图集》B8是东南地区汉语方言图,文字说明中指出,“你是谁?这是什么?是不是?”的“是”,好像在粤语和客家话里都说“係”,粤语和客家话之外,还不知道有其他方言“是”说“係”的。因此,判断词的说法成为粤、客方言亲近关系的生动例证。闽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近年来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最系统性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大概当推罗杰瑞和张光宇。罗杰瑞1988[中译本1995]直接了当地说:“客家话和闽语很接近,如果不是同一个来源,就不好解释”。并且指出,闽、客方言至少有三方面的共同特点:①中古舌上声,闽语仍读舌头音,客家话也有这种遗迹。②边音鼻音很多字,都读阴调类。③闽、客方言有一些共同用词。张光宇1996完全把闽、客方言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交叉讨论,论证闽、客方言的亲近关系可谓用心良苦。但是,闽、粤方言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从上文说到的很多例子,已经可以证实闽语和粤语、客家话之间存在着十分亲近的关系。同样,也不能夸大闽、粤、客方言的这种亲近关系。如果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包括深层次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尤其是南部吴语)以及赣语等诸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共同体,我们可以从语法的角度,以“有”字句做进一步的讨论。闽语、粤语、客家话普遍存在“有”字句:

郑懿德1985对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有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其中有三种句式是北京话所没有的:

①有+动词(或动词短语),具有肯定动作、行为的真实存在或业已发生等功能。例如:

以上三位作者的描写有详有略,分析角度也不一样,但对“有”字句的主要用法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所描写方言区别于北京话的最重要语法特征之一。吴语里有无类似的用法,现在还没有看到专门的讨论。但跟北部闽语相邻的浙南吴语,却是有某些记录的。据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280 页“有”字条目下的例句:“渠啦该几年不晓得狃宕钞票近挣来,人家家庭妆起有显”,这是形容词之前用“有”的例子。又据郑张尚芳先生告知,“有”字在温州方言的用法,跟闽语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详细报道。“有”字句在汉语方言的分布范围有多大,现在还没有调查研究,但是把它作为闽、粤、客方言以及浙南吴语亲近关系的又一例证则是没有问题的。

伍 引申的话题

现在可以对本文的讨论略加引申,讨论一点相关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闽语的统一性,又要看到闽语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差异,闽语内部的分歧性还是十分引人注意的。跟周围的吴语、客家话、粤语相比较,闽语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应夸大这种特殊性。这是因为闽语和它周围的吴、粤、客以及赣语等方言是汉语南方方言最大的共同体,互相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东部闽语跟南部吴语,尤其是浙南吴语有不少共同点;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特别密切;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话都有明显的关系。因此,在具体研究问题的时候,应该把闽语跟周围的方言逐一进行比较,要是笼统地说闽语跟那一个方言就有特别的关系,难免碰到一些困难。

这种状况比较符合闽语及其周围地区的历史地理事实。关于早期的历史地理事实,请参看陈国强等1988,这是一本简单明了的著作。总之,闽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接受周围地区历史地理环境和方言文化影响的条件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有了它今天分歧性的一面,这种分歧性有时是很大的。再从历史上来看,汉以后的闽中郡延及隋唐,所管辖的地区恰好包括今天福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浙南地区,浙南地区与福建东部沿海独得海上交通之便,因此南部吴语,尤其是浙南吴语跟闽语,特别是东部闽语形成了很多的共同点。福建西部地区是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历史上的客家移民和说闽语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特别密切。至于说到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话的关系,那是显而易见的。广东境内粤语、闽语(闽南区的潮汕片)、客家话相互为邻,几成鼎立之势,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在情理之中,详见詹伯慧1990;再说,长期以来闽、粤、客地区大批移民海外,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众多的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华人社区,他们在语言上的互动趋势,对闽、粤、客方言不能不产生重大作用。以上只是简单的说一说,详细的叙述将需要相当冗长的篇幅,这不是本文作者能胜任的任务。

讨论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引起了起来越多学者的兴趣。闽语与周围方言的关系很自然成为焦点的话题。这可能跟闽语的某些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曾经被不适当夸大多少有点儿关系。撇开这个不说,讨论闽语跟周围方言的关系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讨论其他方言之间的关系一样有价值。因为讨论方言之间的关系,将大大地促进方言比较研究的开展。就现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而且这种比较研究还带有难以避免的片面性,例如比较的材料很少,取材的个人随意性太大,不能全面照顾方言事实等等。本文的研究也有片面性。有感于以往讨论这个话题时,语音的材料多,词汇的材料少,本文作者更多地侧重于从词汇的角度讨论问题。但是词汇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其系统性却远不如语音的系统性整齐,并且可供方言比较之用的词汇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只能举一些重要的例子来说明。这就难免带上个人随意性的色彩,事实上也就很难全面地照顾方言事实。是以疏漏之处定然不少,望高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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