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学说一个命题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共产主义者论文,唯物主义者论文,学说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讨论实践唯物主义问题起直至今天，对这个命题一直歧见纷呈。争论双方置命题的后半部分“即共产主义者”于不顾，把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概念上。有的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不过是马克思顺便一提，不能由“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推出“实践唯物主义”的一般概念；有的则认为只有有了“实践唯物主义”才能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最终成果，是马克思深化和发展了的“新唯物主义”。由于争论双方都没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结起来，忽视了马克思用“即”字把两者等同的深刻意蕴，因而也就没能揭示出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
本文把马克思在这段时期写的四本著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比较对照，指出这个命题是这四个文本中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最终归结，其真实涵义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推出近代唯物主义的三形态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特征，也是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只能在唯物主义基地上发生，他对哲学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对唯物主义的深化和推进。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自己经过革命变革所创立的新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这种新唯物主义并非凭空出现，它有深远的历史积淀，是近代欧洲唯物主义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经典式的语言总结了新旧哲学的不同功能和使命，指出一切旧哲学（其中包括旧唯物主义）的任务只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新哲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使命则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就唯物主义而言，“解释世界”就必须“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将其“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这就要从客体出发，遵循客观性原则；而“改变世界”就要对世界“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当作实践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遵从主客体相统一的价值原则。贯穿于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恰恰是人在哲学和历史中的生成和凸现。
马克思以人与物关系的演变为坐标，把近代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区分为三个发展形态：
第一形态是“纯粹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推出“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一词，并在《神圣家族》中详尽地阐述了这种近代以来的唯物主义的特点，指出纯粹的唯物主义以培根和霍布斯为代表，是一种极端的唯物质及机械运动的“片面”的唯物主义。在他们那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唯物主义学说“毫无血肉的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变得敌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并把人完全淹没在物质及其机械运动中。物质而不是人成为“一切变化的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可见，纯粹的唯物主义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表述，同时又是物质与人的主从关系的特定表达。
第二形态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谈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与纯粹的唯物主义相比，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他的哲学就是以人本主义命名的。但是费尔巴哈虽然推出了人，可并不了解人，他对人和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他抛开实践活动，只是从生物学上的纯自然角度来看人和人的世界：“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60页。）。费尔巴哈虽然重视人，但由于不了解实践对生成人和铸造人的决定意义，所以他所理解的人仍是抽象的人，不具有现实性、历史性、具体性和个性。“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即从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考察。
马克思完成了这个划时代的哲学使命，把唯物主义推进到第三形态，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这是在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人与物质或世界关系理解的新升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对象、事物、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其结果，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仿佛“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马克思揭示了存在的实践根基，指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这个结论虽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的，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说过：“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产生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也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直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把此前的人化自然、人的实践生成和感性世界的实践基础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思想归结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它既不是马克思顺便一提，也不存在能不能由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推导出一般的实践主义问题。它有确定的思想内涵，是对“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特定的唯物主义体系的准确称谓。上述摘引的马克思的诸多精粹话语为实践唯物主义提供了立足的论据，而马克思以人与物的关系为坐标对近代唯物主义演变的内涵和趋势所作的论述，令人信服地表明，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自己开创的“纯粹的唯物主义”与“直观的唯物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一命题首先就包含了这层意蕴。
二、阐发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命题何以成立？为什么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里，“共产主义者”的含义清晰，没有疑义。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涵义是什么？是指像马克思这样把唯物主义推进到第三形态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形态的人而言吗？马克思确实是共产主义者，也确实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两本书中我们找不到马克思对这个命题的破解。而在此前的《神圣家族》中，我们找到了马克思自己提供的答案。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专辟一章，题为“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精辟地阐明了近代完整形态的共产主义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观，是“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的体现。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以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代表的经验论者）重视理性，强调感觉经验，主张用健全的理智直面社会生活，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如教育至上、环境造人、智力平等、享乐合理等等。这些观点总体上依附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但就其个别结论来说，其中不乏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如实判断。人类的社会生活都有着相似性和共同性，正确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历史，不仅可以为理解古代社会结构提供一把钥匙，而且它切中时弊的针砭和主张也能揭示出未来社会的趋势和某些特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就潜藏着这么一种不可遏制的逻辑趋势和深层意蕴，如果顺势导引和正确推论，那么就可以从中发现“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率先作了这样一番推论和引申。他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对人性、利益和环境这一系列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和要求不仅是针对封建制度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难以做到的，而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理想的和公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要求才可能最终兑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法国唯物主义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唯物主义在历史上向来是进步的思潮，一直与革命阶级相携手。唯物主义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来自它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严肃性和正确性。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崇尚理性，重视经验，客观地反映和思索了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使他们有可能在教育、工业、人性、环境等问题上得出切近实际的正确结论。这些结论在现实上直接针对封建主义，而如果将其推至极论，彻底延伸，其锋芒就会指向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资本主义的环境也并不真正合乎人性。所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不仅孕育和指导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中铸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它极具历史穿透力，还为未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埋下了伏笔。按照它们的逻辑，不仅封建制度和宗教统治要被推翻，就是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并不合乎理性和正义，它也应该像封建主义一样要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一个新的更完美的理想社会召唤人们去争取。鉴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唯物主义能够成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源，这也是人类先进文化形态相互融通的结果。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持无神论立场，都对理性、正义、平等怀有不懈的真挚追求。尽管它们的体系、根据、层次、水平尚有区别，但在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展开的时代，唯物主义就天然地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一可资借鉴和汲取的思想渊薮。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详尽地考察了法国共产主义流派的思想来源，指出“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学说出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页。）
必须看到，法国唯物主义只是为共产主义提供了逻辑基础和必然的联系，在“倾向”和“导向”的层面上为共产主义准备了“思想材料”，但它在现成形式上不可能直接成为共产主义。其关键和要害就在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其中包括法国唯物主义）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脱离现实，轻视实践，只以“解释世界”为己任，把自己本可以介入现实层面并有实践潜力的思想封闭在抽象体系中，锁定在书本上，成为与现实活动无涉的纯理论。在他们看来，哲学能够“解释世界”就已经足够了，他们不想、也无力把他们的社会政治伦理实践化，以在现实中得到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法国唯物主义者空有共产主义意蕴，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
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内蕴是弥足珍贵的，为了给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使具有唯物主义内蕴的共产主义的“导向”和“逻辑基础”升华为现实的共产主义，就必须对唯物主义进行改造和提升。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把这种改造和提升理解为实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但是即使实现了这种结合，它“还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改变不了旧哲学单纯“解释世界”的弊病，共产主义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其潜在形态。这种哲学仍然不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对18世纪以来的唯物主义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变革和提升，开辟并践行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把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社会政治理念激活起来，使其实践化、世界化，改变其重理论、轻实践的旧传统，推倒隔在理论和现实、思想和实在之间的屏障，通过实践活动把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内蕴从书本中和象牙塔里释放出来，发生实际功能。这就使唯物主义发生了质变，从过去“解释世界”的纯理论形态演进到“改变世界”的实践形态，其蕴含的共产主义“导向”和“倾向”也就从潜在状态跃向现实，化为千百万人“改变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个使命的实践者与身体力行者自然也就从唯物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和历史的演变，马克思才推出这个颠扑不破的命题：“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个命题，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哲学从纯粹、直观形态进展到实践形态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它是对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超越，宣告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内蕴的充分肯定，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哲学根源。它以“改变世界”的崭新思维呼唤实践理念的推出，又以实践为中介，把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连接在一起。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是把先前对唯物主义所持的狭隘的唯物质主义的理解，推进到以主体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对世界的实践的理解方式。这里凸显的哲学功能是“改变世界”，强调的核心概念是实践。只有实践形态的唯物主义才能把内蕴的共产主义“倾向”和“逻辑”化为“改变世界”的行动，只有以“改变世界”为使命的人才能注重实践，把唯物主义内蕴的共产主义“导向”付诸行动。于是，践行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要求的人当然也就是共产主义者了。所以这个命题虽然简短，但寓意丰富而深刻，是《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本书的思想精华的凝结。
三、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揭示其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原因
费尔巴哈“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0页。）、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哲学引路人，其思想和阅历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有一腔共产主义情怀，终身都与共产主义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仅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而且晚年努力学习共产主义文献，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于187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费尔巴哈想当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愿望是真诚的，但他坚持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又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命题隐含的用意是指向命题的反面，旨在说明直观唯物主义者成不了共产主义者，只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由于在这句话之前，马克思的手稿缺了5页纸，我们无法猜测其中的内容，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几处指出了费尔巴哈与共产主义者在哲学上的差距，其意似在揭示费尔巴哈成不了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原因。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第591页。），“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就是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局限性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正是这种局限性使费尔巴哈大大落伍于同时代的马克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揭示了费尔巴哈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原因：
首先，费尔巴哈是个直观唯物主义者，对世界的感性直观往往把他引向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凭借自己的直观感觉，看到了自然、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不和谐，但他不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和“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及“周围生活条件”来思考这些矛盾，而是把这些矛盾抽象化，归结为意志和情感的问题。由于他不理解实践，“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所以最后他不得不把视线从现实生活转向感情范围内：“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马克思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费尔巴哈是个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者，他用宗教变迁、情感与理性去说明历史，并企图建立爱的宗教来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这种唯心史观遮蔽了他的视线，使之与共产主义的宗旨和使命大相径庭，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其次，费尔巴哈只是个“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不理解唯物主义哲学肩负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使命。马克思提到，费尔巴哈曾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仅仅设定在共同性之中——他是共同人，是共产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3页。）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这个自白：“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竟借助‘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一般人’的谓语，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纯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6页。）费尔巴哈从“共同人”到共产主义者的推论表明，他对共产主义者理解得过于宽泛，以为只要承认了人的共同本质就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的这种理解不仅十分抽象和错误，而且也暴露了费尔巴哈的另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他只想达到对人与人全部存在关系的正确理解，用共同性表明“人是互相需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6页。）。而局限于理解存在很不够，马克思指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页。）。费尔巴哈力图理解存在和现实，这往往导致他对现实的妥协和容忍，磨灭他的斗争锋芒和锐气。马克思举例说，费尔巴哈认为“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页。）费尔巴哈根本不懂，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马克思说：“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他的重理论轻实践的立场也使他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上述三方面内容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个命题十分深刻、宏大，它具有总括性，凝聚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过《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发展历程。马克思在着力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同时，全面阐发和论证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的实践形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划时代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把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唯物主义哲学内蕴的共产主义趋势。实践是联结这两者的纽带，“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命题就是上述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归结和概括。准确地理解这个命题，全面地把握其内蕴的深刻涵义，对于我们正确领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实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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