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有效增长研究——基于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曲线论文,经济学论文,资本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5）03-0069-05
一、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内涵
“自然资本”是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H·E.戴利于1968年在《论作为生命科学的经济学》一文中明确提出的概念。意指整个自然环境包括清洁的空气、水源、土壤都是获取价值增值的资本。后来吉利斯·罗默等人在《发展经济学》一书中也明确了类似的观点，指出自然资本就是一国现存自然资源价值的总和[1]（P168）。这是对资本概念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蒙·库兹涅茨在对经济增长的统计研究中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这一曲线的逻辑含义在于事情在变好以前，可能不得不经历一个更坏的过程。将这一对应关系引申到自然资本与人均收入（即经济增长指标）的相关性上就存在如下关系：在人均收入较低阶段，一般经济增长速度也较低，对自然资本的损害较轻，经济负效应如污染排放、对自然资源（可再生）耗损都在自然资本的生态阈值以内，这时，自然资本存量依自身的恢复能力可得到较好的维持。随着经济增长加速，人均收入提高，自然资本耗竭速率超过其自身恢复能力，这时，自然资本将出现加速的耗竭。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人们开始重视自然资本的保护与投资，这时自然资本耗竭速度得到遏制。随后，人们对自然资本投资加大，加之技术进步，自然资本利用率提高，其相关的保护技术被开发，自然资本损耗出现降低，呈现出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损耗下降并存的局面。当今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已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见图1）。以上就是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的总体含义。
图1 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
二、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学分析
第一，该曲线隐含经济增长是持续的这一前提，即图1中由A→D的整个阶段是经济持续增长阶段，自然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先是受到加速损害，而后得到维护。
整个过程自然资本是完全被动的生产要素，并未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相反，经济增长是维护和增加自然资本的单向积极力量。这一前提忽略了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反向制约作用。实际上，自然资本历来都是经济增长的能动生产要素。当自然资本受到严重损害时，必然阻碍经济增长并降低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并非是线性均衡的持续性增长的，而是遵循具有演化特征的增长路径。其实，经济增长是一个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下多条路径歧异集合，即存在分叉路径，也许有经济增长，也许是经济衰退，乃至经济体崩溃。如历史上非洲的萨哈拉帝国的衰亡即是例证。正像舒马赫所言，“文明人走过地球表面，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一片荒地。……在许多情况下，他使用并浪费大部分容易开采的金属或其他需要的矿物质。于是他的文明在他自己创造的掠夺中衰落下去，或者迁移到新的土地上去。已经有十至三十种不同的文明沿着这条路走向灭亡”。[2]舒马赫的警醒言辞表述了人类对自然资本肆无忌惮地开发和耗竭性地利用，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直至引起某一文明的衰亡。
第二，该倒“U”曲线模型忽视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也就是说该曲线描述的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增长体系。实际上经济增长具有自然资本倒“U”特征的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渠道将一些重污染的、对自然资本损害严重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了国外——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方面减少乃至保护了本国自然资本耗竭，同时也获得了巨额的海外投资利润，再用于本国的自然资本投入，从而使本国的自然资本得到维护乃至增长；另一方面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本的损害。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自然资本品，由于初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并未得到应有的、合理的资本回报，资金的缺乏使本国的自然资本未能及时得到维护和发展，为获得足够的经济发展资金，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本的更大量出口，形成新的增长——生态恶性循环。国际贸易也是发达国家污染转移的一个重要国际渠道。发达国家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优势，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大量廉价原材料和半成品，而出口价高利大的知识技术密集产品，一方面获得大量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基地，这也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本的损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均对这种不合理经济秩序予以详尽分析，结果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的贫困：经济贫困和环境贫困。根源在于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其产业结构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对自然资本损害大，而且国际市场这些初级品和半成品的供给价格弹性极低，为换取外汇支持经济增长往往采取耗竭型资源开采战略，结果导致本国自然资本损害程度加重，经济并未出现预期的增长。当今非洲等一些资源型经济体面临环境与经济双重贫困的现实就证明了自然资本——经济增长倒“U”曲线只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作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适策略是：
一方面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斗争中应团结一致，通过集体的力量，如建立较为独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签订多边的生产、贸易协定等，争取有利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高初级品价格，纠正人为扭曲的价格体系。
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尽快摆脱目前严重依赖自然资本的生存经济现状。
第三，该曲线还隐含了一个前提，即生态阈值在经济增长中的强制约作用被舍象掉了。
就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加，人们一方面对改善自然资本现状和环境质量有日益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经济实力增加自然资本投资并积累本地区的自然资本，在生态阈值以内是会出现倒“U”曲线的。这也为人类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寻求较好的生态环境治理之路指明了方向。这是该曲线的一个积极的，值得肯定的逻辑意义。不过其前提是经济增长必须在生态阈值的界限以内。
事实上，经济增长在其极限上除受到技术、制度、资本等因素的制约，还最终受到自然资本生态阈值的终极制约。生态阈值是指自然资本所能承受污染物、采伐率（或捕获率）的生态极限。超过这一阈值，自然资本便出现不可逆转的加速损坏，表现为空气严重污染导致的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异常变暖、森林剧减、草地沙化，鱼类死亡等环境灾难。这种阈值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一旦被破坏，则很难再恢复。美国麦多斯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震惊世界的著作《增长的极限》，实际上就从积极的意义上论证了经济增长面临的生态阈值问题。而库兹涅茨曲线，舍象了生态阈值，当然就会得出了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可以使自然资本损害程度降低以至出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并存的状态的结论。然而并非所有经济体增长都能保证在生态阈值之内。一旦突破则自然资本连同经济增长都将面临崩溃边缘。图1曲线B—C部分就是这一危险区域，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古国就是在这一阶段衰亡的（单从自然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角度来考察，不考虑军事战争，突发非人为的自然灾变等因素）。所以该曲线尽管不是荒谬的，至少也是不严密的。
第四，该曲线仅是从统计学意义上得出了先增长后治理的发展模式特点，但并不是惟一最佳的选择。
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是在经济增长并不很高乃至是低增长或负增长时，就已接近了经济增长的生态阈值。因此也就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向自然资本投资，遏制自然资本退化趋势。否则便丧失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根基。所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谋求经济增长战略时，应时刻关注本地区自然资本退化状况，不必等到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再治理环境，避免进入倒“U”误区，防患于未然。
正像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拒绝先增长后治理的方式”[3]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环境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其潜在的、累积的成本非常巨大：
首先，空气和水污染似乎是可逆的，但它对人类福利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不可逆的。
未来的治理很难弥补当代人的福利损失。（大气和水）污染会导致呼吸道疾病、传染病、流行性疾病频发。尤其是空气中铅浓度增大会损害人类尤其是妇女、儿童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对未成年人智力及其人力资本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等。只有边增长边治理才使得代际福利得到公平分享。而且及早治理还可及早获取收益，如人的健康状况改善以后，可以更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一般来说在同样面临环境污染条件下，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承受力及负担污染损害的程度是不均等的。
低收入者及弱势群体受到的损失会更大。因为他们无力选择较好的居住地或无经济能力使用更清洁的但昂贵的能源及消费经过处理的洁净水等等。
再次，环境污染往往造成基因物质不可逆的损失，使陆地、海洋生物多样性发生不可逆损失。
总之，先增长后治理的模式是很危险的。据Lvovsky等的测算，在发展中国家中，估计有1/5的总疾病负担和早亡是由供水不足、卫生设施不全、室内及城市空气污染、疟疾，以及农用工业化学物质和废物等原因造成的。对非洲而言，供水不足，卫生设施不全以及室内污染占疾病负担的29.5％，这个比例高于它造成营养不良的比例——26％。环境损害最大的是人力资本损失。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研究结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这些数据表明，环境退化或自然资本遭到损害不可能不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库兹涅茨环境曲线中所表示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发展是不现实的，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往往容易对谋求经济增长的国家产生误导。因此，实现自然资本约束下的有效经济增长，必须设法将经济增长保持在生态阈值以内，即图1虚弧线E—F所表现的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的对应关系就是经济增长的生态可持续上限。其实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接近或突破了阈值线，进行自然资本的维护与投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迫切的。为实现经济有效增长，我国必须摒弃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传统工业化老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必须适时进行自然资本的恢复、保护与投资建设，谋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我国有效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经济有效增长，不同于以往经济粗放或集约增长方式的定义。经济集约增长方式仅仅是注重技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忽视了技术本身对自然资本的损害效应。如为促进农业增长，大量使用的化肥、生物技术等已经对自然资本（土壤肥力、水源及生物多样性等）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经济有效增长是对经济增长与资源、生态环境相适应状态的一种描述，也是对传统经济增长范式的发展与创新。
诚然，环境质量的提高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为环境治理与改善提供物质条件的重要因素，然而，产业结构、消费水平与方式、科技进步、自然资本产权及环保意识等因素也对其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上述这些因素实际上规定了政策调控的可行区间，即通过严格调控其他因素，弥补经济系统对环境投入的不足，完全有可能在低于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峰值（人均GDP4000-5000美元）下，提前实现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跨越传统的依靠经济实力治理环境的思路。
第一，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应将自然资本总量持续供给能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强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此，以自然资本要素调整国民经济核算，应纠正以往单纯注重经济指标和经济能力的发展战略，将国家创新体系与自然资本投资、环保与生态技术结合起来，形成经济与环境-生态的良性循环。结合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高能耗、重污染的落后技术工艺。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诱导环保型项目及相关产业群的形成。坚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结构调整并重。从开发和建设的源头控制生态破坏，污染防治要靠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为此必须坚决关停耗能高、污染严重的“十五小”企业。同时大力发展对自然资本破坏较少的第三产业，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改变原来污染的末端控制方式，实行源头和生产全过程的控制。扶植环保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环保资金投入，加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对草原、荒地、湿地、荒滩、森林等经济功能较弱而生态功能较强的地域，进行自然资本投资，实行保护性开发，退耕还林、还草，恢复退化的植被、土壤的生态功能，休养生息，逐步提高其自然生产力。
第二，在企业层次上，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生态维度。
在企业工艺流程上实行清洁生产，采取全程控制模式。在企业文化构建方面，强化环境生态意识，营造环境保护的氛围。用产业政策和标准（环境标准ISO14000质量认证体系）引导、规范企业行为，以自然资本产权设计、界定来激励企业行为向着保护环境的方向发展。用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地出售服务而不是产品，如售后维修服务可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旧物回收利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其实，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购买产品的服务功能，而不是产品的物质实体。如复印机的功能在于可以给消费者提供复印服务，机器的硬件设施不过是输出服务的载体而已。这样，企业就可以将产品产权进行分拆，通过租赁使用权来提供服务，并进行收费，以保留产品的所有权，便于以后的维修、回收、改进。避免了一次性卖断给消费者所造成的机器废弃、攀比更新等方面的资源浪费。
第三，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由于我国自然资本人均水平较低，在现有技术经济结构条件下，为谋求高速经济增长，仅立足于国内自然资本就会加剧自然资本的破坏和退化。这样，就必须利用国际市场渠道，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对自然资本丰富的国家进行合作开发利用，乃至直接设矿办厂，以补充自然资本的不足。
第四，改革自然资本管理体制，打破目前分散的，以地方行政区划为主的环境治理体制，建立符合自然资本整体性特征的环境综合治理体制。
按自然资本功能区域和经济外部性作用的主要范围，重新划分环境治理责任区域及管理权限。如整个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本蕴藏量极其丰富，既有水利资源、林业资源，又有矿产资源和独特的气候资源（如赤水河的天然微生物大气循环系统，使茅台酒的风味独具。），这些资源作为长江流域的一个自然资本整体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它们在生态功能上具有互补共生性，每一部分遭到破坏就会损害其他部分功能的发挥，使经济负外部性传递、累积、强化放大。因此在治理和保护上就应当由统一的，针对这一流域整体的管理机构来进行。但是目前这一流域的环境管理在行政区划上分属多个省市，政出多门，有时相互冲突、相互掣肘，很难进行统一的、步调一致的综合治理。结果是自扫门前雪，一地的治理成果可能被其他地方的破坏行为所侵蚀、损害，还容易出现治理搭便车行为，降低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实际上，按自然资本功能的整体性来治理，在经济学上也就是将自然资本管理主体合而为一，使外部性内在化。这样就可避免环境治理上的诸多弊端。同时，建立自然资本储备运营体系，使自然资本利用效率最大化。对土地、山地、林地、水资源等可进入市场运作的自然资本进行政府宏观调控，纳入政府宏观管理。实行招投标制度，促进自然资本优化配置和集约利用。同时筹集货币化自然资本，用于对自然资本的维护建设投资，实现自然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自然资本代际产权运营机构是实行可持续增长的国际体制保证。
在这一统一机构监督下，各国政府包括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都应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点，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生态意义）增长。发达国家已经依仗其先期工业化优势，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用于自身环境投资的资本，较好地治理了本国的生态环境，而且通过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如跨国公司等经济组织形式，过度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本，对于人类共享的具有公共属性的自然资本（如全球的大气层等）发达国家也进行了先期的、不可逆的利用。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资本治理与投资方面，发达国家应承担大部分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率先签订与执行有关全球自然资本治理的国际协定，并无偿或低成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技术及产品。当然，对自然资本追加投资，应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实行责任分摊制。在国际减排、环境保护援助、国际环保基金等方面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标签：库兹涅茨曲线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