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宋案”处置态度演变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孙中山论文,宋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史众多史论史著，几乎一致认为，1913年3月20 日宋教仁被刺随即身亡一案发生后，孙中山即敏锐地看出，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主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提出“联日”、“速战”，主张先发制人，迅速展开斗争。经仔细爬梳，特别是对新近在国内外发现的有关史料的考订，我们认为，这是把孙中山对如此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与处置态度过于简单化了，不合史实。要知，孙中山处置“宋案”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它不可能不受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影响，随着这种那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强弱，他的态度不可能没有变化。本文拟对这一演变过程作一蠡测，试图从一个侧面“寻找真实的孙中山”，“寻找对孙中山的新的理解”。〔1〕
一、事先，孙中山并无精神准备
袁世凯处心积虑，蓄谋排除异己，孙中山在事先有所觉察吗？没有。这得从追述往事说起。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会谈，商讨国是， 在京居留长达一月，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与袁晤谈达13次之多，双方“颇为融洽”。孙一再对报界公开表示，明确“赞助袁氏，使为正式总统”；〔2〕认为，解决内政、外患之根本在于“发展物力， 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因此，他决心“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3〕袁为迎合， 特授孙“筹画全国铁路全权”。10月，孙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并设立了“铁道督办办事处”，钻研铁路工程资料，规划铁道建设。
孙中山南返途中及抵沪后，即向党人宣传：“袁赞成共和，……出于真诚之意”，随后又西上江阴、镇江、南京、安庆、南昌、九江、芜湖等地，除继续宣传他的铁路计划以外，“辄务宣达”袁世凯“爱国之真意，经邦之大猷”。〔4〕不仅自己对袁世凯不疑惑，不戒惧， 也使广大党人、国人对袁崇信不已。
孙中山口口声声“舍政事”，但对中日亲善，却心慕神驰，时刻萦怀，一而再地向袁世凯建议把它定为国策。1912年11月16日密电袁说：“华日联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时，当可办到。”〔5〕再次向袁请命。随即积极筹划访日。次年1月和2月，又连续两次密电袁世凯，“请先式程式”〔6〕及“将我政府最近之对日、对俄方针， 详为指示”〔7〕。预计“往返四星期”〔8〕，2月10日起程， 只因宋案突然爆发，党人催促，才于3月23日起程回国，25日抵沪， 大大超过原定行期，如若不然，还不知要延长多久。
孙中山返国抵沪当日，其第一件事即密电袁世凯，报告访日经过。电文说：“此次游日，向其朝野官民陈说中日联和之理，双方意见极为浃洽。其现政府已确示图两国亲交之真意，此事于东亚和平，极有关系。望公决定方针，筹划进行。”〔9〕27日，出席国民党交通部宴会， 郑重要求“今后我政府人民，对于日本及各友邦在民国之正当利益，均不必限制太过，以伤感情”。叮咛党人“逢人解释，使中日感情亲密，共享和平，则东亚大局幸甚。”〔10〕还公开致电北京参议院、国务院、各省议院、都督：“深望我全体国民，共明斯义，力图见诸实事，于国家大局，实为厚幸。”〔11〕
事实说明，孙中山在“让位”后，特别是在北上会谈后，对袁世凯是失去警觉、失去戒备的。“时局之大势”，处于孙中山“向来坚持主张袁世凯中心说”〔12〕的氛围之中。访日归来，也仍想在表面上维系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平和关系，毫不中断地推进他此次访日开创的“馨香崇拜”〔13〕的中日新关系。
二、事后，孙中山对宋案处置的分阶段态度
第一阶段，3月末到4月初：
回沪的当天晚上，孙中山、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定解决宋案的策略。次日（26日）孙即找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密谈，向他通报了党人高层领导昨晚决策的情况：“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袁排斥之。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并向有吉明表明心迹：“本人素来排解他人对袁之责难，对袁世凯予以十分之同情与援助。”最后，“恳切希望日本政府于此时予以十分注意”，频频以时局为虑。
孙作上述谈话后，心想“莫不表示真诚与我国联好之意”〔14〕的日本国朝野上下，会如他企盼的“予以十分注意”而有所举措。不料，日方连日反响沉默、冷淡，坐壁上观。孙按捺不住了，五天后，即31日，又一次找有吉明密谈，会餐。这次再也不使用外交辞令了，而是直说，希望“各国对袁世凯施加‘pressure（压力）’，使其退让”。对此，有吉明感到分外惊诧与疑惑，反问道：“如希望由以上关系各国对袁施加‘pressure’，则是否与希望各国干涉内政具有同一意义？”孙的回答十分巧妙：“‘pressure’虽迄未施加，而由列强‘hand（插手干预）’则十分可能。怯懦之袁世凯，或可能直接透露退让之意，然则允诺予以十分之荣誉，使之退却而获圆满之解决，此在具有半独立国外观之中国而言，殆不属干涉内政也。”有吉认为，“难予实现”。其理由是：“一面对蒙古问题等困难涉外事件之克制容忍，一面徒事内争，于国家之将来，实堪忧虑。”
所谓“涉外”“蒙古问题”，是指1911年底外蒙库伦的“大蒙古国”的“成立”。此时其傀儡当局正在沙俄后台怂恿下，于1912、1913年间，数次派兵大举南犯沿边各地，梦想把内蒙也囊括进“大蒙古国”的版图。从日本国在华利益考虑，有吉认为，应把抵制沙俄的贪婪扩张摆在第一位，中国革命党应与政府合作，一致对外：“大事面前，不咎小瑕。国内问题，让之异日。”可是，“孙更再三谓袁奸谲不足恃，尤以近来鉴于袁愈益讲求收揽权力之策，若现时不能敌彼，则他日彼之势力愈益巩固，势将难以抗衡”。“意志”“坚定”地准备“纠合各都督，实行与袁之武力相对抗之策”，他自信“即如军费，南方亦充裕无疑。于南方组织政府亦可能巩固”。乐观地认为，“至迟一年之内，北京当受制于南方”。在孙看来，“并非不重要之蒙古问题，亦不得已而暂时闲置之”。据来自北京的情报，袁可能杀害在议会上提出弹劾案之议员，因此，弹劾案将不克提出，或可能虽提出而不可能成立。
随后，孙又与有吉明作了至少二次交谈，他估计：“袁在北方之地位颇为薄弱”，“所谓虽有十万之兵而足赖者不逾一万”；“不仅南方反袁，北方亦有大致相同之意见”，陕、晋已经表示同意反袁；“各地都督之态度”，“从各自之安宁上考虑，有可能团结一致”，“都督中亦不少系其部下，安徽之柏文蔚，江西之李烈钧等已有所准备”；把黎元洪也“完全算入其同党之中”；“财力，南方亦比较雄厚”；他一再声言：“一年内当有结果”。
这时，党内还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准备”；黄兴还派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15〕；黄兴又通过田桐致函蒋翊武、季雨霖、熊炳坤等开始部署湖北讨袁军事；〔16〕……
不过，孙中山十分强调各国对袁实行“hand（插手干预）”的重要。“特别希望依赖日本”政府把它定为国策。他认为，“从人道问题与时局大势”出发，这是“大局上的幸运”，从而可获得“太平无事而掌握时局之望”。表示“愿以诚意与日本提携。若得按理想实行南方之意见，得睹巩固政府之出现，当仍然采用日本之货币制度，谋贸易之进展等讲求两国亲善之政策，以维持东方之和平局面。”如果一旦形成南北对立，“日本政府宜速承认南方政府”。
孙一再指出，袁很怯懦，只要外国干涉，他就会退让；并且谎称，来自北京之密报，“英美公使馆多少有此倾向”，“对于日本政府，亦烦请考虑”。
由此可见，孙在这一阶段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国会选举国民党占有优势，开始即想依靠“正当之手段”（“法律解决”的同义语——引者注），“将袁排斥之”；与此同时，也希望列强干涉，后迳自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对武力倒袁，也作了动员与部署，认为国内外形势都对自己十分有利，“于兵马之间决一死战”，似也有信心。
第二阶段，从4月上旬末到5月底：
4月9日，孙中山又与有吉明谈话，告知“党今后之方针，将使十二日开幕之国会尽量拖长会期，直至宋案之审理结果判明，以便掌握充分材料对袁进行诘责”，弹劾如果不能通过，“则在选举时或将排除袁世凯而另以他人充任总统”；他指出：“袁世凯似亦在秘密整军备旅，但慑于南方形势，似亦不敢甘冒不韪”。〔17〕
为什么在这时又把合法手段去袁摆到了第一位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敦促粤、湘及南京八师出兵讨袁皆遭拒绝，武力讨袁计谋受阻，这无疑是对孙的一个重大打击；二是狡黠的袁世凯暗中正忙于整军、借款、收买议员以及拼凑为他所用、能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一时无暇顾及其他，为此，即使九龙山土匪蜂起，原计划派张勋南下剿讨，“刻下已经停止进行”，制造“不敢贸然采取露骨行动”〔18〕的假象；另一方面每日数电孙中山，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乞求孙“推举”他当总统，迷惑、麻痹孙中山，致使孙迟迟无何举动。
4月末，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秘密签署了2500 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列强通过政治借款来操纵中国政局，舆论大哗。指出：“政府杀人之钱，收买议员之钱，皆得于此取求，而异日仍以吾民之膏血抵偿之也。”〔19〕孙等闻讯，即分别到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碰壁。善后借款成立。孙再次与汇丰银行交涉，要求停止向袁政府交款，同时发出通电，向欧美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严正指出，袁政府“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20〕五国银行团辩解说：“中国党争甚形激烈，其能镇定之者，厥唯袁总统，五国银行团之借款，实出于赞助之态度。”〔21〕并于5月12日起， 明目张胆地对袁政府交付垫款，孙再次受挫。
在袁世凯纵横捭阖打拉分化和高官厚禄利诱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5月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 讨论党章及召开成立大会事宜，袁见已完成了在国会中与国民党对峙的局面，十分欣喜。
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完成了军事准备工作，即调北洋第六师于5 月中旬部署在江西兴国、蕲春、田家镇一带，前锋入驻武穴，并计划进占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李烈钧驻军隔江对峙，眈眈虎视。
自此，袁以为有恃无恐，乃于21日发出挑衅，指责“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征伐之”。〔22〕口气之横蛮骄妄，前所未有。
面对袁世凯有步骤地完成了政治、军事、经济诸“剿讨”条件，孙中山似一筹莫展。原拟广东之行，只好延期。考虑到“何时拮开南北冲突之炮衣，亦难逆料”，因此，他有赴南京亲自发动之打算；并表示“我方无论如何以继续在议会上力争之计划，等待袁发动之方针，但到底除诉之干戈外，别无有效之策”。主动权全操在袁手。
这一阶段，孙中山因谋求列强干预化为泡影，武力倒袁又无兵员，只好主要谋求法律解决，对袁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威慑革命党人的举措，孙穷于应付，步步退让，无所措手足，当然，一旦袁世凯动武，也有“‘desperate（决死的）’之态度”。
第三阶段，6月初到7月底：
5月，日本国政府重要头目加藤高明男爵访华，经沪返国之际， 孙中山获悉，要求会见。6月1日，孙与之作了“短时会见”。加藤向他通报了在北京与袁世凯等政要会谈的情况，即劝告孙“此时应十分忍耐，以讲求永远和平时局之策为得计”。“男爵以苟先起事端，则各国中至少可能失去日英之同情，因此，请十分自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与加藤会晤，以及加藤毫不客气的告诫，对孙的影响颇大。为此，孙只得在加藤划定活动的框框内绞尽脑汁，这里有两件史料可以佐证：
（1）《孙中山之宋案谈》（1913年6月3日）：
“孙中山昨有电致胡都督，谓：文本拟日间重赴东洋，倡联中日。刻因宋案吃紧，尚难定行程。昨拟组织特别法庭，未得多数之同意。经电中央政府，往复磋商，已举定王、伍两君与审。当不致有别情，倘究出主名，以谢天下，使案及早了结，固吾党所愿甚。否则，南北互启猜疑，大局何堪设想。迩来南省议员多因此事影响，裹足不前，经文再三劝勉，先后首途，翘首北门，忧心如捣云云。”
（2）《孙中山对民国分裂之隐忧》（1913年6月7日）：
“孙中山昨有电来粤，略谓：国人自宋遯初先生死后，均持退步思想，因而北京党争愈烈。文以国是为前提，诚恐内讧日甚，授口实于外人，致贻民国分裂之忧，刻决意入京与汪精卫尽力调和四党见，精卫素见重于此，此行或不虚负，务请电恭恳旅京议员，助文一臂之力云。”〔23〕
受加藤影响，孙中山拟亲入北京，“调和”“党见”，消除南北“猜疑”，避免“民国分裂”等，然未成行。6月中、下旬， 因女儿病危，去澳门、香港。行前，写信万国改良会丁义华，灰心丧气地向他表示：“余现在不愿闻政事，政治良否系政府责任，余嗣后专办铁路，其他非余愿闻也。”〔24〕骤然间，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弯。
6月24日，孙在香港对《早蔑士西报》记者继续说不复问政治。 说不问政事也就罢了，可是，一反常态地吹捧袁世凯，说什么：“然吾敢谓从前已竭力为袁总统经营，吾常言袁氏最合为总统，吾不独在中国为伊经营，即在世界各方亦然。”并且黑白颠倒极力为之辩解，还说什么：“宋教仁被杀一案，吾甚恶之。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袁总统非自干连”。〔25〕……
6月底返沪， 孙醒悟地又一次自责：“本人自去年以来所鼓吹之袁中心主义深入人心，今一旦使其产生反对之观念，实属至难，多数希望和平，结果难图大事。”他深感“势力之衰落”，而陷于“完全悲观”境地：“党人颇似失去女儿之状，多少意气消沉”。认为“除暂时在议会上相对峙外，别无他策”，“因而对于议员中之有力者如张继等南下之事实，正计划使彼等逐渐返回北京”。
哪知，这时的袁世凯全不理会这一套，由于武力统一全国的部署已经到位，万事诸备，逼革命党人就范只以日计算了。事到如此，孙中山仍把希望寄托在外援，想亲赴日本寻求日本政府的援助，遭到党人的强烈反对。理由十分简单，依靠外力反袁，不易得到国人理解，而且袁世凯可以以此为口实，向欧美各国求援。日本之行，只得作罢。
即使在这生死关头，孙中山仍然未忘他的铁路事业，于7 月初在上海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了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可见他对铁路之筹筑是分心不少的，不然何来如许成果。
革命党人隐忍待时已不可能，不先发难，只有坐以待毙。仓促中，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打响了反袁枪声。 孙中山要朱卓文从上海携款2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 旅长后宣布独立，并拟亲自去南京主持军事。黄兴知道后，大惊不已，竭力反对：讨袁未成，内部先自相残杀，必至两败俱伤，因此，黄愿以身代孙前往，黄即于7月14日潜入南京筹划，15日，宣布独立， 黄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即，安徽、广东、上海、福建宣布独立。
赣宁战事全面展开后，袁世凯才于7月21 日发布了“平叛”通令，宣布“用兵定乱”。〔26〕次日，孙中山跟即发表了《告全体国民促令袁氏辞职宣言》与《致参议院通电》，“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27〕同日，还发表了《致袁世凯电》，与袁叙旧：“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语非弟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又说：“何图‘宋案’发生，……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要袁：“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28〕态度之软弱，匪夷所思。孙、袁之间处置分寸之反差，形成强烈对比。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孙中山主要是听从了加藤的劝告，“十分忍耐”，不敢“轻举妄动”，发动武力反袁，也只能是虚晃一枪，最终是想苦求袁自动下台。
三、结语
二次革命因未赢得广大党人、国人的理解，未能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同情，对武力倒袁迟迟无全盘妥贴的谋划，又无号令全国的统一政府或组织中枢，已独立的各省之间，彼此没有协调、互援的步伐，致使袁世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各个击破，革命随起随落，很快失败。革命地盘失尽，武装丢光，组织打入非法，党人惨遭屠戳，大批流亡，苦心孤诣拚搏夺得的、令袁世凯也不敢小瞧的累累革命成果，瞬间化为乌有。
实事求是分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发动武力倒袁，出于义愤，无可厚非；但从实力对比来看，贸然行事，缺乏理智；在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中，保存实力，唤起党人、国人、资产阶级的觉醒，徐徐图之，或可在较长的时间内，挫败袁世凯。然而，遗憾的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孙中山未能如实估计敌我力量，研究国内外政治氛围，初者盲目乐观，后又无端悲观，自始至终忘了踏实地去做发动党人、国人和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单纯地想依恃外力，主要是依恃日本的力量，轻而易举地逼袁体面下台，对宋案的处置态度，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影响下，摇摆不定，武力倒袁闪失，也就势所必然了。
注释：
〔1〕章开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 《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
〔2〕〔3〕〔19〕《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22日，4月19日。
〔4〕〔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9页、第542页。
〔6〕〔7〕〔8〕〔9〕〔10〕〔11〕〔13〕〔14〕〔17〕〔18〕〔24〕〔25〕〔27〕〔28〕《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页、第10页、 第11页、第51页、第52页、第52页、第53页、第52页、第55页、第55页、第64—65页、第65页、第66页、第68—69页。
〔12〕《有关孙中山、黄兴反对袁世凯斗争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下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文， 不再另行注明。
〔15〕《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6页。
〔16〕《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集第96页。
〔20〕《中华民报》1913年5月23日。
〔21〕《五国银行团之辨明书》，《时报》1913年5月11日。
〔22〕《专电》，《时报》1913年5月24日。
〔23〕《孙中山关于法律解决宋案之资料》，《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
〔26〕《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