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晚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界对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贡献和现实价值的认识迄今仍不一致。有人提出 ，列宁自始至终并未改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的创新，“就建设 社会主义理论看，主要表现在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方面，这与列宁在世时俄国正 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是一致的”。(智效和)我以为，任何理论创新总是既继 承前人又突破前人，总是意味着对现有理论的部分“改变”，总是在某些重大历史课题 上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列宁的两大突出创新成果中，“新经济政 策”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开创性成果，其科学内涵远远超越狭义理解的 “过渡时期”的时空界限；对于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领导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具有更加直接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 意义。
一、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在领导人民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 主义的问题上，面临两种选择：是把前人依据发达国家实际得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 某些具体构想(即“欧美构想”)或自身革命经验当作普遍适用的现成模式匆忙诉诸实践 ，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和平建设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探索适合时 代特点和本国国情、能给普通群众带来实惠、植根于其日常生活乃至血肉之中的生机勃 勃的社会主义?对于回答和解决这一崭新历史课题来说，执政党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与 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确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思维方式，至关重要。其实，这也是判断列宁 是否“改变”即突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本质特征。
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是在社会主义观上对前人富有创造性的重大突破。列宁 在他患病期间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中，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宣告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观 的诞生：“说到圣像，我们仍持原来那种否定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 ，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这 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这 段话把新经济政策前后两种社会主义观的本质差别和盘托出，是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的 实质和意义及其创新品格的关键词和总提要。列宁晚年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 义”，不仅是苏俄国内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更不是一种应对“过渡时期 ”偶发事件的政治策略上的权宜之计，而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即放 弃对前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欧美构想”和自身革命模式的“圣像崇拜”，把社会主 义拖进全体苏俄群众的日常生活，使之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的“一个遥远将来 ”的“抽象图景”乃至“天堂幻景”，回归亿万普通群众的“人间生活”。我们将这种 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第一个生机勃勃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雏形， 称为“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
列宁晚年的新社会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时代性的生动体现。同 一切科学理论一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只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 展而发展，充分体现时代性，才能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 强大的吸引力。列宁经历内战结束以后沿袭“战时共产主义”短暂失误的困扰，确信他 所处的是前人不曾经历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踏踏实实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已 经从学说变成现实，发生了从普遍原理到各国具体实践、从主要发达国家“同时胜利” 构想到个别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进入”、从重点关注最高理想到着重探索最终目标在本 国当前条件下的实现形式的历史性变迁。那种从书本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只能根据自己时代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实际经验来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具有 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列宁明确提出，“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 的社会主义”，就是俄共积极适应时代变迁所自觉肩负的庄严使命。
列宁晚年的新社会主义观，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最初 探索。总揽新经济政策和“政治遗嘱”，列宁的突出贡献是以开拓者特有的睿智找到了 一条区别于被抽象化和僵化解释的“欧美构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其最重要的特 色就是利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所造就的革命时机，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自觉性和创造性，在介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先进国家与落 后国家之间的俄国，通过革命手段首先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为文明的进步 创造必要的根本前提；然后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特殊地位和关键作用，在国内通过 发展市场经济和调动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创造性，首先振兴、加强和改善农民和小 业主经济，满足其最迫切的经济需要，使之同社会主义大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建立牢固 的经济联盟，提高社会生产力，恢复和重建大工业；在国际上同发达国家建立和平、共 居、竞争、互利的交往关系，创造条件引进人类文明先进成果，长期消化军事变革、政 治变革、社会变革的成果，长期坚持以经济文化建设为工作重心，实现社会物质技术基 础的现代化，极大提高公民文明素质，以苏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终完成向 “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东方落后国家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既不丢掉老祖宗，又能以创 新的理论回答和解决崭新的历史课题?这是一切理论创新不可回避的难题。第一次直面 这个世纪难题的列宁，着重从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国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上，为“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提供理论 支持，从而也为我们树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的典范。
二、列宁晚年思维方式的变革：“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辩证法”
列宁晚年的新社会主义观，是自觉运用“实践的辩证法”独立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俄 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开创性成果。列宁这样透露自己社会主义思维方式转变的心 路历程：“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 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 、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 己提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1页)这里描述的搞社会主义的出发点、 落脚点从符合“本本”和自己过去的经验到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归根到底符合俄国广大群 众的利益、意愿、需求的转换，是其整个社会主义观发生变革的契机和核心；而社会主 义思维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和体制的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他们只有巴黎公社短暂 的社会主义试验经历，人类社会现代化、资本主义更高发展阶段和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 真实情况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预见和事先推断的。他们时代的主要任务和历史功绩是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其意识形态的科学批判和工人运动经验的理性总结，揭示社 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关注的现实 焦点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关于处于“前资本主义原生形态” 或“半资本主义次生形态”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直到晚年才进入其研究 视野，仅留下为数不多的原则性意见和可能性设想，并且长期没有引起后人重视。对于 在经济落后国家领导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共产党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 部分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批判性、抽象性、理想性、预测性等思维特征。如果在不同的 历史环境中忽略这些特点，就会出于良好的愿望而犯致命的错误。对于这些在传统体制 下一再出现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的根源，不能轻率地归咎于前人的理论 陷入空想，而应视为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误解和曲解。各国国情千差万 别，社会生活瞬息万变，变革进程错综复杂，苛求前人提供时时处处适用的蓝图和方案 ，这本身就是空想。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要与时俱进，在坚持其科学真理的前提下勇于和 善于突破前人。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创新精神 研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实际，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殊道路的“实践哲学 ”。在革命准备时期，他系统研究了从古希腊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的人类辩证法思想史，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一般理论。列宁更加重视对20世纪经济落后国家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辩证法的研究与运用，为“实际应用的辩证法”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列宁“实践的辩证法”的显著特色是，不是单纯从书本、学理、思想史 上叙述其一般道理，而是从现时代和当前实践、生活中发现和选择课题，坚决摈弃教条 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庸俗经验主义，着重探寻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 律。“我们在我们的革命中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研究这种辩证法，即从敌我双方各自 怎样进行斗争的实践中研究这种辩证法。”(《列宁全集》第42卷，第55页)从“一国胜 利论”这种宏观战略决策到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这类发展中的细节，从十月革命后通过 “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构想到颁布允许私人企业存在的渐进式社会改 造法令，“实践的辩证法”在革命时期确实发挥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巨大威力。列 宁晚年更加重视对和平建设时期“实践的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 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9 页)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就是探 索和运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辩证法”的硕果。
三、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左”或右的错误的主要危险
列宁称之为“冒进时期”(1918年底至1921年春)的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是以本本剪裁实践和照搬革命模式的产物，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主要由教条主义导致的第 一次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和后来影响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的高度集权传统体制的雏形 。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战时共产主义”脱离经济落后国家尚未实现工 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的实际，忽略前人关于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发 展中不可逾越的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论述，抽象理解未来社会消灭市场经济的构想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战时共产主义”忽略社 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政权这些极端重要因素的存在，把小生产和国家资本主义视为洪水 猛兽，试图用非经济手段瞬间全盘消灭之。这种列宁称之为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手段企图 直接、简单、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强攻”战略，使苏俄遭遇严重的经 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以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承认，这次“严重的失败”甚至比白匪 的围剿使苏俄“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列宁全 集》第42卷，第184页)这次失败突出表现为脱离俄国国情、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极“左”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党的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虽然符合“本本”和自身的革命 经验，但同客观经济规律相违背，同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相脱节，造成商品尤其是粮食、 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工农群众生活困苦，尤其是农民承受了更大的牺牲和负担， 不满情绪滋长，社会动乱频仍。这一结局同列宁和俄共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暂时的失败没有动摇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列宁善于从自身失败 的经验中学习，注重从思维方式上拨乱反正，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辩证法 ”。问题在于，绝不能再把社会主义“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来崇拜，脱离俄 国实际和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与愿望，一切按本本办事，片面追求纯粹的、高级的、表 面形式的社会主义；绝不能再把自己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和模式神圣化、凝固化，用来 代替对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特殊规律的探索；绝不能再把社会主义事业和人 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蜕变成少数职业革命家为了实现某 些过高目标而进行的孤立无援的牺牲和奉献。
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探索适合经济落后俄国的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规律， 把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扎根于当时俄国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确立判断执政党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是否得到群众理解、接受、欢迎的标准，这一从历史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 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立足点的根本性转换，是列宁对教条主义导致的“左” 的错误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和矫正，也是列宁晚年新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和新社会主义观 的主要标志，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确实具有开创意义和长久效应。
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从根本上否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 历史根据和现实条件的右的错误思潮的思想根源。从现象上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看，新 经济政策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而言，从纯粹国有制倒退到以土地、资源等基本生产 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包括外国资本、个体和私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竞争；从国家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到允许贸易自由、经营自由 ，主要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经济；从只承认和保护工人阶级的合法地位和利益到同时保护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由俄国革命造就的“小农和小业主”、特殊的专家阶层、“耐普曼” 新阶层的合法地位和利益，苏俄经济社会生活仿佛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当时流亡国外 的“路标转换派”就是这样歪曲俄共新经济政策转轨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是 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 是殊途同归的”。(转引自《列宁全集》第43卷，第91页)列宁抨击这些与“左”的错误 同样迂腐、僵化的右倾教条主义者，“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 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 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列宁 全集》第43卷，第370页)。现在看来，这些人在历史观上是地道的“西方中心论”，以 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生活环境千差万别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 道路上不可能也不容许有不同于“欧美构想”的细微差别。否认差别，否认普遍性以特 殊性为前提、特殊性是普遍性的现实表现和必要补充，也就堵塞了创新的渠道和源泉， 进而使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马克思主义被曲解、神圣化或漫画化。
其实，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特殊性，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都是“发展中 的细节”，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这是因为，“世界历史发展 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 是以此为前提的”。(同上)各国国内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受时代特征和世界历史发展总趋 势、主潮流制约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阶段、顺序和形式不同于前 人的“欧美构想”：这些国家搞革命和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其他社 会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些国家要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经济文化现代化的任务， 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走向和建成社会主义，等等。右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不这样就根 本不能进行革命”(同上，第372页)。这些特殊性不但不是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甚至向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倒退的有力证据，反而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进行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性贡献。
四、与时俱进：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否认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各种论点，都是 从“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都根源于本本主义。其结局要么是消极 等待“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自然成熟，贻误良机，取消革命，或者诋毁东方 落后国家的革命成果，妄图开历史倒车；要么是照搬前人“欧美构想”，脱离群众，葬 送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清醒的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向本本主义彻底告别。搞 革命，搞建设，需要本本，但绝对不能搞本本主义。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 本，更不能照搬用“西方中心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编写的教科书。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 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 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2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 从其所处的时代和俄国实际出发，不仅干成功了十月革命，而且经历短暂曲折便找到了 新经济政策这条区别于“欧美构想”的“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的新道 路。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反复阐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号召全党 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任务不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从 当时当地实际出发，要有比这个理论的创立者更大的“极大的灵活性”，要勇于和善于 创新。这不是离经叛道，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关于未来各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 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 ，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3页)
“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在国内也要从实际出发，应当丰富多彩， 鼓励创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相比，“更加是农民的国家 ”，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俄联邦援助，暂时不会受到军事威胁，便于同西方国家搞好“ 共居关系”和开展贸易，便于借鉴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特殊性，在 推行新经济政策时他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和俄联邦不同的策略，更加缓慢、更加谨慎、 更加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告诫边疆地区的党组织，“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 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 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同上，第186页)
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的新观念新 模式，它是列宁晚年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经验主义、纠正“左”和右的错误、独立探索 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创新成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深沉的历史经验 ，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生动体现，也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社会主义事业在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曲折前进，大起大落；中国 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晚年理论创新的精神财富和未竟 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和改革成就，积淀了极其丰厚的新鲜经验。“建设苏俄群 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及其蕴涵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辩证法”的创新成果，正 有待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创新实践中，从多视角进一步加以发掘 、借鉴、提炼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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