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编辑生涯的重要台阶——楼适夷与《文艺阵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阵地论文,台阶论文,文艺论文,生涯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编辑家楼适夷先生早期的编辑活动发轫于三十年代初期。抗战时期，他代理茅盾主编《文艺阵地》近二年，这是他成为著名编辑的重要台阶。《文艺阵地》的编辑、印刷、发行情况极为复杂，它是现代中国非常时期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抗战时期，生存寿命最长、影响最广、内容上乘、最受读者欢迎的全国性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在主编茅盾的背后，有着多少人的艰辛耕耘，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守望相助，演绎一曲抗战文艺的同心歌。楼适夷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2005年4月，正值楼适夷先生百年诞辰，笔者发掘他当年的有关书信，重叙他编辑生涯中一段难忘的“阵地”战，以示纪念。
楼适夷先生（1905—2001）原名锡春，曾用笔名楼建南，浙江余姚人。钱庄学徒出身，最早在《创造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28年入上海艺术大学，参加太阳社。1929年留学日本，修俄罗斯文学。发表于《拓荒者》上的小说《盐场》是著名的早期左翼小说。
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他曾参与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等报刊。如果，这是他最早的编辑生涯，那么，1933年的被捕，使这样的生活状况戛然而止。在狱中他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等作品，至1937年出狱。
抗战期间，他曾在福建、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文化救亡工作，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参加《抗战文艺》初期的编辑工作，并与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合编《少年先锋》月刊等。这时，他仍对“编辑”这个职业有兴趣和追求。当时，在内地有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着与抗战有关的新闻、编辑、出版工作，这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谋生的手段。楼适夷对“编辑”职业有他的追求，1938年8月他南下到广州，这时，他就有独立主编刊物的抱负，然而，时代的风雨不能如愿他的理想，另一个机遇却与他迎面相撞。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当他逃出虎口，千辛万苦地辗转来到香港，其它事做不成，便开始了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的工作，并继茅盾之后代理主编。那年他33岁。
楼适夷代理主编《文艺阵地》的阶段，是他施展编辑才华的重要阶段。因为，他遇到的不是一般的困难，不是一般的考验，而是处在非常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在香港这块“孤岛”，和上海这块“孤岛”之间牵起的一根丝带，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然而，他们坚持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笔者发现当年楼适夷给先父孔另境的信件中，有四封是非常具体的商谈有关《文艺阵地》的编务、印务、发行等工作的情况。这些信件的留存于世，弥足珍贵。为我们了解当时办刊的艰辛和曲折困难，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史实依据，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代理主编心路历程的一角。
当年，孔另境继配合其姐夫茅盾主编《文艺阵地》的工作之后，继续与楼适夷合作，在“孤岛”的上海演绎着出版史上的奇迹，创造了一个艰难困苦条件下两地合作办刊的先例。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集创作、评论、翻译的大型文艺刊物。它的编辑、印刷、发行的复杂情况，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出版史之最。在主编们和同道的努力下，《文艺阵地》成了抗战时期寿命最长、影响最广、内容上乘、最受读者欢迎的全国性重要的文艺刊物。
茅盾的开创之功不容抹杀，而保持并延续之功更具挑战性。这也是需要单独撰文：代理主编楼适夷对《文艺阵地》贡献的意义所在。
一 从广州到香港
1938年9月，楼适夷是从粤汉铁路南下的。他为什么离开当时还很热闹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来到已多次遭受敌机轰炸的广州，应该是有原因的。有意思的是，初到广州的楼适夷，看到这座城市的状况“大出意外”。他在写给老舍和蓬子的信中说：
“（广州）市容的壮丽和道路的整洁只有上海租界可比。我于上月十日晨四时余，在这遭过几十次大轰炸之黄沙车站下车，驱车投宿，途中几不见轰炸痕迹，大出臆想。达旅舍仰眠片刻，警报声如鬼哭，起身走避，竟见行人熙熙攘攘，毫无异状，小贩依然高声叫卖，商店也门庭若市。”
他心中惊异，前一天市区刚刚被狂炸，死伤有百余人之多。虽然在街上能看到一堆堆的瓦砾，一截截的颓垣，“但颓垣与瓦砾之旁，依然热闹如故，营业如故，甚至游宴如故”。在每天有三四次警报的情况下，抗敌运动仍显得热烈而紧张，接连有献金周，慰劳信周，搞得轰轰烈烈。
他感慨道：“广东精神，真可欣慕”。
当时，老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席，楼适夷是该会的理事，他写信报告近一个月在广州考察文艺团体，尤其是出版物的“抗敌”情况。这份材料殊可宝贵，这里暂不探究。（注：见适夷：《文艺工作者在广州》，刊《抗战文艺》2卷6期（1938年10月15日）。）
当时，他还关注香港的文化动态，对《文艺阵地》在广州的发行情况有所了解，在信中，他说：“文阵此间见到八期，茅盾在港，尚未见过，常通信”。还说：“本来我还应该顺便报告一点香港的情形，但我还没有去香港，（不日打算去一次）现将（耳）闻略摭一二。”
“……香港集中了好些文化人，学校和报馆的新创和迁来，使这里渐渐兴盛了文化的耕垦，《星岛日报》一天四大张，这么厚厚的一叠报纸，是久矣乎未见的盛况了，《大公报》也在八一三复刊，《申报》也出了香港版，以大众为对象的《立报》虽迁港以后颇受困难，但精神依然勃勃。《星岛日报》的副刊《星云》由戴望舒主编，甚热闹有生气，《大公报》副刊《文艺》，萧乾主编，文艺通信甚多，唯编排得总老实一点，大概是京派的缘故。”
报导中带有评论；真切中带有惊喜。然而，楼适夷仍愿意继续立足广州，理由是：“我不离开战场”。其实，楼适夷还存有一点“私心”。他在信中对老舍说：
“我的刊物《大地》一定要办，但我想办得出色一点，因此筹备得要特别缜密，故九一八创刊，自不得不展延了。希望你们竭力给我一点帮助，我现在除进行此事，便每天写一点文章，文学会的工作，参加了文艺通讯员总站。……”（注：见适夷：《文艺工作者在广州》，刊《抗战文艺》2卷6期（1938年10月15日）。）
然而，广州的陷落，使他独立主编刊物的意愿有了重要的修正。（注：楼适夷在《我谈我自己》中说，他来到广州和蒋锡金住在一起，并“准备与蒋锡金办一个刊物《大地》，资金由天马书店提供”（刊《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而香港聚集了那么多著名文化人，报刊办得正红火，这样的文化氛围是他所向往的，尽管很可能因时局瞬息变化而消逝。事实上，他与几位同道在广州坚守到最后一刻，才上船撤退，辗转奔向香港——这块尚处在“自由”的热土，并且开始协助茅盾的编辑工作。
那么，茅盾为什么选择了楼适夷？
茅盾晚年回忆说：“既决定去新疆，我就考虑《文艺阵地》和《言林》怎样交代。《言林》可以交给杜埃，他在香港作地下工作，由他接手《言林》我放心。《文艺阵地》却颇费周折，因为生活书店并无停刊的意思，而接替的恰当人选却还没有。正在为难之际，一天忽见楼适夷敲门进来，原来他撤出广州后沿西江绕了个大圈子，又从湛江乘船来到了香港，同行的还有蒋锡金等人。我当即一把抓住了适夷，请他协助我编《文艺阵地》。”（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下册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孔另境从第一卷四期总4号（1938年6月1日）开始协助茅盾编校，至茅盾离港由楼适夷代理（楼从第二卷七期1939年1月16日总19号开始代理）。孔协助茅盾工作7、8个月共出版15期刊物。）
其实，茅盾之所以“一把抓住了适夷”，并不是巧合，茅盾办事向来认真，何况放手一份创刊并不容易的刊物，找到可靠、合适的主编代理人。
首先，他对楼适夷这个人是比较了解的。对他1931年4月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党团、“文总”党团工作，1933年9月17日为在上海举行远东反战会议做筹备工作，被特务跟踪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囚禁南京，1937年获释，是很清楚的。当年，他和鲁迅编《草鞋脚》时，不仅推荐他的“关于‘白色恐怖’的”作品《死》，还与鲁迅亲笔与编者伊罗生通信时几次谈到楼适夷，如介绍“楼适夷他今年三十一岁，经过拷问，不屈，已判定无期徒刑”，可见非常关注他的作品和人身安全。
其次，对他编辑能力的认同。那时，年轻的楼适夷虽然称不上老编辑，文坛上资格比茅盾、叶圣陶、郑振铎他们小了一辈，然而经历不凡，且对编辑工作有追求。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左联”后期，文坛上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他在狱中没有参与其中，这使他日后在人事关系处理上比较超脱，也便利与文艺界各方人士的统战和稿件组织。所以，茅盾在与出资方生活书店经理人协商后，同意由他代理一段时间，但不挂名。刊物上继续写由“茅盾主编”，因为“茅盾”这块牌子有号召力，这也是经营的手段。至于具体工作还得与上海方面合作，虽然较为复杂和不便，仍需坚持这样做，因为，通过相当时间的磨合，当时的印刷、出版、发行等环节都已经理顺了，可以再坚持上一段时间。
这样复杂的安排，还得从茅盾亲自主编《文艺阵地》时期的曲折说起。
二 茅盾主编出奇招
抗战初期，茅盾先到汉口，这时，生活书店总部已从上海迁到这里。他去生活书店，见到了徐伯昕和邹韬奋。三人商量后，决定编一本综合性文艺刊物，取名《文艺阵地》，半月出一期。但因估计到武汉不能久守，且在武汉刊行的杂志又多，而华南则尚无文艺刊物，因此决定《文艺阵地》在广州编辑、出版。
在武汉，茅盾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过董必武，董知道他有编《文艺阵地》的打算后，便介绍吴奚如帮助他组织稿件。茅盾听说楼适夷在《新华日报》社工作，也找他约稿，并请他为《文艺阵地》多组织一些稿件。工作进行得似乎很顺利，当1938年2月21日，茅盾携家眷登上南下的火车，张天翼赶到车站送行，并且交给他一篇为《文艺阵地》写的小说《华威先生》。所以，抵达广州后，茅盾全家先住在爱群大酒店，他即着手编辑起《文艺阵地》的稿子。这时，他又应萨空了的请求，答应同时为香港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考虑到香港相对安全，同时，可以在香港把《文艺阵地》编好，寄到广州排印，因为茅盾只是负责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生活书店负责，而且，如果有事情要去广州，坐火车两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于是，他们举家又迁居香港。
由于茅盾的认真，当他把《文艺阵地》创刊号的最后一批稿子发往广州，得知广州的印刷条件很差，简直不能跟上海相比，实在放心不下，原本不该由他负责的印刷事务，但他决定亲自去看一看排印情况。不料，印刷厂的校样拿来，他发现几乎满篇错字。排字技术差，工人手脚也慢；字体不全，许多字要靠手工刻，字行间不用铅条而是用竹条，排出来的版面很难看。广州的印刷条件竟如此之糟，茅盾本来打算在广州住两三天，结果却呆了一个星期，天天在印刷厂里校改错字。正如他自己说：“每个没有错误的铅字，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这样，无疑增加了茅盾许多工作量。面对刊物排印工作的困难重重，茅盾于是和生活书店商量，是否移到香港出版。
生活书店同意了，却又遇到了麻烦：香港政府怕得罪日本人，规定刊物上不准用“敌”字，连“彼此敌对”、“同仇敌忾”也不准使用，“敌”一律用“×”代替。还有“奸淫掳掠”等二十多个词句也禁止使用。这样一来，刊物上满页××，那怎么行！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孤岛”上海。经过与生活书店广州、香港、上海三个分店的磋商，他们决定把《文艺阵地》移到上海秘密排印，然后再把印好的刊物运到香港，转发内地和南洋。由于茅盾不能亲自去上海发稿和看校样，他就写信给留在“孤岛”的妻弟孔另境（字若君），请他帮助编排。
这样的“奇招”只有生活书店可以应允。因为可以充分利用生活书店在全国的发行渠道，人员的频繁往返，或由沪港之间的往来人士任“交通”等等。但是，运作起来谈何容易？刊物出版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编、排、校、印、运每个环节不能出错，它们之间的衔接要及时，起用的人员当然又要懂业务，还要肯吃苦，更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勤于报告，多方联络的热情。这样才便于茅盾“遥控指挥”。
孔另境曾协助茅盾编选《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韬奋在致孔另境信中称“先生襄助茅盾先生编辑《中国的一日》，劳贤殊深敬念”（注：韬奋致孔另境信写于1936年11月16日。）。对其工作态度和劳绩十分肯定，认为他是可以信任和担当这重要工作的。于是，从第四期起，茅盾把编好的稿子由生活书店托人带往上海，然后写信“指挥”孔另境编排。这些，可以从现存在《茅盾全集》第36卷“书信一集”中致孔另境的23封信中了解当时的一些编校情况。
上面这些还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考虑。上海的孤岛环境，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干涉，租界当局又有限制，排印和运输《文艺阵地》只能秘密进行，其中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茅盾说：“上海的印刷技术是全国第一，我不必担心排版的错漏，但处理版面的临时变动和看清样，总得有一个人代我来做，而且还要是我熟悉的信得过的人。这时我又想到了另境。……另境在帮我编校《文艺阵地》的五个月中，还是很辛苦的，换个别人，恐怕还弄不成。”（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下册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孔另境从第一卷四期总4号（1938年6月1日）开始协助茅盾编校，至茅盾离港由楼适夷代理（楼从第二卷七期1939年1月16日总19号开始代理）。孔协助茅盾工作7、8个月共出版15期刊物。）
当然，作为助手的孔另境在茅盾细致的指挥下也学到了不少。这从茅盾致孔另境的信件中可以了解当时办刊“奇招”的情况。首先，茅盾已不仅只做分内的编辑工作，还兼及发行，关心货运；其次，希望助手孔另境不仅任编校，还代约稿件，甚至为刊物在上海的销路出大力气。（史料上有一种讲法：《文艺阵地》在上海印好后全数秘密运出，上海本地不发行；上海看到的刊物是运到香港后再返回沪上发行的。这种讲法，从茅盾这封信中所述，可探究再议。其次，从这封信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发行的《文艺阵地》等刊物，采取了就地“翻印再发“的办法很有效。）下面是茅盾给孔另镜的一封信：
若君：
信收到，一期十九日也到了。但因华南战事既作，两广各地货运不通，无法运出。目下此间只能发往云南及南洋，为数不多。华中华北本由汉口翻印再发，然迄至现今，汉口仅翻印至六期，而印数亦不多，仅汉口长沙可见，重庆、成都、西北各地，至今未见四、五等期。今两广又受影响，以后能否继续出版，殊成问题。盖销路太小，亦觉乏味，而稿件来源亦将稀少，因内地交通，日益困难也。现在惟有出一期算一期，随时可以停刊。上海方面销路如何？倘能在上海销去四、五千，则尚有可为，否则化偌大力气，只有香港、云南、南洋三地可去，余地皆得不到书，亦太无谓也。
今日广州已去，汉口退出度为亦不久之事。交通困难，书业受影响最大，出书计划，由大而小，由小而无。你想编什么书，目下是谈不到的。
此间情势将日趋严紧，盖广州既失，此间真成了孤岛，英帝国对日大概只有更恭顺，反日分子在此愈难立足。而生活程度之高涨，亦使人不能再久居。我们还是想到内地去，大概一月后即可决定。倘去，则将往西北耳。匆复即颂日祺
玄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此信写于广州沦陷的第二天，茅盾（玄）决心离开香港“往西北”。这时，他对刊物的生存未可乐观，依他信中的分析，“以后能否继续出版，殊成问题”，“惟有出一期算一期，随时可以停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阵地》二卷六期（1939年1月1日出版）的编后记中有一个交代：“附带要报告一句，本刊编辑人茅盾即将到内地旅行，编务暂由楼适夷代理”。这样的“代理”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茅盾离开香港前《文艺阵地》共出版了18期，为时十个多月。
在这十个多月中，茅盾以他的辛勤和毅力、超凡的组织才能和号召力，创办了当时全国惟一的文艺刊物，组织了最广大的优秀作者队伍，像陆定一、叶圣陶、萧红、老舍、郑振铎、许广平、丰子恺、刘白羽、张天翼、骆宾基、臧克家等等作家的作品，从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延安解放区和大后方寄到茅盾手中，又经茅盾之手刊于《文艺阵地》。用文字作武器，反映现实，出现了不少名作，也出现了不少新人。他自己也每期都写文章，尤其是短评和书评，评论新人名篇，为抗日战争呐喊、冲锋，使《文艺阵地》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抗战文艺刊物之一。
三 “萧规曹随”的日子
楼适夷从1939年1月16日出版的二卷七期起，独立担任起代理主编的工作。之前的二三期，茅盾请楼适夷协助工作时，有熟悉和交接的意思。当茅盾的行期已定，这才向他说明打算去新疆一行。在茅盾心里“此去情况如何，尚难预料，也许很快就回来”（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下册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孔另境从第一卷四期总4号（1938年6月1日）开始协助茅盾编校，至茅盾离港由楼适夷代理（楼从第二卷七期1939年1月16日总19号开始代理）。孔协助茅盾工作7、8个月共出版15期刊物。），所以，编辑方针等等都按原来的样子。而生活书店也同意由楼代理，而排版、校对、印刷等仍如前进行，这样楼适夷继茅盾之后与上海的孔另境继续合作。
创业难，守成更难。楼适夷受命于刊物走向更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政治局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版言论更为压制，交通运输和通讯极为困难，联络作者的迟慢，直接影响到稿件的质量等等。楼适夷代理茅盾主编《文艺阵地》的近二年中，纵然受到的磨难和锻炼恰似在打一阵阵的“乱仗”，然而也是使他成为著名编辑的重要台阶，毕竟这份重要的刊物由他独力支撑了下来。
在1939年1月16日出版的二卷七期“编后记”中，适夷署名进一步交代：“茅盾先生受新疆学院之聘，匆匆西行，《文阵》交我代编，想着他在这十个月来为《文阵》艰辛奋斗的毅力，自不免感到责任的严重，但也只好秉承着同样的精神，勉力担任下来了。”就是说，从这期开始，由楼适夷代理主编。
关于楼适夷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的具体事例，他在回忆录《我谈我自己》中谈得很少。他说道：“我已写有《茅公和〈文艺阵地〉》，尽述始末，这里不多说了。”那么，他在《茅公和〈文艺阵地〉》一文中谈了多少呢？主要还是谈茅公，而不是自己。他只说道：
“我担任这代编的任务，实际上只要勤恳一些，困难是不算大的。茅公已经把一切基础都奠定好了，我就是萧规曹随，坐享其成，很顺利地就动手工作起来。”（注：楼适夷：《茅公和〈文艺阵地〉》，收入《话雨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8月出版。）
他究竟怎样“萧规曹随，坐享其成”了呢？
笔者找到楼适夷写于1940年4月16日的《记〈文阵〉二年》，较为详细地谈及当时他对于编刊的感受。他说：
当他们送茅盾一家上了开赴海防的轮船之后，“我就茫然打开了他的稿包。我有四年与人世隔绝的生活，对于文坛新起健作之士，都非常生疏，而熟悉的友人又都散在四方，在香港甚至连可以倾心相谈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更觉得自己过去在文艺上的一些半吊子的失败的工作，也更不足来主持一个全国领导性的文艺刊物。但不顾这一切，因为各方面的继续不断的热情的支助，没有一个刊物会有《文阵》那样拥挤的来稿，我就完全依赖着这些来稿，一期一期的很顺利的编了下去”。
他还说：“我理想着一个好的编辑必须勤于计划，但我觉得《文阵》所定的计划已只有怎样充实的问题，也不需要有所更张，我还理想着好编辑必须勤于跑腿，而在这狭隘的地方，我是无处可去的。我的工作只是看稿，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我在经过整天的阅读觉得头昏脑涨以后，忽然发现了无名者的优秀的来稿的时候。”（注：楼适夷：《记〈文阵〉二年》，刊《文艺阵地》第四卷十二期，1940年4月16日。）
这样坦陈“萧规曹随，坐享其成”的心得、谦逊的自我评价，应该说是很得体的，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位代理主编的工作状况和追求。机遇给了他操练的机会。他从“不足来主持一个全国领导性的文艺刊物”，到代理主编的工作，很明显，他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他在香港人地生疏，“连可以倾心相谈的人，也一个没有”，开展工作显然困难，好在有前面主编的铺垫，可以“完全依赖着这些来稿”，“我的工作只是写信，那都是来稿的复书，不是约稿的信”。
果真如他上面所说，一期一期地很顺利的、快乐的编了下去？我相信最初阶段的“坐享其成”是真的，毕竟要支撑近两年实实在在的编辑工作，即使想“坐享其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文艺阵地》已出满了二十四期、整整一年的时候，其中，楼适夷接编也有三个月，共出版了六期，他说：“回顾这一年间辛苦跋涉过来的长道，自有一种难言的喜悦。但抬起头来瞻望无涯的前途，真不知还有多少难苦的路程要我们奋勇迈进；尤其是在这时候，把《文阵》扶育成长的茅盾先生远征西疆，音讯杳然，更使人觉得战栗。但我们有着无数热爱这小小刊物的读者，无数为文艺苦斗的战士，一定会帮助它，使它成长，使它健全起来。这是一周年中最后一期的编者的衷心的瞩望。”进而他坦陈对下一年的打算：
“在没有得到茅盾先生的直接指示以前，下一年的《文阵》，仍不准备有任何的更变。我们在编辑方面想努力做到的依然是集中全国优秀作家的最新劳作。多多介绍新的文艺战士。探讨抗战文艺运动中的一切问题，建立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尽量反映全国各地文艺运动作家活动的状态。”（注：“编后记”刊《文艺阵地》二卷十二期（二十四号），1939年4月1日出版。）
楼适夷急切期待得到直接的指示，当“新的一卷又开始了，因为还没有接到茅盾先生的直接的指示，（我们还没有得到过到迪化后的他的来信！）我们除了把这一期特别增加一点篇幅以外，并没有编制上的更动”（注：“编后记”载《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一期（二十五号），1939年4月16日。）。
要知道，那时，香港与新疆的邮路往往需走三个多月，如果从欧洲转邮要比由国内走来得更快一些。茅盾全家的此番万里远行，从香港动身后，先坐船至越南海防，走滇越路，盘山而行到昆明、兰州各住了段日子，再飞哈密，坐汽车至迪化。他尚在行程中，根本看不到《文阵》，作不了直接的指示，更收不到楼适夷的信件。这时的楼适夷完全处于独立主持刊物的阶段。
四 与孔另境继续合作
笔者发现当年楼适夷给先父孔另境的四封信件，每页信纸上都写得满满当当。从近三千字的亲笔文字中得知，主编除了交待琐碎的编务，协调出版、人事关系乃至通讯等情形，工作开展得并非这么顺当，甚至因为“不被重视”，恼火到很生气的地步；因为稿件被扣又需急于调整刊期等等，这些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少有提及。上面说过，楼适夷自述中，谈及他与《文艺阵地》的内容很少，这四封信件无疑是这段经历重要的补充和诠释。这四封信分别写于1939年2月15日、一封未具日期、3月18日、4月4日，现披露第一封信件全文：
信一
另境兄：
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已数日，因等待八期来，不料昨始运到。八期延误，还应归咎于我交稿之脱期，但不知九期会不会连带受影响。九期稿是上月廿日交与生活，应早带沪，马尔洛照片，与人的希望一文有关，八期即来不及，也不必排入九期。十期又有一文谈马之作品，可将照片排入十期。十期稿是于五日交生活的，交出后觉我一书评颇不妥，又另写了一篇，又八日有友人赴沪，曾托带一信交远东给兄，谅已收到。十期内无一篇论文，如望道先生译稿交来，请排入，而将王西彦之小说抽去。
沪店可恶之处，我累次与此间分店及胡愈之说过，甚不得要领，现请愈之及仲华去函总店交涉。唯生活对文阵之不甚重视，在茅盾先生在港时也有感觉，如重广翻印，至今尚只十二期，而全民抗战及读书月报在此翻印甚快，又如世知归生，均在此印，出版甚速。条件上的困难固属一端，对于文艺的不了解也是原因。其他刊物可以作政治资本，而文艺却只是赔本生意。其实文阵销路倒好了起来。兄与我同受茅盾先生重托，同时也深知文阵在今日之重要，无论如何要苦撑下去。最近准备与愈之重华具体一谈，调整一切，同时计划编一小丛书。鲁风之文准备不久寄您，我现正计划着多写几篇文艺问题的短文，您关于上海文坛报告，如写好抽空排入可也，不必寄港多费周折了。介绍见陈君一信，即八日托友人传上者，谅已收到。司徒宗稿费，据查已由上海付出，收到否？颛此祝好！
南 二月十五日
上面这封写于2月15日的信，讲的是二卷八期、九期的编务，即楼适夷刚接编不久。
关于楼适夷与孔另境之间的合作情况，因为看到过楼适夷先生当年的几封信件，在1982年，去北京拜访楼适夷先生时，曾与他谈到信的事，当时，他也说父亲为编《文艺阵地》做了一些工作。回沪后，我在8月21日给楼适夷先生的信中说：
“这次在京见到您，聆听了不少教导，很荣幸。……谈及我父亲为编《文艺阵地》也做了一些工作，望您在撰稿时提及。您是当时人，比我们小辈清楚多了，也可信。”
他收信后，当即回了信，他说：
“《文艺阵地》在香港编，上海印，在上海发稿校订是另境同志负责的，后来我回上海，仍与你爸爸两人合作到40年秋。我写的《茅公与〈文艺阵地〉》好像是提了的，查一查，如漏提，出书时补。”（注：楼适夷1982年8月23日致孔海珠的信。）
是的，他在《茅公与〈文艺阵地〉》中，是有一处提到，说他一度从广州跨海到九龙拜访了茅公，“那时《文艺阵地》早已不可能在轰炸中的广州印刷，而改为把编好的稿子秘密送到已所谓‘孤岛’的上海去付印，请留在上海的孔另境同志帮助排校”。文中对于孔另境与他合作的情况并没有多加记述。“后来我回上海，仍与你爸爸两人合作到40年秋”。这情况，我是从这封信中才知晓的。其实我父亲生前也少有谈到此类事情。
从信一的内容可以了解：
一，沪港之间的信件和稿件往返相当频繁。现在仅仅发现楼适夷给孔另境的四封信，均写于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的时候。至于孔另境致茅盾或楼适夷的这方面信件现在一封也没有发现，很可能永远不存在了。这是很遗憾的。后来楼适夷到上海，仍与孔另境合作，这时的编务具体情况目前没有发现有信件保存下来，可能因为同在上海，不再需要用写信沟通信息，算是一个理由吧。
二，当时的编辑除了编刊之外，还需关心刊物的发行情况，正如茅盾主编时的状态。所以，还得协调与出版、发行部门的关系。楼适夷觉得“唯生活对文阵之不甚重视”，对其它社会科学类的刊物“在此翻印甚快”，“出版甚速”。有了比较之后，显然很不满意这些部门的态度。从而也看出楼适夷对刊物的重视和认真态度。
其实，从出版发行部门来说，生活书店的一些分店如此“厚此薄彼”，除了认为“文艺却只是赔本生意”，商业经营的操作行为占了主要的因素。客观地讲，这对一个庞大的出版机构的运作来说，“厚此薄彼”也是无可厚非的。面临刊物之间的竞争和压力，楼适夷遇到各方面的阻力不小。惟一感到欣慰的是，“其实文阵销路倒好了起来”。
三，楼适夷在得不到原主编的任何指示的情况下，无奈而感慨地对孔另境说：“兄与我同受茅盾先生重托，同时也深知文阵在今日之重要，无论如何要苦撑下去。”代理主编的苦心可鉴。这样的表态内容，下面的信中也有多次表白。
说到茅盾的直接指示，直至茅盾离开《文艺阵地》八个月之后，楼适夷第一次接到他从新疆的来信，欣喜之余，代理主编将《寄自新疆》的通信，放在第三卷第十期的卷首。
这是茅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安顿下来，深深感到“自来此后，内地音讯，忽然隔绝，邮递之慢，殊出意外。而寄出之信，能否收到，又因种种原因，据言实无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始接一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五日来信，当即作复”。据茅盾信中说：“……而兄于二月二日由欧洲转之信，则实未经由海外，仍从重庆辗转而来，而到达此间则反后于三月十五日之信一个多月也。至于兄所寄《文阵》，弟仅收到二卷七、八两期，但此两期似像由昆明转寄，非由香港直接也。”（注：茅盾致楼适夷信无日期，初刊《文艺阵地》第三卷第十期，1939年9月1日出版，标题作《寄自新疆》。现收入《茅盾全集》第36卷第184页。）
在两地通信实在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原主编再想“遥空操作”，也没有这个条件。代理主编惟有“独力支撑”。
茅盾看到由楼适夷独立主编的刊物后“大喜过望”，他在这封信中评论道：
“……2卷7期至12期各册，弟略翻一过，尚未有时间卒读，然大体感得不坏。兄之努力支持，已得报偿。……最后关于《文阵》，甚望兄支持下去，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短评则常有更妙。……此间青年作者，寥寥无几，所作太公式主义的了，由于读书太少之故，且亦由于所读范围不广之故。……”
诚然，楼适夷遵循刊物的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只需努力支持下去。然而始料不及的事总会发生。
五 刊物意外被扣
信二没有署日期，根据信件内容而排定。
若君兄：
六日、十七日的信都收到。八日有友人赴沪，托带一信到远东，因尊址地点较远，故带四马路，但远东换了招牌，不知能递到否。此信同时有一信致陈志皋先生，介兄往访捐款事。又信内附有SY之稿，也不知来得及编入“九期”（原则十期）否？新年我有一信寄尊寓，同时得生活告知，九期稿在厦门被扣，当时即托生活专带一信，请将十期改作九期，并附一紧急启事，声明事由。则稍稍脱期几天，也可得读者之谅。此信也交尊寓已收到否？但我在电车上被扒手扒去手册，一百多个地址都丢了，门牌号码，不知会不会写错？
从南洋从闽粤东江昆明各方来人来信所云，青年学生，对《文阵》都非常热烈，潮安一中学，每期购四十份，同时各地青年来稿也很多（不过大半都幼稚），均足令人兴奋，故无论何种困难，万望苦干下去，总求对得起沈先生对得起读者。现在差不多每期不多几天都卖光，但因运输困难，他们不肯多印。纸版带到重广非常困难，飞机人多，货运无期，我建议每期邮寄样本，重排翻印，如办得到再加七八千份是没有问题的。
胡先生因飞机票买不到，现在尚未走了，生活之事，他也感觉头痛，二月份起不干，往桂系经营大众读物事。对于上海方面，甘先生（港店经理）已专函陈锡龄君，嘱其于编务上勿加干与，以后或可较好。
大路第一期已出见到否？照片请交二马路美最时四楼405号郭少清转下，甚妥。蒙兄援助，深为感激。《鲁迅风》稿，日内或可应命，存稿报告甚少，且无佳者，你看《文阵》中所编，即可知了。编丛刊有否向国内去征稿，外边是很少办法的。各方都向《文阵》拆货，而《文阵》实无货可拆。
十一期稿已编好，留一栏地位，请兄介绍上海刊物。三卷一期陈望道，郑振铎，王任叔三先生务请作稿，前二人我已去信，望兄催之，如有交来，不必寄港，由兄编入可也。乞兄为《文阵》专制一文，以增热闹。
又附《北方》一稿，十期空白中如尚无论文，即编入。否则，本期除去一文稿之一，排入为感。
建南上
看了上面这封信，笔者马上去查二卷九期，上面果然有一则“紧急启事”（注：《文艺阵地》二卷九期，总21号，版权页上写1939年2月16日出版。）。启事说：
“本刊二卷九期稿在付印中途，遭受意外损失，内计：《作品中的语言问题》（潘梓年）、《叫爸爸回来》（舛木人）、《南国的庶林》（阿仁）、《为和平而歌》（陈时）、《一个从扎萨克来的人》（刘白羽）、《东战场的别动队之八》（骆宾基）、《记一九三八年的日本文坛》（林焕平）、《县长》（一文）、《到天堂去》（雪湄）、《纳粹党员》（SY）、《米的故事》（温功义）、《可怜的一伙》（欧阳凡海）、《刘仲山搬兵》（王一士）、《到农村去》（木刻罗清桢）、《歼灭战，路袭》（木刻张慧）等，现除分别函请各作家补写外，即将十期之稿，作为九期，这种紧急处置办法，不得不请作者及读者原谅。”
笔者之所以全文抄录“紧急启事”，是想寻找这期稿件的所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据查询下面的卷期，发现有少数稿子不再露面，大都在以后的卷期中陆续刊出了，虽然，有的稿件甚至迟到第三卷五期才用上去，而潘梓年、陈时、刘白羽、王一士的这些文章在《文艺阵地》以后的卷期中再也查不到了，原稿也可能就此消失了，这是很可惜的。
这件事情给楼适夷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说：“从武汉沦陷以后，各地交通混乱，敌军封锁加紧，《文艺阵地》也逐渐增加了运转困难。我们通过港沪海轮上的工友，送到上海去付印的第二卷第九期的原稿，竟一下子被敌军扣留而全部损失了，……使我们不得不一面急忙把准备在第十期用的稿子，提前改为第九期，一面向作者告急，希望有底稿的把底稿寄来，没有底稿的尽可能地补写和重写。”（注：楼适夷：《茅公和〈文艺阵地〉》，收入《话雨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8月出版。）
有了上面这封信，证实稿子损失是“得生活告知，九期稿在厦门被扣”，于是急信孔另境“请将十期改作九期，并附一紧急启事，声明事由”。
这封给孔另境的信中还透露了许多讯息，如《文阵》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各地青年的来稿很多，刊物每期不多几天都卖光等等。考虑到“因运输困难，他们不肯多印。纸版带到重（庆）广（州）非常困难，飞机人多，货运无期，我建议每期邮寄样本，重排翻印，如办得到再加七八千份是没有问题的”。报告这些令人兴奋的消息，和他的“邮寄样本，重排翻印”的新设想，都是很可贵的。目的在于“故无论何种困难，万望苦干下去，总求对得起沈先生对得起读者”。
信三写于1939年3月18日。
另境兄：
十二期稿系七日交出，收到否。十一日示悉。九期至昨天止未见到，兹去派人往问，不知已到否？兹附一信致陈锡麟君，嘱其每次印好，邮寄样本一册，如遇邮船班期则可稍快见到。
十一期既无广播，可抽用十二期数则，但勿全抽，恐来不及补，且此“货”也缺，来信虽不少而以事务式为多，甚难挑选耳。兄处如有此类信件，也望编入。补白稿实一问题，现拟三种办法，译一点西洋杂志的消息报导之类，摘录理论警句，用短的杂文或诗。望兄也能协助。生活于文阵，似不甚热，茅盾先生至今无信息，我已连去航函五六封，本想至十二期止不沪，但念沈先生之重托，及友人们之鼓励，深不愿自我而斩。故决意支持下去。
一期来稿佳者甚多；惜皆冗长，近在编此，本定七八万字，兄处既有，则二三日内，我处当交出五六万字，但篇幅太超过不好，兄处之稿，也可留一部分作二三期之用，使每期有一点精采引人之作，兄以为然否？
SY
及信，已去函查问，大概因远东易名，而彼为一大学生，不知出版界情形，故无从投递耳。陈于华光，临行时曾面允弟捐百元，也许不会推托。因我在此间，亦帮他不少忙也。
……
《叫爸爸回来》，我意尚有可取，请兄略加修正，仍用十二期，因受沈先生嘱，竭力注意新人，标准可较低，而此人则似可造就也。沈先生在此，曾提拔新人不少，皆逐渐进步的。为之发表，不过存鼓励之意而已。兄为然否？……
匆匆祝好！
弟 南拜 三月十八日
楼适夷与孔另境的合作是相互尊重、相互帮衬，缺一不可的。信中用商量探讨的口吻谈及编务，请孔另境共同出力。信三中对于出版方的合作仍觉不太满意。重申：“生活于文阵，似不甚热，茅盾先生至今无信息，我已连去航函五六封，本想至十二期止不沪，但念沈先生之重托，及友人们之鼓励，深不愿自我而斩。故决意支持下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面被扣的稿件尚未了结，仅过一个月，十期《文阵》又被扣压，搞得“令人急煞”。这件事情在楼适夷的回忆中没有提及。写于1939年4月4日夜的信，谈到此事：
信四
另境兄：
十期文阵，至今未到。现在才明白被扣，且交涉发还，但何日能到，令人急煞。如此情形，何以维持，想此后情形，只会恶劣。不过我偏死力支下去。三卷一号上月廿一交出已收到否？二号日内即编好！在香港印是办不到的，本来总店有移渝印计划，现在决定照老办法了。一时想不出更好办法，只好照旧进行。以后每期一印好，请邮寄一本给我，我不知此事向谁交涉，故未交涉过，只好劳你了。（收到收不到，也只有不管）早一天见到东西，总早安慰一天。生活各分店情形，颇似诸侯王国，各自为王，却找不到周天子，所以我是怕同他们打交道。马达稿费单系从甘致陈信中附入，我看他写，亲手交，何以未到，补发一张很难，一定要他们查明确未付出才肯，你向陈问一问吧。
一号内征军之诗抽去，因他已投另一刊物。编辑费本拟每期致兄廿元，但近来计算此间费用，邮费每月几乎化三十多元港币（约合国币六十元，如一封航空信要港币三角五分，几乎七角）尤其退稿，航空寄赠（每本港币一元四），再加交通费等，几已不堪支持，故于兄处只得照原状，每月二期二十元，一期十元，此事务请原恕。华光之事，另外想不出办法，现附一信，你去找一次志皋，如果他滑头，那也无法了。兄个人状况，不知如何，最好能寄一点文章来，此间稿费较优，亦不无小补。
上海的文阵稿收到否？如多二期望留一篇论文。我为论文，实已苦死，几乎绝无来稿。想自己写，又无充裕读书研讨时间，现在差不多完全是事务人了，单是文阵，每天至少收到十件邮件，近来又忙文协事，天天要开会跑腿。更谈不上写作了。乞兄经常写一点，盼切。马达一信，乞转。颛此，
祝好！
建南 四月四日夜
由于稿件在来回的运送中发生被扣压的事，考虑到“如此情形，何以维持，想此后情形，只会恶劣”，他们两位商量对策，问题是“香港印是办不到的，本来总店有移渝印计划，现在决定照老办法了。一时想不出更好办法，只好照旧进行”。然而，从香港这处“孤岛”，与上海这处“孤岛”之间牵起的一根丝带，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他们勉力坚持着、奋斗着，靠着这种精神，最终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六 继承与发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茅盾离开后的初期，稿子仍源源不断地来到编辑手中，楼适夷非常高兴，“我的工作只是写信，那都是来稿的复书，不是约稿的信”。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感到困难了，尤其是理论性的文章。信中他说：“上海的文阵稿收到否？如多二期望留一篇论文。我为论文，实已苦死，几乎绝无来稿。想自己写，又无充裕读书研讨时间，现在差不多完全是事务人了，单是文阵，每天至少收到十件邮件，近来又忙文协事，天天要开会跑腿。更谈不上写作了”。即使如此，翻开《文阵》，可以查到楼适夷（叶素）写了不少短评和书评，并动员孔另境（白鹤）也撰写，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践最初既定的办刊方针：“我们在编辑方面想努力做到的依然是集中全国优秀作家的最新劳作。多多介绍新的文艺战士。探讨抗战文艺运动中的一切问题，建立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尽量反映全国各地文艺运动作家活动的状态。”
楼适夷在代理主编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以上几个方面的具体实施。除了约请全国优秀作家撰稿，注意对新人的培养和发掘也是重点。如在信三、信四中，他与孔另境谈到这两个方面：
《叫爸爸回来》（舛木人作），“我意尚有可取，请兄略加修正，仍用十二期，因受沈先生嘱，竭力注意新人，标准可较低，而此人则似可造就也。沈先生在此，曾提拔新人不少，皆逐渐进步的。为之发表，不过存鼓励之意而已。兄为然否？”
又如：“最近准备与愈之重华具体一谈，调整一切，同时计划编一小丛书。鲁风之文准备不久寄您，我现正计划着多写几篇文艺问题的短文，您关于上海文坛报告，如写好抽空排入可也，不必寄港多费周折了。”“十一期稿已编好，留一栏地位，请兄介绍上海刊物。三卷一期陈望道，郑振铎，王任叔三先生务请作稿，前二人我已去信，望兄催之，如有交来，不必寄港，由兄编入可也。乞兄为《文阵》专制一文，以增热闹。”等等。
《文艺阵地》在团结进步的文艺力量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之在全国的影响延绵扩大，除了继承并发扬了刊物已有的特色之外，楼适夷在其刊物的时代特色上花了功夫，组织并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丁玲的《冀村之夜》，骆宾基的《东战场的别动队》（连载），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连载），周而复的《延安的文艺》、《播种篇》，以及，不久前从纳粹德国回国的刘盛亚（SY）连续寄来报告《在
字旗下》等等。
关于刘盛亚（SY），当时还是一位大学生，并不知出版界的情形。最初，茅盾启用了新人新稿后，楼适夷不断地与他联络，继续这些“报告”刊载达十六次之久。还在“编后记”中加以推荐，成为《文艺阵地》在报告文学上所显示的特色。这位新人的作品，后来结集出版，得到读者的好评。
反映全国各地文艺运动、作家活动的状态，也是《文艺阵地》的特色之一。至今，我们可以从“各地通讯”、“文阵广播”、“报导”等栏目，追踪了解当时作家们的动态，和时代风雨中他们的心智和抱负。这些栏目以求信息量广泛，给关心文艺动态、牵挂作家状态，又身处各地的流亡者，一种信息上的安慰和互通互动的平台。这样的特色，只有“耳聪目明”的勤奋编辑才能做到。
纪念鲁迅是《文艺阵地》永恒的主题。不仅鲁迅形象的木刻作品常刊于卷首，《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总目提要等宣传也占重要位置。第二卷一期为《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特辑》；鲁迅逝世三周年时，有大型特辑出版（四卷一期），并有报导《成都鲁迅先生纪念展览会记》（四卷四期）等。经常刊载有关论文和杂感，如欧阳凡海的研究论文《鲁迅初步思想·文学观·社会意识的检讨》连载三期。直至在上海最后出版的《文阵丛刊》之二，即为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出版的专刊《论鲁迅》，都反映了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发扬。
七 繁忙中的清贫
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时的经济状况，他晚年曾有回忆说明，他说：“香港生活程度之高，也是我决心离开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开支月月入不敷出。《文艺阵地》的编辑费是法币七十元，折合港币四十多元。《文阵》在广州排印时，一月两次赴广州的车马费，旅馆费就化了一百多元，移到上海排印后，又从七十元中扣出十五元补贴另境。因此，我编《文阵》所得付了太子道公寓的房租就所剩无几了。……”
那么楼适夷接主编之后，想来生活书店不可能出价比给茅盾的高。茅盾因有一家子人口靠他写作、编稿生活，而楼适夷独自在香港生活，开支就小多了，但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楼适夷仍“不堪支持”，他在给孔另境的第四封信中说：
“编辑费本拟每期致兄廿元，但近来计算此间费用，邮费每月几乎化三十多元港币（约合国币六十元，如一封航空信要港币三角五分，几乎七角）尤其退稿，航空寄赠（每本港币一元四），再加交通费等，几已不堪支持，故于兄处只得照原状，每月二期二十元，一期十元，此事务请原恕。”
按楼适夷的说明，情况的确很难，每月的邮费支出这么多，甚至超过给孔另境每月费用的一倍半，其中还不计交通等等费用。如果说邮费之高难以置信，而编辑的劳动力价值之低更令人唏嘘。孔另境协助编每一本刊物的代价，只有寄赠七本刊物的邮资费用。这事放在现在是不能想象的。刊物主编当然也相当贫困，因为没有实际素材不能妄说。由此可见他们的操劳，他们的繁忙，他们担负的责任，是不计代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楼适夷关切地问：“兄个人状况不知如何，最好能寄一点文章来，此间稿费较优，也不无小补。”
为稻粱谋，他们各自兼及的工作很多，或参与办刊，或教学，或写作，尽管困难相当大，他们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还年轻，有追求，即使很清贫。楼适夷受已迁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会长老舍的委托，在香港筹备成立“抗敌文协”的香港分会。信中所说的“近来又忙文协事，天天要开会跑腿”就是讲这件事。
已经结婚生子的孔另境，这时在上海“孤岛”的四马路原华华中学（由原上海大学校友会创办的中学，孔另境任教务长）的校址，创办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在培养戏剧人才、学习革命文艺理论、组织学生演剧抗日等方面事务繁忙，且学校经费不足，为筹款也颇费周折。楼适夷热心介绍陈志皋先生捐款，此事在上面三封信中提到：“华光之事，另外想不出办法，现附一信，你去找一次志皋，如果他滑头，那也无法了”；“陈于华光，临行时曾面允弟捐百元，也许不会推托。因我在此间，亦帮他不少忙也”；“此信同时有一信致陈志皋先生，介兄往访捐款事”等。关于这件捐款的事，据说不甚了了，当可另文再述。然而，楼适夷身处异地为孔另境办学经费动脑筋想办法，这种帮助是很可贵和可钦佩的。
八 移编于上海
楼适夷在香港代理主编《文艺阵地》，六七个月下来，他不得不从香港逃亡到上海。原因在于他为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做了许多幕后的组织工作，出面的是许地山等头面人物。当局看到他们活动频繁，害怕得罪日本人，就想加以限制，并探嗅出楼适夷是幕后人物，便要寻找他。为了预防不测，1939年6月中，生活书店香港分店的经理甘伯林悄悄地通知他赶快离港。
楼适夷担心的是《文艺阵地》怎样交代？“已经安排好了”，甘先生对楼适夷说：“我们将稿子寄到上海去，你在上海编，后方和根据地的来稿，我们会托轮船带给你。”这样，《文阵》的编辑工作，从这时起，也就移在孤岛上海进行。也有一种讲法：当时稿件大部分由重庆收稿，再寄香港，然后由港转沪，在沪印刷出版后，又秘密运送到内地发行。这两种讲法，香港的环节仍是不能少的。因为是秘密进行，我们在刊物上并不能看到《文阵》已经移至上海编辑的说明。
仅有一点差异，从第三卷九期（总33号）1939年8月16日出版的版权页上，发行人署名：徐伯昕。发行者仍然是“生活书店”。在之前的各期上，均署茅盾为编辑兼发行人。这个变化是否说明徐伯昕先生是刊物的实际发行工作人，抑或原来任发行工作的人不力，现在换了将？这就不得而知了。
评论家以群认为：“《文阵》从三卷后半卷起，作者的范围就明显地日渐狭窄，香港和孤岛上海两地的进步作家几乎成了作者队伍的主力。因而，反映的面就不能不比前期缩小得多。”（注：以群：《〈文艺阵地〉杂忆》，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这里说的“三卷后半卷起”，可能就是指楼适夷移编于上海之时。这样的状况是非常不得已的事。其时，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等的重心在重庆，即陪都。文化人大都集合在那里，文艺刊物也层出不穷，与上海的通讯仍很困难，邮资又那么高。而对于远离“中心”，又处于敌人包围圈的“孤岛”环境中，时局变化莫测，“孤岛”的藩篱随时有被冲破的可能。这样的不稳定性，对于编辑组稿工作来说，无疑带来更为严重的困难。也只能让“香港和孤岛上海两地的进步作家几乎成了作者队伍的主力”。
再说，楼适夷秘密只身来到上海，他以工作为重，旋即找到我父亲，为了安全起见，有段时间楼适夷就客居在厦门路尊德里38号，我外婆家中的亭子间里。我家现在还能找到他当时拍摄的一寸照片，据说，是为办理户籍拍的。这事尚可以考证一下。
楼适夷在上海“处于半地下状态中编《文艺阵地》”，他的家人知道后，全家老小都从余姚跑来。他已经多年没和家人在一起了。在银行做事的叔父安排他们一家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威海卫路一个大公馆花园中的小楼房里，住在这里很安静也很隐蔽。
依楼适夷的说法，他与孔另境合作至1940年秋，那么，也就是坚持合作到《文艺阵地》在上海的终刊。以1939年1月16日二卷七期总16号起，他与孔另境沪港合作，至1939年6月16日三卷五期总29号移编于上海之时，最后至1940年4月16日出版的四卷12期总48号止，以上均为半月刊，合作编印了33期。
奇特的是，第四卷十二期出版的“编后记”中有这么些话：
“这是《文阵》第四卷的最后一期，关于新的第五卷的计划业经拟批，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大概当读者见到这期文阵时，五卷第一期的特大号的《文阵》，也可以从印刷处送出来了。很快的，就会和读者见面了。”
然而，中间停了三个月，这“特大号”的《文阵》才迟迟面世。其中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生活书店认可了楼适夷的主编能力和劳绩，随着《文艺阵地》在全国的影响，代理主编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从五卷开始署名由茅盾、适夷并列主编。其次，列有十条《文艺阵地》的改进计划，包括：增加篇幅，改变刊期，调整编制，加强理论，建立批评，充实创作，振刷杂文，推进报导，注意介绍，扩大画刊。重点在于从第五卷起改半月刊为月刊，而且，同一期刊物用两种版本推出。如此“重振”的背景是什么？
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采取了严厉的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每本出版物的封底上要印明审查证的号码。为了避免在国民党统治区被查禁，突破审查制度的压制，采取了变通的办法，除了如期出版杂志之外，还将杂志改装成单行本书籍，采取了丛刊的形式面世。这个办法当时在“孤岛”进步出版物中已采用多次。因为，如果这种单行本被查禁，可以另出第二种单行本，不至于牵涉到刊物本身。
在上海推出的“文阵丛刊之一”用《水火之间》为书名，1940年7月出版；“文阵丛刊之二”以《论鲁迅》为书名，1940年8月出版。送往内地的刊物仍以五卷一期、二期为序。共出版发行了两期（册）。因为，即使这样精心安排，最终还是受到查禁处分而停刊。
1940年初冬，当茅盾从新疆到延安再到达重庆以后，决意复刊《文艺阵地》，曾电邀楼适夷前往。楼因有一家老小在上海羁绊，无法成行。他们在重庆将抗战初期在汉口登记创刊的批准证书，再一次复活，其中，叶以群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在重庆组织了七人编委会，有茅盾、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叶以群等。（刊物前期由叶以群负责，后期由孔罗荪负责，仍用“茅盾主编”的牌子，编委名单在杂志上不署名。）（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在抗战逆流中》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关于六卷起的编务及出版情况也很复杂，还可参阅以群写于1962年的《〈文艺阵地〉杂忆》等文章。）1941年1月《文艺阵地》6卷1期在重庆复刊。因为楼适夷已不参加其工作，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文艺阵地》是楼适夷成为著名编辑家的重要台阶，探究他这一阶段的编辑历程和贡献，以实例证实他的编辑之功，自有其绵长的意义。笔者只作了初步的尝试。
在主编茅盾的背后，有着多少人的艰辛耕耘，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守望相助，演绎一曲抗战文艺的同心歌。楼适夷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2005年4月，正值楼适夷先生百年诞辰，笔者发掘他当年的有关书信，重叙他编辑生涯中一段难忘的“阵地”战，以示纪念。
2005年2月春节赶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