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精品意识”的喜与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精品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出版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氛围中，国内出版界经历了这场改革的“洗礼”之后，正以全新的姿势直面21世纪的到来。图书出版之“精品意识”的形成，便是这种新姿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精品”的关键，无疑在“精”。“精”在古时是指“纯净的上等品”。古人云：“鼓
播精，可以食十八。”〔1 〕后来“精”字有了引申义，系指无杂质的纯净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图书的“精品”应该是图书的“上品”，且因其内容而非形式取胜。正因为如此，“精品”图书便有了“传世之作”的内在涵义：它不是以昙花一现式的“畅销”为标准，而是以“流芳百世”作取舍。
国内出版业“精品意识”的崛起，反映了出版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此种取向而言，它同时也反映了出版思想的“跃进”，一种趋向成熟的“跃进”。我们不再做“井底之蛙”，不再留连于出版的“短期行为”，不再被动地接受“市场”的制约。各出版社期望通过自己的“精品战略”，引导读者的认识兴趣，并试图藉此对图书市场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出版界频频推出系列“精品”，在新闻媒体的支持下，已对我国图书市场的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然而，目前图书出版的“精品意识”，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如何在理论上对之加以认识和必要的澄清，树立起更加健康、积极的“精品意识”，也是当前出版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我国图书的“精品”热大致发端于80年代后半期。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体制被牢牢地纳入计划经济之中，图书成为“不愁嫁”的“皇帝女儿”。从80年代初开始，出版界开始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成为这场改革最核心的内容。由于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一时间，利润意识成为图书出版的“灵魂”，产生了一系列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短期出版行为，形成出版界某些无序和混乱的现象。在这种情势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不讲质量、只求利润的做法是“自杀性”的短期行为。于是便开始呼吁“两个统一”，即图书出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并在理性上更为强调社会效益。到了80年代中期，为了寻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现实模式，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开始筹划向社会推出图书“精品”，并以豪华型的装帧和丛书型的套本显示精品的“大制作”特点。
一个颇具意味的事实是，最初推出的“精品”图书多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所选择的内容一般都以传世的、被公认的著作为主，不过是在形式上加以“包装”。例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丛书曾在国内产生“轰动效应”。该丛书“精选了各国享有世界声誉作家的代表著作〔3〕”， 最先推出的欧美部分共10册，尔后又推出了亚洲部分。该丛书无论是绘画还是包装都堪称精美。其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1年推出的、总共为6 册的《中国通史（绘画本）》，则把内容瞄准中国历史，并起用对中国历史研究颇有造诣的专家和史学工作者撰文，以精装形式推向社会。把“精品图书”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少年儿童，这反映了出版社力求在推出“精品”的同时也注重经济效益，并且事实上是成功的。这个定位，体现了出版社实施“精品战略”的良苦用心，并因其成功而鼓舞着后继者对“精品”的热望，客观上推动着80年代后半期以来图书出版“精品意识”的不断形成与强化，并致使“精品意识”今天在全国出版界形成燎原之势。
但是，这场出版界的“精品”大战，从一开始就带有其内在的弊端，即，在部分功利色彩驱动下的图书“包装热”，以及经典名著重版热，致使“精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它应有的轨道。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精品图书的出版竞争变为重形式、轻创造的装帧“大赛”。
图书精品有其独特的“包装”，这本无可非议，但“包装”毕竟是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装帧”并不是精品的标准。图书出版界因受其他商品行业的影响，把注意力过分地倾注于图书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图书发行的营销策略上，而不是把它放在图书内在质量的组织和精选上，多少给人“本末倒置”之感。例如，由中华书局和海南南洋文化（集团）公司联合推出的特精装本《二十四史》开出了“天价”，每套16万元！这套被出版者自诩为“二十四史羊皮洒金珍藏本”的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羊皮面，封面上的图案及史记两字为烫真金，上书口（不是所有书口）为真金烫口；二是该书全球限量编号发行100套， 购买者将获得中华书局总经理签发的‘二十四史羊皮面洒金珍藏本收藏证书’，证书中注明书的编号；三是设计制作不同于一般：由曾获国际图书装帧设计奖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余炳南教授设计、北京新华印刷厂老技师手工装订，质量达到国内最高水平。”〔3〕上述三条，蕴涵着浓重的商业气息，出版者的良苦用心似乎并不在于“精品”的创造，而在于“精品”的包装，而包装的目的是在于“精品”的营销，这就把出版界的“精品意识”引向另一个不正常的方向上去了。事实上，已无可非议地拥有“精品”声誉的经典传世之作——《二十四史》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华书局1980年已出版过小32开本的《二十四史》，当时定价仅为250元，该书局后又推出定价为2800元的大32开《二十四史》，如今又以“限量”100套为条件再出定价达16万元的“珍藏本”， 其意图与其说是文化的，毋宁说是商业的。此类已遭到新闻媒体的抨击，称“此举‘出版物’与大多数的读者并无丝毫联系，这岂不是我们出版业的悲哀吗？”〔4〕
第二，由于重形式，轻创造，一些出版社便把眼光投向历史，形成了一股在故纸堆里寻觅“精品”的选题模式。
这几年来，一些出版社不愿花艰苦努力的劳动，不愿在选题的组织、精选和书稿的编辑加工上花大力气，而是在走捷径。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中“取”经典，从中国“取”到外国，冠以“弘扬”之美名，然后在包装上比“精”。由于这种“取来主义”非常省事，所以，出版者推出的精品每每是浩浩数十卷之巨。这种“精品意识”实际上极大地忽视了“精品”本身所需要的开拓意识，囿于一种既成的思维模式之中。它至少产生两种负面效应：首先，它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必要的浪费。在这种快捷的“精品意识”驱动下，出版界的“集体行动”造成选题的严重撞车。80年代以来，以“诸子百家”、“四大古典名著”为主体的“中国古典名著系列”到底有多少版本，一般读者恐怕难以明了。而1996年新春伊始，媒体又传出将有6家出版社6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面世。“你到底会买谁的？”“中国读者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莎氏全集？”“新译或新修订的译本质量是否有保证？”〔5 〕这确实值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索。其次，它实际上窒息了当代图书“新精品”的面世，不利于文化知识和最新科学和技术的传播和提高。倘若我们的出版社能把如此巨额的出版经费投入到对当代图书“精品”的创造之中，那么，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将是一项传世的伟业。可喜的是，从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获奖的图书中，我们欣慰地看到，仍有众多的出版人在出版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播种，最终产出精品。例如，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的浙江植物资源调查巨著《浙江植物志》，共8卷，570万字，附有4000余幅图，载入4000余种植物种类。经出版社与作者历时10年的精心合作，得以编著出版。这才是精品，这才是出版人的精品意识。
三
对出版社来说，“精品意识”应着眼于发展，着眼于提高，着眼于明天，质言之，应着眼于对“精品”的开发，而不是对“精品”的温故。我们应该不时地扪心自问：“祖先能为我们留下诸如《二十四史》这样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典巨作，那么，我们能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些什么？”借助“包装”来打“精品”牌子，的确能够制造出商业上的轰动效益，但决不能制造出文化、科学和技术上的轰动效应和传世之作。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传播的使者，出版社更神圣、更重要的使命是推出文化上的宏篇巨制、科学上的传世之作，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不能只把出版视野禁锢在外在形式的包装上，我们需要有更实质性的精品开拓意识，装帧豪华的书籍固然能显示“精品”超群的气派，但是，只要内容卓越，其貌不扬的书籍同样能世代相传。在这方面，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社的成功创举可供我们借鉴。
在本世纪30年代，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莱恩针对当时英国出版界时兴精装本出版风尚的情势，独具慧眼，大胆实践，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平装本”革命。在当时，精装本一般每本至少要七八个先令，而企鹅出版社的出版物最初发行时，每本平装本定价仅为六便士（相当于10支烟的价格）。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作家、评论家、出版社和发行商的激烈争论，并且遭致大量的攻击，但企鹅出版社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更加迅速地扩展、壮大，进而一跃成为饮誉全球的著名出版社。究其原因，主要是企鹅出版社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内容上狠抓精品图书的出版，推出一系列精品新作，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举几个例子。从1939年开始，企鹅出版社推出“国王企鹅系列”丛书，这套书至今仍然是图书收藏家争相收藏的珍本，并被誉为“战争黑暗岁月及战后的艰苦岁月中唯一的价钱合理的有着彩色插图的艺术书籍”。著名艺术家史玻伏斯那爵士（Sir Nikolaus Pevesner ）被莱恩慧眼识中，出任企鹅出版社“鹈鹕艺术史系列”丛书的主编，他花了23年之久时间，出版了洋洋40余卷的《英国的建筑》，此书成为出版史上的一座丰碑。诸如E·M·福斯特、弗洛伊德、萧伯纳等这样一些颇有争议的作家， 都成为企鹅出版社的作者。 而《尤利西斯》这样的书籍于1936年企鹅出版社初创之际首版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莱恩的胆略和魄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晚年，当莱恩得知自己已患癌症后，于1969年4 月以同样朴质大方的版式，再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缅怀他50年的出版生涯。〔7〕企鹅出版社实施“精品”战略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出版界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总之，我们认为，当今我国出版界日益崛起的图书出版“精品意识”总的来说是一种出版认识的升华，是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出版实践的一个重大转折，它必将会对今后我们出版业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图书出版与世界的接轨。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精品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重包装、轻开拓，重形式、轻内容，重商业营销、轻文化创造的不良倾向，如果不加以切实的改变，任其漫延下去，很有可能使我们的“精品意识”离谱，最后使“精品”陷于事与愿违的窘境之中。
注释：
〔1〕《庄子·人间世》。
〔2〕《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第1册，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3〕《中国图书开出“天价”——一套〈二十四史〉16万元》，载《中华读书报》，1996.1.31。
〔4〕红娟：《谁来买“天价”图书？》，载《钱江晚报》， 1996.2.11。
〔5〕赵武平：《莎士比亚译著大撞车》，《中华读书报》，1996.2.7。
〔6〕参见恺蒂：《企鹅六十年》，载《读书》，199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