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发展观”存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界有人提出，要以“非均衡发展”为核心建构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观。他 们认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的，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发展道路及成就等，都充分说明和验证了在当代中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几点不同的认识与体会。
一
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中国必然要选择非均衡的重点推进发展战略的观 点是站不住脚的。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战略的抉择方面，有成功，也有失误。改革开放以前， 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改革开放至今，实行的则是模糊的非均衡的重 点推进发展战略。关于这两个战略，人们一般认为，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核心观念 是“公平至上”，非均衡的重点推进战略的核心观念则是“效率优先”。比较而言，建 国后的前三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如后二十多年快，人民得到的实惠在前三十年不如在 后二十多年得到的多。不少人就此认为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成功的，而对前一个发展战略 予以否定。在这部分人眼里，非均衡就等于效率等于发展，公平则意味着没效率不发展 。以这样简单地比较来评价这两个发展战略的得失成败，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两个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历史性贡 献。前一个发展战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依靠 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后一个发展战略则为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初 步实现了中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的千年梦想。
为什么会对以往的两个发展战略的认识产生如此巨大的偏差呢，这主要在于中国过去 这两个发展战略的关系及其抉择的历史条件缺乏科学的分析。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之所 以实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向模糊的非均衡战略的转换，根本的原因在于计划经 济的平均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在这个发展战略中，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效率观都没有得到 很好的贯彻、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平与效率关系是辩证统一而不是矛盾的。没 有公平，会造成社会成员的矛盾与冲突，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就会遭到破坏，效率就没 有可靠的保证；同样，没有效率，社会就缺乏生机与活力，发展就会陷入停滞不前的困 境，公平就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强调公平问题，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 突出效益问题要做具体的分析。
从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条件看，选择实施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是 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及时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对发展战略作 出调整，我们则没有做到，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视野。列宁曾提醒我们要“在对立面的统 一中把握对立面”，在国家发展战略设计中，既要以公平的眼光透视效益问题，也要从 效益的角度审视公平。从对立面的统一中考察，显然，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割裂了 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长期强调公平的一面而忽视了效率的一面，这就很容 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边倒的做法或倾向。过去，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特别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和效益不高，根源就在于此。
正是基于对过去发展战略的扬弃，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模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必 然性和必要性的。
在一定程度上，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确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 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社会经 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质的提升，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 标。然而，把这些成就完全归功于“非均衡发展战略”，却是非常勉强的。稍有经济常 识的人都明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总量基数小。由于国民 经济的基数较小，在长期短缺及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必然较快；二是 改革政策的边际效应，即长期遭受抑制的增长动力在短期内得以释放的突增效应。尤其 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非均衡发展战略”对 生产力发展的拉动效应到底能持续多久。应该说，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 始凸显出来。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生产力 时空布局的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得以改善，反而被进一步强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发 展失衡问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同经济形式之间发展增速的差距、个人收入 分配的差距等急剧拉大。当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减速和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 本的还在于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导向。第一，“非均衡发展”所倡导的增长优先，特别是 GDP优先，并没有考虑将财富和收入的均等纳入发展政策的核心，从而造成对社会问题 的长期漠视，使失业、社会差别扩大等社会问题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社会财富两极 分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民众长期收入增长缓慢，国内消费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第二，在以政府主导的非 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非市场因素的干预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因素的交互作 用，致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二、三产业增长的结构性失衡，而这反过来 又进一步制约了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第三，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推进加剧了生产力布局和 结构分化的“马太效应”。以中西部地区为例，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在市场力量的 作用下，日益加剧的人才、资金和资源的“孔雀东南飞”趋势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 釜底抽薪。
显然，现实出现了与非均衡发展战略预期相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非均衡发展没有 解决中国生产力不合理的结构和布局；另一方面，靠“短期跨越”和“局部推进”的非 均衡发展也越来越受到自身的限制。对于这种发展态势，如果我们不加以反思，不能在 未来实施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予以限制，那么，不仅原来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性难以消除 、生产力结构难以优化，而且生产力的整体竞争优势很可能会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中国 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
二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其职责 和作用是不完全一致的，分别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层次。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宏观 的社会整体效益，围绕如何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配置资源；而市场更多的是追求微 观的经济利益，要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配置资源。从这个角度看，二者其实是两种互相 牵制、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敌对力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 ”。只有二者保持一种良性的敌对关系，才能共同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保证经济健康 、持续地发展。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很容易破坏市场和政府的这种良性的制约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过程中，特别是在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时候，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常常诱导发展战略 偏离预设的轨道，而使短期的微观利益遮蔽长远的社会整体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 发展战略能否确保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及时纠正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显得尤其重要。然而 ，由于具有浓郁的功利主义倾向，非均衡发展战略很难起到这样的作用。“非均衡发展 战略”追求的是重点扶植，特事特办，一切为经济增长让路的发展模式。这与市场追求 的东西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也是突出微观层次的短期利益。政府在实施“非均衡发展 战略”的过程中，由于其目标与市场追求的一致性，很容易迎合市场的趋利性，发生职 能错位。结果，政府不是作为一种市场异己的力量起作用，不仅难以限制市场的副效应 ，反而助长了市场的趋利性。也就是说，“两只手”同时往一个方向用力，起不到互相 调节、互相牵制的作用。
在“非均衡发展”的导向下，我们的许多措施，如“办特区”、“搞开发区”、“发 展优势产业，搞高新技术规划”等，表面上看来，与发展市场经济是一致的。但从深层 次看，二者具有内在的矛盾冲突和不一致性。非均衡发展要求资源(人、财，物)的流向 保证重点，集中使用，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决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市场经济则 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由于着眼于优先实现国民 经济的增长目标，“非均衡发展”急功近利的资源配置不但未能发挥出资源的长期效益 ，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据统计，由于无视市场规律，中国每年因盲目投资而造 成的损失都高达数百亿元。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一些企业，遇到问题，不是去找市 场，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找政府。由此造成的企业间寻租性竞争和政府官员腐败这些年愈 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
实践表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非均衡发展的观念导向扭曲了政 府和市场的正常关系，市场秩序常常由于市场和政府职能发生错位而被打破，失衡变成 常态，“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往往是同时发生。因此，要真正建成现代意义的市 场经济运行模式，就必须对中国模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做出的调整。
三
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战略，都内在地蕴涵着一定的发展价值指向。从根本上说，“非均 衡发展战略”的价值观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着潜在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表面看来，非均衡发展一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现实情况是：“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变形为“以GDP为中心”甚至“以项目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 成某些人通过不正当行为攫取社会不正当的财富；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价值观在某些 方面变形为市场规则至上，以至于几乎一切都具有可以量化的交换价值，都可以用来交 换。由此，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在实践中变形为目的高 于一切。这种观念扭曲的根源就在于“非均衡发展战略观”的价值导向。
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维系我国社会稳定基本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信念，而不是“非均衡发展”的价值导向。在当代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 践的洗涤，“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已深入人心，构成了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 改革的参与和支持，是基于对改革能够带来财富增长的信念，也就是建立在“能够富裕 ”这个认识基础之上。实施非均衡发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 后富，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假设，即要求参与者要有耐心，等“ 蛋糕做大”再分享，否则，谁也吃不上。实际上，这只是在分配上暂时避开了人们对公 正的希望和要求，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之所以能保持 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主要还是“共同富裕”的价 值观念在起作用。有一个问题，令国内外不少学者感到困惑乃至不可思议，就是中国的 “基尼系数”早已大大高于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中国并没有发生其他国家那样的 社会动荡。其实，我们真正的法宝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价值观念。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失衡而造成的贫富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国家的发展战略 缺乏认同感。这种状况，已经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共同富裕的严峻挑战 。当前，我们最关心的社会诚信问题、信用和居民信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非均衡发 展带来的价值动摇问题有关。社会的信任危机发生，是因为人们的心理基础发生了变化 ，根本的原因是基本价值观的动摇。由于致富无望，一种社会挫折感在社会上越来越多 的人群中逐渐蔓延，由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和不满情绪愈来愈浓，社会中开始广泛弥漫 “仇富情结”。据一项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一点五的人认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大家一起致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而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 则认为富人不可能去帮助穷人，这项政策只能使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注： 孙立平：《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第15页。)。这 种信任危机是造成消费信心、投资信心、政府信心以及可持续发展信心下降的根源。这 种趋势持续下去，将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造成冲突和对立，给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对于由分化可能导致的信仰和价值危机，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我们要警惕其危害性， 他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 版社1993年，第364页。)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他认为两极分化在一定范 围、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两极分化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的基本价值观念。他强调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 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 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 版社1993年，第374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
所谓发展战略，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其各种要素资源进行整体地、历 史地和系统地研究分析，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做出的重大 安排和部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发展战略的抉择，不仅是 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作为一个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不可能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实 现现代化的赶超目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 )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轨；(2)后发式的现代化；(3)以社会主义的方式 实现的现代化。以此三点来检验、衡量所谓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理论上的局限性 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夸大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遍实践价值，在发展战略的制订过 程中对其借鉴和照搬的多而创新的少。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主要是以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为对象，来探讨这些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来加速 现代化进程。西方发展理论从“非均衡发展是现代化的常态”这一判断出发，提出，后 发展国家应通过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来实现现代化。这种发展理论只能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决策参考，并不能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良方。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情况 都是特殊的，不可能有一种抽象的理论“普适”于各个国家。正如丰子义先生所言：“ 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发展问题，如农民问题、城市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经济发 展与资源限制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等，或是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未曾遇到过的，或是虽然遇到过，但其规模、程度和性质都无法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拟 。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举足轻重，而西方的发展理论都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符合 中国实际的确切答案。”(注：丰子义：《九十年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教学 与研究》，1996年第4期，第25页。)其次，它缺乏对当代中国发展资源要素进行深层次 整合分析，对生产力的时空布局关注有余而对其它要素资源却考虑不够，尤其是对中国 的社会主义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探索不够。事实上，除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之 外，中国在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乃至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等方面，也 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同于一般的发达国家。
第二，在中国当前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不断加剧的今天，明确提 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无助于有效治理和解决业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反而会使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最终会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 稳定性，加深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造成经济发展进程中断或发生经济倒退。关于中国 的发展战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就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即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这一思想虽然已提 出了二十多年，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以为，构建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 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两条原则是必须予以坚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根据中国今天 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趋势，重新审视这两条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在实践中理 顺“先富”和“后富”的关系，“先富”带“后富”有没有必然性?如何在理顺社会主 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关系，两者在实践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涨的必然性? 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社会力量，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程?
第三，明确提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虽然出于打破平均主义、推动改 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选择了模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并不 等于我们就完全肯定这种发展战略模式。相反，对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消极 的社会问题，党和政府一直是非常警醒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西部大 开发”为标志，党和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中国的非均衡发展问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落后 地区、落后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 水平的小康社会”。(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发展的问题上又明 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 发展。”(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人民 日报》，2003年10月22日。)，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涵和价值目标指向作了科学的 界定。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实现发展战略模式的转移，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转向 均衡、协调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