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徽商江春及其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徽商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江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181-0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作为清代的经济文化重镇，扬州有许多知名文人长驻于此，也有各地富商在此聚集。商人与文士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在扬州更为明显和典型。江春便是一位活跃于文化界的巨商，他是两淮总商，曾六次接待乾隆南巡，一直到逝世，都是朝廷颇为倚重的盐商。其诗文地位也被时人评为与“二马”齐名，有《水南花墅吟稿》、《黄海游草》、《深庄秋咏》传世，这三部诗集都一并收录在《随月读书楼诗集》中，此诗集又与江春之弟江昉所著《晴绮轩集》、《晴绮轩集句》、《练溪渔唱词集》一并刊成《新安二江先生文集》，国图及安徽、南京图书馆均有收藏。在这种商人与文人双重身份都极为凸显的情况下，江春应是研究商人文学作品的典型范本，然而对江春及其诗歌专门进行的研究却始终无人开展。笔者曾整理点校江春的《随月读书楼诗集》，并在此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力图对江春及其诗歌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江春其人及其文事活动 江春(1721—1789)，字颖长，别字鹤亭。本籍为安徽歙县，家业世代治盐。自其祖父江演起，侨居扬州。江春本未经商，而是攻读八股并且参加了科举考试。“辛酉乡闱，以兼经荐，额溢弗售。弃帖括，治禺荚业。”经过这次失败的科举考试之后，江春开始全力经营盐业。因其“练达多能，熟悉盐法，司盐政者，咸引重之”[1]，年纪轻轻便被推为两淮总商，颇得乾隆赏识。乾隆十六年(1751)，圣驾巡幸江浙扬州，适时“迎驾典礼距圣祖时已远，无故牍可稽，公并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2]，其时江春方才三十岁，便已承接如此大事，并能做到“纤细毕举”，其能力手段可见一斑；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南巡，江春均为之操办相关事宜。四十年中，江春“凡供张者六，祝太后万寿者三，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再”[2]，前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缎、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拄杖、便蕃，不可胜纪。乾隆五十年(1785)，大开千叟宴于乾清宫，江春也被邀在列。每每盐运使出京请训，乾隆便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商办”[2]。一生颇为风光的江春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积劳致卒，去世时年六十九岁。江春无子，起初以其弟江昉季子振先为子，振先早亡，复以江昉次子振鸿为子。 江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商，自己便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三卷传世，留诗320首，《扬州画舫录》中记述江春“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3]274据此可见，其诗名在当时还是受到认可的。江春一方面财力过人，一方面好儒，兼有诗才，因此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当时的知名文人，被称为乾隆三大家的袁枚、蒋士铨、赵翼都与他有来往，作为一个商人，他却在文士间有不低的号召力。在崇尚豪奢的清代扬州，江春便以财力作为依托，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其一是养士。作为富商，江春以自己的物质条件，为一批潦倒的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温馨的氛围。《扬州画舫录》赞江春曰：“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3]274江春曾建造了秋声馆，给文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读书写作的环境；后又建康山草堂，成为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文士金兆燕晚年辞官南返之后，便长期住在江春的秋声馆和康山草堂里，直至江春去世。蒋士铨在秋声馆刚落成时就在那里做客，还曾作《秋声馆题壁》六言诗十首，其中的一首道：“秋心何处可遣?文字之友数来。绝胜笙歌院落，夜深灯火楼台。”[4]金兆燕也有《题江鹤亭秋声馆》诗：“梧声竹声何徐徐，一片笙簧似步虚。仰看星月夜未半，且与欧阳共读书。”[5]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秋声馆的幽静，这样幽静的环境激发了文人读书创作的热情与灵感。 其二是举办文人集会。清代商人举办的园林集会，是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之前的文会，其与会者是清一色的文人，故又被称为文人雅集。而在清代的扬州，儒商成为了这种集会的主办方。江春便时常召集诗人们宴饮赋诗，袁枚说江春“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6]江春一生中所组织的最出名的一次文学集会，当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十九日，为纪念苏东坡七百岁诞辰，江春召集文人在寒香馆悬像赋诗，“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偏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士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宁，或致馆餐”[2]。这样的集会给文人提供了一个交流诗文的平台，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外因。而众多文人在江春的召集下，竞赴盛会，亦可见江春在文人中的号召力。 其三是藏书刻书。江春兴建了“随月读书楼”藏书刻书，又先后以康山草堂之名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补刊宋·姜夔撰《白石道人四种》16卷，四十四年(1779)刻宋·龙大渊等纂《宋淳熙敕编古玉图》100卷，包括嘉庆九年(1804)其子江振鸿辑刻《新安二江先生集》6种10卷等，这些都是江氏在扬州刊刻的名版。《扬州画舫录》亦记载江春“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3]274。看来江春刊刻的用于提高科举应试水平的时文在当时颇有影响，这也许是江春商人头脑的表现，因为时文选本是有其市场的。随月读书楼的藏书种类也非常丰富，甚至收藏有一些日本汉籍。陈增《月墀遗稿·周松蔼师昙花馆所藏日本国人松贞文元泰古梅园墨谱歌》中云：“长畸馆外海云稠，造墨人还隔九州。今日优昙花下见，胜他随月读书楼。”诗后有云：“扬州江氏楼名，楼藏日本国人所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7] 江春的另一介入比较多的文学领域当数戏曲，他自己便供养了两个戏班，《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3]107。 江春的戏班不仅规模大，对新剧的演出和推广也是值得一提的。与江春交游的文人中不乏一些戏曲家。江春给这些戏曲家们新剧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肯定。蒋士铨是清代著名剧作家，江春又是两个戏班的班主，蒋士铨馆于江春处，对双方来说都颇有一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味。蒋的好几种剧作或由江春写序，或题诗，或正谱。蒋士铨的名作《四弦秋》就有江春为之作序，这段缘由蒋士铨在《四弦秋·自序》中亦有提及： 壬辰晚秋，鹤亭主人邀袁春圃观察、金棕亭教授及予，宴于秋声之馆。竹石箫瑟，酒半，鹤亭举白傅《琵琶行》，谓向有《青衫记》院本，以香山素狎此妓，乃于江州送客时，仍归于司马，践成前约。命意敷词，庸劣可鄙。同人以余粗知声韵，相嘱别撰一剧，当付伶人演习，用洗前陋，予唯唯。[8]185 江春不仅为蒋士铨提供了良好的写作环境，亦为其新剧提供了演出的平台。《四弦秋》的首演便在江春的鼎力支持下登场了。袁枚的《扬州秋声馆即事，寄江鹤亭方伯兼简江献西》中记录了此次的演出： 梨园人唤大排当，流管清丝韵最长。刚试翰林新制曲，依稀商女唱浔阳。[9] 可以说《四弦秋》从创制到演出，江春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江春以商人之力供养文事，并在文坛获得一定的声望，其雄厚财力仅是外因，是江春作为商人所拥有的客观条件。有举办文事活动的愿景，才是江春如此行事的内因。这种内因的产生原因，后文还需进一步加以分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江春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是许多文人所没有的，他有环境幽静的园林，有自己的戏班，然而他又像许多文人一般对各类文事活动抱有极大热情，因此他做到了一些文人凭己之力难以做到的事情，获得了与寻常文人不同的影响力。 二、江春诗歌特点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地位等级分明，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传统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士商互动的现象时有出现，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曾经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述。但这种士商互动并非完全平等的互动，商人如果仅仅是富有，也并不能入文士青眼。扬州“二马”、新安“二江”，虽都作为商人与文人交往密切，但他们都颇负文名。所以与其说文人与商人互动，不如说是文人在与商人的文士身份互动。江春存诗320首，诗歌内容涵盖咏物、记事、赠答、题咏、记游、悼亡几类。这些诗作在其商人与文人双重身份的影响之下，也有着与纯文人诗作不同的风貌。 (一)儒生情怀 文人诗歌中体现士大夫情怀，本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江春身为商人，却有“儒”性，这不仅表现在他积极进行文学创作的“儒”行上，也表现在他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儒士之心上。这样的特点在江春特殊的身份前提下，便更显得特殊了起来。在江春创作的数量最多的咏物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咏物之旨多措意于咏德。 《芳树》：嘉树含绿滋，交柯复交蕊。干梢玉台云，影落琳池水。披拂春风中，摇漾秋月里。尚思勤爱护，勿使光华毁。① 《重阳前四日分赋盆菊》：爱此东篱种，移栽列小堂。清能标晚节，开为近重阳。人亦与之淡，秋还著意长。不须勤护惜，原自远风霜。 其咏芳树，结云“尚思勤爱护，勿使光华毁”。这里的“勤爱护”，实即儒家所重的修身之德，亦即表达士要敦养自己的品行，不能荒废而使得“光华毁”，含有深刻的自省之意。咏菊诗中，江春却说“不须勤护惜”，而这不须，却是因为菊为花中之君子，天性不为风霜所沾染，实际也是对菊花所代表的高洁德性的推重。 对“梅”、“菊”这样“花中君子”的咏叹，出现在商人的诗作中，自有一番别样的情味。江春作为商人，迎来送往之间免不了要曲意逢迎，但是他的诗作中，却对生性高洁的花卉寄寓颇多，这或许是对现实的无奈，也可能是对自己的提醒。 在江春的诗集中，还有一些诗歌，直接以士心、儒冠自许，并不以商人自重，而汲汲以士大夫为心期。此外，诗集中还出现了部分关注于民生丰稔的诗歌，江春颇喜好白居易诗，甚而还重新刊印了白氏《长庆集》，对民生丰稔的关注，既是儒士常谈，或而也有白居易民生诗的影响。 《舟行淮壖见旧涨水迹感而作》： 今年月建申，异涨漫洪泽。自初豫省来，奔腾拍天白。所过俄顷间，人屋悉沉没。高远获幸生，亦复丧胆魄。邑井为一空，那复问阡陌。至尊切痌癏，命使亟综核。导水得所归，庶几有安宅。复念此饥虚，思起沟中瘠。金榖满千万，一夫无不获。我来视旧痕，一一若界划。霜天湖水落，来往仍络绎。痛定复思痛，真似攒刀戟。圣德广如天，生成大阖辟。我虽眇儒冠，于世无补益。蒿目怀治安，感深涕横流。 这是江春途经水患处，对天灾流民的悲悯。其悲叹水患使得人屋沉没、邑井一空，幸存之人胆魄摧折，此情此景，使得江春“痛定复思痛，真似攒刀戟”，如此深切的情感，似乎并非下笔夸张处。“复念此饥虚，思起沟中瘠。”同样也是士大夫常怀的兴衰起弊、安致太平的心期。在诗尾处，江春再次嗟叹自己空负儒冠，却不能补益世事；空怀治安之心，却不能拯民出水火。“我虽眇儒冠，于世无补益。蒿目怀治安，感深涕横流。”其情真意切处，读来历历在目。 《题赵愚若小照》： 林泉恣啸傲，人唤地行仙。落落长松下，熙熙太古前。家声在琴鹤，世事淡云烟。回忆论文日，于今四十年。 《寄易恬村宜昌即次见怀原韵》： 故人千里别，容易起相思。秋雨论诗夜，寒云酿雪时。宁心甘澹泊，守己勿游移。好待春风满，黄莺自有枝。 这几首诗都在写诗人的抱负。如其称美松间林泉，“家声在琴鹤”，似乎依然是徽人所重之耕读传家，对于读书乐处、陶冶情性的看重。他称自己“宁心守己”，展现出的依然是一个切切持身自省，守志不移的经典士人形象。 江春以财养文，却不是靠文化来装点门面；怀士心而作诗，也不仅仅是自娱自乐、自我陶醉。因此许多文人也愿意接纳他进入到自己的文化圈中，江春的许多宴游之作，其记录的事件都可以在其他文人的诗作中得到印证。而江春之诗与这些正统文人之诗，存在着许多不同。如江春为庆祝苏轼诞辰，在寒香馆举办集会，并留诗纪念，吴敬梓之子吴烺亦用诗作记录了此次盛会： 江春·《丙戌嘉年十九日，为苏文忠公七百岁生日，同人悬像于小山上人之寒香馆，作诗纪事》： 玉府仙人四目翁，当时亲送蓬莱宫。乃知异人间世出，将为文章百代宗。峨嵋孤矢插天起，生日流传在江汜。奎星之精不磨灭，学士风流满青史。碧波清泚供欢娱，杭颖惠琼留西湖。至今过者犹太息，况扬旧部能忘乎?大贤为治力返古，群邪丑正致龃龉。谠论常昭天地间，可怜惇下沦粪土。堂堂遗像瞻僧寮，跽陈芳酎烹溪毛。岁云徂矣天欲雪，屋外北寒风正号。 吴烺·《东坡生日同人绘图集饮用李委吹笛鹤南飞为韵余得吹字》： 客中岁晚寒风吹，友朋聚首唯酣嬉。忽忆诘朝是十九，元祐罪人悬弧期。街南尤子好笔墨贡夫，伸纸作图山。指香居士高兴发，沿途拉客卑致词。安守主人亦好事，虚斋洒扫茗具治。朝日辉辉射东壁，新图拂拭楣间垂。峭壁直下一千尺，三老对饮如巢枝。李生横笛泛小艇，一鹤引吭相追随。是时严冬木叶脱，江山洗尽妖娆姿。但见流波急苍莽，远峰重叠罗修眉。东坡距今几百载，风流往往如见之。我曹风味亦不恶，举杯太息非同时。诸公慎勿自菲薄，古今相望皆如斯。安知他事非故事，后贤把酒来吟诗。[10] 对读吴烺诗与江春诗，其叙事、用典、词藻，风格都大相径庭。如果说吴烺诗是才子诗，那江春诗就显出一派儒生气象。吴烺诗中所夸赞的，是东坡风流，是高兴对饮、横笛泛舟、鹤吭峰叠的才子气味。而观江春诗，论文章、惠政、为治，切切都在儒生引以为大节处。吴烺诗勾勒出的才子苏轼、风流苏轼，与江春诗中的士大夫苏轼、名臣苏轼，其实也正是吴烺、江春二人的心期之别。在江春这样一位总商的诗中，展现出了苏轼图治为民、正义凛然的风采，俨然一派敦正士大夫情怀。而结句“天欲雪”“风正号”勾勒出的肃穆意境，在脂粉江南的时代背景下，更显得与众不同。 江春不仅曾作主召集文士，举办文会留下诗作纪念，也曾是扬州其他名士的座上之宾，与其他参加宴会的文客一起分赋联句，留下风格不同的诗作。 江春《王晴江明府招集平山堂分赋》： 平山堂峙蜀冈西，升堂槛外群山齐。贤守欧阳昔创此，每逢佳日宾僚携。池种荷花岸栽柳，主人醉客酒盈斗。后来过者老门生，妙句清词同不朽。庆历至今七百年，事往如风几变迁。此堂特以名贤重，九州词客时周旋。往昔渔洋赋冶春，座中才有十余人。岂如此日称大会，南北交集纷蹄轮。惟时荷开百十顷，历落参差乱斜影。瑟瑟凉波动碧阴，裛裛幽香发虚静。披襟流玩解冥烦，新诗递唱同清弹。就中何人称最绝，晴江主者高莫扳。谭谐未已晚风起，放船荡漾鞾纹水。回头揖别堂前松，山影层层翠涛里。 郑燮《平山宴集诗(为进士王元蘅作)》： 闲云拍拍水悠悠，树绕春城燕绕楼。买尽烟花消尽恨，风流无奈是扬州。春风细雨雷塘路，旭日明霞六一祠。江上落花三十里，令人愁杀冷胭脂。江东豪客典春衫，绮席金尊索笑谈。临上马时还送酒，寒鸦落日满淮南。野花红艳美人魂，吐出荒山冷墓门。多少隋家旧宫怨，佩环声在夕阳村。[11]155 这两首诗，都是在进士王元蘅为首之平山堂游宴时留下的诗作。然而，郑燮之诗与江春之诗，却是截然两般风貌。郑燮之诗，尽在“风流”二字，而江春之诗，则重在“名贤”二字。 郑燮诗，以闲云悠水起句，继之以田稼丰稔，春燕绕楼的清平气象，以此托出扬州城之“烟花消恨”、“风流无奈”。以下更写“春风细雨”、“旭日明霞”，而“江上落花三十里”以至于夺胭脂之色，极尽铅华。而宴集之人物，则是典当春衫的“江东豪客”，“绮席金尊”，马上饮酒的豪士风范。末了写夕阳暮景，虽一转富贵豪气而归于寒鸦落日，至于感慨隋事，其立意却仍然在“美人魂”、“旧宫怨”，虽渐臻凄清，却依然香艳秾厚。 江春诗，起句平实，直引出前贤扬州太守欧阳修，更以欧阳修之佳日宴集来比美王元蘅之宴集。以下感怀庆历旧事，写主人醉客，却是欧阳太守之豪情，尤其指出其时之文章盛事。以下直陈“此堂特以名贤重”，称誉主人，说即便如王士祯宴集赋诗，座中也不过十余人，何足与王元蘅之盛事相比。描摹景致，则写荷花之碧阴幽香，与郑燮之“野花红艳美人魂”相比，其取意截然不同。以下复归美文事，清弹新诗，大有唐人旗亭风尚，而“就中何人称最绝，晴江主者高莫扳”一联，翻写白居易之名句，以赞誉王元蘅。写宴集罢散，却是晚风放船，揖别堂前松，尽是儒生气象。 可以说，“名士”、“儒生”的自诩之异，使得两人诗歌的气象大相径庭。同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正因为郑燮的名士风范，所以其诗虽极尽风流，却无一语阿谀王元蘅。而江春的诗中，先用欧阳修比王氏，再贬王士祯以谀王氏，三而直赞王氏诗才最高。再比较两人诗题，郑燮只在副题注云为进士王元蘅作，直呼其名讳，而江春却是“王晴江明府招集”，备极尊谀。其称谓既大不相同，而郑燮称“为作”，即以己为主，江春却称“招集”，即以己为客。以格调论，郑燮之名士风流在此实在远胜江春的市侩。当然，作为名商巨贾的江春，其待人处事，自然也不能如郑燮一般潇洒恣肆。 商人的身份，似乎并没有使得曾经科举落榜的江春，放弃其时为之濡感的士人的情怀，相反，历经岁月，身为商贾，却使得这样的情怀显得愈发的浓郁。 (二)务实精神 虽然经常以儒生自许，但与江南的传统文人相比，江春的诗作往往细致有余而浪漫不足，这与江春务实求真的商人特质大概有莫大关系。江春记游诗的代表作——组诗《黄海游录》从其老家歙县江村出发时写起，一直写到游历完黄山回到江村为止，共32首。每首前面有小序，介绍自己所处位置，游览路线，所记甚微甚细，一草一木、一石一屏，皆入笔端。使人读之犹如亲历，每篇小序都是一篇上好游记。 江春与郑燮都曾作过《种菜歌》，都是将常延陵的生平与明末时局相结合所作的咏史长诗，在诗歌风格方面，似乎都颇受吴伟业《圆圆曲》以来咏史长诗的影响。然而，就两首《种菜歌》而论，其诗风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总论之，江春诗通篇多质朴怆痛之言；而郑燮诗，则在辞藻铺陈等艺术手法上的重视远过于江作，这或许就是商人务实精神与文人名士风流的差异所在。 江春《种菜歌》： 鹿门偕隐庞居士，於陵灌园陈仲子，开平王孙魏公女，种菜相将湖墅里。王孙身袭怀远侯，当年执戟殿东头，谏疏前后十二上，谁秉国钧方楚咻。乞统京军事不果，请练亲兵奚不可，蜂衙日夜闹纷纷，马阮居中复相左。精卫难填海水倾，覆舟求死重屏营，瓜畦昔指青门道，菜把今传白下城。白下城东湖墅菜，(湖墅菜，一名徐夫人菜)故侯隐矣王姬在。春韭秋菘有泪滋，青裙缟袂无珠卖。采邑从来卿大夫，不知此味犹屠沽。自怜咬得菜根苦，何惜手携鸦嘴锄。晚节还闻变僧服，举世无人识苍谷。湖墅邨中馑且饥，淮阴市上歌同哭。天荒地老哀王孙，香名留得徐夫人。一抔死傍孝陵土，春雨菜花开墓门。 郑燮《种菜歌为常公延陵作》： 有明万历天启间，时事坏烂生凶顽。群贤就戮九千岁，宫中不复尊龙颜。烈皇帝起震而怒，练帛一条殪凶孺。天荒气败不可回，龟鼎潜移九庙仆。苍谷先生开平嗣，屡疏交章称天意。提将白刃守宫门，散尽黄金酬死事。都城陷没走南邦，恶孽桐城马贵阳。新王夜夜酣春梦，戍卒朝朝立晓霜。上方请剑长号唾，忠谠不闻城又破。虎口才离二黠奸，孤舟欲覆江流大。买田种菜作生涯，泪落春风迸野花。懒寻旧第乌衣巷，怕看钟山日暮霞。荷锄负担为佣保，菜羹粝食随荒草。时供麦饭孝陵前，一声长哭松楸倒。家有贤媛魏国孙，甘贫茹苦破柴门。烧残昔日鸳鸯锦，涤尽从前翡翠痕。一畦菜熟一畦种，时时汲水提春瓮。玉纤牵断井边绳，茅棚压匾钗梁凤。几年毷氉先生死，含饭无资乞邻里。天涯有客独挥金，棺衾画翣皆周视。人心不死古今然，欲往金陵问菜田。招魂何处孤臣墓，万里春风哭杜鹃。[11]136 首先，江春的起句较郑燮诗多“鹿门偕隐庞居士，於陵灌园陈仲子”一联。庞居士为东汉之庞德公，《后汉书·逸民列传》有传云：“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陈仲子，战国时齐国贵族子弟，与妻子隐于於陵。江春以庞德公与陈仲子开篇，以两人之隐逸高节赞誉常延陵，其措意处，俨然一派儒生气象。 其次，在叙述隐居之前常延陵的生平时，江、郑二人的视角也大不相同。江春诗中提及的，计有执戟殿中、谏疏连上、乞统京军、请练亲民不果、抨击马阮、覆舟求死五事。除“精卫填海海水倾”一句写其胸臆之不平外，都是只平实叙事而已，而在叙事之中，其所写五事所勾勒出的常延陵的形象，是一位忠毅坚贞、肯赴国难、忠心耿耿的传统忠臣的形象。在郑燮诗中，与江春直书其事不同，而多用艺术手法渲染，如请统军事，郑燮写到“提将白刃守宫门，散尽黄金酬死事”，刻画出的常延陵的形象，既有毁家纾难的国士之风，同时也颇具侠义风范。 其三，在写到常延陵夫妇隐居后的生涯时，江春勾勒出的，是自王侯贵胄一变而为亲事耕种的艰难茹苦的形象。如“菜根苦”、“鸦嘴锄”、“馑且饥”，都质实无华，却在直叙中见其苦辛。写其前后差异之大，也只说“采邑从来卿大夫，不知此味犹屠沽”，隐隐的尚有对此前王侯生活不知农事艰辛的批评，与对其能幡然不畏苦辛、亲执农事的褒誉。而郑燮诗在此段的描述中，汲水用“春瓮”，牵井绳用“玉纤”，更有“钗梁凤”，与江春诗中的“菜根苦”、“鸦嘴锄”相比，气象截然两样。而“懒寻旧第乌衣巷，怕看钟山日暮霞”、“烧残昔日鸳鸯锦，涤尽从前翡翠痕”两联，所描绘出的常延陵夫妇的形象，依然保有着此前作为王侯贵胄的状貌。与江春诗相比，其名士风气便显得更为浓烈。 在论及故国丘墟、遗民苦辛这一沉重的话题下，郑燮的风流，恐怕是要输与江春的质朴的。 (三)富贵气象 江春一直到逝世，都是朝廷颇为倚重的盐商。徐珂《清稗类钞·园林类》曾记有这样一段传奇故事：“高宗巡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荫，惜无塔耳!’江闻之，亟以万金赂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庇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至，果砖石所成，询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12]这段故事的主角便是江春，虽只是故事，亦可看出江春财力之盛。他颇得乾隆皇帝赏识，“以布衣交天子”之名广为流传。这样的身份，其经济实力自然是远胜一般文人的，在江春的诗作中，也会不经意流露出他作为一代巨商的富贵气象。 江春所建水南花墅中种有芍药，乾隆已卯开并蒂一枝，庚辰开并蒂十二枝，枝皆五色，也为一盛景，其北郊别墅官园中亦种芍药。江春单是以这些芍药为吟咏对象，所著诗作就不下十首，像《已卯仲夏奉和卢雅雨都转题水南花墅并蒂芍药原韵四首》就是其中的代表。 千枝万朵逐年开，红紫翻阶照酒杯。野墅即今多雨露，一茎幻出两花来。(其一) 芍药，在古时种植恰是扬州最盛，与牡丹并称为“花中二绝”，有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之说，是不折不扣的富贵之花。江春喜好此花，与其富甲一方的盐商身份是相符合的。而其所种之花待遇也非同一般，有“水南花墅别业开并蒂芍药，转运就公赏赋诗”，“马秋玉为之征诗”。转运，即转运使卢见曾，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官员；而马秋玉，即马曰琯，与江春一样也是盐商，且在诗坛享有盛名，当时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由此可见作为盐商的江春的交游圈子中，有文人，也有朝廷官吏，还有同行盐商。花的富贵，和人的富贵，反映出江春的富贵生活状态。 江春创作较多的咏物诗，也曾在题材与内容上与一些文人诗暗合。如汪士慎曾作《九秋吟效家柏岩作》，共九首诗作，一首诗咏一秋日意象；而江春也作《深庄秋咏》组诗，题材与内容都与汪士慎的组诗十分类似。 江春《灯》：络纬啼寒急，空阶白露凝。邻家犹织作，茅屋见篝灯。 汪士慎《灯》：幽响聒无寐，明灯透竹深。闲门掩秋夜，光湛碧淋淋。 江春《雁》：嗷嗷翔雁群，似诉稻粮乏。岂知江以南，秋稼饱鹅鸭。 汪士慎《雁》：天际鸣鸿雁，排空自古今。过江声在水，入寒韵归琴。旅宿一汀月，云程万里心。去来频过眼，衰老独沉吟。[13] 将汪士慎与江春的灯、雁两组诗对读，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江春对于现世实务的关心以及一代名商巨贾的气象。汪士慎的灯诗，重在对气氛的渲染与环境的摹写。而江春的灯诗，却写及邻家灯尚明是因为其“犹织作”，其亲于实务的视角与汪士慎的文人诗便显得差异明显。而两人的雁诗，汪士慎描摹的雁，既承载了古今之叹，又融合了音韵的雁声，末了更因雁、秋而感慨自身时序衰老。反观江春的雁诗，却想象出北雁南来，似是在倾吐北方少稻粮。于是便自信满满的写到江南的富足，鹅鸭饱于秋稼。其诗中展露的，是对江南膏腴富足的满满的自豪，这或许应当被视为其独有的商人气质与汪士慎的文人风范的差异。 通过以上的诗歌的分析，对于江春其人其诗，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江春诗歌中，流露出浓厚的儒生情怀，这一特点，和江春其时所交游的吴烺、郑燮、汪士慎等人诗作中流露出的名士风流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确实有江春其人性格使然的缘故；同时，也应注意到，身为社会关系复杂的商人，江春其身份也限定了他终究不能如扬州名士一般任性情而致洒脱。 其二，作为一个商人，江春的人生阅历与对现实的认知，是要远甚于倾向理想化的扬州名士的。这就使得在某些特定的题材上，江春对于现实深刻的观感，要远胜于崇尚浮华的扬州名士。如组诗中之《灯》，江春能由灯联想到“邻家犹织作”，这种重实务、察民生的视角，也是同时的扬州名士所无足堪比的。 其三，在江春的部分诗歌中，其作为一代名商巨贾的富贵气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如其组诗中的《雁》，竟能将北雁南飞，诠释为源于北方之“稻粮乏”，更进而以满满自信夸耀江南之富庶，与江春富商身份息息相关。 其四，江春以商人的身份而学作歌诗，终究也有其不足。江春诗中常喜用典故，然则时而用典太过生硬，时而典故排比过甚，有“落书袋”之弊。如江春《高秋轩蕉窗读〈易〉图》： 丘壑何能着，由来相举肥。小窗闲读易，三面绿阴围。老悉盈虚理，微探往复机。四家相授外，别自有传衣。 此诗第一联，今人已不易领会其意。着丘壑，宋人周必大《次韵溧水令李彦平清赏图》云：“俗吏才拘拘，书生志落落。均之窘几案，底处着丘壑。”“举肥”，出于《楚辞·九辩》：“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朱熹《楚辞集注》云：“古语云‘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即举肥之意也。”之后的“盈虚”、“往复”，皆为易理，尾联则是盛赞高秋轩其人其画，竟似在易学四家传承之外，隐然能够自立门户。全诗用典极多，晦涩难懂。 此外，其平山堂宴游诗中，阿谀奉承之处，较之郑燮所作，格调实在不高。这固然也是江春囿于身份，似乎不得不尔，或许也是商人学诗终究难以跳脱而出的桎梏。 戴震曾评价徽商“虽为商贾，咸近士风”，当代学者则总结为“贾而好儒”。江春身为巨商，却大量创作诗歌。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其为了进入扬州文化圈而附庸风雅，也是江春自己的文化诉求。江春的人生历程和诗歌创作，正是徽商“贾而好儒”的典型个案。 纵观江春的诗歌，虽终不能如扬州名士一般挥洒自如，也自有一派儒士之风，因此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其诗歌更高的研究价值，则在于他诗歌中表现出的与正统文人不同的情怀。这种情怀，基础是清代扬州地区积极的“士”、“商”互动——即商人大量创作诗歌与文人应和，体现的是当时复杂的社会新风尚。因此对江春所代表的商人创作群体的关注，不仅是文学史的课题，也是思想史的课题。 注释： ①本文论及的江春作品均来源于《新安二江先生集》，清嘉庆九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