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碑志铭记中的纪时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志论文,辽代论文,铭记论文,纪时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代历法是在中原历法基础上建立的，①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②但史书缺略严重，要想研究辽代历法，必须充分利用辽代的金石文字。然而，辽代金石文字中充斥着多种纪时法，无形中为历法的研究设置障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纪时法呢？主要原因出现在作者身上，辽代金石文字大多出于下层知识分子之手。叶昌炽曾说：“辽碑文字，皆出自释子及村学究之手，绝无佳迹。”③就书法而言，叶氏之评甚当，然就社会生活而言，正因辽碑皆多出自“释子及村学究”之手，辽代金石文字中充满了生活气息，口语性强，社会生活细节鲜明，可以说是研究辽代社会生活的最佳史料。辽代的碑志铭记可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去世时树立的碑石墓志，一类是立幢造塔等纪功德且与佛事密切相关的金石文字。选择何种纪时法有时与碑志的需要有关，甚至有因阴阳风水的原因故意用错纪时法的特例。正因辽代碑志铭记多出于下层知识分子之手，纪时法运用上的混乱及人为炮制特殊时间的情况给学者们研究辽史带来一定困扰，不少辽史研究者都在辽代纪时法上出现过错误，学术大家也不例外。兹就辽代碑志铭记的纪时法略作整理，以窥见辽人对时间的概念。叙述所及，亦略谈学者在辽代纪时法上的误解。 一、辽代纪年法 辽代碑志铭记中最常见的纪年法主要是年号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常见的纪年法。此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纪年法，兹依次介绍如下： (一)帝王年号纪年法 这种纪年法最常见，最完整的组成是：“庙号(或尊号、国号等)”+“年号”+“某年”。但在实际应用上通常都略去最前面的“庙号”一项。兹将辽代金石文字这种纪年法各举一例以说明之。 1.国号+年号+某年：《耶律迪烈妻萧氏墓志》有“大辽国大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之辞。 2.年号+某年：这是最常见的帝王年号纪年法的模式。如《大王记结事碑》有“天赞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辞，④略去了庙号“辽太祖”一项。 (二)干支纪年法 干支纪年法的应用，一般认为是从东汉的“四分历”开始的，迄今未间断。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组合，自甲子始，至癸亥止，六十年一循环。这种纪年法一般有如下几种模式： 1.“岁次(岁在)某某(干支)”，这种模式最常见，且多与其他纪年法相结合。 2.“某某(干支)年”，这种模式也较习见，但一般行文时在用这种纪年法前通常已经交代了具体年号，不致让行文显得突兀。如《耶律羽之墓志》有“壬寅年三月六日庚申，葬于裂峰之阳”之辞，但在此句之前还有“会同四年岁次辛丑八月十一戊戌，薨于官”的记载，可以认为“壬寅年”之前已经有说明语，不致令读者误会。又如《王守谦墓志》有“己巳岁疾作，不数日而捐馆，实保宁元年六月十二日也。定丙子岁孟冬月二十七日庚申……葬”之辞，⑤保宁元年(969)干支为己巳，则丙子岁为保宁八年(976)。如在纪年法上稍作推敲，就可知向南将王守谦墓志定于保宁元年(969)是错误的。⑥ 需要说明的一点，即辽代碑志铭记记录时间经常将这两种纪年法一起用。如《秦晋国妃墓志》记载其去世时间为“咸雍五年岁次己酉七月乙丑朔二十二日丙戌”，⑦既用了辽道宗的年号“咸雍五年”(1069)，也标明了干支是“己酉”。又如《朝阳南塔定光佛舍利铭记》有“时统和二年岁在甲申四月辛巳朔十一辛卯丙时”之辞。⑧因此，“某某(年号)某年”+“岁次(岁在)某某(干支)”这种组合式纪年法，无疑是辽代金石文字中的一种习惯，有时则是出于阴阳拘忌考虑而特为标明的“吉时”。 另外，还有将岁阳专用名和太岁专用名结合起来纪岁的，这是干支纪年法的一种变异。天干和岁阳的对应关系如下(太岁专用名参太岁纪年法条)：
在《琬公大师塔铭》中有“维大辽大安九祀龙集昭阳作噩月吕应钟乙巳朔二十九日癸酉丙时瘗”⑨之辞，这里“昭阳”代表“癸”，“作噩”代表“酉”，“昭阳作噩”实际上就是干支“癸酉”的另一种表达法，而辽道宗大安九年的干支正是“癸酉”。 (三)十二辰纪年法 十二辰纪年法，即用十二个地支来纪年，十二年一轮回，周而复始。生肖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均是这种纪年法的变异。这三种纪年法的对应关系如下：
(四)生肖纪年法 北方民族习惯以十二生肖(十二兽)纪年，这种纪年法最早是由汉人发明的，后由夫余人首先接受并传播这种纪年法，最终为整个北方民族所接受。⑩辽圣宗在太平四年(1024)给吉慈尼之素丹马合木的国书中，标明的国书写作时间就是“鼠儿年”，(11)太平四年(1024)的干支为“甲子”，正如此相符。这种纪年法在我国民间仍在使用，称为“属相”，可以通过某人的属相迅速推算出其人的生年。然而，辽人虽然习惯以“牛儿”、“羊儿”、“狗儿”、“猪儿”作为人名，但在辽代金石文字中笔者尚未发现这种生肖纪年法。所以，辽圣宗给阿富汗素丹国书中的时间显然是迎合对方的口味，在辽给宋的国书中就没有用这种盛行于民间的纪年法。(12) (五)太岁纪年法 在历法上，岁星“右行于天”，用起来颇不方便。故古代占星家人为创造了一个与岁星运行相反的“太岁”，即将黄道附近一周天的十二等分，由东向西配以十二辰，使之其安排方向和顺序正好与十二次相反，而与时针方向同。太岁亦名岁阴、太阴，因其是将岁星逆转而成，故其跳辰时间也与岁星相同。太岁纪年时，古代天文学家另起了十二太岁年名，作为“太岁在寅”，“太岁在午”的代称。 这三种纪年法的缺点是一样的，即无法对天干做出描述，十二年一轮回，在纪事上也容易混淆，故辽代金石文字都有补充说明，以确定具体年份。如在《会同中建陀罗尼经幢记》中有“会同九祀，龙集敦牂岁，玄月二十一日谨记”之辞。辽太宗会同九年为公元946年，干支为丙午，符合“敦牂”为午年的惯例。在《夏蕴石棺记》中有“以重熙纪躔二十禩、岁在单阏，律中仲吕、蓂生十有一叶乙时”之辞，夏蕴葬于卯年，结合“重熙纪躔二十禩”的记载，可确定夏蕴葬于辽兴宗重熙二十年(1051)，即辛卯年。又如《张绩墓志》中“以清宁九年，岁在单阏，四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乙时，葬于太平乡砂混里”(13)之辞，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的干支是癸卯，也与“单阏”为卯年的情况符合。在向南等人的《辽代石刻文续编》中，就有一例这方面的典型错误。《耶律弘世墓志》中有“岁在单阏，秋七月”的纪时之辞，向南等人解释“岁在单阏”时说：“《辽史·道宗纪》：大安三年秋七月‘丁丑，秦越国王阿琏(笔者按：阿琏为耶律弘世的契丹名)薨。’按，阿琏死于大安三年岁次丁丑，其岁应在大荒洛，而不在单阏，志记恐怕有误。”(14)向南这段解释存在多个错误，充分说明其对辽代纪时法还没有熟练掌握。首先，大安三年的(1077)干支是“丁卯”，符合“单阏”为卯年的惯例，原文不误。其次，《辽史》中这段记载中的“丁丑”乃是“七月丁丑日”之意，而非岁次丁丑。最后，丑年的太岁名也非“大荒洛”，而是“赤奋若”。 还有一种用法，即在墓志中用干支纪年，而在墓志铭中作太岁纪年法，这种用法可能是炫耀作者知识的渊博，也可能是出于铭文体例的需要。如《韩德威墓志》中记述其葬于丁酉年四月十五日，而墓志铭中则说“作噩之年，己酉之日”。“作噩之年”即“酉年”。又如《耶律元宁墓志》中说其葬于“开泰四年四月十二日”，墓志铭则有“执徐四月葬兹山”之辞。(15)开泰四年(1015)的干支是“乙卯”，而“执徐”是辰年，相对应的是开泰五年(1016)，而非四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续编》、刘凤翥《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均题作“开泰四年”，如果“开泰四年”不误的话，墓志作者犯了非常低级的错误。由于此志中没有提及安葬年月日的干支，笔者又无机缘目睹《耶律元宁墓志》的拓本，从常识推断，应该还是原石残泐造成的误读，将“开泰五年”中“五”误成“四”。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考虑，答案可能截然不同。据笔者了解，在辽代的家族墓葬中，后葬者的时日多与祖穴掩闭之期相同，耶律元宁之祖耶律羽之的坟穴是烈山耶律氏的祖穴，耶律羽之下葬时间为壬寅年三月六日庚申，如上文“开泰四年四月十二日”不误，则“十二日”的干支为“辛酉”，而“十一日”恰为“庚申”，又形成了年不误日则误的局面。如果没有阴阳拘忌上的考虑，断不会出现耶律元宁在统和三十年去世，延迟至开泰四年(或五)始下葬的怪事，从上述矛盾综合考虑，笔者倾向于墓志作者自身错误之说，首先是“执徐四月”用错了，其次葬日为“十一日”，可能是石匠雕琢时的错误，也可能是原石残泐的结果。 这些纪年法都是中原文人较为习用的，因而为辽人所承用。但分星纪年法和分星纪月法、天干纪日法等(16)目前在辽代金石文字中还没有发现，因此这里不再介绍。 二、辽代纪月法 辽代纪月法与唐无异，大体如下表所示。至于异名纪月法，也多与下文有关，兹不赘述。
(一)四季孟、仲、季纪月法 在辽代金石文字中，一般将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分别以孟、仲、季的方式纪月。在辽代金石文字中，用“仲春月”有《韩绍娣墓志》、《滦河重建陀罗尼幢记》；(17)用“季春月”的有《上方感化寺故监寺澄方遗行碑》、《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用“孟夏月”的有《奉为没故和尚特建陀罗尼塔记》、《沙门志果等为亡师造塔幢记》、《特创石室记》、《上京弘福寺经幢记》、(18)《萧闛墓志》(19)等。用“孟秋月”的有《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用“仲秋月”的有《王敦裕墓志》；用“季秋月”的有《法喻等为先师造幢记》。用“孟冬月”的有《刘日泳墓志》；用“仲冬月”的有《耶律宗允墓志》、(20)《王守谦墓志》；(21)用“季冬月”的有《奉为没故和尚特建陀罗尼塔记》。总结起来，没有直接用“孟春月”的，而是用“孟春正月”或“孟春”来表达，前者如《云居寺志省石塔记》、《为先师志延造陀罗尼经幢记》，(22)后者如《缙阳寺庄帐记》。(23)但奇怪的是没有用“仲夏月”、“季夏月”来纪月的，在金石文字中都换成了“夏五月”、“夏六月”或相近的表达方式。笔者认为这种纪月法的缺陷可能与民族意识有关，大概是汉人出于文字狱方面的考虑(甚至可以推测在此前确曾出现过这样的文字狱)，不敢用“仲夏”(与中夏同音)来纪月，以免统治者有借口加以迫害。 (二)序数纪月法 辽代碑志铭记中最常见的纪月法即现在仍沿用“序数纪月法”，即用“一”至“十二”数字表示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例多不举。 (三)十二支纪月法 十二支纪月法较为常见，即将十二地支与十二月联系起来，需加注意的，十二支纪月法是以夏历为基础的，即子月在今十一月，丑月在今十二月，寅月在今正月，余以类推。《张正嵩墓志铭》(24)中就有“巳年子月”之辞，子月即十一月。 (四)干支纪月法 干支纪月法大多是考虑到了阴阳拘忌方面的计算而加以标识的，如《郑恪墓志》(25)记载闭坟时间为“大安六年岁次庚午十月建丁亥壬辰朔二十四日”这里是“序数纪月法”与“干支纪月法”连用的个例，正确的表达应是“十月月建丁亥”，在《郑恪墓志》中省略了一个“月”字。干支纪月法是在十二支纪月法基础上建立的，五年一轮回，有现成的口诀可用于推算，(26)只要知道当年“干支”中的“天干”就可以推断出具体的月份。像上引《郑恪墓志》中“月建丁亥”如果单独出现的，就可根据当年是“庚午年”判断出“丁亥月”为“十月”。辽代金石文字中单独用“干支”的有《耶律迪烈妻萧氏墓志》：“选定次岁辛未、月建癸巳、二十日□时，祔于先茔之北。”(27)这里的“月建癸巳”，用上法可推算出是“四月”。 (五)律吕纪月法 律吕纪月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名纪月法。在《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就有“大安己巳岁姑洗月之十五日”，这个“姑洗月”就是“三月”。在《夏蕴石棺记》中有“岁在单阏，律中仲吕”(28)之辞，“仲吕”即指“四月”。《琬公大师塔铭》中有“维大辽大安九祀龙集昭阳作噩月吕应钟乙巳朔二十九日癸酉丙时瘗”(29)之辞，“应钟”就是“十月”。 (六)专名纪月法 专名纪月在辽代碑志铭记并不多见，但也会遇到。如《会同年建陀罗尼经幢记》中有“会同九祀，龙集敦牂岁，玄月二十一日谨记”之辞，(30)“玄月”即九月。 (七)其他异名纪月法 由于十二月的专名非常多，在辽代金石文字中经常遇过特殊异名纪月法。有用“朱明”纪月的，如《白怀祐造幢记》：“考享年八十有五，去寿昌六禩，时届朱明，蓂七叶，终于是里”。(31)“朱明”是夏天的代称，“时届朱明”一般表示初夏，也就是四月。也就是说，白怀祐父亲去世的时间是寿昌六年四月七日。又如《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铭》中提到二人合葬于咸雍五年八月三日，而铭中则言：“咸雍五祀，仲商三辰”，(32)是以“仲商三辰”来表示八月三日。 三、辽代纪日法 (一)干支纪日法 干支纪日法可以说是历法的基础。这种纪日法在我国使用极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记载。连续纪日则至迟从春秋时代的鲁隐公(前722)二月己巳日起，已连续以干支纪日，一直到清代的宣统三年(1911)止，计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年、月、节气的时间长度参差不齐，随着历法的调整，而各有不同。但是，采用干支纪日法后，由于周而复始，不间断，无零数，因而成为推算几千年来历法的重要工具。在辽代金石文字中，这种纪日法也是最常见的。 (二)蓂荚纪日法 蓂荚是传说中的神草，只有圣人在位才会出现，因此在《瑞应图》、《祥瑞图》、《尚书大传》、《尚书中候》、《春秋运斗枢》、《孝经援神契》、《白虎通》等谶纬性质的图书中多有提及，(33)其中以《白虎通·封禅》介绍最为简明清晰，(34)以《帝王世纪》叙述最为详尽，云：“尧时有草，夹阶而生，随月而生死，名曰蓂荚，一名历荚，一名仙草。每月朔生一荚，有半则生十五荚，自十六日一荚落，至月晦而尽。若月小则余一荚，厌而不落。唯盛德之君，应和气而生，以为瑞草。”(35)唐代墓志中偶有用此法纪日者，至辽代时此种纪日似颇普遍，尤其是集中在佛教徒所立碑铭中。这种纪日法的规律有二，一是前十五日都是“蓂生”，有几叶就代表几日；后十四日或十五日都是“蓂凋”，需要在15的基础上加“凋某叶”才是代表的天数。辽代金石文字中的蓂荚纪日事例如下表：
以上都是“蓂生”、“蓂凋”正确用法的事例，但也有用法不对的个例，这充分证明了叶昌炽认为辽碑撰作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论断是正确的。在《韩绍娣墓志》中有两用“蓂荚纪月”的事例：“于太平二载仲春月冥生五叶，不禄于利州管内永乐乡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其年九月冥生二十九叶，卜葬于余庆之原也。”(36)这里，“蓂生”写成“冥生”已经暴露出作者文化水平不高，而“冥生二十九叶”更是错误的用法，作者想表达的是韩绍娣葬于九月二十九日，而“二十九日”的正确蓂荚纪日表达应是“蓂凋十四叶”。 (三)五行纪日法 五行纪日法实际上是天干纪日法的一种变异，尽管辽代金石文字中并没有出现“天干纪日法”。有人曾说辽代的历法曾借鉴于高昌回鹘，(37)这一方面是其对历法发展了解不多，另一方面则是误解了冯家昇的观点。在辽代金石文字中，也有用五行纪日的，但与历法无关，而是与风水上择吉避凶有关。笔者经过比较，发现辽代的五行纪日法与明清流行的五行纪日法不同。传统的天干与五行对应关系是按“相生”而非按“相克”来安排的，即木(甲乙)生火(丙丁)，火生土(戊己)，土生金(庚辛)，金生水(壬癸)，具体如下：
但辽代金石文字中五行纪日法则与此不同，为说明便利起见，将相关辽代碑志罗列于下： 1.《云门寺经幢记》有“乾统十年龙集庚寅三月己亥朔十七日己卯水巽时”(38)之辞。 2.《沈阳崇寿寺塔地宫石函记》(39)有“丁卯火日，选定辛时”之辞。 3.《全辽文》卷一○《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维乾统七年岁次丁亥。四月小尽丁巳朔。十一日丁卯火日。选定辛时。于州北三岐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 4.《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有“癸卯年十二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金艮时”(40)之辞。 5.《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下》之《饶州陀罗尼经幢残文》有“太匚□火时建到石幢子□□□”之辞。 除了第五例因原石残泐原因无法识别外，可以得出(1)甲=金；(2)丁=火；(3)己=水的论断，加上冯家昇得出“戊=土”的论断，(41)列辽代五行纪日法如下：
如果按五行“相生相克”(前五个相生，后五个相克)的规律来推算的话，辽代五行纪日法可能如下：
当然，这只是个人推算而已，还需要具体的事例来证实。 (四)月相纪日法 古人根据月亮的盈亏，在每月都有几个从月相上独立命名的日子。如每月的第一天，称之为朔。每月的最后一天，称之为晦。每月初三，称之为朏。大月十六日，小月十五日，称之为望。“望”的翌日，称之为“既望”。月相纪日法在辽代金石文字也屡次出现，尤其是月朔干支，几乎成为纪录时间时必须标明的惯例。其次则是“望日”和“既望”的运用，如《创建静安寺碑》中有“时咸雍五年九月九日也。明年十一月既望”之辞；(42)又如《韩德威墓志》中有“以丙申岁孟冬既望之翌日，薨于天德部内之公署”(43)之辞。但从目前的辽代碑志铭记来看，辽代的“望日”不分大小月，统一将每月的“十五日”称为望日。 四、辽代纪时法 辽代纪时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地支纪时法(十二支)，二是特殊的天干纪时法，三是干支纪时法。 (一)地支纪时(十二支) 古代曾把一日分为十二辰，故可用地支纪时。此种纪时法较天干纪时法流行。又可把每个时辰细分为“初”、“正”。如晚间十一时(23时)为“子初”，晚间十二时(24时)为“子正”，余类推。也是一天分为二十四个时辰了。其对应关系如下： 在辽代碑志铭记中用“丑时”的有《惠净石棺记》，(44)用“寅时”的有《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45)《圆慧大师墓碑》、《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用“卯时”的有《萧知行墓志》、《归如等建梵字密言幢记》，用“辰时”的有《芹城邑众再建舍利塔记》，(46)用“巳时”的有《易州马头山善兴寺花严座主塔记》，用“午时”的有《朝阳东塔经幢记》、《朝阳北塔经幢记》、《释迦佛舍利塔记》、《房山北郑村石函记》、《特建葬舍利幢记》、《特建纪伽蓝功德幢记》、《石佛山造像题记》、《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史洵直墓志》(去世时间，下葬时间则用天干)、(47)《大王镇罗汉院建八大灵塔记》、《朝阳北塔今聊记石匣内题记》，(48)用“未时”的有《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用“申时”的有《王说墓志》、《广宣法师塔幢记》、《杨氏坟幢记》、(49)《耶律霞兹墓志》，(50)用“酉时”的有《史遵礼造陀罗尼经幢记》、(51)《寂照大师并门资园湛身铭》、《石经寺释迦佛舍利塔记》，(52)用“戌时”的有《白带山云居寺舍利石匣记》。(53) 根据上文，可以看出辽代十二支纪时有如下几种规律可循：1.目前还没有“子时”、“亥时”的，这是十二个支中首、尾两个时辰，都在午夜，耐人寻味；2.用十二支纪时的基本上都与佛教密切相关，或是立幢塔，或是佛教徒的葬时，(54)而普通人所用皆为天干纪时法；3.能看到用得最多是“午时”，也显示出“午时”在佛教徒中的特殊意义。 至于辽代已将一天分为二十四时的证据，莫过于《崇昱大师坟塔记》的相关记载，有“至十二月十一日夜……时在寅初，如常睡眠，恬然而逝”之辞，则“寅初”即今天凌晨三点钟左右。
(二)天干纪时法 众所周知，天干其数为十，而一天习惯分为十二大时，二十四小时，二者并不吻合；所以，要用天干纪时，必须适当变通。同时，为了迎合民众择吉避凶的心理需要，风水师们就创造出了将天干与八卦结合的天干纪时法。唐高祖时，吕才曾在批评《葬经》时说：“若用葬书，多用巽、艮二时，并是近夜半。”(55)唐高宗时，乙速孤神庆的安葬时间就在“巽时”。(56)但唐代用天干纪时法者寥寥，至辽代始发扬光大，辽亡后又近于失传。是以王昶虽有《金石萃编》之辑，可谓金石过眼如沙，但不识此法；武亿、钱大昕诸人虽知此纪时法，但均未能给出对应时辰。(57)兹不避浅陋，试推天干纪时法对应关系如下表，不敢谓其必是也。(58)依据之一是《伤寒论》中的四时二十四节气，(59)并据实际辽代金石文字略作调整，如下表所示：
为了说明此点，笔者在辽代金石文字中找到几例典型记载。如《郑颉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口口岁兮丙申月，已卯日兮寅甲时。”(60)这里，由于“寅”排在“甲”前，排除了干支纪时的可能性，即“寅”、“甲”是分别指时辰的，为了修辞的需要并列出现了，也就是说明了“寅时”和“甲时”是同一时辰。又如《非觉大师塔记》中有“大康九年岁次癸亥七月甲辰十七日庚申日甲申时建”之辞，(61)日、时均有“申”。由于《塔记》中已经明确说明该塔建“该年七月十七日庚时”，“甲申时”是干支纪时法，时间只取决于地支代表的时间，即“申”代表的时间，而按上表来看，“庚”、“甲申”同时，只不过一个是天干纪时，一个是地支纪时而已，相当于今天的十七点至十九点。 辽代金石文字中用天干纪时法的事例及使用频率如下： 甲：《冯从顺墓志》、《赵文祐造幢记》、《沙门法忍再建陀罗尼经幢记》、《大悯忠寺观音菩萨地宫舍利石函记》、《沙门志果等为亡师造塔幢记》、《张让墓志》、《朔县杭芳园栖灵寺碑》、《张世卿墓志》、《宋公妻张氏墓志》、《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李惟晟建陀罗尼经幢记》、《李惟准建陀罗尼经幢记》、《张世古墓志》、《张恭诱墓志》； 乙：《张宁石幢记》、《张绩墓志》、《可兴等建尊胜悲心陀罗尼塔记》、《蓟州玉田县东上生院无垢净光佛舍利塔铭并序》、《董庠灭罪真言记》、《易州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史洵直墓志》、《崇昱大师坟塔记》、《王安裔墓志》、《夏蕴石棺记》、《王泽墓志》、《沙门弘觉墓记》、《吕思支墓志》、《运琼等为本师建幢记》、《耶律宗福墓志》、《阜新三塔沟石函记》、《张匡正墓志》、《张文藻墓志》、《唐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蓟州渔阳县好女塔院特建碑铭》； 巽：《云门寺经幢记》、《郑士安实录铭记》、《沙门即空造陀罗尼经幢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沙门守恩为自身建塔记》、《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经幢记》、《刘从信墓志》、《赵公正室鲜于氏墓志铭并序》、《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法华上人卫奉均灵塔记》、《韩师训墓志》、《杜悆墓志》、《慈慧大师塔幢实德记》； 丙：《姜承义墓志》、《为本师建塔记》、《固安县固城村谢家庄石桥记》、《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马令钦等修塔记》、《傅章石棺题铭》、《朔州李谨建幢记》、《忏悔正慧大师遗行记》、《为先内翰侍郎太夫人特建经幢记》、《罗汉院八大灵塔记》、《朝阳南塔定光佛舍利铭记》、《大佛顶微妙秘密口陀罗尼幢记》、《净光舍利塔经幢记》、《琬公大师塔铭》、《刘文用墓志》、《关山经幢记》、《刘贡墓志》、《郭仁孝为父母建顶幢记》、《郭仁孝为耶耶娘娘建顶幢记》； 丁：《广济寺佛殿记》、《敬造尊胜陀罗尼幢记》、《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 坤：《王说墓志》、《为故坛主传菩萨戒大师特建法幢记》、《慧峰寺供塔记》、《王翦妻高氏石棺铭》、《龙兴观创造香幢记》、《造长明灯幢记》、《赵公议为亡考造陀罗尼幢记》、《沙门积祥等为先师造经幢记》、《李文贞墓志》、《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 庚：《普同塔经幢记》、《行满寺尼惠照建陀罗尼幢并记》、《井亭院圆寂道场藏掩感应舍利记》、《非觉大师塔记》、《尚暐墓志》、《固安县宝庆寺残幢》、《王说墓志》、《沙门印章为先师造幢记》、《茔幢记》、《经幢记》； 辛：《龚祥墓志》、《萧孝忠墓志》、《井亭院圆寂道场藏掩感应舍利记》、《为法遍造真言幢记》、《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云居寺供塔灯邑碑》、《白怀祐造幢记》、《康文成墓志》、《沈阳崇寿寺塔地宫石函记》、《蔡志顺墓志》、《房山天开塔舍利石函记》； 乾：《刘承遂墓志》、《王孝言为亡父母建塔记》、《法均大师遗行碑铭》； 壬：《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董承德妻郭氏墓志》、《口口禅师残墓幢记》； 癸：《办佛事碑》、《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萧闛墓志》、《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永清公主墓志》、《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幢记》、《梁国太妃墓志》； 艮：《朔州李省建幢记》、《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耶律宗愿墓志》、《刘楷等建陀罗尼经幢记》。 综上所述，天干纪时在金石文字中共出现120次，各干支出现频率统计结果如下，甲：11.7、乙：17.5、巽：11.7、丙：15.8、丁：2.5、坤：8.3、庚：8.3、辛：9.2、乾：3.3、壬：2.5、癸：5.8、艮：3.3。可见，出现频度较高有“甲”、“乙”、“巽”、“丙”、“坤”、“庚”、“辛”，与《张匡正墓志》(62)称“甲乙之时”为吉时相吻合，明显是阴阳拘忌导致天干纪时法的盛行，正如《李文贞墓志》(63)所说下葬要“选定通年利月吉日良时”一样。 (三)干支纪时法 干支纪时法在生活中较为少见，但辽代金石文字也偶能见到。其原理如下：由于每天十二辰都是固定的，如再配以天干，就成了干支纪辰，即干支纪时法。它也是用干支相配的六十甲子，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以五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例如：从甲子日开始排，十二辰的干支顺序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全本、甲戌、乙亥。乙丑日十二辰的干支的顺序是丙子、丁丑……丁亥。依此顺序排下去，丙寅日是戊子到己亥，丁卯日是庚子到辛亥。戊辰日是壬子到癸亥。从甲子日到戊辰日，五天里共六十时辰，纪时的六十甲子正好轮完一周。从规律来看，干支纪时开始的天干(即子时的天干)和当天纪日的天干有一定的关系，即日的天干是甲或己时，则当天子时的天干为甲，日的天干是乙或庚时，则当天子时天干为丙；日的天干是丙或辛时，则当天子时天干为戌；日的天干是丁或壬时，则当天子时天干为庚；日的天干是戊或癸时，则当天子时天干为壬。为了便于记忆，曾有过这样的歌诀：甲己还加甲，乙庚丙作初。丙辛起戊子，丁壬庚子居。戊癸推壬子，时元定不虚。 举例而言，《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有“乾统三年癸未岁十月丁未朔十五辛未日乙未时建”(64)之辞，年、月朔、日、时均有“未”，二者显然都有“择吉”方面的考虑。但仔细考察，乾统三年干支确为癸未，十月也确是丁未朔，但十五日的干支则是“辛酉”而非“辛未”，辛酉的子时干支为“戊子”，如此，乙未时就是今天十三点到十五点之间这段时间。又如《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有“天庆六年岁次丙申八月壬戌朔甲戌十三日丙寅时建”之辞，(65)则当天(甲戌)子时的干支为甲子，丙寅相当于寅时。 《辽史》阙略过甚，辽代其他史部文献基本佚失，对我们研究辽代历史造成很大困难，不得不将辽代金石文字作为可依赖的新史料，辽代碑志的不断出土，也是在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新史源。然而，金石文字的载体耐不住岁月风沙的磨炼，许多碑石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泐，甚至早期出土的碑石已经消失，只能依赖拓本进行研究。而纪时法在恢复有关“纪时内容”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也能纠正因碑石残泐而产生的误释现象。(66) ①辽太宗破晋后，将石晋司天监的人员设备运到中京，为辽历的创造奠定了基础。据《辽史》卷四二《历象志》记载，晋高祖天福四年，曾制定《调元历》，大约在辽穆宗时在辽境推行，这也是辽历的由来。后在辽圣宗统和十二年改历，用的是可汗州刺史贾新俊所进的《大明历》，自此至辽亡，所用皆《大明历》。 ②据《宋史》卷三四○《苏颂传》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宋遣苏颂使辽，正逢冬至，例应贺节，但宋历、辽历相差一天，苏颂遂以巧言诡辩得免。使归后，神宗赞其得使者体，并因宋历的舛误而处罚相关官员，推动了北宋改进观天仪器及制历的进程。亦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及张邦基《墨庄漫录》。 ③叶昌炽：《语石》卷一，“辽金五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④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⑤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4，10页。 ⑥《王守谦墓志》中还提到其子德纯卒于乙亥岁(保宁七年即975)，益可证向南说之误。 ⑦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⑧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2页。 ⑨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18页。 ⑩受篇幅所限，笔者对此问题不拟展开讨论。 (11)陈述：《全辽文》卷一《遣使赐建都阿富汗吉慈尼之素丹马合木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页。 (12)有人以为这种纪年法是辽从北方民族学来，大误。契丹亦北方民族也。也有人认为辽朝还汲取了高昌回鹘的摩尼教纪年法，对较高文明社会而言，这也是一种鄙俗的纪年法，不适宜于用于国书中。 (1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258，313页。 (14)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91页。 (15)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5，58页。 (16)分星说不仅应用于分野上，也可以应用到纪时，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十二支纪年法。 (17)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63，116页。 (1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21，4，298，303，559，715页。 (19)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36页。 (2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7，378，327，243，319页。 (21)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0页。 (2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98，491，581页。 (23)陈述：《全辽文》卷一二，第343页。 (2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8页。 (2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28页。又见陈述：《全辽文》卷九，第236页。 (26)歌诀为：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岁戊为头，丙辛便向庚寅起，丁壬壬寅顺流行，戊癸之年从何起，甲寅年首好追求。 (27)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05页，题作“萧乌卢本娘子墓志”；亦见刘凤翥：《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题作“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2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58页。 (29)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18页。 (3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页。 (3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30页。 (32)陈述：《全辽文》卷八，第192页。 (33)在《初学记》、《太平御览》中有大量这种纪日法的内容，对这些文献，除了少数几种在下文征引外，不再赘述。 (34)(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封禅》：“蓂荚者，树名也。月一日一荚生，十五日毕，至十六日一荚去，故夹阶而生，以明日月也。”(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6页) (35)(唐)徐坚：《初学记》卷一《月第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页，《初学记》卷四、卷九均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关于“蓂荚”的内容，详略不同，兹整合文字如上。至如《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则后人辑补，不复录。 (36)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63页。 (37)杜成辉：《中西合璧的辽代天文历法》，《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杜成辉：《辽代天文历算成就浅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02页。 (39)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56页。 (40)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19页。 (41)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之六“回鹘纪年月日”节，《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1页。除了总结出戊=土外，还总结出了丁=火，与笔者结论相同。 (4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上》，第360页。 (43)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5页。 (44)陈述：《全辽文》卷一一，第315页。 (4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61，670页。 (46)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39，287，124，175，197页。 (47)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78，149，236，253，257，350，365，392，628，651页。 (48)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78，79页。 (49)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88，131，435，701页。 (50)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60页。 (5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92页，这个“酉时”尚有争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记录此幢作坤时。 (52)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34，293页。 (5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64页。 (54)这里只有两个特殊事例，即史洵直墓志记录其去世时间用的是地支纪时法，而下葬时则用天干，并不与笔者的结论相悖；二是耶律霞兹的葬时为申时，尚未有耶律霞兹信佛的证据，而萧知行、王说等皆为虔诚之佛教徒。 (55)《新唐书》卷一○七《吕才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47页。 (56)(清)董诰、戴衢亨、曹振镛等编：《全唐文》卷二○一《大唐故右虞候副率检校左领军卫将军上柱国乙速孤府君碑铭并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74页。 (57)王昶等人的不解，均见其相关著述跋语中，陈述、周一良等人也尝论列，均未深入探讨。 (58)之所以对这种对应关系抱有疑虑，是因为它与吕才所说“艮、巽皆近夜半”的葬书内容并不一致。 (59)(汉)张仲景述，钱超尘等整理：《伤寒论》第二卷中之《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候决病法》，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伤寒论》中的对应关系当取自《淮南子·天文训》及《孝经纬》。 (60)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80页。 (6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98页。 (62)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癸酉之岁，季春之期，辛巳之朔，甲乙之时。得大吉土，具大葬仪。”(第215页) (63)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63页。 (6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533页。亦见陈述：《全辽文》卷一○，二者这段内容一致。 (65)陈述：《全辽文》卷一一，第326页。亦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61页。 (66)为节省篇幅，兹不再一一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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