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权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兼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国有企业论文,变动论文,产权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中国工业产权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证明，以非国有经济成长为标志的产权结构变动，并不是以损害国有经济发展、壮大为代价的，而是带来了两者共存共荣的帕累托最佳效应，进而从经济体制整体转换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探讨。
卓勇良，男，1995年生，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现为浙江省体改委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在一个封闭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国有经济的经济系统中，大体是不存在搞活国有企业问题的。我们今天感受到的国有企业活力严重不足的压力，从某种程度而言，是经济社会体制的进步，这种压力的起因，是对外开放与产权主体多元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
一、1980-1993中国工业产权结构变动
1980年以来，我国工业产权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1980-1993年，全国工业资产中的非国有工业资产比重，从11.7%上升到31.7%，上升了20个百分点（乡和乡以上），大体是每年上升1个多百分点；与此相对应，国有工业资产份额逐年下降。
1993年工业产权结构的横截面数据，可以进一步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工业产权结构分布的大体的图景。
国有资产仍是中国工业产权结构的主体。1993年，以帐面数而言，国有企业产权占中国工业资产总额的61.4%，是集体工业资产份额的2倍，个体私营工业资产的近20倍。港澳台和外商企业的资产份额为7.6%、集体企业资产份额为25.1%、个体私营企业资产份额为1.5%，股份制企业资产份额为4.3%。
上述帐面数应作三方面调整。一是国有企业对其它企业的投资。我们估计在股份制企业中，大体有70%的产权是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法人资产，在港澳台和外商企业中，根据我们的典型调查，估计有40-60%是国有资产，在集体和个体私营企业中，也有少量的国有资产。作这样的调整以后，国有资产的份额上升到近70%。二是个体私营企业的资产是低估的。我们在这儿使用的个体私营企业资产数，是这些企业在工商部门中登记的数字，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数一般数倍于登记数。三是个体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的问题。有人说有三分之一的农村集体企业是个体私营企业，我们作保守一点的估计，按有四分之一的农村集体企业是个体私营企业来作调整，如再加上个体私营企业资产低估的因素，个体私营企业的资产份额将可能占中国工业资产总额的6-8%。
1993年全国工业产权结构（全社会）
资产净值（亿元） 比重(%)
国有28,29661.4
集体8,857 19.2
股份制 1,997 4.3
港澳台 1,798 3.9
外商1,708 3.7
村办2,713 5.9
城乡合作经济 230
0.5
城乡个体经济 480
1.0
合计 46,079100.0
调整后，1993年中国工业产权结构的图式大体是：国有资产份额大体为68%，集体企业资产份额大体为22-24%、个体私营企业为5-7%、境外资产份额为3-5%。国有资产份额显然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低。个体私营经济的资产份额也大大高于其帐面份额，只有集体资产份额是低于帐面数的。
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的持续上升，是我国工业产权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非国有工业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显然，我国工业产权结构变动也可以据此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浙江为例作一分析。
第一阶段，以城镇集体工业为主体，时间大体是80年代以前。1965-1978年，城镇集体工业对浙江非国有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5.8%，1965年城镇集体工业产值占浙江非国有工业产值的71.8%，1978年仍占58.6%，这一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占浙江工业总产值的38.7%。第二阶段，以农村集体工业为主体，时间大体是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末期。1978-1989年，浙江农村工业对全省非国有工业产值的贡献份额高达61.1%，1984年以城乡集体工业为主体的非国有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国有工业。第三阶段，在城乡集体工业继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越来越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时间是80年代末期至今。1978-1993年，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对浙江省非国有工业产值的贡献份额为33.1%，同期，农村集体工业对全省非国有工业的贡献份额下降为54.9%。1993年，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已占全省非国有工业产值的26.5%。浙江的状况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全国非国有工业资产形成的阶段性特点，虽然二者并不完全相似。
十分明显，我国工业产权结构变动，大体是以单一的国有工业产权结构为起点，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经济形态逐渐生长，产权结构越来越呈现多样化。
二、产权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
（一）产权结构变动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函数。
改革开放是我国产权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产权结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渐变动的。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党和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政策取向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渐地发生变化；二是非国有企业的产权份额及其内部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发生变动。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产权结构变动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变革趋势，是社会进程中的公共选择的一种结果，由要素合理配置中的效率原则所决定。党和政府根据党的基本路线，按照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政策取向。回顾这几年对于非国有工业政策取向的变化，每作一次调整，离开原有的传统观念就远一些，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门就打开得更大一些。这表明我们在一次次地逼近客观实际。当然，产权结构变动本身即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与其说党和政府关于产权结构变动的政策取向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函数，还不如说这种政策取向的变动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函数更贴切，这再次印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的正确性。由此也可以说，我国近十几年来的政治社会大背景是加速非国有工业资产发展的催生婆，没有这样一个宏观环境，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这种产权结构变动，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因而不至于较大程度地冲击原有社会构架，这就确保了社会对这种变动的容纳。而在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有很强的自调整、自适应能力，因而并不是简单地通过量的扩张来强化扩张势头，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地改变内在结构，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实现资本扩张。
也许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渐进式”改革更符合实际。即在传统体制比较薄弱的地方，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传统价值观大体可以接受的方式，在大体维持原有利益格局不变，保持社会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迅速生长发育，从而改善整个宏观经济体制和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国有企业改革有很大成效，为非国有工业资产形成提供了比较好的社会环境。
尽管国有企业目前有较大困难，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效是十分显著的，这就使得非国有工业资产形成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了产权结构变动的顺利进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成效评价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国有企业的财务指标，其中主要是如何看待资金利润率的下降。
首先，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下降，相当程度是社会分配格局变动造成的。我们在进行浙江省1987年和1992年的投入产出分析中发现，企业非物质消耗率的上升，要大于物质消耗率的上升，上升较快的有企业对商业、货运业、金融业、行政机关等的支付，这显然是利益格局分配调整所致。如资本费用消耗率，1992年为1987年的1.37倍，主要原因是利息支出增加和折旧率提高。而企业物质消耗率上升，主要是物价因素所致，实物消耗率大体是下降的。类似这样的因素导致的企业资金利润率下降，不能认为是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其次，国有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收益无法货币化，无法反映在企业财务帐上。一是国有企业有大量冗员，离退休人员费用支出负担很重；二是一部分国有企业因价格控制而导致的低利、亏损，如粮食、煤炭、化肥、石油开采等企业；三是国有企业大量的非经营性资产，进一步压低了企业财务指标。
一个稳定发展和具有较好经营状况的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基石。国有企业的相当一部分收益，反映在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上，如果以改革开放前的同口径比较，也反映在国民经济各别部门的收益上，当然，也反映在非国有工业的较快发展上。这是一种改革与发展的费用与收益转换，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格局调整。正是这种调整，使得非国有企业发展具有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和最初的发展动力。
（三）非国有工业资产是在国有工业资产增长较快的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的。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非国有工业资产增长，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形成速度。1980-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增加了5.3倍，总额已接近2万亿元，名义增长率13.7%，比全国同期GDP增长率高4.2个百分点。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也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以1994年为例，国有工业企业产值虽然仅占全国的近4成，但却得到了7成以上的贷款。
这就是说，对于目前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逐年上升的产权结构变动状况，决不应理解为国有企业的衰落，而应看到，这正好表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活跃，表明群众的创业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这是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政策全面调整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局面。
三、非国有工业发展与国有工业发展的帕累托最佳效应
非国有工业是依附于国有工业并在国有工业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政治社会“稳定器”的角色。国有企业吸收的大量冗员和企业办社会，在相当程度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是说，一大批有着很强实力和较佳经营状况的国有企业，有力地支持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在发展与改革两个方面，也对国有企业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我们作以下三方面分析。
1.各省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与各省国有工业利润率有较高的统计相关，或者说，非国有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国有工业经营状况比较好，非国有工业不发达的地方，国有工业经营状况比较差。
1993年，非国有工业资产（乡和乡以下）份额最高的5个省份为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和上海，同年，这些省份国有工业资产利润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省份经加权平均后的资产利润率为12.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1倍。非国有工业资产利润率最低的5个省份，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为负数。进一步的相关分析表明，1993年，各省份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与该省份国有工业资产利润率的相关系数为0.580。为了使相关系数更有说服力，我们剔除了北京和云南，北京由于有首钢和燕化两个特大型企业，资产利润率缺少与其它省份的可比性，云南则由于烟草工业，利润率也缺少与其它省份的可比性。经调整后，全国各省份非国有工业份额与该省国有工业资产利润率的相关系数为0.670。
统计相关不一定意味着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直接根据上述统计分析结论，就认为非国有工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有利的。事实上，区位条件是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与非国有企业发展较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好与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高的省份，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地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最差和非国有工业发展最慢的省份，基本上都在中西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区域间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差距，与区域行业结构有关，然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行业结构不是导致沿海地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较好的主要因素。沿海地区轻纺工业比重较高，但在1993年，资金利润率比较高的行业主要是钢铁、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等，前几年情况也大体如此。显然，这些行业在沿海地区整个工业中的比重要比别的行业低一些。因此即便我们无法直接根据统计结论断定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与国有工业资产利润率有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但还是可以认为，非国有工业的发展，并不必然影响国有企业经营状况。
2.非国有工业与国有工业有较明显的行业分工，在产业分工上具有上下游关系，在工艺技术上具有协作配套关系，在市场需求上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因此，非国有工业与国有工业在竞争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和推动国有工业的发展。
非国有工业是以利用地产资源、为农业服务，利用国有工业废旧边角材料以及为国有工业配套服务起家的，虽然经历了10余年发展，但仍具有这些痕迹。1987-1993年，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的资产分布和资产结构变动，大体有以下特点。
——带头行业不同。1993年，国有工业资产份额最高的前6个行业依次为电力、钢铁、化工、石油、纺织和机械行业，这6个行业的资产占了国有工业总资产的49.9%。非国有工业资产前6位的依次为纺织、机械、建材、电气、机械和化工，占非国有工业资产总计的44.9%。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带头行业重合的仅3个行业，机械、纺织和化工，且这3个行业在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中的位次是不一样的。这些情况表明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的正面竞争，并不如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剧烈，二者间大体有不同的增长中心和主导行业。
——产业分布具有互补性。国有工业的重心是基础原材料和成套设备，非国有工业的重心是纺织、建材、金属制品和零部件生产。虽然二者在有纺织工业上都有较大比重，但非国有纺织工业中的化纤、低档次织物的比重较大。至于非国有工业在机械和电气两个行业中的资产，多半是零部件和配套件生产。这就是说，非国有工业主要是下游和配套行业，它们是国有工业的客户，它们的发展，大体意味着国有工业对它们的较大订货和它们对国有工业的较大需求，相互间具有共存共荣的关系。
——资产结构变动不一致。1987-1993年，国有工业资产重心由轻工业向基础原材料转移，非国有工业资产重心变动较小，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国有工业资产份额的位次，机械行业由1987年的第1下降到第3，纺织业由第4下降到第6；与此同时，电力由第2上升到第1，钢铁由第7上升到第2，石油开采由第7上升到第5，石油加工由第16上升到第11。十分明显，在非国有工业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国有工业实施行业结构调整，减少了与非国有工业的正面竞争，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与非国有工业的产业互补效应。
3.非国有工业对于国有工业的改革，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非国有工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局面将比今天更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差距，以及原苏东国家国有经济的全面崩溃，找到明显的例证。
具体而言，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三方面的作用。
——推动作用。市场经济一些必不可少的要件，如资产主体和经营主体的多元化，要素配置的市场化，以及有效竞争局面的初步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体制外通过新的经济形态的迅速成长形成的。当然，我们确实有意识地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但如果没有非国有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形成，这些改革的成效将是有限的。
——挤压作用。非国有企业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十分强的竞争性压力，对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机制转换的示范作用，这在一方面促使各级政府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有企业改善经营。这种挤压作用渗透于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
——置换作用。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把国有企业从一统天下的状况下置换出来，从而使得一些改革措施可以在不引起较大的社会震荡条件下出台，对国有企业直接进行改革的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形成了。从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政治“稳定器”的作用，正在逐渐弱化，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内地民工，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冗员也可以进入非国有企业，家庭成员就业多元化，国有企业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降低，在这些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将比以前小得多。
非国有工业与国有工业，共同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这种帕累托最佳效应最终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和国民经济的较快的发展。在这里，由于非国有工业是一种正在生长中的经济形态，因此相对而言，经济体制转换与国民经济发展，与非国有工业有更密切的关系。1980-1993年，我国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增长与全国GDP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0.981，这就是说，我国非国有工业产权份额上升，与全国GDP增长几乎具有接近1的正相关效应。1993年，我国各个省份非国有工业资产形成与各省GDP长的相关系数为0.655，如果不包括新疆，则为0.712。这就进一步表明，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高的省份，国民经济发展通常就比较快；非国有工业资产份额低的省份，国民经济发展就相对慢一些。
四、若干对策
产权结构变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体制转换与国民经济发展所必然导致的一种经济现象。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已经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目前应平稳地推进产权结构变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1.以经济体制整体转换观念，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基本要点，是通过多个独立的产权主体和经营主体间的有效竞争，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单一的国有经济或比重非常高的国有经济，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局面，也难以搞活国有经济。长期来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大都偏重于国有经济体系内部的改革，如放权让利等，这显然仅仅是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搞活国有企业既取决于国有经济内部各种关系的调整，更取决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建立。
要通过稳步地推进整个经济体制的平缓转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搞活国有企业。这里大体有两个要点，一是多种经济成份地位平等，共同发展，在这种状态中，非国有经济由于其内在的活力，会急速成长，从而推进产权结构变动，形成产权主体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有效竞争局面，促使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一思路是可行的。二是在非国有经济这一经济形态成长的同时，进行一系列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强调的是，规则必须与经济形态相伴生长，从而实现改革费用最小，改革收益最大。
2.国有企业发展应作重大战略调整。
国有企业要发挥优势，避开与非国有企业的正面竞争，形成与非国有企业发展的互补效应。从实证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已经从两个方面实施这种调整。一是在行业结构上，更多地向基础原材料以及资金密集、技术密集行业倾斜；二是国有企业发挥“大”的优势，近几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大型化趋势。1986年，国有大型企业占国有工业资金的44.8%，1993年，这一指标上升到57.8%；与此同时，国有中型企业占国有工业资金的比重，从24.4%，下降到21.6%，国有小企业的资金比重，从30.8%，下降到20.6%。
由于种种原因，国有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明显缺少活力，而国有大企业的情况则较好。1993年，国有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分别为11.2、8.6和6.4，可见国有大企业的资金利税率明显高于国有中小企业。各地在改革实践中提出了“保大放小”的方针，但在国有小企业资产处置上，虽然有不少切合实际的做法，但仍有很多政策尚不明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有小企业的改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调整。
3.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规建设，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
产权结构变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使产权结构变动依法进行，确保国有资产在产权变动中增值、保值，以及产权结构变动有利于国有企业改善经营状况。目前的关键是要在抓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体系的同时，加强执法的严肃性。在严肃执法的环境中，逐渐培养经济主体自我约束的商业道德，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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