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人民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胡锦涛同志发表“七一”讲话以来，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正在全国兴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是必须依靠每一个党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真心实践‘三个代表’”极为关键。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付诸实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人民的选择。
一、从法律角度对“代表”含义的界定
代表是指经选择被确定为某一方面意志的维护者、利益的谋取者，或者被社会认同为表示、象征某种意义的人与事物。代表的生成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经选举、受委托、被指派而取得代表权，笔者称之为授权性代表。这种代表的权力来自于授权人，代表必须为被代表者说话、办事、表达意见、谋取利益，如人民代表、诉讼代表人等。代表生成的途径之二，是由于社会公众的认同，被默认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人或事物。例如，某篇文章是某人的代表作，某位运动员代表着某球队的水平等，笔者称之为表征性代表。表征性代表是由于某人或者事物因为客观上具备了象征、表示、显示某种概念或意义的条件，而被视为代表。代表一词在应用中，授权性含义既在数量上多于表征性含义，也在功能上优于表征性含义。我们平时所说的代表，大多是在授权意义上而言的。授权性代表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代表根据被代表者的授权，以被代表者的名义进行活动，由被代表者承担代表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表征性代表是一种由社会评价趋于一致而形成的默认，社会对表征者的评价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为被代表者都不得不接受。形象地说，起表征作用的代表，会给被代表者带来增光添彩或者丢人现眼的结果，即便被代表者事后再作辩解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一词对内主要是授权性意义，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是基于其先进性而形成的众望所归，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考察、选择的结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一词对外还具有表征性意义，即面对全人类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合格代表。从法律意义看，代表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代表的生成基于选择或者实力比较
代表的产生形式多样，但是，无论是选举、协商、比较、推举、委托都是选择或挑选的过程。代表的最重要的特性是来自于被代表的本体且经过选择。选择就意味着竞争，隐含着淘汰的机制。选择、挑选是在实力展示和竞争基础之上的取舍，是对其他也可能成为代表者的淘汰。代表产生的民主性决定了代表的质量，无论授权性代表或者表征性代表都是在竞争中产生的，都是由被代表者挑选的。某个人、某团体、某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授权性的代表必定是其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如果某个人、某团体、某政党能够成为表征性的代表，必定是因为其具有高于同类人员、团体、政党的水准，是该类别事物或人物中的佼佼者。
（二）代表与被代表者属同一法律主体
代表产生后，只是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或者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代表之后的人与事物自身的属性并没有变异。代表既是被代表者意志的表达者、利益的谋取者，又是被代表者群体中的一员。代表永远也不能脱离其代表的利益主体，代表本身没有、也不应当有特殊的利益，代表也无权向被代表者索取利益。代表与代理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代表与被代表者是同一法律主体，代表来自被代表者自身，休戚与共具有共同的意志和利益；代理与被代理人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代理人多数来自被代理人外部，是一种异体的外部力量。代理人的意志可以与被代理人不一致，代理完全可以是营利性的行为，如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必须支付费用。概括地说，代理是对外在的、异种力量的利用，而代表是对内在的、自身力量的使用。“人民选代表，代表为人民”则是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关系的正确概括。
（三）代表权来源于多数人的信任
从理论上考察，代表权与代理权都来源于授权。但是，代理权的授权是契约性授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在先，边界比较明确。与此相反，被代表者是基于信任将权力赋予代表，正由于这种授权是信任性授权，情感性的、模糊化的因素比较多。信任是在认同、支持、相信基础之上的托付，一方面是被代表者将满腔的期待与热情倾注于代表，另一方面对代表的素质也是更为严峻的考验。代表的选择不是“一次定终身”，代表可以是临时的、一次性的，也可以是持续的、连选连任的，关键是多数人的认同和信任。尽管多数人的意志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多数人的认同却是代表得以产生的基础。某一方面的权威被推举为代表的可能性较大，强制人民接受有权（仅有权力）无威（没有威信）的代表是对民意的强奸。在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被代表者对代表的信任是由衷的，这种信任有利于低耗费地建立良好的秩序。在专横的统治之下，代表也可能勉强产生，但是社会认同的程度必然低下，以至成为少数人的代表。当代表的能力偏弱，客观上作用微小时，代表就会被人们视为可有可无的“摆设”。
（四）代表必须向被代表者负责
虽然代表产生于被代表者内部，但是，代表仅仅是一种资格，代表权不能垄断，代表权的授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代表必须向被代表者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说，负责任才是代表，不负责任就不是代表。无论是授权性代表还是表征性代表，凡是代表就必须是杰出者，非杰出者充当代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代表必须不断地以优良的表现取得被代表者的信任，昨天的代表≠今天的代表≠明天的代表，被代表者对代表的选择也是发展的、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既定的代表被淘汰的原因大体有三：一是在前进中落伍，其自身已经不再是杰出者；二是新的杰出者的涌现，使得原有的代表相形见绌；三是代表的行为偏离了代表的职责，不足以继续取得代表资格。总之，多数人的意志不可违拗，被代表者不会容忍名不副实的代表，被代表者对代表既然具有选择权，也就同时拥有再选择权和撤换权。再选择权和撤换权的行使无须经过原有代表的同意。
二、“三个代表”不能自封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视察工作时首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讲话时总结了我党70多年的历史，认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斗争。”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这段话的含义十分明确。从逻辑上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拥护，是因为“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从因果关系角度的阐释。在分析因果关系这个特定的语境之下，“总是代表着”意指“全部的原因都在于”，而并非“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由此可见，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时，立足于总结我党70多年的成功经验，充分肯定了我党的成功在于“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以此告诫我们，如果我们党不能“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无可逃遁地走向失败。在历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还从反面论述了前苏联共产党执政长达74年后垮台的教训，“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口头上宣称“三个代表”，而不是真心诚意地实践“三个代表”，我们面临的肯定是失败。
当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性的认识已经在全国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实践“三个代表”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我党理所当然就是“三个代表”。对于这种自封“三个代表”的倾向，笔者深感忧虑。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并不是对我党建设的自我赞誉，恰恰是在新时期对我党建设的期望和要求。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党的先进性，但对先进性的体现论述得不够明确，“三个代表”对我党的先进性予以更为形象的概括，意在号召和动员全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肯定我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而是要求全党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价值在于，其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昭示天下的理论宣言，又要坚定不移地将“三个代表”付诸实践。“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党都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是否真心实践“三个代表”、能否始终做到“三个代表”。随着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一定要认真防范自称“三个代表”或自封“三个代表”的倾向。这些年来，由于党的建设方面的缺陷，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党的威信在有些地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目的在于，使党的各项工作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任何自封或变相自封“三个代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没有依据的。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已经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真心实践“三个代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的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或党员如果面对党中央的告诫和要求，满足于自封为“三个代表”，而不是努力实践，必定会脱离群众，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
三、代表的生成是竞争之中的选择
必须充分肯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以高度的先进性博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得是否充分，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持续地得到人民的信任，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还有待人民的判断。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容怀疑，党的先进性具体地表现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汇聚为党的先进性。当我们为党员队伍的壮大而欣喜的时候，也应当从质量上考虑每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究竟如何。近年来，从党内揭露出了一批腐败分子，的确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了，但是，党内腐败分子的数量之多、级别之高、罪恶之深、影响之坏，不能不说是触目惊心的。此外，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与民争利等消极风气在党内也有一定程度的蔓延。这些都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通俗地说，对一个人既要看“出身”，更要看表现，尤其是重在现实表现。“出身”替代不了现实表现，“出身”好并不能决定表现好。就政党而言，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该政党先进性的有无，即是不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党；其次，需要考察的是该党先进性的多少，即该政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先进的；再次，需要考察的是该政党的先进性是否与时俱进，即能不能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和提高自身的先进性。对任何政党而言，昨日的辉煌难以作为今日在竞争中取胜的“护身符”，选择什么政党作为执政党最终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全体党员中至今仍有永葆先进本色的党员，党的队伍某一方面具有先进性并不等于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在某一阶段具有先进性也并不等于始终实践“三个代表”。如果哪一天既有的代表不再为人民谋利益了，人民就有权力重新选择其所信任的代表。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人民对代表具有选择权、再选择权和撤换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最具有警醒意义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是其成为“三个代表”的优势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践“三个代表”的实际表现如何。既然是代表就必须服从被代表者的挑选，执政党也是如此。人民随时都在选择他们认可的“三个代表”，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不可能“一次定终身”。政党的先进性是动态演进的过程而非终极状态，人民的选择和再选择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
四、接受制约与监督是代表的义务
众所周知，代理权来源于契约，具有明确的形式要件，代理的权限范围（一般代理或者全权代理）也约定在先，代理人只能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活动。代理人超越权限或者变更权限的行为，非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由于代理是利用外在的力量，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完全契约化，对代理行为的法律规范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制约机制相对成熟。也正是由于代表是使用自身的力量，长期以来，“自己人效应”下的内部操作使得对代表的制约机制发育受限。很少有人从法律角度关注代表与被代表者权利义务关系，代表一旦产生之后，代表权的限制权往往成为虚置的形式。一方面，由于被代表者对代表的信任不再具体地关心代表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因为信息公开的缺失，被代表者对代表的约束也难以及时有力，代表背叛被代表者和滥用权力的发生率高于代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两种情况值得重视：一是由于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缺陷，代表异化成了一种荣誉身份，代表的实际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如相当一部分人民代表）；二是代表权的行使脱离了被代表者的管束，某些代表专横跋扈滥用权力，已经成了与民争利的“代表”人物。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依照笔者理解，被代表者对代表既有制约权，又有监督权。制约和监督的含义客观上存在差别：监督是指“察看并督促”；制约是指“甲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变化以乙事物的存在和变化为条件”。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一方面是对执政党的监督不可缺失、虚化、表面化；另一方面必须从制度上、机制上使执政党的行为受到规制、限制、控制。制约所能解决的问题是其“只能怎样做”，制约的作用更具有根本性、限制性、引领性，制约是机制在起作用，所能发生的钳制作用具有双向性质且不可逾越。中国共产党不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坦言真心实践“三个代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既表明了接受人民选择的决心，又迈出了在人民的制约、监督下执政的实际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