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太平洋时代的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与问题_日本中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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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日相互依存是大前提

1. 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许多事实业已证明,而且人们也已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太平洋时代正在形成。”亚太地区是公认的经济最具活力、增长速度最快、各种潜力巨大的地区。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在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21世纪是亚太世纪。”这一结论的依据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地区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贸易额等均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比重,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代表了新的、上升中的经济力量的主要生长点,即世界经济景气的核心。“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已不是主观臆断,也不仅仅是预测和估计,而是不久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当然,在推动这一时代到来的进程中,各国将面临如何处理复杂而又深刻的差异和矛盾的问题。

2. 三个大国的三次经济起飞。从世界现代史看,有三个国家已经获得或者是将要获得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一个是美国。它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期间,经济迅速发展,一跃而为头号经济强国,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第二个是日本。它在二次战后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便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第二号世界经济强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格局。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历史把第三次机遇给了中国。可以肯定地讲,中国到2020年这一世纪之交期间,将用40年左右的时间,把自己建设成世界经济强国。邓小平敏锐地指出:“现在就是好机遇。”于是围绕着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条主线,中国从经济到政治,从外交到内政展开了全面改革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1994年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提及:1980-1992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1%,而同期世界GDP年增长率为3.0%。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当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种种数据表明,中国正处在经济起飞过程中。

3. 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大前提。在亚太地区,既有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有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还有已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大国、下一步渴望成为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日本。此外,更有一批为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

美国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重视亚洲。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因为目前美国同亚洲各国的贸易额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超出美国同欧洲贸易的40%。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也很显著,1993年就达131亿美元。这一数字也远远超出美国对海外的平均投资增长率。这一倾斜在克林顿执政以后表现更为明显。1993年克林顿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并倡议和主持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国领导人的首次非正式会议。这是一次大胆而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中国政府对克林顿的这一倡议作出了少有的积极反应。可以说,由于中国的积极支持和响应,才有效地促成了1993年底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领导人的首次会晤。美国为加快开拓亚洲市场的步伐,为了使自己的亚洲政策增强活力,1994年它连连采取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并制定出了重点开发亚洲新兴市场的战略部署,其中包括中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

中国在总结了一个半世纪的教训之后,明白了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国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贫穷挨打。中国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科技进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八面来风,感受到了发展的意义和希望,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办法就是改革开放。但是中国一缺资金,二缺现代技术,而美国和日本恰恰是它的资金和技术供应者。中国坚定不移地采取以市场换资金和技术的战略,经过十几年的大胆实践,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和日本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者。中国同它们的双边、多边合作获得了成功。

日本在总结了过去发展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后,正在从消极的“产业至上”的政策中走出来。日元的不断升值,从统计的角度看,它增强了日本经济的实力,缩小了它同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如果日元升值长期保持在两位数以内,那么两国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另外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1993年就已达6180亿美元,居世界首位。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将继续扩大海外投资。为了确保自身经济贸易的增长,为了能与欧美相抗衡,维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大国形象,日本必然要借助日元升值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开放国内市场,增加制成品进口,同时把相当一部分对外经贸战略市场由美欧转向亚洲。这样做既可缓解日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又可以在亚洲市场上重振雄风。但是日本是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技术上也需要与他人取长补短。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合作,才能确保其经济的稳定发展。

亚太地区除了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还有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方面的悬殊,更有诸如地理、文化、民族、宗教、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不同。差异的存在,既可导致互补,通过在经济、贸易、技术、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合作,达到互利;差异也会带来麻烦,小则不信任,处处戒备防范,大则起冲突,动干戈。面对差异是重蹈过去那种强权政治、主宰他人的覆辙呢,还是遵循“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结论只有一个:必须摒弃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并导致国际关系不正常的那种霸权和主宰做法。

历史的发展也告示人们:当今的国际关系是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相互依存度也不断增强。这种相互依存的局面,既表现在经济、技术、贸易方面,也表现在政治,甚至军事方面。因此,认识当今世界,处理世界事务,相互依存是一个大前提。身处亚太地区的中国、日本和美国虽存在各种差异,但发展是共同的目标。在国际关系的总格局中(如下图),中、美、日这个三角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研究中、美、日之间的经贸关系,通过相互经贸关系来促进和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二、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及问题

·现状· 自1979年以来,中美间的经贸发展迅速。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9年仅为24.5亿美元增至1994年的354.3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14.96%(按美方统计为480.7亿美元,占20.30%),其中出口为214.6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7.74%(按美方统计为387.8亿美元,占32.05%),进口为139.7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2%(按美方统计为92.9亿美元,占8.03%)。按中方统计,美国是中国的第三贸易伙伴(出口进口均为第三伙伴),按美方统计,中国是美国的第六贸易伙伴。

截止到1994年底,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已达16221个,实际投入金额达70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和台湾地区而居世界各国在华投资之首。美国的500家大企业中,有上百家在华有投资项目。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特点是:大企业多,规模较大,资金到位率高,成功率高,经营效益好,技术含量较高。

上述统计数字不仅表明两国经贸关系的现状,同时也反映了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美国在运输工具、航天航空技术、电子、微电脑技术、能源设备、通讯工具等方面,一直是被中国看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领域;中国的纺织品、轻工产品、食品及其原材料、日用电子产品等已成为美国居民生活必备。美国一家报纸称:美国居民一天24小时都要与中国产品相处,时刻不离,这些产品包括衣、食、住、行、看、听各个方面。听起来似乎夸张,但基本符合事实。

·问题· 在短短的16年里,两国从隔绝发展到今天的贸易规模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也是巨大的,这是主流。但不能不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因统计原则的分歧而出现的贸易逆差等),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纠纷频起。1989年以来,美国依据本国的条法,不考虑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动辄就用制裁、报复等手段来处理诸如市场准入、开放服务贸易、“倾销”、劳改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而且态度甚为高傲,这对感情细腻的中国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美国常常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借助于贸易摩擦或制造贸易摩擦,使贸易问题政治化。固然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但是政治与经济却又可以分开,有时还必须分开,这就是辩证法。我们很欣赏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5月作出的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的做法。事实上,把贸易摩擦作为技术或业务问题来处理,事情就好办得多,局面就不会变得复杂化,如果双方能遵循“相互依存”这个大前提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原则,不仅许多经贸问题容易得到解决,就连许多复杂的政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关键是要客观地对待相互之间的差异,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平等待人,求同存异。绝对不能搞强权,不能主宰他人,这是处理一切国际事务的起码准则。

现在通过谈判,原有的摩擦和纠纷或是已经解决,或是正在解决中。只要基本前提不确立,那么旧的摩擦、矛盾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中国有这种思想准备。存在纠纷并不使人担心,而人为地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却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一个实践、摸索过程,需要相应的实践时间。美国的决策人士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当然中国绝不会以此作为保护自己的借口,而是客观需要。对此美国不应作梗和为难,或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中国对改革开放的信念决不会动摇,不管是谁来领导这个国家。中国愿意结合自己的国情,学习其它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积百年来的宝贵经验。中国也希望美国在对待中国加入WTO、放松向中国转让技术限制等重大问题上能履行自己的诺言,采取实际行动,这样中美两国的经贸规模还会进一步得到发展,于己于人都有利,何乐而不为?

美国一向被人称为务实的国家,对此中国人心中是有数的。对待现在以及今后的贸易摩擦双方都应采取务实态度,实事求是。

苛求不能解决问题,压服是压而不服,欺负人更不行。中国人的道德准则之一就是: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以诚相见,以礼相待,平等待人。

“斗则两损,合则两利”。希望中美双方在总结以往教训基础上,克服偏见与傲慢,取得相互信任与共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共创“太平洋时代”的繁荣。

三、中日经贸关系现状及问题

·现状·在我国对外经贸活动中,中日经贸关系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双边贸易大幅度增长,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94年双边贸易额达478.9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0.2%,其中中国对日出口为215.7亿美元,占中国出口额的17.8%,中国从日本进口为263.2亿美元,占中国进口的22.75%。按日方统计则为462.4亿美元,占19.53%;其中日本对华出口为186.8亿美元,占16.14%,日本从中国进口为275.6亿美元,占22.77%。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呈上升趋势。自1979年到199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已达10322个,累计投入资金76.2亿美元。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特点是:资金到位率高,项目成功率较高,企业经营好,投资的产业结构逐步向中国产业政策靠拢等。

资金合作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截止到1994年,无论是日本政府对华的三批贷款,还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贷款,总的来说,进展顺利。由于贷款利率低,还款期长,选项正确,效果显著,受到中国用款单位的好评,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从日本获得的三批政府贷款,累计16809亿日元,主要用于64个重点项目。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用于扶植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和医疗、卫生、教育、农业开发等项目的1000亿日元黑字还流贷款以及累计达950亿日元的无偿贷款。此外,中国还从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得了累计达17000亿日元的专项贷款,分别用于49个项目。

·问题· (1)日本是公认的技术大国,然而在对华贸易中的技术出口比重很小,与其国力极不相称,或者说在对华经济合作中缺乏技术大国的风度,表现一般,远远低于北美、西欧各国。其实,对华采取技术转让限制政策,到头来是日本吃亏,最终将失去它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而听从别人摆布,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违背承诺,别有他图,都将败坏自己的形象,姑且不说盲从在政治上是有害的。(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其国力极不相称。世人都看好中国这个颇具潜力的投资市场,远在万里以外的欧美各国纷纷前来,唯独一衣带水的日本却举步维艰,动作迟缓,这实在令人费解。(3)限制进口中国的一些商品,或课以“反倾销”税,或对中国的传统优质出口产品过份挑剔,这些都为中日贸易带来了人为的障碍,有的还出现了负效应。讲究品质是对的,如确有倾销,当然要反对,这是无疑的。问题是不能超越合同规定的和世界通行的标准而人为地去标新立异,否则就显得苛刻和不近情理了。(4)日元升值加重了中国偿还日元债务的负担。据日本有关部门计算,若按100日元兑换一美元折算,仅本金一项,中国就要向日本多偿付80多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日元升值后的利息,那么升值给中国政府带来的偿还压力是相当大的。作为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总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睦邻友好的精神,高瞻远瞩,通盘考虑,主动提出妥善的补救措施,缓解中国的偿还负担。如果日本政府能高姿态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它将为加固中日友好关系大厦作出新的贡献。(5)由于两国的统计原则和在统计方法上的分歧,致使两国的贸易统计数字不尽相同。对这类技术性问题希望双方政府坐下来,通过专家的讨论和研究,取得共识,妥善解决。悬而不决不是好办法。

中美日三国将肩负共同创建21世纪太平洋时代的重任。三国的关系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应顺应时代潮流,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中国同美国、日本的经贸关系,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总体上讲还是前进的,发展的,尤其是中日经贸关系,是健康的。就以摩擦较多的中美经贸关系来说,似乎也应该使两国的经贸活动舒口气,让它正常、健康地发展,再也不要把经贸关系政治化,或人为地干涉、阻挠它了。

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有时确实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牵连,这恰恰说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作用所在。1989年的“六·四风波”之后,由于美国纠集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实行制裁,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双边经贸合作也随之下降。而1990年夏天,日本政府敢于冒犯美国的“指令”,率先恢复对华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重返中国市场,中日关系很快地恢复起来。尔后中日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同西欧关系的改善又反过来敦促美国改变其制裁立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93年中美领导人在西雅图的非正式会晤客观上推动并鼓励了美国盟友各自大胆行动,改善同中国的各种关系。结果自1993年底到1994年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外部环境。对于这种结果可能连克林顿总统当时也未能料及。由此可见,中美日,中美俄、中美西欧等三角关系,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各种三角关系是相互关连、相互呼应的,如果动作得好,可以对整个世界形势格局起到调节作用。

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良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我们希望美国、日本以及所有国家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公平竞争,这样既能促进中国的市场发展,加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同时也有利于各国自身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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