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传统论文,两个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不是死的东西。
自然，从“历史事实”这个含义上，传统是已经逝去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东西，无论我们喜欢它也好，讨厌它也好，它都是往日的陈迹了。
可是，从历史传统与现实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传统仍然是“活”的东西。
本文自然无意于全面探讨传统与现实的相互关系问题，本文只想指出：对传统进行不断的、永无止境的再认识和再解释将永远是每一代的“现代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世纪西方哲学界中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新崛起，不但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
中国是一个历史传统很悠久的国家，而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传统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研究》今年第3期“科技思想史”栏目中， 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董光璧的《中国科学传统的成就及其现代意义》，另一篇是钱兆华的《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这两篇文章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传统的基本认识和基本估价上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分岐的。我不知杂志编者同时发表这两篇文章是否也是有意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引起进一步的争鸣与讨论。以此为契机，我将在本文中谈谈个人对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若干问题的粗浅的再认识，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1 中国古代科学——“言有易，言无难”
董文认为中国古代不但存在着科学传统，而且它在历史上还曾一度占据世界科学高峰。实际上这也是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所“共有”的认识和评价。而钱文则认为：“……事实上，在十六世纪前中国只是在技术和在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头，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从来就没有走在过世界的前头，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钱文又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自然科学体系”。
人们注意到：钱文一曰“根本就没有出现”，再曰“压根儿就没有出现”，其语气之决绝、态度之坚决、论断之彻底可以说无以复加了。由此可见，钱文和董文的分歧已不是对于古代中国科学是否曾在世界上一度领先之争，而是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有”“无”之争了。董文曰有，钱文曰无。
其实，钱文的上述观点也并不是其孤明先发之见。任鸿隽早就提出了“中国向来无科学”的观点。而身居台湾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吴大猷于1976年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一文中也说：“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1 〕任鸿隽的观点提出较早，斯时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尚在襁褓时期，中国科学史的学科面貌尚不清楚，任氏有那样的见解自不足怪。吴大猷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他对李约瑟观点的质疑和反驳。但吴大猷在写于同年（1976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又明确地表态说：“谈到发展我国科学的问题时，社会上有些人士，以为我国早已有科学，二千年来都在欧西之先，只在近一二百年来才落后的，目前只需将我国固有的科学发扬光大即可（引者按：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曾在某些方面领先”和认为“发展现代中国科学只需发扬光大中国固有的科学即可”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不能将其混同为一个观点，而且以“引者”之孤陋寡闻尚未见到近期有人明确地主张与坚持后一种观点，如有人持此观点，笔者是坚决反对的）。笔者（引者按：此“笔者”为吴大猷自称）无意在这样的观点上作任何讨论。如有习科学而又对我国文明（思想学术）发展有兴趣者，从事我国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则无疑的是应由社会（政府及学术机构）支持鼓励的”。〔2〕很显然， 吴大猷在中国古代科学之“有”“无”问题上其态度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由于钱文所述的观点不是一时的偶发之论，更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有”“无”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和带“爆炸性”的问题，本文不得不对其进行一些元理论性和方法论的辨析。
首先，谈一个方法论问题——“言有易，言无难”。
学人多已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然而，大概只有不多的人知道后二人在方法论方面有一共同观点：“言有易，言无难”。
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力在国学研究院学习时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文法》，文中有“附言”云：“反照句、细目句，在西文中罕有。”赵元任批云：“删‘附言’！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无其文。言有易，言无难。”陈寅恪也曾对其学生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求，如果我们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有’了，如果要证明它‘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种以前的文籍而不见有‘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很难齐全的，现在的文籍虽全查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3〕
钱文中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三个“实例分析”，似乎由此便可“证实”他所提出的“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压根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自然科学体系”这一论点了。看来，他是犯了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错误。
波普关于全称陈述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的观点是许多人都熟知的；而其关于存在陈述的观点——虽然也很重要——却不那么被人知晓了。
波普把“至少存在一只黑渡鸦”这样的陈述称为“严格或纯粹存在陈述（或“有”陈述）”。波普指出：“与严格全称陈述相反，严格存在陈述不能被证伪。”但波普又说：“孤立的存在陈述是永远不可证伪的；但是如果把它置于与其他陈述的某种前后关系中，存在陈述在某种情况下就可以增加整个前后关系的经验内容；它可以丰富它所属的理论，可以增加它的可证伪度或可检验度。”〔4〕很显然， 从“倾向”和“精神实质”上看，波普的这段话同赵元任、陈寅恪所说的“言无难”是完全一致的。
很显然，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实例分析”的方法而得出“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一结论的思路本身就是不科学和不合逻辑的。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1 ）遍查迄今为止的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献（甚至应说是所有涉及中国古代科学问题的文献），驳倒其中提出的全部（一个也不能少）涉及“证实”“中国古代存在过某一种自然科学”的论据和论点。在这里，举例说明和抽样检查的方法都是毫无用武之地的。
（2 ）因为有些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者还在不断地为中国古代曾经存在过科学研究活动提出“新”的“证据”，例如今年四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的张旭敏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徐有贞及其放水实验》中就提出：“（明代）徐有贞的实验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少有的纯科学实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同类流体力学实验中最早的一个。徐有贞虽然政治品行欠佳，但在科学史上是值得为之书传的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学者之一”〔5〕。 而此项结论的一些重要支持材料又是张旭敏从《明经世文编》、《明史记事本末》、《明通鉴》中查得而以前未曾被引用过的。这就是说，在现有的古代文献中那些尚未被科学史工作者注意到的部分中也是有可能存在着支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证据的。所以，为了得出“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个强结论，持此论者必须遍查现有的全部中国古代文献，验证其中无任何可以支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材料才行。
如果有人做到了第一点，严格地说其结论也只能是“现有的所有支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论证都不能成立”，而不能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如果有人不但做到了第一点，而且做到了第二点，严格地说，他的结论也只能是“现存古代文献资料中无支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证据”，而不能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如果从严格的逻辑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个陈述，那么，还应考虑到即使做到了上述两点而仍有可能存在或出现以下情况：
（3）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中散佚、失传的文献约占十之七八， 甚至更多，有谁能知失传的文献中没有能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证据呢？
（4 ）由于新的考古发掘使得不断有“长期失传”的古代文献出土，有足资证明古人科技成就的新的科技文物出土，焉知未来不会再有支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新材料出土呢？
然而，我自然不愿意以过分教条和过分僵化的态度对待“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个论点。我本人愿意在有人做到上述第一点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个论点。如果“客观事实”确实是上述第三点的那种情况，我认为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说得更“严重”些甚至是整个中国人）只好自认倒霉，因为我们关于“有”的证据“丢失”了，我们只好说“无”。至于上述第四点所说的那种情况，由于未来究竟会有什么“新”的材料出土谁也无法预知，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最好还是目前承认“无”，等真正有了“新”证据出土后再去说那个“有”。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赞成“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和赞成“中国古代无科学”的学者来说，他们所赞成的命题在逻辑上和科学方法论上的难易程度是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的。前者比较容易，而后者极其困难。
所以，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同“中国古代无科学”之争，其首要关键和要害之处不在任何局部的事例分析“水平”上，而是在方法论和两个命题的“证明逻辑”的难度严重不对称方面。
除了上述科学方法论问题外，还有一个应以什么标准判断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哲学性质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元理论性质的问题。
本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他们的具体观点形形色色，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分岐。本文不拟过多地涉及这些问题，因为那将使本文的主题发生转移。
本文只想顺便指出：在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时，人们不应以现代物理学为唯一的“样板”和“标准”。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范式。例如，生物学、地理学就各有其不同于物理学的科学范式。其次，在研究历史问题——包括科学史在内——时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库恩承认炼金术是化学的最早的范式，即承认炼金术是科学，这就是坚持历史主义观点的表现。
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有无之争，本文已从逻辑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言无难”的一面；现在，从现代科学哲学家承认炼金术是科学的示例中，我们又看出了“言有易”的一面。
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我同许多治中国科学史的学者一样，持如下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科学难免有其缺陷，甚至严重的缺陷；但也自有其突出的成就，甚至独特的光辉，不但有历史意义，而且给今人以启示。本文以下就以数学为例谈一些个人的认识。
2 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及其哲学启示
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传统中，中国古代数学是成就最突出和特色最显著的学科之一。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具体成果的评价的问题，而是如何从整体上评价中国古代数学传统的特点及其意义的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传统同古希腊数学传统有很大不同，各有千秋，这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也有人只知片面和极端地推崇古希腊的数学传统，而过度贬低中国古代数学传统。这种看法和认识是不正确的。
1978年我曾有幸听严敦杰先生讲科学史概论课。严先生说，西方数学的特点是个“证”字，中国数学的特点是个“算”字。传统观点是重演绎、重证明而轻算法、轻演算。然而电子计算机出现后对这个问题似应有新的认识了，因为电子计算机的威力主要就表现在“算”上。严先生的这番话真使我心中有豁然开朗之感。
后来我又读到吴文俊、李文林、刘钝等学者有关中国古代数学传统的论文和著作，感到这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传统特点的把握是准确的，他们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刘钝说：“如果说古希腊的数学家以发现几何学定理为乐事的话，那么中算家则以构造精致的算法为已任。”“今有术、齐同术、开方术、‘方程’术、割圆术、更相减损术、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四元术、大衍求一术、调日法、招差术，这些法术虽然繁简不一，但其实质都是一套机械化的计算程序，几乎可以照搬到现代计算机中来。”〔6 〕李文林说：“对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的分析表明，这些算法的计算程序，具有很高的机械化程度，并包含了现代计算机语言中构造非平易算法的基本要素（如循环语句、条件语句）与基本结构（如子程序）。这类复杂的算法，很难再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经验法则了，而是高度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演绎思维风格截然不同，并在数学发展中起着完全可与之争雄媲美的作用。 ”〔7〕
吴文俊院士说：“我国传统数学在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旨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构造性与机械化为其特色的算法体系，这与西方数学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所谓公理化演绎体系正好遥遥相对。”“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何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肇始于我国的这种机械化体系，在经过明代以来近百年的相对消沉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已越来越为数学家所认识与重视，势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8〕
我认为上引各位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传统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评价是正确的，而那种只承认古希腊数学传统达到了“数学科学”的水平而认为中国古代只有“经验水平”的“应用数学”的观点则是错误的。
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承认中国古代数学以构造机械化算法体系为主要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数学中“压根儿”不存在演绎性成果；肯定西方数学以公理化演绎体系为主要特点，也并不意味着西方数学中“压根儿”不存在构造机械化算法的倾向与成果。
郭书春已有力地指出：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已具有强烈的演绎推理的倾向，只是限于作注的形式而未能将其逻辑结构充分展现而已。〔9〕
在谈到近代欧洲数学历史和希腊式演绎方法时，李文林指出：那种认为欧洲近代数学的发生主要应归功于希腊式演绎方法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理解，如果不是误解的话。”不应忘记，“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曲率；求物体的重心及相互引力；以及面积与体积计算；曲线求长等等。从十六世纪中开始一百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认真的演绎推导。”“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7〕由此来看， 我们甚至可以说微积分的历史就是问题导向、算法领先并且以算法为“核心”的发展史了。
自然，在认识数学的性质和评论数学的发展历史时，既不应唯重演绎传统，肆意贬低算法传统；也不应唯重算法传统，轻视演绎传统。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有人只承认演绎传统的数学有“资格”称为数学，而忽视甚至完全无视算法传统在数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认定以算法传统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古代数学可以毫无愧色地作为世界古代数学史上的光辉一页，那么，对于哲学工作者来说，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算法传统和算法方法呢？
如果我们把算法方法理解为一种以制定算法、证明算法和应用算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方法，那末，可以看出：算法方法不但具有重要的数学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和哲学启示。
笔者认为算法方法的哲学启示主要有两点。
启示之一是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把人类知识和思维形式分为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与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知性与理性的相互关系。
我们知道，在欧洲哲学史上，对于人类知识和认识过程的划分，不但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的“二分法”，而且还存在着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库萨的尼古拉、布鲁诺、康德和黑格尔就是主张“三分法”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一向几乎是“二分法”的“一统天下”。中国在80年代虽然也曾一度出现过一阵研究“三分法”的“小波澜”，但那只是清风吹起的一点涟漪，清风过后，涟漪也很快消失了，复归于“二分法”的一统天下。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也出现过一位非常重视并且对“三分法”颇有研究的哲学家，我们不应忘记他，他就是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科普宁。
科普宁说：“知性（引者按原译为悟性，今改译为知性，下同）和理性是理性思维活动中的两个必要环节，”在思维运动过程中，它们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
什么是知性呢？科普宁说：“人的知性思维最鲜明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所谓的‘机械的’思维中，在这里知性的自动作用达到了成熟和典型的形式。”“在算法基础上的行为是知性的。”
科普宁说：“为了区分人的理论思维中知性方面和理性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之间的界限的相对性。没有永远是理性的东西，也没有永远是知性的东西。一个东西是理性的，只是因为另一个东西是知性的。思维发展现阶段的东西表现为理性的东西，是因为它超越知识的一定的和系统化的界限，它将来会成为知性的东西，而所有知性的东西在过去某个时候也曾是理性的东西。知性和理性在理论思维发展中的相互联系也反映在知性思维应当过渡到理性思维，被它所完成，而理性思维在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就变成知性思维。”〔10〕
科普宁的这些观点可以用来很方便地对中国古代的数学传统进行哲学分析。
由于中国古代的数学家已构造了一个机械化的算法体系，从而使古人在遇到数学问题时只需要“机械性”地运用适当的算法即可，这就大大降低了对思维的“创造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知性思维。它固然算不得理性思维，但它也不是感性水平的或经验水平的思维。知性“高于”感性和经验。
如果说运用机械化算法是知性活动，那末构造算法、证明算法、对现存的算法体系作创造性的突破使之达到新水平，这就是理性思维活动和获得理论性的成果了。而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构造新算法、证明已有算法（如它还没有得到证明的话）和发展现存的算法体系等方面表现自己的理性创造能力和理论思维水平的。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古代算法体系的内容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正是一个知性与理性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其哲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算法方法的第二点哲学启示是要求我们重新评价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与进一步深入研究思维经济原则。
中国学者在谈及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时大都主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之，唯董光璧先生对思维经济原则有较具体的介绍。据董先生的介绍，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是受政治经济学家赫尔曼的启发而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认为：思维形式具有经济的性质，科学具有经济功能，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要坚持经济思维原则，简单性和经济性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原则，以及思维经济原则是通过经验积累形成的。〔11〕
正象其它经济问题是由有限性所决定的一样，思维的经济性原则也是由思维本性中有限性的一面所决定的。尽管许多哲学家只喜欢谈思维的无限性而不喜欢谈思维的有限性，然而，有限性仍然是思维的一种内在本性，这不但是由其生理本性所限定的，又是由其外在的社会和历史因素所决定的。思维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不但需要重视思维的正确性、真理性，而且需要重视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
自然，讲求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决不是说可以不要思维的正确性、真理性；但我们却不应以思维需要有正确性、真理性为理由去否定思维需要有经济性、效率性，不可否认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是一个不能完全归结为思维的正确性、真理性的独立的问题。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马赫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在哲学史上首先把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的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问题提了出来，突出与强调了研究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的独立意义与重要意义，打破了“只重思维正确性而轻视思维经济性”的强大哲学传统与坚固的思维定势。
马赫认为逻辑仅是消极的规则，逻辑具有不完全的经济特征，因为经济要求比逻辑要求更进了一步。马赫认为数学的最有力之点就在于避免不必要的思维消耗，在于演算方法的节约和经济性。
容易看出，以演绎逻辑和公理化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古希腊数学传统突出了对思维的正确性、真理性的要求，而以构造算法体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数学传统则突出了对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的要求。
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倾向、算法传统中，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的重要意义还只是初见端倪的话；那么，在现代数学的算法体系和计算数学中，思维的经济性、效率性的重要意义就已经彰明于天下了。
现代科学和现代数学正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所谓“复杂性”和“巨系统”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人们发现思维经济原则和寻求有效算法的重要性再度凸现了出来。因为，假如对于某些复杂问题虽有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法，但它的解决过程需要千年、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些复杂问题从实际上看仍是未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找到了简捷、有效的算法之后，这些问题才算得到了真正的解决。由此可见，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也构成了一种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思考中国古代的算法传统和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的历史意义的“学术背景”。
本文在开头处提到了董光璧先生的一篇文章。董光壁说：“在当代社会转向的关头，认真总结中国科学传统及其成就并探讨其现代意义，已是改进和发展现代文明之需要。”我是完全赞同董先生的这个观点的。针对那种认为中国只有技术传统而无科学传统的观点，本文对其进行了方法论角度的分析，本文还作为一个具体案例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及其对现代哲学研究的启示。与此“主题”有关的问题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只好就此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