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元代论文,理学论文,大陆地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4)03-0047-09
元代理学的成就不如宋代理学和明代理学，因而它长期受到忽视。不过，随着宋明理学研究以及元代其他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关元代理学的问题逐渐变得不容回避。近些年来，元代理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本文拟对2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关于元代理学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至于港台以及国外有关研究的状况，暂不涉及。
一、元代理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及其成绩
2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有关元代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世纪初至40年代、50至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四个阶段，经历了一个初兴、沉寂、重兴、趋盛的发展过程，情况大致如下。
（一）世纪初至40年代
世纪初的理学研究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学术色彩。黄嗣东《道学渊源录》（凤山学舍刊，1908）、曹恭翊《儒哲学案合编》（编者自刊，1908）等仿效朱熹《伊洛渊源录》、黄宗羲《宋元学案》等学案体著作，其元代部分收录了为数不等的理学家传记，材料上没有新东西，实际价值不大。而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出现的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中，大多数没有元代理学的位置。许多学者认为元代理学只不过是南宋朱学的余绪，根本不值得关注。一些著作只是零星提及元代理学（如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吕思勉《理学纲要》等）或作极其简略的介绍（如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出版之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等），而蒋伯潜《诸子与理学》（世界书局，1942）和《理学纂要》（正中书局，1948）二书更是严厉批评元代理学家出仕元朝，说他们是“末流理学家”。相比之下，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徐敬修《理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钟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开明书店，1936）、贾丰臻《中国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等数种著作有关元代理学的内容算是相对较多。它们的主要成绩在于以下两点。
1.流派的划分
谢无量最早提出元代理学有三个流派：程朱学派、朱陆调和派、陆学派，并论述了其代表人物许衡、刘因、吴澄、郑玉、陈苑、赵偕等人的学术旨趣。这种划分显示出元代理学研究的进展。受其影响，徐敬修、钟泰等人也采用了这一框架。与之相比，贾丰臻未分流派，显得眉目不够清晰。
然而，谢无量等人对学派源流的梳理还比较简略，探讨代表人物的思想也不够细致深入。与上述诸人不同，谭丕模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划分，将元代哲学分为“作为统治民族说教的哲学”和“地主阶级的哲学”两大派，全真教和佛教的学说属于前者，理学属于后者。这种划分多少有些教条化的倾向，是早期接受唯物史观并将它运用到研究当中的学者容易出现的问题。
2.学术特征的凸显
钟泰论述了程朱学派在元代的传播和流变过程，着重探讨了朱陆合流派代表人物吴澄、郑玉的学术思想。作者指出了元代金华朱学流而为文的现象，对朱陆合流派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体现出作者对元代理学特点的独到理解。他还认为元代理学兴盛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科举的复行，而是元儒的气类相应、以身任道。显然，钟泰的观点是富于启发性的，但可惜对元代理学的特征没有非常确切、明晰的表述，强调得还不够。
可以说，建国前的元代理学研究虽然较为简略、粗糙，许多问题都有待深入，但毕竟有了还算可以的开端，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是有希望早一点取得较好的研究成绩的。
（二）50至70年代
建国后至70年代末，由于学术研究的政治化、简单化，早在解放前某些著作中就已见端倪的对理学思想所作的教条主义式批判，进而演变成彻底的否定。对于元代理学，杨荣国《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把赵复、许衡、姚枢等元代理学家定性为投降派，说理学在元代显示了反动本质。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算是客观一些，但也只有十分简略的介绍。大多数学者甚至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在此期间，元代思想家只有邓牧、马端临和郭守敬受到一定重视。其中，只有马端临算是朱学传人，但实际上是以其史学而受重视。
从方克立等所编《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第1册］、1988［第2、3册］、1991年［第4册］）来看，从世纪初到70年代末，大陆地区没有一篇专门探讨元代理学的论文。事实上，该索引遗漏了陈高华的《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元末红巾军对理学的冲击》（《文史哲》1976年第2期）。
这是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所能见到的唯一关于元代理学的论文。现在看来，虽然作者对理学思想及其作用基本持否定态度，未免带着当时的理论色彩，但该文论述了元代理学的传播、派别的对立与融合，以及理学家和元朝政权之间的相互利用、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于当时的学者了解元代理学是相当有帮助的。可以说，将元代理学的研究与当时热门的农民战争研究相结合，有可能引起学术界对元代理学的关注。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元代理学研究的确十分萧条。与建国前相比，建国后的研究状况显然出现了倒退，甚至倒退到了几乎完全没有的地步。
（三）80年代
进入80年代，元代理学研究的状况有了明显改观。这一阶段共有近20篇相关论文问世，专著《宋明理学史》元代部分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
80年代初，邓牧、马端临仍然受重视，但同时理学家许衡、吴澄也开始受到关注。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虽然说许衡“只是拾宋儒的牙慧”，行文中还不断加以贬抑，但毕竟用专章来探讨许衡的思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稍后，《中州古代思想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三）》（齐鲁书社，1982）中，徐必珍、唐宇元分别介绍了许衡、吴澄的生平和思想，透露出元代理学研究即将重兴的消息。
1.唐宇元与《宋明理学史》元代部分
作为新时期以来最先关注元代理学的学者之一，唐宇元认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哲学史，对元代这一段的研究，都甚为薄弱，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种情况，是不利于我们弄清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论许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哲学研究》1982年第7期）他于1982年连续发表《元代刘因的思想》（《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吴澄的理学思想》（《中国哲学》第8辑，三联书店1982）、《论许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文史哲》1982年第3期）四篇论文，对元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和理学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些论文有重要的影响，一些观点后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以上成果略加完善，都集中到后来出版的《宋明理学史》的元代部分之中。
《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的出版，对元代理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侯外庐在序中说：“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对元代理学的地位给予了强调。《宋明理学史》元代部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概括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的特点，提出元代理学是宋、明理学之间的“过渡环节”，这些说法被广泛接受。它还揭示了朱学成为官学以及《宋史》中首开《道学传》的深刻影响；对其他一些基本的问题，它的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承认。但是，此书在篇章安排上存在一些问题，它将程端礼随程端蒙等、将金履祥和许谦随金华朱学被放到南宋部分去论说，却又将南宋的饶鲁放到元代部分来讲，使人们对元代理学的印象有点凌乱。另外，它完全忽视了金代也有理学传播的事实，对元代新安理学缺乏关注，对关中之学更是丝毫没有涉及，在某些史实上也不够准确。当然，这是由于当时元代理学研究的基础还不够雄厚，有一些缺陷也是难免的。
2.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这一阶段，除了唐宇元以外，还有一些学者就元代理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研究。
(1)个案研究。一些学者对许衡、刘因等也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进展。徐西华《许衡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一文揭示了许衡思想中注重道德践履的特点，说明了他在元代学风走向简易、朱学走向心学化这一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商聚德鉴于有关刘因的生平及思想有许多不一致的说法，特撰《刘因生平思想考辨》（《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一文予以辨析。作者就刘因的身世、政治态度以及哲学思想倾向等问题，运用丰富的材料，经过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徐远和《刘因思想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则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刘因的理学思想，突出其独到之处及学术体系的特点。吴志根《元初北方理学的传播者赵复》（《江汉论坛》1984年第12期）、方国灿《理学大师——吴澄》（《抚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分别简略介绍了赵复、吴澄的生平和思想。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其他元代理学家，开展拓荒性的研究工作。李才远《虞集哲学思想试探》（《西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首次探讨了虞集宗朱融陆的理学思想，肯定了他扩大理学影响的功绩。郝经是蒙元初期北方的重要理学家，但长期以来未有专门的研究。徐远和的《洛学源流》（齐鲁书社，1987）第一次给予郝经以充分的重视，对他的范畴论、经史论、夷夏观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他是“把北方传统洛学与南方朱熹理学结合起来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北方洛学发展的方向”，给予较高的评价。郝宜今《郝经哲学思想简析》（《内蒙古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一文对郝经的理气二元论、道器论、心性论、历史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探讨其学术思想中诸多范畴的内涵，指出其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和内在矛盾。至于少数民族理学家保巴，陈少彤《保巴生平、著作及其哲学思想》（《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对其生平、著作问题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指出其理论的价值。
(2)学派研究和地区学术研究。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的元代部分选取了许衡、吴澄、郑玉、刘因、许谦五位著名理学家，通过探究他们的思想，来具体分析朱学在元代的演变过程，指出元代理学的两个发展方向：或是发展朱学的心学因素，吸收陆学思想，走向朱陆合流；或是继承朱学即物穷理之学，对陆学持批判态度。
陈高华《陆学在元代》（《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一文论述了元代陆学的代表人物刘埙、陈苑、赵偕等人的思想，并对元代陆学的传承状况及朱陆合流现象进行了明晰的描绘。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对元代关学的发展状况有简略的叙述。作者认为，南宋朱学的北上和入关，刺激了元代关学的复起。杨奂“户县之学”、杨天德等“高陵之学”、萧
和同恕“奉元之学”虽受朱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继承了张载关学的崇儒宗旨和实学学风，自成学统，独立发展。高令印等《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在描述福建地区学术史方面颇有意义，对福建朱子学的特点及元代理学家熊禾、陈普、吴海等人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元代理学的认识。但该书对元代理学家的评价主要依据有无民族气节，有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嫌疑；将福建朱子学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朱子学进行对比时，存在抑扬过当的现象；而且为了维护朱子学，指斥和会朱陆的元代理学家思想不纯，这些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3)一些重要专题的研究。有多位学者对元代理学的一些重要专题如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状况、理学在元代的社会政治作用、元代的道论等方面先后进行了探讨，拓宽了研究范围。
许多学者受《元史·赵复传》的错误影响，一直持金代无人知道理学的观点。姚大力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一文中以1235年为界，将理学从金末到宋亡这段时间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两部分进行了阐述。徐远和《金元之际北方理学发展的特点及社会作用》（《晋阳学刊》1986年第4期）一文考察金元之际北方理学发展的渊源和分期，分析其特点，探讨其社会作用，认为“在天道的政治内涵中注入行汉法的宗旨”、“在心性的社会性内涵中融入更多的儒家道德要求，突出践履之学”和“强调理学的经世致用性”是理学在这一时期能够发挥作用的几个主要原因。萧功秦《元代理学散论——对蒙古贵族统治时代理学的社会政治作用的考察》（《中国哲学》第13辑，三联书店1985）一文旨在考察以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政治思想适应社会环境变迁的能力及其社会政治作用，通过分析元代理学中的“用夏变夷”观念、心性观及用世观三方面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出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历史条件下理学作为儒士推行汉法的政治哲学的若干意义。张立文主编《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的元代部分对元代道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许衡的道论沿袭朱熹而有所补充，刘因、吴澄的道论在继承朱熹道论的同时也吸收了陆九渊的心学成分，具有折衷朱陆的倾向。
总的看来，80年代的元代理学研究在重要的理学家和理学现象方面都有了初步的研究，其中一些成果达到了高水平，为元代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须指出的是，80年代以前我国在元代理学研究方面的欠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元代其它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加强元代理学的研究，不仅仅关系到理学思想和理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元代历史、文学、教育、宗教等等诸多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这个意义上，元代理学的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四）90年代
和以前相比，80年代的元代理学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平均每年不到2篇论文，仍然显得有点冷清。进入90年代，元代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约有40篇左右的论文问世，其他与元代理学相关的交叉研究论文也有近30篇；出版元代理学研究专著5部，部分包含元代理学内容的著作也有10多部，交叉研究著作4部（部分内容）。综观所取得的成果，90年代的元代理学研究呈现出可喜的态势。
1.涌现出以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为代表的多部元代理学研究专著。
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陈正夫《许衡评传》、何植靖《许谦评传》和商聚德《刘因评传》等专著是90年代元代理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如果说唐宇元是80年代元代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那么90年代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徐远和。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是90年代元代理学研究的扛鼎之作，直到现在，该领域还没有出现一部全面超过此书的著作。此书绪论部分对元代理学的传播与发展的原因、途径、阶段、流派、特征等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正文部分对元代理学的传播、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特征和理论得失进行了深入探讨；结语部分对元代理学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地位进行了归纳、总结。此书从历史发展和不同学派这样纵横两个角度对元代理学作出全景式的俯瞰，几乎涵盖了元代理学所有的重要人物和重要现象。书中有不少独到的认识和发现，比如，不同意学界关于许衡有心学思想的说法，认为郝经批评道学的真实用意在于反对自我标榜而非不信道学，揭示吴澄“理在气中”的命题以及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实这一个性的观点的重要意义，等等。此书还首次对某些学派代表人物和重要传人如姚燧、耶律有尚、安熙、苏天爵、元明善、郑玉、赵汸、危素等理学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扩大了元代理学的研究范围。此书材料丰富，逻辑性强，拥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在学界有很好的影响。傅云龙认为：“《理学与元代社会》一书，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元代理学的传播和演变作了新的开拓性研究，这是我国近年理学思想研究中的一项很有学术价值的新成果。”（《理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理学与元代社会〉》，《哲学研究》1993年第5期）此书的白璧之瑕，我认为有以下四点：①缺少元代关中之学的内容。从此书的构架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自《宋元学案》的影响，但不知为何作者舍弃关中之学，置“萧同诸儒学案”而不顾。②对于朱陆合流的分析稍嫌不够。傅云龙曾提到：“关于朱陆在元代合流的问题，该书虽在分析元代中、后期时谈到过，总似重视或分析不够。因为，不注重这一问题，就很难从理论转变契机方面去把握元代理学可能朝着明代心学的方向发展。”我同意这一看法。③关于元代理学的社会作用探讨得还不够。既然书名为《理学与元代社会》，那么有关元代社会方面的内容应该更加充实，本书在结语部分虽有所涉及，但读者会希望作者对此的论述更充分一些。④北山学派的何基、王柏是南宋人，不宜专设两节来进行论述，所占篇幅过多。
此外，秦志勇《中国元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又一部较为全面地论述元代理学的专著。该书的特点是将宋濂、刘基纳入元代理学的范围，并有蒙古族理学家保巴的一席之地，但缺点是吸收他人成果过多，而没有独得之见，因而价值不大。
陈正夫《许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许谦评传》附行）、何植靖《许谦评传》、商聚德《刘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都是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组成部分，它们分别对许衡、许谦、刘因三人的生平、学术渊源或交往、哲学思想和其他方面的思想，及其思想的特点、成就、作用、地位、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三部著作是最早关于许衡、许谦、刘因的专著，至今仍是研究这几位理学家最为全面的著作，材料丰富，足资参考。章甫《元代哲学与哲学家研究的一部力作——陈正夫、何植靖的〈许衡评传〉》（《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对《许衡评传》和《许谦评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骆承烈《元初普及儒学的先驱——读〈刘因评传〉》）（《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对《刘因评传》也有积极评价。应该说，其中许多正面评价我都同意，但在我看来，这三部著作应以《刘因评传》的综合水平更高一些，《许衡评传》次之。讲点求全责备的话，《许衡评传》、《许谦评传》一个共同的、主要的缺点是对所引用的材料进行断句时破句现象有点严重，有时还因此将意思完全弄反。另外，《许谦评传》喜欢对所引用的文字全部作翻译式的讲解，不少该作分析的地方没有进行分析。当然，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它们在元代理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2.通论性研究有所增加。
除了徐远和、秦志勇的两部专著外，还有一些著作的元代部分和论文对元代理学进行了通论性的研究。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元代部分叙述了金华学派、北方理学和江右理学的承传授受体系及其代表人物的生平、著述及学术成就、特点，讨论了元代理学和会朱陆、重视研读儒家经典以发挥义理、敢于疑经等方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元代部分重点描述元代理学的发展过程，探究其中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及学术史意义。其中某些分析如“元代是新儒学疑固的最初阶段”等颇有独到之处。徐远和《论元代新儒学》（《中国哲学》第18辑，岳麓书社1998）一文分传播期、学派形成期和停滞期三个时期描述了元代新儒学的展开，并着重分析了它的变量，肯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挽救汉文化危机、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的特殊作用，认为它对两宋新儒学的流弊有所校正，在某些方面深化和发展了两宋新儒学，并由于较自觉地兼取陆学之长而促进了心学因素的增长，从而预示了明代新儒学的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的元代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在综合“道、学、术”的研究视野中探讨了元代理学的演化及其思想特征，并着重论述了许衡、郝经、吴澄等人的理学思想。以上的通论性成果显示出学者们力求在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理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
3.一些个案研究走向全面、深入，学派研究也有新的进展。
著名理学家如赵复、许衡、刘因、吴澄等在80年代已有个案研究，90年代的相关研究更为全面、深入。除《许衡评传》、《刘因评传》的全面研究外，有些论著或拓展到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层面，或深入到某一方面的问题之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白钢《许衡与传统文化在元代的命运》（《元史论丛》第5辑，1993年8月）一文以塞外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为背景，通过对许衡一生际遇及其政治思想、理学思想、教育思想的细致考察，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元代的命运。陈正夫《论许衡的自然观及其折衷朱陆倾向》（《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唐国军等《许衡在元初倡导理学的思想动机及其实践效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路剑《吴澄年谱》（《抚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章伟文《略析吴澄易学中的阴阳卦对思想》（《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和《略析吴澄的易学象数思想》（《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等论文或是深入到对理学家的某方面思想的研究，或是转而考察思想动机和实践效果，甚至进行基础性的文献整理研究。
另外，元代理学开山之祖赵复的研究也有不小的进展。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元代部分对赵复生卒年的考订不被一些学者认可，对赵复的传播活动也没有具体、详尽的叙述。有鉴于此，周良霄、邱居里以及笔者分别发表了《赵复小考》（《元史论丛》第5辑，1993年8月）、《赵复考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赵复理学活动述考》（《信阳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赵复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意义和贡献》（《殷都学刊》1995年第2期）、《赵复事迹编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等文章，对赵复的生卒年、生平、传播活动及其意义和贡献等作出了有同有异的探讨，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于赵复以及元代理学时认识。
对于元代关学，之前只有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有过较为简略的研究。这一阶段，王晓清《元代关学试探》（《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其意义不言而喻。此文分前后两个时期，奉天、高陵、奉元三个支派，对元代关学学派的基本面貌作了一番描述，并进而探讨了元代关学在学术上的几个特征。
4.一些重要专题继续得到关注，并得到补充、完善。
关于理学在元代传播的情况及其社会作用的问题，以前已有陈高华、姚大力、萧功秦、徐远和等先后发表了论文，但90年代所发表的论文仍有其价值。乌兰察夫作为蒙古族学者，其《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一文在看待元代理学的问题上，角度与汉族学者确实有所不同。他虽然也提到赵复、许衡等人的传播之功，但较多强调了忽必烈、真金、元仁宗等蒙古族最高统治者对理学的扶持、提倡，也较多地注意到理学与蒙古族思想文化的双向影响。周良霄《程朱理学在南宋、金、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文史》第37辑，中华书局1993）一文运用丰富的史料，具体细致地梳理了程朱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过程和理学家们的文化活动，分析了新旧儒学交锋的现象和理学由弱势走向强势的原因，指出许衡等人扩大理学影响的途径，并探讨了忽必烈对学校教育的支持、许衡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成果以及科举的恢复对于程朱理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元中期的科举考试是程朱理学在全国思想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开始。
而杜芳琴《元代理学初渐对妇女的影响》一文论述了理学在元代传播、被统治者接受和提倡并进而渗透到民间的过程，重点探讨了理学对元代妇女实际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此文使人们对理学的不同功能增添了新的认识，是一篇很有新意的文章。
5.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使元代理学研究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首先，元代朱学内部的流派研究得到开展。之前，一些论著在谈到许衡、刘因、吴澄等大家的时候，也顺带谈到他们的弟子，但专门探讨元代朱学内部流派的文章却是没有。元代朱学内部的流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人命名的流派，如鲁斋学派、静修学派、草庐学派，一种是以地域命名的流派，如北山学派（亦称金华朱学）、徽州学派（亦称新安学派）等。邹林《关于鲁斋学派》（《烟台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就有关鲁斋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特色、姚枢在理学传播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三个问题作了一番探讨。徐远和《金履祥——元代金华朱学干城》（《浙江学刊》1990年第3期）、何植靖《许谦的宇宙观及其融合朱陆思想的倾向》（《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元代部分等对金华朱学的代表人物金履祥、许谦的理学思想和治学特色以及金华朱学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有关新安理学的研究也较为红火。90年代初，周晓光的《宋元之交与元代的新安理学》（《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拉开了元代新安理学研究的序幕。此文探讨了宋元之交与元代的新安理学的发展状况、代表人物的学行以及新安理学的特点。后来，周晓光又继续深入到对具体学者的研究之中，先后发表《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朱升与郑玉》（《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2期）、《论新安理学家赵汸的〈春秋〉学说》（《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赵汸》（《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等论文，对新安学派中的一些代表性学者的治经主张、学术思想及其特色、在新安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进行探讨。韩志远《元代著名学者郑玉考》（《文史》第45辑，中华书局1998）一文对郑玉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并论述了郑玉的学术思想由少年宗陆、青年宗朱、中年和会朱陆、晚年专力于朱学的演变过程。该文考辨精详，对郑玉学术思想的演变过程的清晰勾勒尤其有价值。90年代末，赵华富《元代的新安理学家》（《学术界》1999年第3期）、《元代新安学者弘扬朱子学的文化活动》（《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两篇文章又继续为元代新安理学研究推波助澜。前一篇对元代新安理学家的科举仕宦、教授乡里和著书立说的情况进行探究，其翔实的资料、丰富的数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后一篇则分析了元代新安理学家的学术宗旨、学术活动、对朱学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局限性。此外，某些地区的理学虽不以学派称名，但也有学者给予关注，如胡青《宋元之际江西理学界和会朱陆之思潮》（《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叶爱欣《中州文士对元代儒学的贡献》（《殷都学刊》2000年第2期）等。
其次，发掘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元代理学家，进行专门的研究。除了上文提及的朱升、郑玉、赵汸外，学者们还对姚枢、欧阳玄给予了重视。陆新朔《中国北方程朱理学传播者的先驱——姚枢》（《文史知识》1997年第12期）首次专门介绍了姚枢的理学活动，肯定其“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中介、中枢、中坚作用”。欧阳玄对理学传播和高丽朱子学有过突出的贡献，但长期被学术界忽视。
衷尔钜撰文《理学“衣钵海外传”的欧阳玄——一位久被忽略的朱子学高丽传宗师》（《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叙述欧阳玄与高丽朱子学家李穀、李仁复、安辅、李穑等人的师生关系，探讨欧阳玄在学术渊源和理学思想上几个突出的方面，肯定了他将朱子学传播到高丽从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指出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第三，新的专题持续涌现。元代的“理”论、“心”论、理欲观等在先前的研究中也曾涉及到，但作为专题而出现却是90年代才有的现象。张立文主编《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的元代部分，以许衡、刘因、吴澄等人为代表，对元代的“理”、“心”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王育济《天理与人欲——理学理欲观演变的逻辑进程》（齐鲁书社，1992）的元代部分重点分析了吴澄、许衡在“天理人欲”问题上的独特认识。作者认为，吴澄把天理人欲的对立明确地扩展为天理与知识的对立，许衡则提出了与程朱理学不相符合的“治生”说，明确地将人的感性存在置于道德伦理之上。
元代的易学进入了一些研究者的视野。鉴于学术界对元代的易学研究甚少，梁韦弦撰《宋易在元代的发展》（《周易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对宋易（与汉易相对）在元代发展的大略状况进行探讨，理清了元代学者治易或兼宗程朱、或纯粹宗朱、或融会理学易学与道教易学等等的复杂情形，指出元代易学兼言义理与象数的主要特点。而章伟文《略析吴澄易学中的阴阳卦对思想》、《略析吴澄的易学象数思想》两篇长文分别细致、深入地探讨了吴澄易学中的阴阳卦对思想和易学象数思想的内容及其主宗象数、兼谈义理的特色，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吴澄的思想体系。
尤其是作者揭示出吴澄那些发展和超出了朱熹易学思想的创见，应该使人们不再总是对元代理学持蔑视态度。
元代理学的实学思想也受到关注。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的元代部分从蒙元时期的社会政治局势与儒学面临的任务入手，分析了赵复、刘因、许衡、郝经、吴澄、金履祥、许谦等人理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各具特色的实学思想及其对元代实学所起到的作用，并揭示了元代实学思想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衷尔钜《元代实学与欧亚文化交流》（《开封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讨论了元代理学诸多可贵特点中最突出的实学倾向，并认为元代在科技方面的硕果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理学的实学思想的影响。这一专题的探讨与新时期以来对实学思想的重视有关。
卢钟锋对元代学者所作《宋史·道学传》的研究颇有成绩。其《元代理学与〈宋史·道学传〉的学术史特色》（《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和《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元代部分分析了《宋史·道学传》的理学背景以及在内容、宗旨、体例等方面与朱熹《伊洛渊源录》的深层联系，指出它竭力为程朱理学明“道”续“统”的理学史特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揭示出《宋史·道学传》与学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编纂学性质和特点，并探讨了学案编纂因受朱陆合流的兼综思路抑制而告阙如、《道学传》因官方提倡朱学而必然开设等复杂情形。
第四，学者们开始重视元代理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杨昶《元代“四书”类典籍述略》（《文献》1996年第1期）、路剑《吴澄年谱》、商聚德《刘因年谱》（附《刘因评传》后）、笔者《赵复事迹编年》等等。杨昶通过论列元代研治“四书”的典籍，从一个侧面考察元代理学的传承状况。此文对比了元、明两代的四书类典籍的数量，指出元代研习“四书”的风气比明代更盛。然后分别列出北方、南方学者研治“四书”的主要著作，并择要予以介绍，指明其学术特点、优缺点、价值以及版本状况等，并点明元儒的学术成就对后世学术的发展和学派的形成之影响。多种年谱的编纂则为学者们研究谱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于元代许多人身上理学家与文学家合一的现象，一些主要视谱主为文学家而编成的年谱，如毛飞明《方回年谱》（《方回年谱与诗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龙德寿《虞集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等等，其实在研究元代理学时也完全可以利用。此外，王蘧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之元代部分对《宋元学案》中姚枢、许衡、赵复、窦默、刘因、吴澄、郑玉等元代理学家的传记资料进行了简要的注释。
第五，交叉研究开始勃兴。应该说，80年代已有数篇交叉研究的论文出现，如徐西华的《净明教与理学》（《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和《净明道的理学特色》（《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2、3期）、胡青的《吴澄教育思想研究》（《江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常存库的《理学对丹溪学说的影响》（《医学与哲学》1985年第1期）、谈运泽《许衡对元代教育的贡献及其教育思想》（《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论文，涉及到了元代理学与宗教、教育、医学的关系。另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一书第五章“元杂剧的盛衰与科举、理学”和第六章“元代诗文发展的道路与理学”，对元代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但由于80年代元代理学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交叉研究的基础还显得不够扎实。进入90年代，交叉研究逐渐增多，许多学者吸取元代理学研究成果，与本身从事的专业研究相结合，诞生了不少交叉性的研究成果，继续探讨着理学对文学、史学、教育、医学等方面的影响。比如郭预衡《元代儒学与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刘桂林《元代理学教育思想特点概述》（《教育研究》1992年第6期）、查洪德《‘理’‘气’之辩与作家修养论——元人文论研究之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王忠阁《元初儒学与文学思潮》（《信阳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查洪德《元人诗论“性情说”——元人文论研究之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徐仪明《理学太极论与金元明医学》（《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胡青《吴澄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查洪德《郝经的学术与文艺》（《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查洪德《理学与元代文学思潮》（《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徐梓《朱学与元代书院》（《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周少川《元代关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思考——论理学思潮对元代历史观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张良才《和会朱陆：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查洪德《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殷都学刊》2000年第3期）等等。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元代理学研究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
综上所述，20世纪大陆地区的元代理学研究涉及到了理学的传播、元代朱学、元代陆学、元代关学、朱陆合流现象、理学的官学化、理学的社会作用、理学文献等多方面的内容，特别是80、90年代所取得的成果为21世纪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20世纪的元代理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金代儒学（包括传统儒学和理学）对于元初北方理学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以为金代人根本不知道理学，一些学者虽知道金代人知道理学，但是却对金代学术的影响不够重视。于是，有些问题就显得突兀。比如，许衡思想中有心学因素，可这究竟是自发的，还是受到谁的影响？我们并没有材料证明许衡受到陆学思想的影响。再比如刘因的“古无经史之分”说，应该有金代经学和王若虚的所谓议论之学的影响，但却没有人加以关注。②研究领域仍稍嫌狭窄。多数学者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于许衡、刘因、吴澄几位大家身上，其实许多次要人物的思想也应该加以研究，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元代理学的面貌。在理学传播方面，只注意朱学在北方的传播，陆学到底何时由何人传至北方，影响如何，至今无人论及。元代关中的学术状况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较多关注元代理学家的思想本身，对于它在元代所起的实际作用挖掘得还不够。③对文献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学者文章中的引文断句错误较多，对文献的理解也不够准确，造成误解或过度引申，不仅不能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反而使读者对文中观点产生怀疑。④对已有成果未能及时吸收。比如，关于刘因的思想倾向问题，商聚德已经作出了理由十分充分的考辨，其结论理应成为目前最好的说法，但却还有不少人仍然在讲刘因“哀宋”或“哀金”。又比如，关于程朱理学何时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问题，唐宇元有专文进行论述，认为程朱理学在元代中期只不过成为官学，真正被确立为统治思想是在明初。而一些学者仍在沿用南宋末或元中期说。这些现象，当然也可以说是出于见解不同，但许多时候却很可能是由于对前人研究的无视。
由于元代理学研究是近20年才有较大发展的，存在一些不足也十分正常。其实，这样也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
首先，继续加强个案研究和学派研究。有关许衡、刘因、吴澄等人的思想是元代理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研究最多的，那么，许衡的“治生论”、刘因的“古无经史之分”说这些与众不同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刘因、许谦的思想中到底有没有心学成分？等等。这些问题以前或是没有涉及，或是分析不够，没有形成较有说服力的观点，还都应该继续探讨。90年代，在拓展新的个案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还需继续努力，如萧维斗、同恕、陈栎、汪克宽等许多比较有影响的人物至今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此外，在个案研究中，还应加强生平与思想的有机联系，现有的研究有些脱节。这方面外国学者走在前面，比如研究朱熹鬼神思想的形成，就与他自幼丧父的经历等联系起来，进行细致的分析。20世纪的元代理学研究中，对个别代表人物研究较多，而对整个学派以及学派中的其他成员的研究比较薄弱。今后，必须加强学派研究，比如：元代各个学派的成员情况、学术特质、学术思想的变化等等，元代“关学”的性质、元代陆学在北方的传播等等，也应该有所研究。只有进一步加强个案研究和学派研究，我们对元代理学的认识才能更加全面、深刻。
其次，重点开展元代理学的功能与影响的研究。元代理学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太大成就，因此在对元代理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最好能更多地关注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所表现出的功能以及对于元代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知识结构、审美趣味、士人心态、民间习俗乃至对邻国学术等等方面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这些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以前的一些文章在某些方面其实也有所涉及，但在多数情况下还流于空泛，还应更加细致、深入。
学术无止境。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相信21世纪的元代理学研究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
［收稿日期］2004-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