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郭店楚墓竹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简论文,述评论文,学术界论文,国外论文,郭店楚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店楚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一）它展示了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中国学术界的繁荣景象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二）提供了儒道两家同源及互补的文献资料：（三）其中的古文经使我们找到了儒学史从子思到孟子之间的链环。同时，大量儒家典籍在楚地的出土，冲破了人们脑中僵化的思维模式，说明南方文化不完全是独立发展的楚文化，依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郭店楚简的出土，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极大震动，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反响。
早在1996年，芬兰赫尔辛基(Helsinki)的《东方学通报》就发表了《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发现的〈老子〉竹简：老子其书其人》，对郭店楚简的内容和价值作了初步介绍。后来，这批竹简经过整理，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为名出版，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纷纷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研读班，就郭店楚简所涉及的思孟学派、儒家早期心性说、道统、先秦诗学、《礼记》的成书、公孙尼子与《乐记》等中国学术史、哲学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探讨。在郭店楚简公布后不久，即1998年5月22-26日，美国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oge)举行了世界首次“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哲学、宗教等领域对郭店楚简《老子》及《太一生水》、《五行》等道家和儒家经籍的性质、内容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会后编辑了《〈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作为“古代中国研究专刊”在美国出版。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有关郭店楚简研究的背景论文；（二）有关郭店楚墓、郭店《老子》、郭店所出其他文献及学派问题的讨论纪要；（三）郭店《老子》及《太一生水》校注；（四）其他材料（包括与会者对郭店楚简文献和内容的补充、评论，中国郭店楚简研究综述及已出版的文献目录等）。1999年6月，第44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郭店楚简也成为世界各地汉学家们所议论的话题，并提交了一些相关论文（韩国学者也出席了会议，其中李承律的《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的忠臣观》、黄占竹的《郭店楚简〈老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是关于郭店楚简研究的，颇引人注目）。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决定成立国际简帛研究中心，联络全世界的简帛学者，组织研究，搜集资料，交流信息，加强合作，推进学术。9月，德国海德堡大学也将举办简帛文献研讨会，重点讨论中国各地出土简帛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将郭店楚简的研究推向新一轮高潮。下面就欧美、日本学者对郭店楚简的研究作一简要概述。
美国的简帛研究过去比较冷清，但这一次表现却非同寻常，不仅召开了首届郭店楚简学术研讨会，还举办各种研读班。其中尤以艾兰(Sarah Allan)、韩禄伯(Robert Henricks)、夏德安(Donald Haerper)、罗凤鸣(Susan Weld)等人的研究最为突出。
达慕思大学汉学教授艾兰专攻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著有《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朝代传说》（1981年）、《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1992年）及最新著作《水之道与德之瑞》等书，对中国古代朝代传承的文献记载，从神话结构学的角度作了分析。在美国和武汉举行的研讨会上，艾兰教授主要分析了《太一生水》和《老子》的关系，就李学勤先生提出的《太一生水》所见关尹遗说，结合《庄子》中《天下》和《列御寇》两篇及《吕氏春秋·大乐》等先秦文献，讨论了“太一”及《太一生水》的意义，认为“太一”乃道之别名，作为宇宙中心的北极，是宇宙之水的不竭源泉，在式盘上，它是中心的一，所有其他东西都围绕它旋转。道的哲学概念是抽象的，植根于一种从自然之道中源源不断流出的水的隐喻之中。《太一生水》不但在语义学上与老子《道德经》有内在关联，而且即是《老子》的一部分，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一种比郭店简本更为完整的底本（参见《太一水〈老子〉》，收入《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该校另一位《老子》研究专家韩禄伯已撰写了十多篇研究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文章，并将其译成英文，题名《老子道德经——新出马王堆帛书译注》（纽约1989年），出版以来，已多次再版、重印，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郭店楚简公布后，他据此校译的《老子》英文版，被列入“亚洲经典译丛”，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他的最新译注，对郭店《老子》的甲、乙、丙三组作了详细的译释，并根据郭店楚简的材料，对郭店楚墓及其文献、《老子》的时代与作者、《老子》的分章与标点等问题作了专题研究，着重讨论了郭店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相当的部分章节，探讨了两者间及其与先秦道家、儒家的关系，分析了郭店简本《老子》的哲学及文献来源、成书过程、性质等。在达慕思讨论会上，韩禄伯就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的第一部分所反映的问题作了解读，认为这一单元的编辑有独特的目的，即理想的道家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因而与通行本比较缺少的部分可能是选编时被刻意删掉的。例如今本《老子》中的一些词语、短句被有意改动了，以使句子、章节与主题相符。据此，韩断定“《老子》一书在郭店《老子》之前应已存在，或至少除郭店《老子》之外还有《老子》一书的存在，那么这些书的章节顺序是比郭店《老子》更像现代文本的《老子》的顺序应该是可以想见的”（参见《治国大纲——试读郭店〈老子〉甲组的第一部分》，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郭店楚简专号”，三联书店，1999年）。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夏德安教授一直关注中国古代数术和民间礼俗、宗教及其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著有《〈五十二病方〉译文与结论》（1982年），对马王堆汉墓帛书作了精心译注，阐述了帛书所反映的民间宗教和医术。在由鲁唯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主编的《剑桥中国先秦史》中，他撰写《战国时期的自然哲学和神秘思想》一章，主要利用出土的简牍、帛书等考古新资料，讨论这一时期的天文学、历法、占卜术、阴阳五行、宗教和魔术以及医学等下层民众信仰。他还写有《战国宗教的重现》，讨论了战国宗教中另一个世界的官僚结构和文书传递形式。他还就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记载，阐明战国宗教复活问题，同时揭示战国时期宗教思想发展对后来的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和意义（《战国民间宗教中的复活问题》，收入《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此外，他还就湖北九店出土的楚简日书一部分为兵死者唱祷辞咒语的内容，证明屈原《九歌》中《国殇》应解读为一种为寻求佑护的召唤（《战国时代兵死者的祷辞》，收入《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在武汉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认为郭店楚简中《语丛》是一篇讽籀书，而不是哲学著作。他还提出建议，研究先秦学术应多重视社会民俗、占卜祭祷，讨论出土文献时不可忽略数术类著作，不仅要看诸子百家，也要研究科学与宗教（《战国时期的阅读理解和写作》收入《郭店楚简国际学研讨会论文集》）。在郭店楚简的研究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说明，郭店简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哲学、学术史的层面上，而要向更大范围和领域拓展，这是今后简帛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他还和夏含夷（《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主编之一，撰写《历法与年表》一章，较明确地将商周的分界定在公元前1045年，并提供了一份自武丁以下各王在位年数。他还著有《周易的构成》、《初读马王堆〈易经〉》等文）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开办出土简帛研讨班，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资助，使他们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查阅资料，为研究创造条件。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所罗凤鸣博士十分关注中国出土文献——盟书，对山西侯马、河南温县所出盟书均有研究。她在哈佛大学组织了一个15人左右的学习班，专门研读郭店楚简，通过对郭店楚简法理学的考察，罗认为系统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此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鲍则岳(William Boltz)教授对帛书《老子》素有研究，曾撰《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尔注的宗教与哲学意义》，从汉代帛书及其后的文字变动中，探求后汉宗教思想变动的迹象，即没有发现像后来几个世纪泛滥的宗教崇拜现象（见《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此外，他又撰写了《剑桥战国先秦史》的第二章《语言和文字》，介绍汉语言文字的发展、性质及其对早期中国文明的影响。在首届郭店《老子》讨论会上，他提交了《中国古代手写本整理校订工作的几项基本原则》一文，着重讨论了“如何誊抄手写本原本”与“如何辨读手写本里的文字”两个方面的问题。他对传统的阅读习惯提出批评，认为（一），郭店楚简的释文不够准确，一会儿宽，一会儿严，极不统一；（二）我们的破读往往都是以今本或今人的习惯为标准，这点也不可取。他主张，理想的释文应尽量按原文隶定，宁严勿宽，不标点，不括注，一切理解另外出注。布朗大学宗教系罗浩(Harold Roth)教授研究中国思想，著有《淮南子：历代版本研究》等，在讨论会上，他介绍了对研究郭店《老子》意义最为相关的四种方法：文本研究方法、文学研究方法、哲学研究方法与宗教研究方法。这是西方在古典研究、《圣经》研究与宗教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相关方法论。这几种方法有助于严谨、系统地检查过去已发现的简帛佚籍。他以郭店楚简为例，说明了四种方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并在文本研究方法的讨论中用了三种模型加以分析，即辑选模型、来源模型与并行文本模型。这种从方法论上研究郭店楚简的尝试尤具启发意义（见《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他一直关注郭店楚简的研究，多次资助和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他高度评价郭店简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指出郭店楚简包含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有浓厚的敬天思想，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并认为这批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术的许多新知识，推动了古文字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再次勃兴，有助于认识早期儒家的思想，填补了从孔子到孟子之间空缺的部分，整个中国哲学史、学术史都得重写。他还就目前的研究和认识，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墓葬的年代问题，以断定楚墓所出竹简确实是孟子以前的材料；（二）尽快整理出版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简牍资料，其与郭店简两者的结合，可以建构起先秦儒学继承的谱系和线索，进而对战国末期甚至汉代资料重新进行定位（见《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收入《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日本一向关注简帛文献的出土，专门成立了“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中心”，加之其简帛研究有着雄厚的实力，因而郭店楚简公布后不久，即1999年3月，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便翻译了郭店楚简《老子》，立即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浓厚兴趣，许多学者发表文章，阐述竹简的价值。在武汉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日本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说明他们对郭店楚简的重视。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中国教研室主任池田知久专攻马王堆帛书，著有《马王堆帛书周易要篇思想》，认为《周易》的抄写年代，当在西汉文帝时期后半段，即公元前179--168年，而《周易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荀子》思想广为流布后不久，《老子》成书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具体地说是在西汉初期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180年。作者在受到儒家特别是荀子思想影响的同时，对于道家的思想也有兴趣，尤其有《管子》四篇的痕迹，因此是在齐地成书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成书年代》，收入《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在美国达慕思会议上，他提交了《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笔记》，包括三篇论文，分别对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组作了详细的探讨。在武汉会议上，他又将郭店简《五行》与马王堆帛书《五行》作了比较，从楚简的提名、说文、学派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和帛书的关系及异同等方面，提出楚简《五行》不仅已题有“五行”篇名，而且解释经文的说文也已存在，它不属于思孟学派，而是吸收了包括孟子学说和道家、墨家、法家等多种学派的思想，其成书晚于《孟子》，包含了孟子“仁义礼智圣”之说，强调人有意识的努力以及人道和天道的思想，但其内容不如帛书《五行》。针对中国学术界普遍将郭店楚墓下葬年代定为公元前300年之说，他也提出异议，认为简中收录有来源于《荀子》“天人之分”段落的《穷达以时》篇，因而下葬年代应为公元前275年。然后，他从郭店简《老子》甲乙丙三组中分别抽取性质各异，存在版本问题的一个段落，将其与马王堆帛书及诸通行本的相应段落作比较分析，说明简本《老子》并非已成形的《老子》的一部分，而是尚处于形成阶段《老子》最古的文本（见《郭店楚简〈五行〉研究》，收入《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在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日本占有东道主之便，所提交的文章，如谷口满的《战国楚简和楚国历史地理》、平势隆郎的《从太岁议论的出现看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等都是研究郭店楚简的论文。而早稻田大学的工藤元男则是《日书》研究专家，曾写有关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文章多篇。在武汉研讨会上，他从现已发现的楚简中关于卜筮祷祭的内容（包括包山楚简等）论述《日书》的形成（参见《楚简中祭祷的构成》）。此外，茨城大学的岩本笃正、早稻田大学的森和介绍了将楚系文字（目前以包山楚简为主）输入电脑，通过直接模写现代字体转写程序显示其模化过程的工作，还介绍了制作JAVAscript楚简数据库，通过INTERNET（因特网）向研究者开放并进行网上讨论的情况（见《电脑利用的包山楚简楚系文字研究》和《楚简文字与数据库》）。此前，日本已将《日书》全部词汇输入电脑作信息化处理，这是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简牍的新尝试。另几位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如谷中信一《从郭店〈老子〉看今本〈老子〉的完成》（认为《老子》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并非最早就有一个“五千言”完整形态的《老子》，简本《老子》没有“一”的概念，没有以“水”为范例的议论等）、近藤浩之《包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与郭店楚简中的〈易〉》等，也都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获得了较高评价（上引论文均收入《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德国的简帛研究近年来异军突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现任欧洲汉学会会长、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他高度评价了郭店楚简出土的意义，认为世界上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20世纪中叶在死海附近发现的《圣经》古抄本，郭店楚简为重新认识先秦时期多元、活泼的学术空气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他着重讨论了郭店楚简《老子》甲组，对简文“绝智弃卞”、“绝巧弃利”、“绝伪弃诈”的句次与今本不同颇为关注，指出这三句话后都有“
”符号，而下文“三言以为辩不足”后却无此符号，说明经文的构与楚简所见抄写结本符号的关系，尚待深入研究。日本东方学会议上，他提交了《修辞和文体的概念对早期〈老子〉文本形成的影响》，以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资料作为证据，探讨《老子》一书的形成演变过程。而在武汉研讨会上，他仍从简本《老子》入手，考察郭店简中存在的书写符号，进而研究这种符号在《老子》通行本等古籍中同样存在的现象，认为在先秦古典文本的流传过程中，“思想单位”(Units of Thought)比个别文字更重要，更具稳定性。一个自足的“思想单位”，从文本形式上看，即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的“章”，作为“思想单位”的章是构成文本的意义实体。另一方面，对“思想单位”的理解也应该从文本结构中加以把握，而不能单纯从符号形式入手。在《老子》文本的变化过程中，应结合修辞的手法深入到“思想单位”中考察，理解和评判文本的变化和构成特点，即重视修辞学的符号结构，而不应太强调思想内容。这是运用西方流行的文本分析方法研究郭店楚简，在方法论上具有启发性（《郭店楚简和早期中国哲学的“思想单位”》，收入《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法国的汉学研究开展较早，沙畹(Edw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开创的汉学传统历来重视出土文献的研究。郭店楚简公布后，也引起法国汉学家的关注，埃克斯——马赛大学的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教授对郭店简《太一生水》很感兴趣，指出《太一生水》里“太一”既无所不包，又隐藏在水中，是一种神秘主义，而不是一种宗教仪式或一个与特定的位置、名字、仪式和能力有关的神。《太一生水》是目前最古老的谈宇宙形成的文献，这种宇宙形成的模式与老子《道德经》、《周易系辞传》以及汉代的纬书均有所不同，它的宇宙形成过程可分五部分，贺氏并图示了五部分间的意义关系，最后得出结论：“郭店《太一生水》是第一部那么清楚地把水当作太一所生的初品的宇宙生成论文献。”（参见《论〈太一生水〉》，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巴黎高等实验学校施舟人(Kristofet Schipper)则是西方道教研究专家，曾主持编写由欧美众多学者参加的《道藏手册》。他从道家研究视角对郭店竹简《太一生水》尤为重视，认为其对整个道家哲学，特别是道家的宇宙发生论具有重大的影响。
比利时的汉学研究一向落后欧洲其他国家，可是郭店楚简也吸引了学者的注意，鲁汶大学东方文学院汉学教授戴卡琳(Carine Defoort)对《鹖冠子》有精深的研究，著有《辩学解读〈鹖冠子〉》（纽约大学出版社1997年）利用马王堆帛书《鹖冠子》佚文，对《鹖冠子》语言及版本作了全方位的探讨。在美国研讨会上，戴氏主要讨论郭店《老子》乙组，并与《太一生水》作比较研究，认为虽然二者有诸多共同的术语和关注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太一生水》就属于道家文献，而是产生于《老子》之后，这从《太一生水》较其他文献更早地提到了“太一”及其与水的联系可以看出来。这种“对太一和水的偏爱，很可能是表达了一种对更强大的中原政治排斥的南方观点”参见《〈太一生水〉初探》，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辑）。虽然最后的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颇有启发性。
英国的简牍研究曾雄居世界前列，剑桥大学的鲁惟一撰写了多部汉简研究著作，如《汉代的行政文书》等。但近些年出土的简帛文献似乎没有引起英国汉学家的重视，只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谭朴森(Paul Thompson)和魏克彬(Cripin William)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会议。谭朴森提交了《老子古本校对说明》一文，主要介绍了运用模型分析手段对郭店《老子》进行校勘的方法，并就自己的文献整理实践，举例演示了异文模型分析过程。而魏克彬指出郭店《老子》中“气”与“火”的关系，他还协助艾兰编辑《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英国学者，现在台湾辅仁大学法研所任教的雷敦和(Edmund Ryden)研究中国思想史，著有《黄帝四经哲学思想概学》，利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来阐述黄帝四经的哲学思想。在郭店简的研究中，他将郭店《老子》及《太一生水》翻译成英文，但对郭店《老子》与马王堆帛书、王弼注《老子》版本性质迥异颇为不解，果如有学者指出的是墓主人特别选择《老子》中的某些章句编选教科书，那么，郭店《老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以适合教育学生。同样，传世本《老子》的其他章节很可能不符合作教科书的条件。他通过比较后认为，今天的通行本不是最原始的《老子》，而郭店《老子》是从另外一本更完整的版本上抄下来的（参见《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叶山(Robin Yates)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研究简帛文献，写有《对汉代马王堆黄老帛书性质的几点看法》、《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系》（收入《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认为睡虎地、银雀山、马王堆出土的阴阳文献中所反映的思想，在战国末至汉初已经渗透进军事数术之中。这些文献无论被国家最高统治者或下层官员所使用，都更侧重于日常活动和数术占测。在郭店简的研究上，他对于楚简中儒家诸篇为《子思子》表示怀疑，而《太一生水》可能与军事用途有关，此外《语丛》篇也相当重要，进而他指出研究战国时的楚文献，要用战国时期楚文献来对比，而不是用汉初的楚文献。文献的研究，也要结合文献所出墓葬的葬制与礼制（如是否带剑等）来分析比较。
以上主要介绍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的学者对郭店楚简的研究概况，可以看出郭店楚简的出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的巨大反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侧重于方法论的探讨，关注数术和民间习俗，重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强调“文本”(Text)的研究，指出文字的辨释要在其语境中通读，反对迷信今本，反对迷信我们今天的阅读习惯，加强对古代“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的认识，这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上海博物馆购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的公布，（这批简时间与郭店简大致同时，内容更为丰富，包括《易经》、《诗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夫子答史留问》、《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卜书》等30余种古籍，其中，《易经》的简文中首次发现有红色和黑色的符号，具有特别的意义。而《诗论》则记载了不见于世传的孔子诗论，一些不载于《诗经》的古诗也见于简文）一定会在国际学术界掀起另一轮研究热潮，它与郭店楚简互相补充、发明，必将更加促使郭店楚简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以郭店楚简的发现与研究为契机，共创新世纪国际汉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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