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民主义”到“中国文化”——陈立夫统一观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民主论文,陈立夫论文,统一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4-0049-07
一
陈立夫对统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1973年，陈立夫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撰文，阐述了中国要强大，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两岸必须统一的观点，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注：陈立夫、陈秀惠：《陈立夫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在坚持统一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陈立夫的立场异常坚定和执着。但在统一的途径和方法上，他的认识前后有别。
“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陈立夫最初的统一观。据他本人回忆：“民国六十二年（1973年），我向经国弟建议，我们不能常被大陆中共统战，我亦应作反统战之图，彼亦以为然，我遂于国父诞辰纪念大会中应邀担任报告时，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然性’为题，听者动容，不久中央全会召开，即采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议题。”（注：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 1994年版，第405页。）其实，此提议并不新鲜。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始终没有放弃卷土重来的企图，多次叫嚣“反攻大陆”，表示：“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籍武力。”（注：1958年10月23日《蒋杜联合公报》，转引自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15页。）可见，陈立夫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提炼，是蒋介石反统战的策略和口号，实质上没有跳出国民党妄想反攻大陆，重掌中国之政的范畴。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是陈立夫在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中央评议会上，联合33名中央评议员提出的议案。要求“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籍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注：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409页。）相对“三民主义统一论”而言，此说显然是极大的进步，它抛却了党派之争，使两岸人民在统一问题上有了形成共识的可能，因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如果陈立夫先生等人的积极主张得以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注：198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可惜，提案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认可，被束之高阁。但它却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体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还被推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的名誉会长。
为使“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设想成为政治实施中的文件，2000年6月，在国民党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和统会”会长粱肃戎联署提交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的大会议案。主张“籍由国共第三次合作，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台独，防止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注：2000年6月1日《参考消息》。）在国民党方面，率先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因而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二
作为“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陈立夫曾经是中共最顽固、最反动的敌人，他与其兄陈果夫建立起的"CC"王国，在党、政、文教诸多领域，处处与共产党为敌，尤其是其长期把持的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更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因而，在1949年底新华社授权发表的中国内战首要战犯中，陈果夫与陈立夫被列在前十位。从昔日的反共分子到今朝呼吁国共合作，从鼓吹以“三民主义”指导反攻大陆，到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陈立夫的思想转变令人震惊。然而，综观台湾五十年来的风云变幻，不难理解这绝对是顺理成章之举。
1、台独势力的膨胀触动其根性上的民族意识。
台独问题由来已久，一直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心头之患。台独的产生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二战结束后风靡一时的“台澎地位未定论”以及以美日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推波助澜都对台独的产生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所谓“台澎地位未定论”是指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际社会一种阻挠台湾回归的谬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定了《马关条约》，赔偿白银2亿两并割让台湾等地。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归中华大家庭。但有人却抛出了“台澎地位未定论”，如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公开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定，或由联合国子以考虑。（注：1950年7月3日《美国国务院公报》。）更有人主张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此举虽遭到国共双方的一致反对而作罢，但美国的态度始终很暧昧，不时找机会作文章。更为严重的是，“台澎地位未定论”日后竟成为台独分子主张台湾独立的法理依据。
岛内，国民党为巩固政权而采用的政治高压，加剧了岛内民众的对立与离心的情绪。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压制民主势力。在政治上推行“省籍歧视政策”，以台湾受过日本五十年奴化教育，需要改造为由，在各级机关和大中型企业中排斥台湾籍人士，大量任用大陆人主政。在经济上垄断官营和民营企业，巧取豪夺，实行专卖制，剥夺民间企业的经营自由，致使大批企业破产、商店关门，大大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最终酿发了“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当局调来大批军警进行血腥屠杀，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外省与台籍之间却产生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省籍矛盾由此成为困扰国民党多年的顽疾，更为台独分子的兴风作浪找到了所谓的“民意基础”，时时假借“二·二八”之名，为台独造势。
“二·二八”之后，国民党当局按照“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把台独组织视为叛乱组织，采取镇压措施，迫使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的台独派别众多，组织复杂，其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独组织。六十年代末，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1972年中日建交后，在日本的台独组织逐渐衰落，台独组织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1970年1月，分散在日本、加拿大、美国、欧洲等地的台独组织在美国新泽西州合并组成世界性的海外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在美日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台独联盟”与岛内台独分子遥相呼应，成为一支重要的分离势力。
与此同时，岛内的组建新党活动和台独思潮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在七十年代以后死灰复燃。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冲破国民党政权的党禁限制，率先建立组织，成为台湾第一个在野反对党。11月，民进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其党纲中表明：“台海两岸之问题，应由全体住民透过自由意志自由决定，反对由国共双方基于违背‘人民自决原则’的谈判解决方式，”（注：陈峰强、范玉周：《陈水扁与台湾民进党》，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祭出“台湾住民自决”之旗，此为民进党台独之发端。次年11月，民进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四·一七决议”，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的口号以及“有条件台独”论，又向台独迈出了一步。1991年11月，民进党召开五届全国党代会，在党纲中加入“建立主权独立自由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注：陈峰强、范玉周：《陈水扁与台湾民进党》，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公然喊出“台湾共和国”，这表明，民进党的性质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对此，陈立夫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国共之争只不过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远未触及民族之根、国家之脉，而台独则不同，它将切断台湾与中国历史的根脉，如此，“整个民族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注：《陈立夫访谈录》第19页。）显见，他已将台独视作对中华民族的威胁与危害。作为硕果仅存的老一代国民党人，他深感有责任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对历史、对未来负责。
2、大陆的统战攻势和建设成就引发其认同感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中共对台政策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发展过程，以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为转折点，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武力解决”，后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指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注：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并宣布人民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通过商谈，结束双方之间的对峙状态，尽快实现“三通”。与此同时，邓小平在接见美国记者时也重申：“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注：《国民党在台湾》第625页。）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独立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布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比之《告台湾同胞书》更具体。虽然当时未冠以“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但实质上就是“一国两制”。叶剑英谈话发表后，胡耀邦又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台湾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台湾各界人士到大陆来看一看。1982年7月，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期，呼吁国共双方担起民族统一、振兴中华之大业。
1983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在“九条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点办法”。次年2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首次将我们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政策概括为“一国两制”，经全国人大通过，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八项主张，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中共的上述一系列举措，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人评价邓小平的六点办法“不仅保证维持台湾现状，而且其所给予国民党和台湾人民的好处，已接近某些亲国府学者所提出的各种统一‘模式’。邓小平方案已经让步到最后一条防线——‘一个中国’的原则。退此一步，就是台湾独立。我们很难想象北京当局还能提出比邓小平方案更优厚的条件”。（注：《邓小平接受“邦联”模式乎——评和平统一最新方案》，1983年8月1日香港《中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运用一国两制，成功地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每个华夏儿女都为之欣慰。陈立夫也感言道：“人们可以继续说三道四，可谁也无法否认其国力的日益强盛”。（注：《陈立夫访谈录》第38页。）“中国文化之伟大复兴全赖大陆”。（注：《陈立夫访谈录》第19页。）
于是，在维护民族完整、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陈立夫与中共就“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了相当接近的立场和认识，这为今后两岸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
对台独势力的担忧以及对中国统一主张的认同，促使陈立夫重新思考统一的途径与方法。“中国文化统一论”应运而生。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是与陈身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紧密相连的。
陈立夫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继续深造，获硕土学位。退出政坛后，又客居海外近二十载。按理，在欧风美雨中浸润日久的陈立夫完全可能成为“西化”的追随者和推崇者，但他却不然，其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与热爱，已到了刻于骨、铭于心、融于血的程度。
陈立夫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恒古今，通中外，一以贯之的特性。“悠久而无疆，屹立于世界而永不衰堕”。（注：陈立夫：《中国文化概论》，台北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71页。）
首先，中国文化是国魂之所在。所谓文化，“乃是涵盖了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志节以及政治的制度组织、社会的风气习尚，与伦理秉彝的道德”。（注：陈立夫：《中国文化概论》，第2页。）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虽历经沧桑磨难生生不息，盖源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而此传统之所以历久不衰，实赖有深入人心的“道统”，即：“无私无我之公，成己成物之诚，立人达人之仁，不偏不倚之中，日新又新之行”。（注：《中国文化概论》第68页。）陈立夫又进一步解释道：所谓“公”指中国文化是以大同为极则的文化，所谓“诚”指中国文化是尚礼义的文化，所谓“仁”指中国文化是以民生为中心的文化，所谓“中”指中国文化是致中和的文化，所谓“行”指中国文化是主张日新又新而随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作新民”的文化。（注：《陈立夫访谈录》第150页。）此道统发轫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集大成，遂成为中华民族灵魂之所在。同时，陈立夫还强烈地批评了“民族虚无主义”。他指出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的侵略，必先毁其文化，“其最毒辣的是文化侵略”，“使其人民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光荣，失去民族自信心，永远甘做奴隶”。（注：《中国文化概论》第4页。）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切切不可妄自菲薄，而必须万分珍惜和大力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这是我们的根。
其次，中国文化是世界之潮流。民主与科学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两面旗帜，针对某种认为“中国文化先天缺乏民主与科学的基因”的观点，陈立夫反驳道，中国文化不乏民主与科学精神。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贡献更是有目可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仅辐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形成“东亚儒学文化圈”，还对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发煌世界之趋势。因为中国文化除民主与科学的应有之义外，还有一大特点：道德。所谓“道是人类共生存共进化之原理”，所谓“德是此一原理之见诸实行”。（注：《中国文化概论》第17、22页。）陈立夫特别反感西方列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物种进化延伸到人类进化中，为殖民扩张寻找理论依据。他很赞同将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文化称之为王道文化，以区别于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霸道文化。的确，在当今世界贫富差别加剧，地区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人类有必要对迄今为止整个生存方式反思，选择一项更适合自己进化的文化模式。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主张合作与共同发展，这非常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因而，作为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伦理道德“不只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各个家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并推而适用于整个世界，全体人类”。（注：《中国文化概论》第17、22页。）陈立夫断言：“中国文化作为‘未来价值’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遏止人类‘返回兽化’的文化努力中作出其他文明所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注：《陈立夫访谈录》第61-62页。）
再次，中国文化是统一之保证。陈立夫认为：“中国文化和历史背景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内涵始终坚持统一”。（注：《陈立夫访谈录》第19页。）
“大一统”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理论体系，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一统”一词初见于《公羊传》，包含着王权至上、国家统一、天下一家的内容。其实当早期国家形态尚处萌芽时，“大一统”观念就已深入人心，周朝君主以天子自居，统辖臣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形象地表述了王权至上观念。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蓬勃发展时期，先秦诸子开始用“一”来诠释政治哲学问题，逐渐形成完善的一统观。秦始皇统一六国，使“大一统”的理想变成现实，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模式。
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大一统”的内容十分丰富，国家统一是“大一统”在政治形态上的表现形式，它的外延还有天道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华夷一统、天下一家等等。其中天下一家，谋求世界大同则是“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和理想模式，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内涵始终没有脱离统一的范畴。
此外，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秦始皇最大的贡献在于实现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统一的帝国、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文化造就了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反过来，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认同感。因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的分是不正常的，而国家的合则是正常的，这种对国家统一的认同使分裂“注定是一种暂时的、无可奈何的过渡”。（注：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虽也有过多次的战乱分离，但统一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总体而言，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统一可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而陈立夫说：“主张分裂的人是不懂中国文化，也不懂国情”。（注：《陈立夫访谈录》第19页。）
对中国文化的款款深情，影响并规划着陈立夫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
陈立夫出生在浙江吴兴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诗礼家庭，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又受母亲孔孟仁恕之道教诲，心中从此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在北洋大学求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爆发，陈立夫积极投身其中。尽管他崇尚民主与科学，痛恨帝国主义的压迫，但在反封建方面却有所保留。他在晚年回忆道：“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对于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方式，我甚不以为然。因为我熟读过经书，觉得并不怎样不好，在我的想法，腐败的传统，是必须要革除和创新，但认为旧传统一无是处，应该一起打倒，这毕竟是过分情绪化，而非出自理智的行为的。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味模仿西洋或俄国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们国家强盛，所以我一直认为‘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呼起民族的觉醒，则尚无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则是矫枉过正，流于偏失了”。（注：《陈立夫回忆录》第27-28页。）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年轻的陈立夫固守着他心中的理想乐园，这种思想理念在以后的岁月里，影响着他的行为方式，一方面他可以虚心地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技术，另一方面却又顽强地保持着中华元典精神的内涵。
五四运动引发了陈立夫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但将这种思考付诸实践的却是在十多年之后。1938年秋，陈立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在任7年，得以机会整顿中国的教育体系。他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外国教育影响太大，不仅学制搬外国的，连使用的课本、引用的资料和论证也统统是外国的，许多课程似乎是为研究酉洋的中国学生而设，甚至连中文系也不例外。陈立夫的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他提出要收复“文化租界”，兴办“中国的大学”。他先后从学制、课程和教员资格审定入手，践履了他的誓言。
促使陈立夫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文化的宣传与研究中是在其五十岁以后。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陈立夫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1950年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开始实施国民党改造计划，彻底检讨大陆“失败”原因。蒋介石归结为五个方面：外交、经济、军事、教育、政治，其中政治是最大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因此，负责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难咎其责。是年8月，陈立夫带着一颗落寞的心，携妇挈子，转道欧洲，前往美国，踏上了漫漫的十九年自我“流放”之旅，他的心中很是悲凉。陈立夫晚年曾感叹其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以往数十年的生活和工作，都不是依照原先个人的意向和计划去做的”，他对未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始终无法释怀。二是一生追随蒋介石，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他思忖道：“也许我该可以重拾早年的抱负，再努力于科学工业建设工作，但毕竟我已不再年轻，不再有当年的活力，而且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复杂和微妙，无论从别人或自己的观点来看，都有太多的因素必须考虑”。（注：《陈立夫访谈录》第174页。）对几十年宦海沉浮的顿悟，促使他走上了另一条辉煌之路。
在美国，陈立夫办了一家养鸡场。糊口谋生之余，他重拾笔缀，在先前书稿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整理，他将懦家经典“四书“剪贴成几千条，推敲分类，逐条注释，最后成书，这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四书道贯》。1970年在蒋介石的颌首下，陈立夫结束了海外的“流放”生活，正式返回台湾定居。此时他已心如止水，专心致志地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
陈立夫年轻时希望开采矿山，蒋介石将其招至麾下，要他开采“革命”之矿，而今，他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故称之为开采“文化”之矿。
陈立夫回国伊始，即出任文化复兴运动推进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副会长，后又被台湾学界推选为孔孟学会的理事长，奉命担任中国医药学院的董事长，主持医学院工作。在出任社会公职同时，陈立夫笔耕不断，组织人员将李约瑟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主编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以弥补李著的不足。写作《从根救起》、《迎头赶上》、《孟子之政治思想》、《中国文化概论》、《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等书。他自称一生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15本书。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2年，陈立夫荣获台湾当局颁发的“国家文化奖”。
四
1988年，当陈立夫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议案时，台湾政坛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年初，蒋经国在台北病逝，本土派人士李登辉继任“总统”，宣告独步政坛六十余年的蒋家统治的最后终结。随着国民党元老派的逐渐淡出，一大批土生土长的台湾新生力量崛起政坛，完成了政治力量的新旧交替。而此前不久，国民党刚刚宣布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解除报禁、书禁，台湾政治掀开新的一页。尽管此时的李登辉尚未公开支持台独，但久经沙场的陈立夫还是嗅到了某些可疑的气息，透露出对蠢蠢欲动的台独势力的担忧，因此他适时地亮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观点。事实证明陈立夫的顾虑绝非空穴来风，因而更凸现其“中国文化统一论”的不同凡响。
1、“中国文化统一论”是对“文化台独”的反制。
与陈立夫一样，台独分子也充分认识到民族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文化台独”就是台独制造舆论，寻找理论基础的一种文化分裂主义思潮。“文化台独”首先认为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内陆文化，而台湾文化则是融合了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海洋文化。其次认为台湾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在葡萄牙人“发现”台湾之前，台湾只是一个“无主之岛”。迄今只有四百年历史，最典型的是史明所著《台湾四百年》一书，它将国民党政权与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西班牙、满清、日本等政权都视为“外来殖民政权”。第三，认为台湾话不是中国话，要废“国语”，改用“台语”（闽南话）。同文、同种、同习俗文化是构成民族的要素，既然台湾的文化、历史和语言与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有巨大分野，那么台湾人也就不是中国人了，这就是“文化台独”鼓吹者的真实意图。对此，许多台湾有识之士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他们认为“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的最佳时期当在青少年阶段。而目前“文化台独”推行的对中国历史的“失忆教育”以及用所谓的台湾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倾向，势必影响台湾青少年一代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注：王仲孚：《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见《中国台湾网·历史见证·史事丛谈》，2002年3月15日。）加上两岸长期的分离隔绝，造成民众心理障碍，久而久之必将产生对民族、国家的离心力，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改变这一状况的唯一途径在于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整合作用，帮助台湾民众了解历史、了解中国，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可以说，陈立夫为弘扬中国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在争取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他的“中国文化统一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化台独”的反制。
2、“中国文化统一论”的包容性使统一成为可能。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生命源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注：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1995年1月31日《人民日报》。）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至于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过去是有分岐的，中共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从“告台湾同胞书”到“九条方针”、“六条办法”和“八项主张”，最终形成两岸在一个中国旗帜下的统一观念。国民党方面，从反攻大陆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变化不大，而陈立夫中国文化统一论则从文化理念上突显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表明大陆与台湾尽管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此传统经过千百年的提炼，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在台独势力盛行的今天，陈立夫的主张自然遭到了台湾当局的白眼，但是呼应者层出不穷，与陈立夫联署动议的国民党元老、原“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奔走于大陆及海外之间，呼吁两岸早日统一。1998年4月，“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和统会”）在台湾成立，梁肃戎任会长，陈立夫被推为名誉会长，目前该会发展迅猛，已在岛内外成立了78个分会，成为海外一支重要的和平统一促进力量。
追循陈立夫的人生轨迹，其统一观形成的心理历程昭然若揭。他曾经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又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民族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无比热爱，对国家昌盛无比向往，因而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能够形成与中共接近的立场和认识。尽管“中国文化统一论”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毕竟抛开了党派之争，利益之争，提出了令全中国人民都能接受的统一方式，使之达到新的高度，的确很有创意。更难能可贵的是，陈立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铲除台独的呼吁，体现了一个迟暮的老人对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感。陈立夫是两次国共合作的亲历者，他既感悟国共合作的收益，又不乏忌惮闪失，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敢于摒弃前嫌，选择了一条利国利民的正确道路，从而为自己的后半生划上了一个闪光的句号，这不禁让人想起周恩来的一句评语：“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注：《陈立夫访谈录》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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