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理论化的起因及其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起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基督教的理论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宗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的所谓理论化，指的是以学说体系或者逻辑体系的方式来论证和解说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基督教已经完全理论化，可以完全用逻辑方式论证自己的信仰。理论化使基督教拥有发达的神学体系，成为具有独特理论色彩的宗教。自产生以来，基督教一直致力于自己的神学理论建设，尤其是在中世纪的经院神哲学中达到高潮。在中世纪，仅以《神学大全》为名的著作就有多部。时至今日，以大全体系的方式论证信仰的系统神学仍然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
当然，对于任何一种宗教来说，信仰都是其最为核心的要素。而信仰之所以为信仰，就在于它无须甚至不能以理论的方式在逻辑上加以论证。这一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产生之初，作为一种宗教运动，与强调逻辑论证、强调体系化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瓜葛。犹太人世代相传的律法，其惟一的根据就在于它们是上帝的诫命，为此不需要做任何论证。耶稣力主以内心的道德修养取代对律法单纯外在的恪守，以此来“成全”律法，但也仅仅是把“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两大诫命建立在“上帝爱世人”的基础之上，其传道方式依然采取的是寓言和比喻。然而，耶稣蒙难后，基督教走出巴勒斯坦，传入罗马帝国，与有深厚论理传统的古希腊罗马文化遭遇的时候，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就不可避免地摆在了早期基督徒们的面前。处理这一张力的结果，却不是一方绝对地战胜了另一方，而是基督教在保证信仰的前提下，发展成了一种理论化的宗教。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对西方的文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信仰与理性的张力
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一直强调信仰至上以及信仰的绝对价值和独立价值。在最初产生的过程中，基督教的一些领袖人物甚至曾明确地抵制以哲学的方式将信仰理论化的倾向。在这方面，被称之为“外邦使徒”的保罗和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保罗是基督教早期教会最著名的领袖。作为一个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犹太人，他在希腊文化的氛围中长成，对流行的希腊哲学有一定的了解，并曾在雅典同当地的哲学家发生过争论。保罗虽然承认自然理性在认识神圣事物方面的作用，但却坚持神圣智慧与世俗智慧的绝对差异，反对用世俗智慧论证基督教的教义。据《圣经新约·使徒行传》记载，在早期基督教的传教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名叫亚波罗的犹太人。此人来自当时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显然已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圣经新约》说他“是有学问（或作口才）的，最能讲解圣经”。但这位显然以理论化的方式“热心传道”的耶稣倾慕者，所传的道却被其他基督徒视为非纯正的，因而将他领回家中，纠正他的信仰。[1]但在以后的传教活动中，亚波罗却受到了基督徒们的普遍欢迎，以致在哥林多教会的党派之争中，亚波罗派与保罗派、彼得派鼎足而三，旗鼓相当。并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亚波罗能够与早期教会的两大柱石彼得和保罗分庭抗礼，只能得益于他的学问或者口才。这充分说明，在希腊文化的腹地哥林多，以理性或哲学来论证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响应。这种情况引起了保罗的警觉。保罗明确宣布：希腊人是求智慧，而基督则是传福音，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2]在保罗的心目中，基督徒最重要的品质不是认识和理解，而是信仰和虔诚。因此，保罗警告基督徒们，不要被哲学家们的现世智慧所迷惑：“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即哲学——引者）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3]“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4]
然而，保罗的警告并没有收到全面的效果。以理论的方式理解、论证和讲解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早期基督教教会内部派别林立、异端纷呈，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俄里根，力主以隐喻的方式诠释圣经，在其《论原理》一书中试图为基督教建立第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神学体系，被后世称之为“科学神学的模范”，认为他“创造并体现了科学神学的第一个模式”。他虽然被人视为异端，但却“将影响整个旧教会世界，不仅东方，而且西方”[5]。2世纪时风靡地中海沿岸的诺斯替主义，也正是因为把“诺斯”（真知，gnosis）视为得救的惟一途径而得名。“他们的目的乃是要将福音变为更易于叫当时有高度文化的知识阶层来接纳”，“乃是要将福音变为一种宗教哲学或是神秘的智慧”。著名教义史学家哈纳克称其为“完全是希腊化的基督教”，称其代表人物为“最初的基督教神学家”[6]。诺斯替主义曾成为早期对基督教威胁最大的异端之一。
面对“被诺斯替主义的幻觉所迷惑”的基督徒，迦太基神学家德尔图良愤而指出：哲学家是异教徒的同党，甚至是异教徒的鼻祖。[7]在德尔图良看来，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通过基督事件启示给世人的真理，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范。它不仅是充分的，而且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超越它的范围必然造成异端。因此，最好是保持无知，以免逾越所容许的界限。“不要知道你不该知道的，因为你该知道的你已经知道。……对于信仰的规范来说，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一切。”[8]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事情。德尔图良嘲笑哲学家们道：“随便任何一个基督教的手艺人都已经找到了上帝，宣报上帝并且随后用行动确认关于上帝所能问的一切，而柏拉图却宣称不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宇宙的建筑师，即便找到他也难以告诉所有的人。”[9]其实，即便哲学家们找到了真理又能怎么样呢？这只是一种歪打正着和一种盲目的幸运的结果：“有时在惊涛骇浪中，天象混乱，某些自信的人由于歪打正着而找到了港湾，有时在昏暗中由于盲目的幸运发现了某个入口和出口。”[10]因此，代表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与代表哲学的雅典势不两立。“雅典与耶路撒冷到底有什么关系？学园和教会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异端与基督徒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的教诲来自‘所罗门的殿堂’，他自己教导我们说‘简洁的心灵才能寻求主’。让那些创造所谓斯多亚学派的基督教、柏拉图学派的基督教、辩证法的基督教的企图统统见鬼去吧！”[11]被归之于德尔图良的名言“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其实并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纯粹在宣扬宗教蒙昧主义。所谓“荒谬”，只不过是不合乎理性，是理性无法理解的东西。可以理解的东西用不着信仰，只有无法理解的东西才需要信仰。反过来说，需要信仰的东西是无法也用不着理解的。信仰对理解的抵触在德尔图良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基督教理论化的原因
尽管基督教会的一些早期领袖努力抵制理论化的倾向，但历史往往并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基督教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接过了古希腊哲学的概念、方法乃至理论，以致产生了基督教哲学这一在后世颇有争议的哲学形态，而且古希腊哲学的两大巨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先后成为基督教教义的理论支柱。当然，如上文所说，基督教自身也包含着理论化的因素。“即便是在基督教的学说中，也存在着以理性深化和阐发信仰真理自身的端倪。这些端倪仿佛包含着哲学学说的胚芽，它们虽然在纯宗教的真理中沉睡，但由于适时地被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思辨理性所唤醒，就能够成熟为非常富有成果的哲学理念”[12]。不过，这种胚芽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是离不开适宜的外部条件的。究其根本，是以下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基督教走上了理论化的道路。
首先，晚期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倾向为基督教的理论化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基督教传播之初，在社会宗教思潮日益泛滥的情况下，各派哲学都不得不对宗教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然而，“哲学陷入这潮流愈深，就愈明显地显示出：哲学不能用伦理的生活理想满足有教养的人——不能向他们保预许的幸福。因此结果是（首先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宗教各种观念混杂的、澎湃的洪流一股脑儿地涌进哲学中来；这一下，哲学在科学的基础上不仅力图建立起伦理的信念，而且力图建立起宗教。哲学利用宗教感情迫切的要求，它用令人满意的世俗观念来满足它，从而创立了或多或少与各相互敌对的宗教紧密相连的宗教形而上学体系。”[13]晚期希腊哲学有四大流派，即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其中后两者堪称显学。伊壁鸠鲁主义的无神论色彩和怀疑主义的不表态精神自然无法为基督教所接受，而斯多亚主义和柏拉图主义明显表现出的与宗教接近的倾向，却使它们成为基督教的直接理论来源。斯多亚主义对“努斯”、“逻各斯”的神化为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教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素材，它所倡导的“世界主义”也是基督教走向世界宗教的必要理论前提，而它所表现出的禁欲倾向也与基督教对此岸世界的鄙视一拍即合。相比之下，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以至于马克思指出：“本来，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的成分比说柏拉图那里有基督教的成分要正确得多，更何况古代的教父如奥利金和伊里奈乌斯（注：这里的奥利金即本文中的俄里根，伊里奈乌斯即本文中的伊里奈鸟。），在历史上部分地是以柏拉图哲学为根据的。”[14]当代西方极负盛名的宗教哲学家潘能贝格也曾感慨道：“古代没有一种别的哲学像柏拉图主义那样在基督教神学产生和最初发展的年代里如此深刻地给它打上了烙印。”[15]对此，教父奥古斯丁早有体验，他宣称：“没有任何别的哲学家像柏拉图主义者那样与我们如此接近。……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上帝不是物体。……此外他们认识到，所有可变的东西都不是最高的上帝。”[16]他们甚至已经预言了上帝的三位一体，虽然表述尚不够精确。就连神恩的思想对他们来说也不陌生，只不过他们不知道道成肉身罢了。[17]虽然当时人们知道的柏拉图著作只有《蒂迈欧篇》，但以普罗提诺等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却与早期基督教是同时代的。与柏拉图本人的哲学相比，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更为适合基督教思想家们的胃口。而奥古斯丁所说的柏拉图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把“一”（也就是神）作为世界的最高本原，“一”流溢出作为万物之理念的总和“努斯”，又进一步流溢出灵魂和世界万物；“一”不可认识、不可言说，只能用忘却世界的一切，飘飘然从昏暗迷惘的现实世界超升入神的世界，来默思神并与神融为一体。普罗提诺称这种境界为“解脱”。事实上，正如奥古斯丁所理解的那样，只要赋予普罗提诺的“一”以位格，它就可以马上成为基督教的上帝；只要对“流溢说”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无中创有”；“一”的不可言说与基督教的“否定神学”别无二致；“解脱”也完全可以成为基督教的“神秘合一”。哲学与宗教的这种契合，使哲学有可能成为基督教用来论证自己信仰的一件方便、现成的工具，现实的发展也恰恰就是这样的。
其次，与罗马社会的适应也对基督教的理论化提出了要求。在罗马帝国，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的论断是社会普遍奉行的格言。论辩术是罗马公民最基本的教育，哲学是罗马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样，在头两个世纪里，或者说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哲学的大众化出现了。罗马人想通过学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准。哲学教师不计其数，哲学讲堂成为城市里的常见景观。马可·奥勒留当政时期迎来了这一通过普及哲学来实施社会道德改造的高潮。上至皇帝、总督一级的高官，下至平民、奴隶，都能找到有哲学修养的人。”[18]基督教为了在罗马社会生存、发展，必须适应当地的话语系统。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土化”。“尽管怀着对异教学术（科学和哲学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潜在危险的担忧与恐惧，环境已迫使他们做出艰难的妥协。事实上惟一可用的世俗学术都源于异教，无论是基础的还是高等的教育机构都充斥着异教的信仰、哲学、神话和文学方面的书籍，语法、修辞课本中的注释完全摘自异教文献。凡接受了正规世俗教育的基督徒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大量传统的非基督教精神食粮。教会不得不修改对待异教学术和科学的态度，以摆脱自己的不安。”[19]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早期教父在自己的著述中不仅大量使用古希腊哲学的术语和方法，而且利用古希腊哲学将世界本原神化的倾向，大量列举哲学家们关于神性事物的论断，力图给人造成一种基督教与哲学一致的印象。在这方面，游斯丁的观点具有典型意义。在游斯丁看来，哲学的最高使命就是追寻世界的本原或者本质，希腊人称之为逻各斯。事实上，逻各斯就是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它与上帝同在，它本身就是帝。上帝也是凭借逻各斯创造万物的。逻各斯永恒地普照着整个世界，向所有的人启示着真理。因此，优秀的异教徒，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能分有逻各斯，从而认识真理。但是游斯丁也指出，柏拉图等哲学家都只能分有逻各斯的部分或“逻各斯的种子”，因而只能在其理解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认识真理。希腊哲学家们之间激烈的争吵恰恰说明他们所认识的都只是真理的部分，因而矛盾和争吵是不可避免的。逻各斯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因而也只有基督教才拥有完全的真理。“我们的宗教显然比所有人类的学说都优越，因为我们而降临的基督是完全的逻各斯”[20]。当然，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和基督教的真理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真理源泉，即上帝的逻各斯。基于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关系所做出的这种规定，游斯丁最终得出了“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学”的结论。他认为，希腊哲学家们曾许诺将人们引上真理之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达到灵魂与上帝的统一。这样，希腊哲学就由于它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目标设定而在着手解决一个它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要么哲学为自己设定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而这就不能是一个宗教的目标；要么哲学有一个宗教的目标，那样我们就必须超出一种自然的哲学，接受基督宗教，而“哲学”这个名称就应该保留给基督教，故而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它赐给我们真理和神恩。反过来，哲学也只有在设定并实现一个宗教的目标时，才能是真哲学，从而真哲学也就是真宗教。与罗马社会话语系统相适应的要求以及对哲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使基督教在很多场合不得不以论理的形式出现。
再次，基督教产生初期教会内外的争论对基督教的理论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曾遭到罗马社会强有力的抵制。除了帝国政府所发动的一次次迫害和民众的误解之外，异教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口诛笔伐也是非常激烈的。虽然这类文献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后来成为国教的基督教毁掉了，但从基督教方面当时参与论战的一些神学家的著作中仍可看到上述文献的某些残篇。例如，教父俄里根的一部著名护教著作为《驳凯尔苏》，其反驳对象就是柏拉图主义者凯尔苏的一部反基督教著作《真正的学说》。后者虽然已经失传，但从俄里根的引述和反驳中仍可看出，凯尔苏的批判几乎涉及了基督教的所有重要教义。面对上层社会的不理解，面对哲学以及其他宗教的攻击和竞争，基督教必须介绍自己、捍卫自己。同时，在教义初创阶段，对基督教精神的不同理解也在基督教内部造成了激烈的争论。因此，早期教父时代的许多著作都是护教、论辩或者劝教著作。游斯丁、德尔图良等人的《护教篇》，塔提安的《斥希腊人》、克莱门的《劝勉希腊人》，俄里根的《驳凯尔苏》，伊里奈乌反诺斯替主义的《揭露和批驳伪知识》（通称《反异端》）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则更是以全面阐发基督教信仰为己任。他以丰富的思想和聪颖的思辨能力，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依托，在与摩尼教等异教、异端的论战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神哲学体系。争论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必须能够自圆其说，自成体系。在这方面，古希腊哲学及其逻辑思维方式是基督教最现成的理论武器。“基督教出自历史的和内在的心理必然性而必须研究哲学。因为已经存在着一种哲学，它必须与这种哲学争论，而且带来了有待思辨的头脑予以发挥和运用的理念”[21]。
最后，长期接受哲学熏陶的异教思想家大量加入教会，使基督教的理论化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早期教会的著名神学家，几乎都与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很多人都是在经历了对各派哲学的苦苦探索之后才最终选择了基督教信仰的。例如，游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曾先后接触过斯多亚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即使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也依然以哲学家的身份到处游说，声称自己“喜欢讲授柏拉图”。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也曾先后信奉过西塞罗哲学、摩尼教、柏拉图主义等。俄里根虽然生来就是基督徒，但也曾接受了系统的哲学训练，与普洛提诺同出于亚历山大里亚城柏拉图主义者萨卡斯门下。在一定意义上，哲学的理论思维已经成为这些基督教思想家们的习惯思维方式，他们不甘心于仅仅接受信仰，而是要力争对信仰做出理解、说明、论证。奥古斯丁提出“信仰寻求理解”，就是典型的一例。中世纪自称从未有一句话不是来自奥古斯丁的神学家安瑟尔谟说得更为明确：“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22]11世纪以降，欧洲在经历了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灭亡所带来的数百年之久的文化倒退和艰难复苏之后，一些神学家又开始把辩证法即逻辑学引入神学研究，从而在教会内部引发了一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斗争，结果是辩证法的运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世纪独特的哲学形态——经院神哲学。13世纪，因希腊哲学的重新传入，在经院神哲学内部又引发了围绕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争论，最终确立了力主以理性论证信仰的托马斯主义的统治地位。
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西方由此确立了信仰与理性的亲密联盟。
三、基督教理论化对西方历史的影响
早期教会的理论活动或曰早期基督教的理论化对基督教乃至西方社会后世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理论化使基督教增强了对罗马公民的感召力。如果说在实践层面上，基督教把强制性的律法、禁忌改造成为自觉的道德律令，在普遍堕落的罗马社会中显示出极大的精神感召力的话，那么，在理论层面上，基督教利用哲学对自己信仰的论证也是相当成功的。在对哲学司空见惯的罗马公民面前，在习惯了理论思维的罗马上层社会面前，理论化的基督教更为易于被人们所接受。最初几个世纪，大批有哲学素养的异教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基督教，一方面成为基督教理论化的原因和现实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同样可以把它视为基督教理论化的一个结果。基督教迅速地在罗马帝国传播开来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理论化使基督教易于争取罗马社会广大的民众，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理论化使基督教最终取代古希腊罗马哲学成为罗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化不仅减轻了来自哲学的抵制，更重要的是，理论化使基督教有可能以“真哲学”的名义出现，为基督教最终取代古希腊哲学成为罗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换句话说，只有用哲学来阐述自己的信仰，基督教才有可能取代旧的哲学信仰。古希腊哲学固然在当时已经渐趋式微，但基督教倘若不理论化，也不可能成为古希腊哲学的替代。在一定的意义上，基督教既是古希腊哲学的继承者，同时也扮演了它的掘墓人的角色。对于一个拥有悠久哲学传统、并且把哲学作为对最高智慧的追求的社会来说，宗教取代哲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意义无疑是非常深远的。今日的西方文明被人们称之为基督教文明，西方文化的所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这与基督教的理论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次，只是由于接受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才有可能成为当时西方文明的最高代表。基督教传播之初，罗马文化已普遍处于衰落的阶段。尽管基督教宣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也无意于挽救这个衰亡的帝国和文化，甚至加速了它的衰亡，但却保存了这种文化的积极要素。在紧接下来因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而导致的西方社会剧变中，由于一些蛮族在此之前已经皈依基督教，使基督教得以作为旧世界的仅存硕果，成为文明的惟一代表，保证了西方文明传统的存续。“如果说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中的基本态势是学习的话，那么在日耳曼西方的基本态势就是教导别人，它传授给日耳曼人的正是它过去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东西。”[23]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教会一直是西方学术的担承者。在粗俗落后的日耳曼蛮族世界里，面对着古典文明一片败落的景象，面对着文化水准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根本无能欣赏、学习和消受希腊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科学、哲学、艺术等辉煌作品的蛮族人，基督教教会充当了一个文明教师的角色。“基督教在这些‘蛮族’王国中的传播，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蛮族’，一方面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方面的内容。这些蛮族在他们的‘教师’——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导下，迅速臻于‘成熟’。”[24]9世纪和13世纪，西欧大地上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复兴运动，它们都是在教会的大力协助下或者由教会大力提倡和推进的。倘若不是基督教接受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地中海沿岸是否会重演一次文明灭绝的悲剧，也不是不可以设想的。而理论思维方式恰恰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核心要素。
再次，基督教所建立的信仰与理性的联盟虽然未能敉平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却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这种张力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正如当代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说，“我们不管怎样都面临着《圣经》和希腊哲学的尖锐对立，这对立一开始就孕生了世俗中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西方的特质……是西方文明勃勃生机的秘诀所在。我敢斗胆说，只要存在这样一个西方文明，就会有质疑哲学家的神学家和为神学家所烦扰并感受到这种烦扰的哲学家。”[25]这种微妙的相互制约关系，一方面使信仰不致过分膨胀而成为蒙昧的迷信，另一方面也使理性不致过分膨胀而自我神化、丧失对神圣的追求。西方文化近两千年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种张力的积极效用。
最后，由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基督教对理论思维的重视也必然影响到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教父时代到经院神哲学，基督教神哲学家所关注的对象虽然是神，但他们对体系化的不懈追求却锻炼了西方人的理论思维。中世纪经院哲学曾因论证过于严密而被称之为“烦琐哲学”，据说它还曾经争论过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例如，“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等等。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类争论看做是西方人锻炼逻辑理论思维的一种“思维体操”，就会发现它们的巨大价值。尽管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基督教会的退却为代价的，但很难相信如果没有基督教，西方崇尚理性的这两大思想运动能否出现，近代科学能否仅仅出现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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