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十二)
民生巨变与中国制度及治理体系的事实逻辑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显示出的制度自信，来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实现长治久安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客观事实，更来自70年来所创造的中国人民从饥寒交迫走向美好生活的人类发展奇迹。本文在考察国家制度及其治理体系与民生发展内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生发展的卓越成就与中国经验的总结，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并展望未来民生发展。
一、民生发展与国家制度及治理体系的历史逻辑
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取决于人民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而人民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又取决于民生发展的状况。民生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劣最核心的指标，也是最能够达成共识、最能够产生共鸣的评价指标。民生好坏决定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决定国运昌衰，这是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逻辑。
纵观世界，近一百多年来，德国、美国、苏联的历史证明了制度与民生、民生与国运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中，1871年形成的德意志帝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相对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和资本家的贪婪决定了广大劳工备受欺压，遭遇工伤、疾病或年老等事件时更是陷入无力摆脱的凄惨困境。因此，劳资矛盾异常尖锐，工人阶级为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激烈抗争，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残酷镇压并未压制住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在镇压无效的情形下，俾斯麦政府不得不选择另一种国家治理工具，即在19世纪80年代通过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社会保险制度来强制资方承担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同时赋予劳动者相应的工伤、疾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法定权益，这些制度因增进了劳工的福利而收到了奇效，劳资矛盾从尖锐对抗走向妥协合作，德国也迅速成了强盛大国，社会保险制度因之风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创立，无疑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调整。德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引入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后，才缓解了异常激烈的阶级矛盾，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
一方面，当代消费者对于美妆的需求增多，要求变得更为严格；另一方面，进口品牌也在冲击着国内的本土品牌市场。为了生存和发展，本土品牌纷纷出手转型，推出跨界合作来自救。
1776年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曾在1929—1933年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大危机从股票市场狂跌开始，紧接着银行倒闭、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民不聊生，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被称为人类社会遭遇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当时的胡佛总统曾哀叹资本主义制度要灭亡了，所揭示的是市场失灵的灾难性后果。1933年罗斯福出任总统后，全面推行以政府干预市场为主要手段的“罗斯福新政”，他从整顿金融、限制垄断入手，同时督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1935年通过制定社会保险法、劳工关系法、公用事业法等法律，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机制，结束了自由主义政府的不作为状态，确实起到了挽救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游戏能够激励学生团结、机智、敏捷、积极向上，在愉悦中提高认识，增强创造力，发展思维，发展语言能力。教师的设计灵感可以从学生的游戏中来，那就要多和学生在一起，多接触他们的生活，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喜好，设计出深受学生喜爱的游戏教学活动。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1922年到1991年存续69年，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曾创造过经济奇迹，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但因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中忘记初心，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经济上的高度集中计划体制亦未能产生持续的效率，国家强大而民生却未得到应有改善，导致人民不满情绪持续积累，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按照自由主义和西方期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时，已经蜕变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器事实上已走上了被人民抛弃的绝路。
例如，课堂上教师讲《克和千克》时，首先突出学生主体，引导学生认识质量单位，可以先提出问题：“同学们，谁能告诉我你的体重是多少啊？”有的学生回答“28”，有的学生回答“60”。教师问：“为什么你们身高体型差不多，报的数量却差这么多呢？”学生开始思考。教师就势引导学生认识克、千克、斤和公斤等质量单位。整节课学生都能够保持高涨的兴趣。教师布置课下思考时，可以让学生回家找找哪些容器上标有质量单位，都是什么，记录下来。增加学生的探究热情，同时这种观察作业可以提升学生的兴趣，减轻学生完成作业的抵触情绪。
在上述三个国家中，德国、美国因开创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先河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而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一度取得成功后却因执政党背离初心并采取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取向而走向崩溃，由此可窥见国家制度及治理体系与民生的内在逻辑关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第111页）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而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既是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政治性规定，也是对中国民生发展实践的根本性规定。在这一规定下，中国坚持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了国家发展成果普惠全体人民。如10多年间，就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由财政拨款支持全面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切实减轻了城乡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使人民生活质量持续快速提升。人民政府直接为保障与改善民生“付费”是中国民生发展整体得以飞跃的重要原因，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45年，在党的七大党章中毛泽东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并为社会主义中国定下了追求共同富裕的主基调。人民政府通过土地改革给亿万农民以实惠，通过建立公有制下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方式和劳动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给城镇居民以稳定预期，民国时代民不聊生的沉疴痼疾被迅速根治。尽管因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和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曲折，前30年民生改善不太理想，但在人口剧增的条件下仍然一路向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果敢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并通过采取渐进改革、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策略，让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手段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手段，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释放，有效地调动了全体人民的劳动创造积极性，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其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近14亿人口从温饱不足跨入物质丰裕的小康社会。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够避免苏联的厄运，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并带领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果。
积差相关系数.这种方法是Pearson提出来的，其适用条件为：①两个变量都是连续型随机变量；②两个变量的总体都呈正态分布或接近正态分布；③两个变量的取值是一一对应数据；④两个变量之间呈线性关系.
二、新中国70年民生发展的巨变
新中国70年，全国人民从最初的普遍性生存危机状态经过解决温饱后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并向更加美好的新时代阔步迈进。中国民生70年的巨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有效验证。
治国理政特色：从确立目标与规划到持之以恒地付诸行动。 70年来中国能够实现国家持续发展和民生发展不断飞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明确的战略目标为国家发展与政策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确立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久后明确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并拟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度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战略构想。1982年10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分“三步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当时认为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快速发展，原定的国家发展目标加速实现，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清晰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根据报告的战略安排，新的两个阶段、“两步走”战略目标，即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现阶段的目标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第二阶段将用两个15年时间分两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步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生发展的最新战略部署。上述战略目标与规划通过持续不断的“五年规划”（2005年前称“五年计划”）得以逐步具体落实。“一五”计划取得圆满成功，为新中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文化教育取得较大发展，城乡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有了改善；后来有关计划出现过一些偏差，但促使国家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取向并未改变，同时也在工农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生活则从有所提高发展到比较明显改善。改革开放后，1982年底制定的“六五”计划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轨道，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3500多万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供应短缺的局面迅速改观，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七五”期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消费结构也日趋多样化，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八五”期间，粮食和食用油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实现了敞开供应，这既反映了生产供应的发达程度，也是基本民生得到保障的标志；“九五”期间，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十五”“十一五”期间，伴随农业税全面取消，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人民生活明显得到进一步改善；“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超过50%，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新增就业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加快提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官方微博：从五年规划（计划）看新中国巨变，2019年9月29日）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更是充分体现了共享发展的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全面提升。可见，新中国的百年宏伟蓝图是最初在毛泽东时代确立、经过邓小平时代的极大丰富，再到习近平新时代进一步调整而日益清晰且具体化的，尽管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断调整，但朝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让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中国的五年规划还通常跨越五年一届的政府任期，这种施政方略确保了国家发展进程不因领导人更替和政府换届而中断或出现大的波折，可以一届接着一届干，从而能够实现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进而实现民生的持续发展进步，这是一条宝贵的中国经验。
收入增长和贫困发生率的变化。 收入增长是民生改善的基本条件。70年来，得益于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日益丰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追求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劳动报酬不断增长，社会保障再分配力度不断增强，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等来源在增加，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长到2018年的2822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6.1%，（“70年，财产性收入在中国人‘钱袋子’中越占越多”，新华网，2019年9月20日）10多亿人口的生活水平普遍持续提高，贫困发生率更是快速下降。按现行农村贫困线标准（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测算，从1978年到201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7%。（金文：“人类减贫史上最伟大的篇章”，《经济日报》2019年9月26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针对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所采取的脱贫攻坚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地区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年减少的绝对贫困人口达1300多万。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与区域性贫困现象，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全球反贫困作出了卓越贡献。
制度优势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 新中国选择的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追求共同富裕，这决定了中国必须按照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筹谋发展、设计制度与政策体系，进而在促进民生不断发展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平等与共富问题。1955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可见，毛泽东确立的国家发展之路是共同富裕之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健康与教育素质的发展变化。 没有健康，收入再高、生活再富裕也会痛苦；没有知识，很难有发展空间与稳定收入。因此，健康素质与受教育年限构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民生发展状况的重要的指标。民国时代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是名副其实的文盲大国，这种屈辱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被彻底改写。在健康方面，1949年时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仅为35岁。（陈煜：“新中国60年民生往事”，《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09年第11期）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建立起了覆盖全国总人口90%左右的劳保医疗、公费医疗与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医疗保障制度，迅速改变了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现象，全体人民获得了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推进新型全民医保制度建设，这使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持续快速提升，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1‰。（新华社：《国家卫健委发布统计公报：201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新华网，2019年5月27日）这些指标表明中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已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教育方面，1949年小学入学率仅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只有11.7万人（本报评论员：“从‘广覆盖’迈向‘有质量’”，《光明日报》，2019年9月12日），受教育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全国性扫盲运动和此后快速发展的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使文盲率迅速下降，2018年全国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之比为5%左右，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到2012年的30%、2015年的40%，提高到2018年的48.1%，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数说70年教育事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教育在线》，中国教育网，2019年9月30日），中国全面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统计资料还显示，中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从1982年的7.2%提高到2018年的29.3%，其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0.6%提高到13%（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中央政府网，2019年8月22日），这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70年来中国民生巨变证明了中国发展道路和重大政策选择的正确性，所蕴含的是中国特有的经验。今日中国之民生发展成就，取决于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为人民谋幸福初心未改的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取决于能够造福全体人民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人民政府促进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治理能力，取决于这一制度与治理体系能够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的内生动力。因此，中国70年来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自主选择适合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必然结果。
三、民生飞跃发展靠的是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有力保障
出行交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 “衣食住行”被称为四大基本民生诉求，可见“行”的重要性；而精神文化生活状态既是人民群众生活品位与民生品质的客观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在交通方面，新中国成立时“交通基本靠走”，随后国家开始推进铁路、公路建设，进入“自行车王国”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的出行条件与方式产生质的飞跃，轿车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进入21世纪后渐呈普及之势，与之相关的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民航等的飞跃式发展。截至2018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运营里程突破14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铁建：《编织大国高速公路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2019年9月23日）；高铁营业里程从2013年的1.1万公里增长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2024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前景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网）；国内航线总数达3420条，旅客运输量达6.1亿人次，乘坐飞机成了普通百姓选择的普通出行方式之一（刘志强陆娅楠 赵展慧：“路网通达，提速发展步伐”，《人民日报》，2019年1月30日）。同时，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分别达41、22.3辆（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2019年2月28日）。正是这种巨大飞跃，极大提升了人们的出行便捷度，旅游休闲成为越来越多城乡居民的生活常态。在精神文化方面，新中国成立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异常贫乏，封建迷信盛行城乡，伴随教育事业大发展和城镇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推进，精神文化生活也从异常单调走向丰富多彩。以阅读为例，新中国成立时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此后一路发展，到20世纪末纸质书成为主体，阅读品种日益丰富；进入21世纪后，人们的阅读趋向多元化，数字阅读成为新时尚，阅读的目的从娱乐休闲升华为自我价值提升；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文化设施有限且都在城市；改革开放后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发展，已形成了比较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差距明显缩小。目前，中国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全面升级，不仅要求同步共享当代世界文明的成果，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出行交通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变，使中国民生发展水平与质量踏上了一个高台阶。
政治保障稳固：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且领导有力。 纵观古今中外，未曾见过政治不稳、政局动荡的国家或地区能够切实保障和不断改善民生的。中国近代史留下的惨痛教训，是国家必须有统一且强有力的领导与政治保障，这是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中，在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并未出现其他国家不乏罕见的“贫民窟”现象，人民普遍过上小康乃至富裕的生活。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的高度组织化和团结各族人民的巨大凝聚力使全国人民有了主心骨，民国时期各自为政、各逐其利的一盘散沙局面迅速转化成为上下同心、全国一盘棋的崭新局面，在面临各种国际危机与重大灾难时，国家都能够妥善应对并化危为机。即使在70年艰辛探索过程中曾出现过失误，中国共产党也能够自我觉醒修正错误，通过自我革命刮骨疗毒、祛除弊端，始终保障对国家发展进程的有力掌控。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铁腕反腐，使国家发展呈现出全新气象。新中国成立70年来长治久安和民生发展不断飞跃，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初心未改和有力领导提供了稳固的政治保障。
(1) 预冷变形处理使CuNi2Si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硬度明显上升，但是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出现下降，它也使材料的疲劳强度有所降低，其中107寿命对应疲劳强度下降4.7%。
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的变化。 从民生视角出发，消费结构是最能够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综合性指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80%、90%，1981年分别下降到56.7%、59.9%，2017年分别下降到28.6%、31.2%，整体上达到了国际上“富裕”生活水平，2018年全国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28.4%。（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时，人们的消费结构几乎只有最低的食物消费，后来发展到增加简单的家庭用品和自行车、手表等，进而到私人住宅、小轿车等耐用消费品。时至今日，拥有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只是普通居民最一般的生活状态，汽车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已成为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12.2部/百人，移动宽带用户达130565万户；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20730万辆，其中私人轿车达12589万辆；同年国内游客达55.4亿人次，居民因私出境达15502万人次，赴港澳台出境9919万人次。在住房方面，1949年人民流离失所，此后从蜗居走向居者有其屋，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7平方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平方米），（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已进入日益舒适的时代。上述数据充分反映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巨大飞跃。
在中国历史上，“国计”与“民生”向来相提并论，然而，翻开我们的历史典籍，却发现民生问题在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真正重视，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均开创了盛世王朝，而其前朝即秦、隋二朝虽国力强大到不可一世却均只历二世而亡，皆因前者重视民生而后者罔顾民生终至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近代中国一百余年间，晚清政府的腐朽使中国人民陷入异常深重的灾难之中，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结束千年封建帝制，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国政府登上政治舞台，国民党政府虽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作为资本家及新的官僚势力代言人，同样将人民利益搁置一边，短短30多年便失尽民心，最终被人民抛弃；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将星星之火燎原全国，并在广大人民的拥护下建立了新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为工农大众谋幸福的政党，并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具体化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行动，进而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希望。中国历史的事实，同样证明了民生与民心的内在关系及其对政权选择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调查显示，企业融资贵主要原因是中间环节收费高。综合来看，企业需要支付5%～6%左右的担保费、评估费及过桥费，已接近利率水平，比浙江省平均收费高2～3个百分点。政策性担保机构业务量较少，而商业性担保机构担保费用基本超过2.5%；同时，企业反映，在林权评估领域，超过95%的项目由非专业的评估公司开展，且一般按林权评估价值额的3%～6%收取费用，评估费过高。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用勤劳奉献换来崭新生活。 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不可能有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民生的普遍改善与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掀起了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一五”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即是全国人民发奋图强的丰硕成果。此后，“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等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不计个人利益的奉献精神成为计划体制下的时代特征，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从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到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财富并通过税制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措施加以调节，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发奋图强的内生动力。40多年来，“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状态几乎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正是这种辛勤劳动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涌现出来的中国智慧，构成了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的真正奥秘。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奉献精神也成就了国家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宁愿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以陈永贵等为代表的农民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穷山恶水的面貌，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动落后的农村发展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以亿万农民的义务劳动建成数以万计的水利设施、基础设施等，都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改革开放后，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经济改革的成功付出了巨大代价，亿万农民工的血汗成就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亦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牺牲了与父母相伴的机会。因此，中国的成功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奋斗出来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全面了解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也很难理解民生发展的全面升级以及真正做到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即将变成现实，国家发展站在了快步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轨道上，但民生改善无止境，民生发展无止境，“保障与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页）。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清晰的战略规划与行动部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巩固与完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必定引领全体人民阔步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社会。
一方面，民生领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加快解决，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仍然偏大，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仍然不足，各项民生保障制度亟待优化。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还希望生活水平更高、质量更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品质、生活品位的提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新时代民生发展追求的是全方位、高层次的需要。
本研究采用 UPLC-MS/MS 法同时测定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应激模型大鼠脑脊液样品中 5-羟色胺和 5-HIAA 的浓度，该方法简单、快速，可用于脑脊液中 5-羟色胺和 5-HIAA 的含量测定。
有鉴于此，坚持与巩固、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并使之全面现代化，成为新时代的战略目标任务。它至少包括：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二是必须不断强化和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必须不断完善直接关乎民生的各项民生保障制度，特别是要增强各项民生保障制度的统筹性与协同推进力度，在缩小差距、纠正失衡和加快补齐短板上下大功夫；四是必须进一步调动各方各界和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将共建共享落实到民生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
总之，全面现代化的国家蓝图已经绘就，战略目标与行动方案已经清晰，只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全面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不断变成现实，中国民生发展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进而必定会更加证实中国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与巨大优势，中国将为人类发展形态的升级贡献一系列的制度文明。
（责任编辑 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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