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赔偿法——以荷兰为例的社会法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赔偿法论文,荷兰论文,为例论文,法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环境责任法的发展
当今世界上社会、政府和私个体间的利益对抗日益激烈，（注：See Barbara Oomen.Chiefs！Law，Power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Leiden：Barbara Oomen （PhD dissertation），2002.）传统民法关于保护公共利益的制度也随之发展。环境法正是一个积极而特殊的例子。尽管环境法最初来源于民法上有关侵权损害的所有权理论，但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却是以公法为主线的。许多国家的环境许可制度由行政管理和刑事制裁结合而成。这样的公法体系调节着政府和污染主体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对环境的保护，这主要体现在对受害者的赔偿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在许多有关的法律制度中，受害者总是试图利用行政法来阻止政府的决议及污染许可的执行，但他们是间接的通过立法手段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对抗污染者，这就导致在环境责任方面大量的民事法律被运用。因为其能够达到损害赔偿和制止污染的双重目的。
中国的环境法发展也与此相似。其最先是通过复杂的公法体系来调节，但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体现出转向普通和特殊民事责任调节的趋向。1999年“环境损害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其全国援助热线的开通，大大推动了环境损害民事立法的发展。当然这也和公法调节本身的虚弱有关，包括执行不力，条文含义模糊以及中央立法和地方现实的矛盾等方面。（注：See Van Rooij，B.“Enhan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Political Enforcement Campaigns in China 2001—2002.”Development and Change（Manuscript under Review with Journal）.）目前，中国的民法已经深入发展，突出反映在民法典的编纂活动。把现存的分散的民事法律如《合同法》、《公司法》和《民法通则》等加以统一与编纂，更有利于民法体系的运行。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法学家和立法者们还试图建立一个环境民事责任的特别法体系。本文正是通过提供一些中国国门之外的观点，希望能对这样一个环境法体系的建立略尽薄力。
本文对环境民事责任立法进行分析，以图有益于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进行环境责任立法的讨论。主要分成两大部分。首先运用比较法分析，介绍荷兰的环境民事责任成文法与相关判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希望能为中国的立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有效途径。在第二部分，主要采用社会法学观点进行分析，讨论荷兰判例法的相关规范移植到中国的可能性和效果，并从公平正义、法律意识等角度，对中国的新立法做出预测。
社会法学的分析是本文的重点，强调判例法对于环境责任立法的重要性。在环境法这样一个复杂领域，法律规范应当来自于现实而非抽象的原则性规定。通过对一些已经被欧洲各国承认的判例的介绍，论证法学与社会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于立法的重要意义。环境民事立法应当具有环境个体保护的立法价值，还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积极有利于法律意识的提高。同时，要配之以相当的执行力度，这主要有赖于法律有关规定和诉讼成本以及胜诉率等因素。
笔者希望荷兰成文法和有关判例法的介绍以及法律移植等方面的社会法分析，对中国的立法能有所裨益。
二、荷兰环境民事责任法
在荷兰，环境法隶属于公法体系，其重心是环境许可制度。因为所有的污染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损害，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包括各种排污标准的环境许可制度，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监控。在过去一段时间，各个行业的环境宏观监控体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认可的综合性规范规定的。污染行为只要符合了这些标准，就不需要特别的行政许可。（注：See the Dutch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这样个别许可的数量就大大减少，而代之以对工业、商业各领域的整体控制。但事实上，环境法的私法体系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产生并发展了，最初的损害赔偿逐渐演变为一般民事责任。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环境诉讼和80年代的大量土壤污染案件。因此，荷兰的环境民事责任制度值得我们关注。接下来，本文将介绍荷兰的普通民法制度和有关环境污染的特殊体系，包括违法行为、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实体法规定，并且对诉讼主体资格和举证责任等环境诉讼制度也会有所涉及。
（一）环境民事责任
荷兰法上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来自于1992年民法典及相关判例法。民法典抽象的规定了普通民事责任和一些特殊民事责任，而判例法对这些抽象规则在实践中如何运用作了具体诠释。1992年民法典卷6第162条与163条构成了对民事责任的基本规定：违法者必须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162条），当然其违反的必须是旨在保护受害者的特定利益的规范（第163条）。损害责任必须具备5个基本要件：（1）违法行为；（2）损害；（3）违法行为与损害具有因果关系；（4）责任性（Toerekenbaarheid）；（5）相关性（行为违反了保护受害者特定利益的规范）。对此，判例法又对这些成文法的抽象的开放性规定作了补充解释。复杂而精妙的民事责任制度就是通过在实践中对各种实际情况的判例法运用得以发展的。
一般的环境责任首先需要符合普通民事侵权的构成要件，比如污染损害必须是由负有法定义务的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引起的。另外，它还包括一些特殊侵权责任如核污染损害等。一般而言，特殊侵权责任的成立也要符合普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对其成立的要求会降低。篇幅所限，在此不赘。
即便一般环境责任只要符合普通侵权的构成要件，但在实际运用中的复杂性超出想象。这和环境损害本身的特殊性有关。首先，对于某一次污染事故而言，有可能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损害是在长期的多次污染过程中缓慢累积而成的。其次，损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确定其与某个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及责任人。第三，环境损害涉及面广，有时可能跨越国界而必须由国际法调整。（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4.）在此，我们先对环境责任的五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
1.违法行为。在荷兰法中，一个非合同行为如果是违法的，首先可能是侵犯了他人的个体合法权益（rechtsinbreuk）（荷兰民法典卷6第2章第162条）。何为“个体合法权益”？其必须是明确受到特定的保护。在环境判例法中，是不保护对于生存环境享有的整体性权利的。（注：Se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rotection of the Wadden Sea vs Thetis Natural Oil Company，The Hague Higher Court，May 25 1973，NJ 1974，35.）其必须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以便能适用侵权法进行保护。假如对环境的整体权利也能被接受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相关性（见下文）的要求了，而环境法的适用范围也将被大大扩大。同时，环境损害保护就成了每个人的法定权利，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受害者才能主张赔偿。荷兰的许多相关著作都对此整体性权利持否定态度意见。（注：See J.Verschuuren，Het grondrecht op bescherming van het leefmilieu（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or living），Zwolle：1993，p.63，The Dutch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al Policy Milieubeleid.Strategie，instrumenten en handhaafbaarheid'（Environmental Policy.Strategy，instruments and enforceability），Rapporten aan de Regering（Reports to the Government），nr.42，The Hague 1992，blz.74 and R.van Acht，Milieubelangen en milieunormen in het privaatrecht（Environmental Interests and environmental norms in private law），Nijmegen 1990.）
其次，违法行为也会由于违反有关环境损害的成文法规定（民法典卷6第162条）而成立。由于荷兰环境法主要具有公法和环境许可制度的成分，造成环境损害的违法行为往往违反了明文的环境标准。另外还有一些涉及环境保护的普通注意义务，典型的是《荷兰环境管理法》中规定的“每个人必须尽到充分的环境保护义务”。但是，荷兰法学家们认为，这些关于普通注意义务的成文规定，由于民法典第162条所述及的不成文注意义务而失去了意义，其在侵权法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注：See E.Bauw in Aansprakelijkheid & Verzekering（Liability and Insurance），1996，p.96.）此外，违反国际法规范也会构成这里的违法行为，如《欧洲人权公约》第8 条就赋予了缔约国公民保护个人正常生活的权利。（注：See European Human Rights Court，9 December 1994，NJ 1996，506 for a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decided tha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had notmade an equitable balance between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plaintiff's rights to respect for living，private and family life.（Art.8 EHRT）.）
第三，违法行为还可以是违反不成文的环境规范的行为（民法典卷6第162条）。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社会生活中的特定注意义务”。尽管在最近几年中，这些不成文规范的地位由于大量特殊民事之责任和公法相关规范的兴起而有所降低，但对于以往的污染行为（特别是土壤污染）引起的环境损害案件仍有重要意义。（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11.）荷兰判例法对如何判断是否履行了这些不成文的特定注意义务，有两个依据。第一是危险的构成（gevaarzetting）是否成立，这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1）潜在受害人未充分注意的可能性；（2）事故发生的几率；（3）后果的严重程度；（4）损害的预防成本。（注：See For the original case in which these requirements were formulated see Supreme Court，HR 5 November 1965，NJ 1966，136（Kelderluik））第二是对各当事人利益的权衡（belangenafweging）。由于有些案件可能不存在危险构成，那么就可以根据利益权衡作出判断。利益权衡的依据是判例法中先例确定的损害之债的标准，意味着对于特定程度的环境损害受害人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注：See Supreme Court，HR 23 September 1988，NJ 1989，743（Kalimijnen），see also Intermediate Court，'s Hertogenbosch，29 May 1981，NJ1985，81.）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行为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但却又造成了环境损害， 是否构成违法行为？ 一般来说， 获得合法许可的行为具有法定正当性（rechtvaardigheidsgrond），即使其造成损害或违反了有关规范（民法典卷6第162条）。当然，如果该许可本身存在缺陷（注：See Supreme Court，HR 6 November 1953，NJ 1954，5；Supreme Court，HR 29 March 1974，NJ 1974，344；Supreme Court，HR 25 May 1985，NJ 1985，287；Supreme Court 3 May 1985，NJ 1985，682.）或行为违反了许可规定的标准，（注：See for example Supreme Court，HR 9 January 1981，NJ 1981，227.）就可以构成违法行为。然而，荷兰判例法认为，即使许可合法且行为未违反许可规定的标准，该行为也不是绝对合法的。（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2，note 81.）因为对一方行为的许可并不意味着对第三者权利的处分，这一点在已有的两个先例中早已确定。因此，法官就可以对获得合法许可是否也能构成对第三者的违法行为进行自由裁量。（注：See Supreme Court，HR 30 January 1914，NJ 1914，497 and Maastricht Intermediary Court，26 February 1852，W 1332.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1，article 162，section 2，note 82.）判例法认为，如果被许可方应当知道有权许可方在做出许可时是不能预计许可所引起的可能损害的，（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2，note 82.See Supreme Court，HR 6 November 1953，NJ 1954，5；Supreme Court，HR 14 June1963，NJ 1965，82；Supreme Court，HR 10 March 1972，NJ 1972，278（Lekkerkerker/Vermeulen）.）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构成违法行为。
另外，政府的执行不力能否构成违法行为？自从发生了许多由此发生的重大事故，该问题被推到了很高的高度。判断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样的判断标准在荷兰国内公法（《荷兰环境监管法案》第18条第2款）和国际人权条约（《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注：See European Human Rights Court，9 December 1994，NJ 1996，506.）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他们对执行责任的构成另外作了规定（beginselplicht tot handhaving）。（注：See State Council，Section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February 2 1998，AB 1998，181.）而民事判例法也是不承认由执行不力构成的债的。（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13.）
2.损害。环境民事责任的第二个构成要件是须有损害发生。荷兰民法上的损害在成文法和判例法中均有所规定，其主要包括四个种类。第一类主要是指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甚至死亡，这很多都是由空气污染引起的。（注：See Supreme Court，HR 12 December 1986，NJ 1987，958（Poly/Rockwool）.）另外还包括非物质损害，如由持续噪音引起的精神损害，（注：See Supreme Court，HR 19 October 1993，NJ 1994，107 in which the continued crowing of a neighbor's rooster caused the plaintiff insomniawhich led to employment disability.）民法典卷6第106条对此作了规定。第二类是指对所有权的侵害，比如由相邻引起的土壤污染对农作物或家畜的损害，或污染引起地势下沉对建筑物的损害。（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21.）第三类是由污染间接导致的纯粹物质损害（pure vermogensschade），例如由邻近的海滩海洋污染导致当地旅馆的营业额减少。 实践中也有一个由附近土壤污染引起当地超市客户减少的判例。（注：See Dordrecht Intermediate Court，December 24 1986，TMA 1987，109.）第四类损害是指对环境损害进行预防或补救所需要的成本。对于这类损害，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但是，首先这种预防或补救的成本必须是事先能够预料且不可避免的。当然，如果事实上付出的成本比预计的少，也能构成损害。另外，支出的成本与环境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联系。（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13.See Supreme Court，19 September 1997，NJ 1998，886.）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责任成立，损害如何计算？篇幅所限，在此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3.因果关系。环境民事责任的成立对违法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特殊要求。在荷兰法中，因果关系是责任成立的一个必备要件，而且对于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也有主要意义。作为责任成立要件的因果关系必须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没有违法行为就没有损害发生。（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1，note 2.）但对确定赔偿数额，因果关系显得十分复杂。虽然荷兰民法典卷6第98、99条对因果关系作了规定，但这些抽象条款只起到指导作用，可操作性不强。
之所以说对于认定赔偿数额，因果关系问题非常复杂，是因为许多环境损害往往是由多个原因引起的，而被告的行为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要确定被告在多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多因一果的情况，荷兰民法典卷6第99 条和判例法对该条的解释作了相应说明。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在最高法院的一个相关判例中确定的：如果原告能证明被告的行为可以单独引起全部损害，就不需要另行举证证明该行为事实上导致了全部损害。（注：See Supreme Court，HR 17 January 1997，NJ 1997，230（Moerman/Bakker），based on Supreme Court，HR 9 Oktober 1992，NJ 1994，535（DES-dochters）.）如此，被告就要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除非被告能证明自己的行为实际只造成了部分损害。（注：See Supreme Court，HR 30 November 2001，nr.COO/016HR.）可见，荷兰判例法对于多因一果的损害与某一特定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认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4.责任性（toerekenbaarheid）。行为人必须对引起损害的违法行为负有相应责任，这是第四个构成要件。根据民法典第162条的规定， 责任性是指负有过错或违反了法律及相关规则。当然这里的责任性指应对违法行为负责，而不是指应对损害负责。因为后者取决于行为人的环境责任最终是否成立。
荷兰法中的过错是取决于被告是否明知或应知其行为具有违法性。（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3，note6.）其可以分为故意（opzet）和过失（onverschoonbare dwaling）。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而有意为之。过失是指行为人由于疏忽，应知而不知其行为违法，此疏忽不可免责。对于过错的认定有两种不同的标准。一般情况下，是以普通人的认识为依据判定其是否明知或应知其行为违法。（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3，note16.）如果是普通人无法预见的，则为无过错。有一个环境法判例，法官认定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污染行为负责，但董事不能预见污染后果，不成立个人过错。（注：See Intermediary Court Amsterdam 25 oktober 1995，BR 1997，p.502 and Intermediary Court Utrecht 1 augustus 2001，TMA 2001，p.138.）当然该董事是否能够预见，取决于是否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在一些特殊的案件里，如果被告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那么就不能以普通人的认识为标准，而是应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去考虑。（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3，note 17.）有一个案例：一个建筑公司把一大堆建筑垃圾倾倒在受害人的土地上，法院认定该公司具有专业知识应当预见其行为会引起土壤污染。（注：See President Intermediate Court Utrecht 3 February 1987，KG 1987，139.）还有一个案例，也是关于土壤污染的：对于一个市政瓦斯工厂的污染行为，法院认为，尽管一般而言，工厂所在土地是否被污染难以预见，但是对经营了该工厂超过一个世纪的政府而言，其应当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应当预见污染危险的存在。（注：See Higher Court's-Hertogenbosch 3 July 1996，M en R 1997，nr.17，TMA 1998，p.12，and Supreme Court.HR 6 February 1998，NJ 1998，350.For similar cases see Intermediate Court Amsterdam 31 October 1990，BR 1991，p.293，Higher Court's-Hertogenbosch 23 April 1990，BR 1991，p.148，Intermediate Court Rotterdam 5 December 1986，S&S 1987，53，Higher Court's-Hertogenbosch 26 October 1992，S&S 1993，28，Supreme Court HR 15 April 1994，NJ 1995，114，S&S 1994，72，A&V 1994，p.110（JS），President Intermediate Court.Leeuwarden 4 May 1995，KG 1995，290，Higher Court Arnhem 19 March 1996，TMA 1997，p.19.）可见，污染行为的危险性越高，对行为人的认识水平的要求也越高，主观过错就越容易成立。（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3，note 25.）而且，还要求行为人在行为之前有义务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作额外的调研。因为在许多案例中，违法行为往往会对第三者甚至公共安全造成损害，所以对行为人的要求就会较高而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则相应降低。（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3，note 30.7.For cases related to soil pollution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f knowledge and research see the cases discussed in this note.）
责任性的第二个表现是风险责任。荷兰法规定了两种不同的风险承担义务。第一种是特定人的法定风险承担责任，如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行为承担的责任（民法典卷6第165条）或企业对其雇员的职务行为承担的责任（民法典卷6第170条）。另外，荷兰民法对环境损害还规定了诸如废物倾倒（卷6第176条）、采矿法（卷6第177条）等特殊的风险承担责任。除非按照一般社会规则， 被告不应当承担此风险。
5.相关性。此为最后一个侵权构成要素。它要求行为违反的是保护原告特定权益的有关规范（民法典卷6第163条），这意味着如果违反的不是旨在保护原告特定权益的规范，即使其对原告造成了损害且被告对该行为负有责任，被告最终也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环境法规范的宗旨在于预防和限制环境损害，其中所谓对原告权益造成的损害，多是指直接损害。虽然，许多民间环保组织起诉的案例都是试图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保护环境。但是，环境法并不排除从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来保护受害人权益的，所以相关性的要求对于民间环保组织而言并不是一个障碍。（注：See C.H.M.Jansen，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article commentary，section 1，article 162，section 3，note 30.7.For cases related to soil pollution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f knowledge and research see the cases discussed in this note.）另外，政府就治理污染需要的成本所提起的诉讼，也是有关相关性的一类特殊案例。在这类案件中，政府认为环境责任的承担源于行为人未履行一般的注意义务。问题在于，一般注意义务的履行与政府治理污染的成本是否有相关性？对此，荷兰最高法院在1990年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判例，其认为判断一个仅仅未尽到一般注意义务的污染行为人是否要承担责任，取决于其是否明知或应知政府需要对此污染付出相应的治理成本。（注：See Supreme Court，HR 9 February 1990，NJ 1991，462（Staat/Van Amersfoort）.）此后，最高法院的另外两个判例还确定了1975年1月1日是判断其是否明知或应知的时间标准。（注：See Supreme Court，HR 24 April 1992，NJ 1993，642（Staat/Akzo Rezins）and 643（Van Wijngaarden/Staat）.）如果损害发生在此日之前的，就不认为具有相关性。（注：See Art 75 of the Law on Soil Protection provides new specialized regaultion on compensation for soil pollution clean up.Continuing the norms establishing in case law.）
（二）程序法上的一些问题
对荷兰环境民事责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实体法，本部分将简短介绍程序法上的两个基本问题：证据规则与诉讼主体。
荷兰法对环境民事责任规定了特殊的证据规则。由于环境损害本身的复杂性，因果关系是争议的焦点，而这主要依靠法庭上的举证。一般的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50条）。但对环境民事责任却有例外，在一定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除非被告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否则就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对此，荷兰法作如下陈述：如果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且随后发生了损害，则假定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必须举证证明即使没有其行为损害也会发生即因果关系不成立。（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 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23.）学说上还有一个运用统计学原理举证的理论，也可以减轻原告关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 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25.）
另外一个问题是诉讼主体资格：谁是适格原告？有两种特殊的原告：
第一类是民间环保组织。制定于1994年的荷兰民法典卷3第305条a 项建立在最高法院的判例基础上，其规定，特定的社会团体有权采取法律手段预防或制止环境污染和损害。该组织必须曾经致力于环境保护，而且在采取法律手段之前应当和被告有过协商。（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 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26.）同时，还规定，环保组织不能提起金钱给付之诉，这目的在于防止群体诉讼。（注：See E.Bauw，Groene Kluwer Vermogensrecht，loose-leaf commentary on Dutch civil law，section on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special liabilities，environmental liability，note 26.）
第二类特殊的原告是依民事权利而非公权力起诉的政府。荷兰法对政府运用私法保护公共利益的行为作了限制。 最高法院1990年制定了相应尺度。一个名为Windmill 的公司的排污行为对一条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管理的运河“De Nieuwe Waterweg ”造成了污染，当地政府对此以侵犯其所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Windmill停止排污行为，并要求赔偿损失。当然，政府也可以根据《水污染法》规定的公权力要求Windmill支付费用。正是在这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制定了关于政府是否具有相应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标准：首先，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必须适用公法，则政府可以按照私法起诉。这由许多因素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法规范没有与私法规范冲突。其次，公民的利益必须可以由此受到保护。荷兰的行政法赋予了公民比私法多得多的权利以对抗政府公权力，而且在行政法中第三方的权利也比私法中更受重视。最后，适用公法也能得到与适用私法相同的结论。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除了诉讼结果，还和胜诉率与成本有关。（注：See Supreme Court HR 26 January 1990，AB 1990，480，M en R 1991，33 en NJ 1991，393（Windmill），see also in an earlier case a bit less known Supreme Court，HR 14 April 1989 AB 1989，486（Benckiser））那么根据这个判例，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不可以根据民法典卷6第162条提起民事诉讼的。
如上所述，只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政府才可以成为适格原告：（1）违法行为只造成威胁而尚未发生损害。民法规定可以为防止损害发生起诉，但公法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与此相似，还包括损害已发生但无法挽救的情况，有私法规范却无公法规范。（2）对于该特定的污染行为没有相应的行政许可程序。 如《荷兰杀虫剂法》、《地下水保护法》、《销毁法》和《化学肥料法》。（3）存在交叉债务，对此公法也未作规定。（4）行政执行费用需要由违法者支付。（5）被告违反的是不成文的注意义务，只能适用私法保护。
三、荷兰法的社会法论
上述对荷兰环境法的介绍也许可供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立法所借鉴。在制定一部新法之前，立法者往往会对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则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荷兰环境法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法律制度相似。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点就是即使行为依据合法许可作出且未超出许可的范围，也需要对相应环境损害承担责任。另外就是假定因果关系成立及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在诉讼主体上赋予了民间环保组织和政府相应的诉权。这些规则和本文介绍的其他一些要素正是荷兰环境立法的基础。
但问题在于，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法律、地理、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其他地域，这些规则是否也能适用。目前，法律移植已成为全球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发展传播的最重要形式。在殖民地时期，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为了能尽早实现现代化，移植了大量的域外法律。（注：埃塞俄比亚对西方民法的移植就是一例。See Pankhurst，A.“Negotiating Tradition and Change：The Impac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a Settler Village in Western Ethiopia.” In Transplants Innovation and Legal Tradit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edited by E.Grande，269—302.Torino：LHarmattan Italia，1995.）成功的法律移植要求引进的规范、法律或法律体系能够与本国社会各方面现实融为一体。（注：See Watson，A.Legal Transplants：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Athens &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3.，Nelken，D.“Towards a Sociology of Legal Adaptation.”In Adapting Legal Cultures，edited by D.Nelken and J.Feest，7—55.Oxford：Hart Publishing，2001.，Cotterrell，R.“Is There a Logic of Legal Transplants？”In Adapting Legal Cultures，edited by D.Nelken and J.Feest，70—93.Oxford：Hart Publishing，2001.，Harding，Andrew.“Comparative Law and Legal Transplants in South East Asia.”In Adapting Legal Cultures，edited by D.Nelken and J.Feest，199—223.Oxford：Hart Publishing，2001.，Nelken，D.“Changing Legal Cultures.”In Transnational Legal Processes，edited by Michael Likosky，39—58.London：Butterworths，2002.In China Su Li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the difficulties of legal transplants as form of legislation.参见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1期。）但这是一个非常崎岖困难的适应过程，几乎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先例。在具体的实践中，移植的法律未必就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比如，土耳其的民法现代化，移植了50多年之后仍然难以与本国达到理想的融合状态。（注：See Starr，June.“The Role of Turkish Secular Law in Changing the Lives of Rural Muslim Women.”Law and Society Review 23，no.3（1989）：497—523.）
当我们谈及中国对荷兰环境法的移植问题，会发现两国法律制度的基本体系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判例法方面。荷兰环境民事责任的成文法规定是抽象而模糊的，只有在判例法中才能找到具体的规范而将其运用于实践。判例法在法庭审判中稳定发展，并反映出特定的社会问题与趋势。但在中国，判例法并不像在荷兰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严格地说，两国的法律制度有相似之处的，都属于不承认先例的大陆法系。但在荷兰，源自于具有高度社会影响的法学公理、法学研究及法学教育的判例法在实践中却被大量运用。而中国的一些判例仅仅以法律解释的形式被出版和研究。另外，中国的法学学说也是主要建立在外国法和理论法学而不是法学实践基础上的，判例对于特定的案件而言，作用微乎其微。荷兰的判例法的产生和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如果被移植到中国，肯定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途径的，那么其适应性、流畅性和实施效果将大打折扣。
自上而下的立法有一个缺陷，因为立法者不是万能的，其无法预见所以可能发生的情况，也无法对此制定完美的法律。如果制定的太具体，就不能涵盖许多意外情况，是立法的失败。越具体的规范越反映出其不能与国情融和的缺陷。（注：See Van Rooij，B.：“法律的纬度，从空间上解读法律失败”，姚艳译，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对于像荷兰这样的法律体系，具体细化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是不必要的，因为许多具体规范可以通过判例法确立，而成文法只是圈定一个大致的框架。如果不承认判例法的效力，那么立法者就不得不制定许多具体细节化的规范以应付新情况，成文法体系就会变得过于复杂庞大和死板。而且，对于这样的自上而下的立法必须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不仅需要必要的比较法学与理论法学的分析论证，（注：可惜的是，中国的法学研究过于理论化，很少注重实践中的案例与实际情况。参见王明园：《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版。）还应当用社会法学和法律经济学的观点对预期效果作详尽分析。（注：See Seidman，A.，R.B.Seidman，and N.Abeyesekere.Legislative Drafting for Democratic Social Change，a Manual for Drafters.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欧洲环境责任指导》就是在经过多年研究和各利益主体的讨论，以及从法律及非法律的角度多方面的分析论证，才得以最后定稿的。（注：See http：//europa.eu.int/prelex/detail_dossier _real.cfm？CL=en&DosId=171860 and http：//wwwdb.europarl.eu.int/oeil/oeil_ViewDNL.Proc ViewByNum？lang = 2&procnum = COD/2002/0021.）荷兰环境法告诉我们的经验是，只有自下而上的判例法，才能提供具体而合理的规范。只有这样，复杂的环境法在移植之后才能得以融会贯通，解决多种多样的各种实际问题，而这正是立法者所追求的结果。（注：中国的许多学者讨论建立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的可能性。但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基础，是不能轻易被移植的。但是可惜，他们的讨论对于西欧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荷兰、瑞士等国家的理论式的非正式判例法体系的发展缺乏关注。在这些国家，由于判例在法学理论上被深入研究，作为立法的基础具有重大影响。它们被写入教材、专著，进而影响立法，在实践中，也能被用于法律解释。因而，判例就是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渊源，不需要法院或立法机关的认可。对于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教育都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相关讨论，焦点在于是否将判例作为正式法律渊源，以及可否在审判中得到适用，但很少关注其在法学研究与教育中的作用。
关于此讨论，参见武树臣：《判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立法都有一定的目的与宗旨。环境法的目的在于损害赔偿和保护环境。也许经过努力，成文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由于用于应付不同情况的成文具体规定十分死板，庞大的一元国内法律体系将会过于复杂。（注：See Ehrlich，E.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Transl by W.L.Moll）.New York：Arno Press，1936（ed.1975.，Sumner，W.G.Folkways.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06（ed.1960）.）那么，人们就难以了解全部法律规定，也很少完全用得到。而且，由于法律规范的僵硬死板，其适用范围也会变窄，无法适应多变的现实。（注：See Pound，R.“The Limits of Effective Legal A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27（1917）：150—67.）像中国这么庞大的法律体系就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能规定的太具体，并且要尽量涉及各个方面。这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在中国，缺乏能够对抽象的成文法进行特定而灵活解释的判例法。（注：See Van Rooij，B.“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 in the Prc（Unpublished Ma Thesis）.”Leiden，2000.）其结果只会造就过于具体细化的体系。于是，中国的法律有时候显得过于细化而难以执行，有时候又会由于太过抽象而没有实际效果。另外，立法目的的实现还有赖于严格执法，维护公平正义。这要求须有高素质且收费合理的律师队伍，司法公正，适当的诉讼成本，合理的诉讼期限以及厌诉观念的消减。（注：See Cotterrell，R.The Sociology of Law：An Introduction.London：Butterworths，1992.）对于这些，中国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因此，新法还需要考虑如何解决法律适用、执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从本文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些荷兰环境赔偿法的成功经验。但是在制定新的法律之前，对本国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经济学分析更是必不可少，而不是盲目的从外国照搬照抄。各国包括中国为此所作的相关努力显而易见，但笔者在此仍着重强调之。
译者：陈擘，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浙江 临安 31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