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顺[1]2001年在《西部大开发与政府宏观区域经济调控》文中提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实施的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它是缩小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重要举措，更是能否在本世纪中叶顺利完成我国第叁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倍受国人关注。如何开发？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西部大开发，已不同于西方国家开发落后地区，也不同于我国开发东部地区的实践，它必须走一条结合自己实际的开发之路。在转型期的中国，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部开发应遵循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原则。但作为“后起”的转型国家，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政府的调控行为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主要是靠政府的调控行为进行的，“东亚奇迹”原因就在于此。政府在开发过程中的职能，主要是对市场失灵给予纠正，同时，政府应使自己的调控行为适度、科学。 本文从政府的宏观区域调控这一角度出发，论述了西部开发需要政府的宏观区域调控。可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各国在解决区域差异时都实施了政府调控，并且大多数国家都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即顺利突破了倒“U”的第二个拐点，为我们开发西部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是，我国的西部开发不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囚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西部的实际，客观地开发西部。政府对西部开发的调控行为，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实施的。本文主要是从区域化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入手，探讨如何为西部开发提供一个广阔而宽松的经济环境。本文认为，对西部开发的政策要做到创新，许多以前不敢用的合理政策，只要符合“叁个有利于”标准，都可以在西部试验，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改革成本，同时还可以避免经济的大波动。
符太增[2]2006年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1986年，按照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七五”计划将我国经济区域明确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叁大经济地带。西部地区是由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9个省、自治区组成。1997年，原四川省分为重庆直辖市和新四川省后，西部地区则由原来的9个省、自治区变为现在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中、西部叁大地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些省区，如内蒙古、广西、湖南、湖北的全部或部分，地理位置毗邻西部十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与西部省区相仿。因此，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地域范围由西南5省区市(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西北5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12省(市、区)组成，被称为“10+2”。至于像湘西、鄂西这样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而且在今后发展中的确存在着很大困难的地区，国家则采取个案对待的办法，确定湖南的湘西、湖北的恩施和吉林延边叁个自治州比照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本文中，西部大开发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上述12个省、市、自治区。这12个省(市、区)下辖130个地区、913个县，土地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2002年末总人口3.6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56％。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0％以上。西部地区土地、水能、矿产、旅游十分丰富资源，但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比较效益差，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全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及商品化率低，生态代价巨大；工业总量小，工业增长滞后；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轻重工业发展相互脱节；服务业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低；旅游资源粗放经营，旅游业发展滞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将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在总体上持续稳步增长，欠发达地区也可能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同样也会使得欠发达地区处于不利的竞争态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扩散，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而“后来居上”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前提。同时，西部大开发具有良好的国内宏观环境：国家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可以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较大规模的启动资金和技术基础。应该看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部开发仍然客观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困难。一是国内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西部开发面临发展思维转向和经营模式转轨。二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突破，将加大西部地区大规模筹集和使用各类开发建设资金的难度。叁是加入WTO所带来的权利和义务，使得西部大开发必须尽快地熟悉和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这是我们党总揽全局，在千年之交，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叁步走”战略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综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就我国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探讨。具体来讲，本文包括五章：第一章，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探讨。第一节从自然和社会的限制因素、企业家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发动因素角度以及经济增长的资本和结构变化等一般性因素角度，综述经济区划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讨论包括一般区域的增长阶段、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在内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以及工业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发展、出口导向发展、农业发展在内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第二节不发达地区经济结构的转换，综述包括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的“二元结构”论，以及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形态与机制、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分析、区域产业结构的配置。第叁节中国西部大开发理论意义和战略观。第二章，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税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一节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税政策，我们考虑了以色列和埃及对沙漠地区开发的财税政策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和美国的财税政策；第二节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经验和教训；第叁节考虑国外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第叁章，西部大开发与财税政策。第一节考虑政府在经济开发中的作用，第二节进一步从经济政策的目标、基本内容角度讨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财税政策。第叁节具体讨论财税政策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第四章，西部大开发中的财政政策。第一节从财政政策的功能与效应、财政政策目标、手段和效果、西部开发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西部大开发财政政策类型等角度考虑西部大开发与财政政策；第二节从建立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节税收返还系数、适当调整中央与西部省区市的共享税分成比例、实行差别税率、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发行西部开发专项国债等角度考虑西部大开发中财政政策的创新。第五章，西部大开发中的税收政策。第一节西部大开发中税收政策的作用和目标，第二节考虑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考虑推进环保产业化、引进外资、发展西部地区重点领域以及调节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税收政策。
刘红亮[3]2000年在《西部大开发与相关宏观调控法的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方面的功能，同时还在于法律能有效地管理复杂的现代经济，使政府严格依法办事，使政府行为依法进行。就现代法治而言，法律更主要地应该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规则和制度安排。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法制改革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目标选择。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实行西部大开发，必然离不开法律的保障。经济法无疑将在其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尤其是宏观调控法。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对经济发展总体布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法理学已经明确，现代社会生活中任何社会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西部大开发离不开法治保障。只有建立了良好的法治状况，西部大开发才可能健康、有序、稳步、顺利地推进。这就决定了西部大开发与宏观调控的密切关系，也决定了西部大开发与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经济法的密切关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表明，单纯依靠市场体制难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必须由政府依法进行宏观调控；而政府干预的法制化，又需要宏观调控法律规范的保障。与此同时，西部的现实情况又决定着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决定着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行为的现实性、必要性。 为了阐述西部大开发与相关宏观调控法的若干问题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法律保障，本文从4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通过对国际社会开发欠发达地区情况介绍，从3个方面论述了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1）通过对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时计划工作的论述，指出，即使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计划的成分。计划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国进行西部大开发，绝对不能忽视西部大开发规划工作对于开发的重大意义，而且更应该进一步就此注重发挥计划法律规范对于西部大开发的 引导、促进、保障等功能、u）通过对国茹社会一些国彭开发欠人达地区时国家给予其的政 策支持和倾斜，指山，这些国家谰过立法和法律保障措施；力求使其开发政策规范化。制度 化。法律化，以确保和推动其开发国策的有力贵彻实施，从而不同程度地职得了显任效果和 效益。（）通过国家社会一些国家惰况介绍。指出开发欠发达地区时国家给予其财政、金融 （信贷）的支待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必需的。国家给予欠发达地区以财政、信贷等的 支持，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平衡发展的需耍，也是一个国家政府应有的责任。 第二，从计划法的保障功能方面，论述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的宏观凋控及其经济决 策权。政府在西部人开发中所作山的决策应属丁宏观决策和宏观调控范畴，并在各囱的范围 内对国民经济活动起着指导和调整作用。作为宏观调控法律中带有全局性的一个法律，计划 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目前没有“计划法”，但在西部 大开发中必须道循计划法的相关规则。 第叁，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宏观调控及其经济决策权，论述产业法、囱然资源洁等相 关宏观调控法对西部人开发的保障。宏观调控法是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法制化。西部大开发 这一战略决策肯定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实现其日的。实施西部大开发需要一系列特殊政策 的支持，国家必须给予西部以政策支持和倾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现区域协调发 展方面负有重要职责。同时，明确西部人开发的战略重点需要相关宏观调控法的保障。这是 由于西部人开发的其中一个战略重点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时必须特别 注意基础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解次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这应该分别归屈产业 法、e然资源法的调整范畴。两部大开发，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法律化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鉴丁以卜，进一步得山结论；开 发欠发达地X法制保障较政策保障意义更为深远。 第四，政府在两部人开发中宏观经济调控及其经济调节权，包括财政法、金融法等对冲 部人开发的保防。一方面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必须依法进行，需要宏观调控法子以规范；冗 〕 －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0为应七以国家强制力米保阳，需要采取宏观调控法律手段。财歧 法、金融法等是政府在仲部人升发中要往巫运川的红济凋节手殴。内部人开发，中央政府下 仅竖通过规范的财政钩移支忖方式，还要加人对u部地厂的亩接投资力度。同竹，金融什为 现代经济的核心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也是促进仲部开发的重要力?
李含琳, 范鹏[4]2000年在《论西部大开发中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调》文中提出西部大开发需要创造良好的软环境。软环境一般包括政策支持、信息网络、人才开发、法规法制等。本文试就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支持问题 ,结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区域经济政策的新趋向和西北五省区大开发战略选择重点 ,专门讨论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调运作问题
卫梦星[5]2013年在《“反事实”思想在宏观政策效应评估中的应用》文中提出制定、实施政策是政府发挥职能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改革也在逐步深化，政策、规则的改变频频发生，为降低政策成本，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亟需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通过构建“反事实”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是当前政策评价研究中的热点，但这一思想在宏观经济领域并未取得太多进展，制约了宏观政策效应评估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由于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的数据特征不同，当前微观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反事实”构建方法，如双重差分方法（DID）、匹配方法（Matching）等都不能应用于宏观政策效应评估。而目前宏观政策效应评估中的主流方法，如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等都需要设定多个结构模型，搜集大量的数据，运用复杂的求解技术求解，工作量巨大且在因果推断上也存在着不足。因此，在政策效应评估的实践中，亟需以“反事实”思想为指导，探索适用于宏观政策效应评估的新方法。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Hsia（o2010）提出的利用面板数据截面之间的相关性构建“反事实”，进而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新方法，并围绕该方法进行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介绍Hsiao方法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就模型中的关键假设——条件独立假设进行重点分析，并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技术，就理论模型对关键假设的敏感性进行数值模拟。其次，设计两个案例分析，分别以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为例，对这一方法的应用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详尽的阐述。两个案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西部大开发案例满足该模型的关键假定，“四万亿”刺激计划或多或少会违背该假定，但可以通过各种技术选择合适的控制组。本文在前一案例中重点阐述了关键假设的检验，在后一案例中设计了对比模型，用实际数据分析关键假设的违背对政策效应测算的影响情况。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Hsiao方法的结果对关键假设非常敏感，即使是关键假设的轻度违背，也会对模型结果产生显着影响。因此，判断案例是否适用该方法，是使用模型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同时，因为实际数据的产生机制未知，这一关键假设无法通过统计方法进行检验，只能经过充分翔实的论证进行判断。在实际中，若关键假设不能满足，则应采用DID等其他方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与结构方程模型相比，该方法省去了具体的结构模型设立过程，能规避政策效应评估中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且能够反映外部冲击的影响，具有模型简捷、数据需求量小、运算简单等优势，对宏观政策效应评估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于缩小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相对差距至关重要，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使得重庆人均GDP增长率增加了约2.24个百分点，各年的政策效应基本保持稳定，这一结果与刘生龙（2009）的研究结论近似，证明Hsiao方法具有较强的效力。但与其余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对“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政策效应分析结果显示，2009年-2011年“四万亿”计划对各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928、-0.575、0.021个百分点，整个研究区间内对GDP增长率的整体效应为0.138个百分点，几近于零。因此，“四万亿”刺激计划短期内效果显着，但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政府在实施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政策的挤出效应，并关注由此引发的通胀等因素的副作用。
袁波[6]2004年在《区域经济发展与我国税收政策的协调》文中研究指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税收政策作为解决或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手段。众所周知,为了加快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在东部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如同在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上一样,在西部大开发的占略棋盘上,税收政策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但需要我们充分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税收政策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要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必须统筹考虑东西部经济发展,制定系统的区域性税收政策,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不能以抑制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为代价。 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然后从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性税收政策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因素是税收,通过对税负转嫁和区域税收政策的理论分析,以及对边际税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论证了税收政策是把“双刃剑”,既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税收负担水平,保持适度的税收增长速度。最后提出了当前促进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应采取政府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对落后地区实行区域优惠为主的适度轻税政策,并与转移支付、政府投资等其他财税政策相配合,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对东部发达地区实行以产业政策为基本导向的税收政策,保持东部经济发展优势,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苏丽娟[7]2004年在《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研究——兼论西部大开发中地方政府职能定位》文中研究指明何为政府职能，国内行政学界众说纷纭，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把政府职能界定为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它包括这样五层含义：1．政府职能的主体是行政组织系统及其工作人员，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在中央为国务院及其部委，在地方为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分；2．政府职能是国家职能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3．政府职能与私人职能的区别表现为政府职能的公共性；4．政府职能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责与功能作用的统一；5．政府职能体系是一个生态系统。 我国自1978年以来进行了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政府职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府职能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根据不同时间段将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1992年以前，1992年至2000年以及2000年至今。同时在横向分析框架上，从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经济政策工具以及政府机构改革等五个方面来论述政府职能的变迁过程。 本文指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是“市场替代”。在我国目前同时面临转型和发展两个任务的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下，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市场替代是有其合理性的，虽然这种合理性只具有暂时的、过渡性的意义。地方政府在拥有相当数量的可支配资源和中、微观决策权后，便逐渐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再完全是中央政府的被动附属组织，从而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提供了特殊要求。 在转型时期，由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尚未充分实现，国有企业也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事务中的决策空间却首先得到扩展。因此就其掌握的资源和承担的职能而言，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具有独立发展利益和行为目标的“准市场主体”。地方政府的这种“准市场主体”地位，虽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但这是转型时期改革发展所面临的现状。 这种“准市场主体”地位使我国地方政府目前必须有效地承担起稳定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稳定地方经济社会生活，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这需要至少通过六方面的经济与行政职能的有效行使来予以实现，主要包括：地区经济中观调控职能、制度要素的创新与提供职能、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的完善职能、关键资源的聚集与供给职能、秩序与安全的保障职能、经济社会公平环境的创建职能，这也就是地方政府在转型时期的职能定位。但是这种定位还要受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界定不清，矛盾较多；市场体系与市场秩序的培育滞后；国企改革尚需大力推进；社会不公、分配不公，影响稳定；地方政府管理行为、管理方式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以及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视不足，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增长的规模与速度等诸多现实状况的制约和束缚。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转变职能时要做到：1．切实把握转型时期市场经济运行的运动变化规律，在观念、政策和体制上解决地方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定位问题；2．合理构建和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3．从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转向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4．精简政府机构，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效率。 为把文章引向深入，本文第四部分把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落在了西部大开发中地方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转变上。西部某些地区(当然，许多问题不仅是西部所面临的，只是西部更为明显罢了)，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政府经济”或“长官经济”的特征十分明显;政府对经济生活直接干预多，间接调控少;在经济管理中，政府放弃了该管的，而管了不该管的;政府一主管部门一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仍未被打破;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者，官场上通行市场原则—利润最大化;而在市场上通行官场原则—权力决定一切。 造成这些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要是:1.西部地方政府有些领导者思想不解放，观念落后;2.西部地区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滞后;3.西部地区商品经济起步晚，市场发育程度低;4.某些政府领导者发展地方经济带有明显的政治化目的;5.西部地区传统文化的积淀较深;6.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少，经济实力很弱。 面对这些现状，西部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制度创新滞后、政府环境差是形成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根源;要放开调整所有制结构，重构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基础;要把该管的管起来，主要发挥营造良好的政府环境的职能;要下决心创新用人机制;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分割，促进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流动。另外，西部地方政府改革和改进政府职能还需要中央政府切实地大力支持。 当前，机构改革已由中央政府向各级地方政府逐步推进。然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衡量机构改革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更是如此。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任务更艰巨，难度更大，困难更多:第一，自1956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与计划经济共生共荣，可谓根深蒂固，积?
李含琳[8]2001年在《西部大开发中政策支持的制度基础和体系创新》文中研究表明一、政策支持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1、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政策支持。改革开放初期，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中央给予了东南沿海地区倾斜性的投资政策与开放政策，带动了东部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东西部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
甘时勤[9]2004年在《论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文中提出西部大开发是党和国家在世纪之交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新的客观形势和区域格局下，2004年3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西部大开发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认真研究并深刻把握西部开发工作的规律性，不断改进和加强对西部大开发的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开创西部大开发的新局面。 实施西部大开发四年多来，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西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特色农业、能源建设、旅游、中医药等产业迅速崛起。但是，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下，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缓慢，工业竞争力不强，“叁农”问题突出，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生态环境虽有局部改善，但是整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资金约束仍然是西部大开发面临的“瓶颈”问题。如何筹措开发资金、弥补资金缺口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就成为西部开发得以持续推动的关键所在。目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逐步由财政主导型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的过程中，西部大开发的资本形成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财政投入，而应该更多地寻求金融支持。 金融发展的总体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强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有利于稳定快速有质量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地解释经济增长差距。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却呈现明显的“高增长、低效率”特征，在整个改革中，金融市场只是被动地适应西部开发融资的需要，未能发挥现代金融在配置资源，风险管理、监督企业、传递信息等方面的多种功能。目前，在我国执行统一的存贷利率的情况下，由于地区投资收益的差别，经济发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达的东部贷款收益率比西部高，客观上导致了西部资金“倒虹吸”到东部，让原本就极其贫血的西部经济雪上加霜。这种严峻的现实要求国家在增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要出台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充分发挥金融的筹资融资、调节经济和资源配置功能，支持西部经济开发。因此，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我国正处于向市场化转型的阶段，这种背景下的区域开发政策尚无经验，因而在制订和规范支持西部开发的金融政策时，需要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区域政策、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的现状和现行政策的不足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国际经验的考察，可以为我国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个参照系，而东西部发展现状的分析则可以为金融支持的政策和措施找到合适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支持构造理论的基础。因此研究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为总论，第叁章到第七章为专论。第一章梳理和归纳了西方发展金融学理论，阐释了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进而通过分析美国西部开发、日本北海道开发经验，阐述了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支持的可行性;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评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效，并阐述西部地区金融政策总体框架。第叁章针对西部产业结构层次低，经济关联度小，结构转换能力弱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欧盟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政策和经验，提出了利用信贷、利率等金融杠杆，将财政与金融配合，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第四章从“叁农”问题入手，针对西部落后的农业，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等现状，研究了西部农村金融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的财政金融政策，同时探讨了如何促进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发挥其支农主力军的作用。第五章用科学的发展观论证了西部生态的重要意义，对如何利用金融支持西部生态建设作了系统的分析。第六章深入阐述了西部科技和教育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境。针对西部科技和教育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提出了建议。第七章从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叁个类别具体阐述了如何促进金融体制创新，在完善自身经营的同时，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和探索。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角度，阐释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探讨了金融支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前，关于西部开发中的金融研究，大多立足于金融，从“区域金融”出发去讨论金融与经济发展，金融与西部开发问题。难免有一定局限性。本文转换了研究视角，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出发，研究西部大开发对金融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通过金融支持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金融怎样在为西部大开发服务中实现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这样，就从思维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拓展了 “区域金融”的视野，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揭示了方向和路径。 论文通过金融与发展相关关系的分析和资金向东部“倒虹吸”式的流失研究，证明资金
旷为荣[10]2003年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与项目融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对内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政府在世纪之交作出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是我国宏观经济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水电、油气、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开发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但由于西部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所需资金严重不足，形成了金融的“瓶颈”制约状况；为了有效地解决资金的供需矛盾，本文提出采用项目融资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分析了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经济优势，认为这些经济优势对于吸引外部资金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出了西部地区资金短缺的状况以及形成资金短缺状况的原因。而且文章重点分析了项目融资的基本特征、项目的风险及其风险管理，阐述了西部地区采用项目融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逐一论述了西部地区项目融资的主要资金渠道，即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政府贷款、国际债券发行、海外投资基金、项目境外上市、海外第二板上市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根据国际金融创新的最新趋势，指出西部地区在项目融资过程中可以适当运用新的金融工具，以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这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创新之处。全文采用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结合的方式，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阐述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的融资问题，以求理论上有所创新，实践上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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