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中国经济改革中处于一种特别重要的位置。尽管多年来各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但迄今仍未取得全局性突破。从今年的情况看，宏观环境相对宽松，将有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两件大事，各方面对经济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应该看到，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所需要的条件有些已大体具备，有些通过积极努力是可以创造的。经过这些年来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应该说已经比较清楚，改革大的方向和指导思想也已经明确，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需深化认识，拿出有助于解决深层难点问题、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和办法。
首先要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确立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优势。在新形势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明确在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应当和可能干什么，它的基本职能和作用是什么。这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整个国有经济改革中纲领性的东西，纲举才能目张。在这个问题上不清楚或不大清楚，改革恐怕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有些事情做了可能还会有反复。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仍要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是明确的，但传统的国有经济摊子过大，需要改革和调整，这一点应该说也是有共识的。进一步看，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国有经济的战线仍然拉得过长，另一方面一些应该由国家做的事情反而没有去做。现在人们关注比较多的是已有的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亏损增加等情况，其实应由国家去做而未能去做所导致的宏观损失可能要更大。从总的方面看，国有经济的战线需要缩短，但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应当是有进有退。在新体制下，国有经济应当去做最适合它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经济成份做不好、做不了以及不愿做的事情，以使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确立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优势。为此，要研究哪些领域应由国家完全所有或专营，哪些领域重点或主要参与，哪些领域有限度地参与，哪些领域应该基本退出，按照轻重缓急，排出国有经济进入的优先顺序。从已有的讨论看，在竞争性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国家应当退出来，对涉及国家安全、高度自然垄断、社会公益性很强的领域应完全或主要由国家经营等问题上，基本上是有共识的；意见不大一致的是，处于两者之间的那些领域中国有经济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介入。对这个领域，可以采取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使国有资产进入资本市场参与竞争，通过竞争决定国有资产具体配置的办法。应当说，对人们主观上看不准或意见不统一的问题，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更具有合理性。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和政企分开问题。国有资产产权改革是多年来讨论的一个较为敏感的热点问题，观点和争论较多。在继续实行国有制的前提下，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对国有资产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其结果是有差别的，而且差别可能相当大。这就是改革的潜力所在和出发点。通过改革要形成这样一种体制：有那么一些人和机构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结果实实在在地承担责任，既要有搞好经营的积极性，又要因经营不善受到惩处，既要有必要的权利，又要受到不滥用权利的约束，避免或减少经济学上所说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行使，但国务院不可能直接管理经营那么多国有资产，需要有一些机构来做经营管理工作，这样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种形式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试验，目的是寻找到能对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后果真正负责任的实体。这方面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大的进展。
另一方面，应当把流动性作为衡量国有资产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资产缺少流动性，实际盈利能力低，甚至没有盈利能力，又难以变现，这种资产的市场价值就很成问题了。近些年对国有资产的流动和流失问题有不少议论。在缺少规范和监管的情况下，确实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如果国有资产不流动，将会导致更严重的损失，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应不应该流动，而在于如何更有效的流动。提高国有资产的流动性不仅有利于改进国有资产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对国有资产经营状况的监管。比如，在规范的证券市场上，国有资产将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反映其经营状况的多项指标也将以透明度较高的方式定期公布，这显然有助于降低国有资产的管理成本。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政府职能的分解、政府机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管理以至直接经营国有资产，是以往政府职能之一。改革要求把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职能分开，更重要的是把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与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分开，并且通过政府机构的改革加以体现。实践证明，这一变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涉及到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利益关系的调整。长期以来的政企不分，事实上形成了某种利益集团。历史地看，有些既得利益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改革中对之有所照顾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当前的突出问题是片面追逐部门和地方利益的行为正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新型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的确立至关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解除国有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其中大部分又是欠银行的债。关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一定差异，但债务负担过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几年为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在理论和政策上作过不少探索，提出了若干种解决方案，如债权转股权，债务在企业、财政、银行间重组，财政增加资本金的注入等等。这些方法的着眼点是把过高的负债降下来，调整现有的企业资产结构。然而，深一层的问题是：即使通过某种办法将负债比例有所降低，在现行的银行作为融资主渠道不变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使负债率不重新上升？撇开负债存量不说，在新增资产中，能否出现较低的负债率？在股权和债权的关系上，不改变股权结构，不改变行使股权的股东的行为，负债过高、负债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能否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居民收入上升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仅依靠财政收入能否解决如此大量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充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会使我们对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的实质有更深入地了解。从根本上说，负债率过高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资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企业融资体制、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如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能有大的进展，究竟是直接融资多一点，还是间接融资多一点，主要由每个企业依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和融资环境作出选择。即使间接融资的比重高一些也不一定会构成问题，反而可能是企业融资能力强的表现。因此，对目前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关键还是取决于企业的融资体制和治理结构能否转变，减免债务的种种措施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从目前的情况看，着眼点不仅要放在减轻已有的债务负担，更紧迫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负债率不继续上升，如何通过体制上的变化从根本上降低企业和银行的经营风险。这就要求我们调整思路，对发展资本市场以更多地关注。对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具有融资、促进企业产权结构转变、推动企业资产重新配置等重要功能。显然，这几项功能对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前个时期往往对融资功能看得较重，有的企业甚至把在证券市场融资看成“圈钱”，而对促进体制转轨和资产重组等功能不大重视。这种偏差应当在今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得以矫正。资本市场发展是一个大题目，从国际经验看，将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间可能出现种种问题和风险。所以总的态度应当是既要积极，步子又要稳重。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是把一批适合于国家控股和参股、在整个国有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大中型企业（其中应包括在“抓大”过程中所选出的1000家国有大企业中的相当多的部分），有计划的拿到证券市场上市。从已上市的企业看，企业负债率大都明显降低，企业的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尽管目前的证券市场上还有不少问题，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和完善，其积极作用将会更多地表现出来。如果能有几百家以至上千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能在几年内陆续上市，国有企业的融资体制和融资结构问题有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从证券市场本身来看，去年取消保值补贴和两次减息以来由银行分流过来的资金较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增加供给应当成为股市上平衡供求、稳定发展的基本手段。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解脱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和增加职工就业门路。国有企业改革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人的问题。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集中了四种职能，即生产经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后三种职能不从企业分离出去，即使其他条件相当，国有企业也不可能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了一定进展，其中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进度相对快一些，目前大多数企业和职工已纳入了统筹范围，全国大体统一的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多层次的改革目标也已明确。从中长期看，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比例要逐步降下来，大致到25%左右，构成主要部分的应采取现在称之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形式，并以基金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运营。这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将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养老基金是进行中长期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有的国家达到资本市场容量的一半以上。
传统体制下相当大部分的职工收入采取了实物福利的方式，如企业分配住房，自办学校、医院等。把这部分收入逐步货币化，相应地把这部分非生产性设施从企业剥离出去，是一项重要而有难度的任务。住房制度改革的步子还可以快一些，一方面要消化已有的住房，另一方面要防止继续用老办法搞新住房。其他非生产性设施，只要是适合以社会方式办的，应当尽快与企业脱开。财务上不能自立的，企业或政府财政可以给一定补贴。有些钱短期内企业还不能不花，但换一种花法效果就大不一样。把这些非生产设施留在企业，钱花了负担有增无减，剥离出去后，花钱可以支持形成一种新体制。
人员包袱是企业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不减人企业提高不了效率，人减下来如何安置同样也是难题。近年来随着企业困难的加剧，失业和下岗职工的数量有所增加，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明显的不安定因素。减人并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是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所以出路还在于扩大就业渠道。尽管目前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悲观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说在解决企业改革中再就业问题上还是有很大潜力的。现在国内储蓄保持了较高水平，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例如银行的存差近万亿），如何使闲置的资金和需要再就业的职工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在城市，仍然有一些需要有人去做的工作没有人去做，或者要有进城的农民来做，城里人还放不下架子。所以在城市就业上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随着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增加就业的空间并不大，拓宽就业渠道的重点要放到多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上。对于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的项目，特别是吸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项目，应制定适宜的优惠政策。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路，是通过盘活现有的资产存量解决企业办社会和职工再就业问题。传统体制下发给职工的工资只是其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采取了集中支付和实物福利公共分配的办法。一个相当大比例的企业资产实际上履行着为职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职能，或者说用来办社会的。近些年来，多数国有企业经营困难，资产的实际价值在下降，有些企业的现有资产连办社会的能力都不具备了。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盘活剩下的这块资产存量，以解决企业办社会的负担问题。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对此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而不是割断历史来看待和解决。比如，能不能把部分资产存量作为养老基金的来源，然后由养老基金反向持有企业股权；在住房改革中，对达到一定工龄的职工实行缴费递减，以加快住房产权的转移；在解决职工再就业问题时，能否拿出部分资产存量作为配套基金。如果事先有周密安排，并不会出现有些同志担心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事实上，这些资产存量正在起着这种作用，只是在原有体制下效率太低，需要换一种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机制。
第五个问题是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不论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要求看，还是国有企业亏损居高不下的现状看，相当数量（很可能是多数）企业要经历一个资产重组过程，包括收购、兼并、重整、托管等。问题在于通过谁、采用什么方式进行重组，如何排除目前重组中所遇到的障碍。一种可供考虑的基本思路是：以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优势企业，特别是已经或将要成为上市公司、生产名牌产品、成长性好的企业为龙头，带动企业重组。这样一方面可以把目前经营不善、但有改进潜力的资源利用起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优势企业的快速扩张，推动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大企业的出现。现在有些好企业对兼并活动有疑虑，因为以前有些地方政府搞“拉郎配”，结果好的没有把差的带起来，差的却把好的拖垮了。对此应当引以为戒。在企业重组问题上，政府应当把着眼点放到为企业自愿基础上的重组活动创造条件上。对企业重组过程中的人员、债务负担问题，跨地区、跨行业兼并中的产值计算、税收等问题，应出台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予以解决。
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很多，以上几个问题是比较重要和紧迫的。如果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整个改革就会出现新局面。
（本文系对一份内部文稿整理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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