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民族论文,我国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2)06-0125-06
世纪之交的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及其由此引发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阿富汗战争,使得世界民族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也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民族问题的形势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对我国来说,世界民族问题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已成为政界、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20世纪90年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
20世纪末,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基本态势。由于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被压抑的民族问题通过封疆裂土、独立建国、领土争端等形式被释放出来。同时,民族主义浪潮以此为发端,迅速向西欧、北美乃至全球范围内蔓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20世纪民族主义的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端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在缘起的各种因素中,民族问题是核心之一。在表现形式上,它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然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是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发源地,但在90年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形势中,西欧、北美乃至全球范围的民族热点问题更引人注目。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回潮,比利时佛来芒人和瓦隆人的矛盾导致国家的联邦化,西班牙巴斯克“埃塔”组织谋求独立的恐怖主义活动,法国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加拿大魁北克法裔民族主义势力险些通过“全民公决”造成国家的分裂。而在广大第三世界,民族问题更是成为90年代国际社会最为突出的热点地区。墨西哥印地安人的“萨帕塔解放军”与政府的武装对抗,非洲大湖地区出现的以布隆迪、卢旺达为代表的部族仇杀并向毗邻国家的蔓延,中东地区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再起高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分裂对峙,印度教族冲突的激化,印度与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冲突的尖锐化,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政府军的长期对抗难以化解,菲律宾棉兰佬穆斯林摩洛解放军同政府的对抗和阿布萨耶夫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制造的“人质事件”,印度尼西亚排斥华人的暴行和亚奇、西伊里安的独立运动,以及在苏门答腊等地普遍发生的教族冲突和分离运动相继爆发,中亚地区以乌兹别克分裂势力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对多国的困扰,阿富汗“塔利班”势力的崛起以及以拉登为首的“基地”恐怖组织在美国制造的令人震惊的“9·11”事件。这一系列冲突、对抗、分裂等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异常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全景图(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第二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郝时远研究员,2002年4月4日。)。
上述世界民族问题中,绝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民族分离主义,表现为冷战结束前后世界范围内非主体民族致力于将本民族从多民族国家内分离出去的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这种社会政治运动似乎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爆炸力,几乎一夜之间瓦解了强大的苏联,分裂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约有20个独立的欧洲主权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正在为“独立”而斗争的地区还有俄罗斯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省份、中东的库尔德人居住区、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加拿大的魁北克、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省以及印度的旁遮普等(注:魏光明:《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国际政治》1997年12月。)。民族分离主义最为惨烈的表现是在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这个“塞族人的摇篮”、“阿族人的家园”,变成了“流血的伊甸园”(注:叶风:《从科索沃危机看民族宗教无小事》,载于《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分离主义现象虽然多数发生在一国之内,但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每个国家内部动荡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只要有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地方,往往会有跨境民族问题的存在,这就必定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今世界多数热点地区,大多与民族融合和民族分离的努力混合在一起。由于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影响,势必又使这些努力演变为国际化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分离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甚至可以说,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和秩序的动荡,正是民族关系动荡不安的一种反映(注:Thomas D.Hall:The Effects of Incorporation into World-Systems on Ethnic Processes:Lesson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for Contemporary World.Intematl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Vol.19,No.3,251-267.)。
根据海德堡冲突研究所的统计,争取民族自治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是2000年两个最主要的国际冲突根源,而自然资源和意识形态之争引起的战争已下降到第4和第5位。这一年全世界发生的51场战争中,有近20场战争是由民族分离或自治要求引起的(注:[德]尼古拉斯·比塞:《海德堡冲突研究所报告指出传统战争正在走向消亡》,载于《法兰克福汇报》,转引自《参考资料》2001年1月10日。)。所以,由苏联崩溃而引起的世界民族问题的大爆发,不只是增加了问题的数量,而且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的结束不仅没有终结历史和得到普遍的和平,反而使我们看到弱势国家和反叛民族之间剧烈的冲突”(注:Fred W.Riggs:The Modernity of Ethnic Identity and Conflict,Intematl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Vol.19,No.3,262-288.)。目前,民族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由于民族分离主义而产生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是否认同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重组的问题”(注:Jonathan Eriedman:Transnationalization,Socio-political Disorder,and Ethnification as Expressions of Declining Global Hegemoney,Intem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Vol.19,No.3,233-250.),对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和影响。
二、20世纪末世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
首先,20世纪末世界民族问题的泛起,在客观上与世界两极格局的瓦解密切相关。由于两极格局的瓦解,使原本被长期压制的民族、种族等问题重新显现出来。在许多民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和一些有严重民族问题的国家里,人们有机会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观察和理解自身的民族问题,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侧重于从本民族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苏联东欧剧变,又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甚至是历史评价标准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众信仰迷惘。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因其对本民族辉煌历史的颂扬和对民族利益的强调而成为人们理想与信念的依托(注:杨曼苏:《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蜕变。从苏联的情况看,它的演变和解体是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在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构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发生的。戈尔巴乔夫毫无原则的“公开性”和“多元化”,造成了苏联社会政治形势的严重混乱和逆转,特别是他的“邦联化”迎合了包括俄罗斯共和国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立主义运动,以“主权共和国联盟”取代苏联社会主义联盟的权利分化,又进一步加速了联盟的解体。但是,在这一演变和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喷涌而出,民族主义势力与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合流,扮演了彻底瓦解联盟政治统一的角色。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但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上出现了盲目判断和激进推动自身社会发展进程,进而导致简单化、教条化处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倾向,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向传统俄罗斯帝国回归。同时,又以阶级斗争方式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问题最为“便捷”和“有效”的工具。例如在二战期间,因一些民族被迫为德军服务而使整个民族遭受惩罚。这种把一个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虽不鲜见,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却是极为罕见的。这样的做法,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其后果必然是为解决民族问题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当前俄罗斯的车臣分离主义运动就与此有关。
受苏联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出现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估计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人为加快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20世纪70年代罗马尼亚就在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口号下,提出“社会同质化”理论。所谓“同质化”就是消除罗马尼亚国内少数民族“异质性”,对国内“共居民族”(即匈牙利等少数民族)进行同质化改造。在保加利亚,政府制定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新纲领,为了表明其社会整合的程度,对国内土耳其民族采取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政策。结果在东欧剧变过程中,罗马尼亚的动乱是从匈牙利族聚居区的流血事件引起的。保加利亚的动乱则是由大批保籍土耳其人回归土耳其事件引发的。南斯拉夫摆脱苏联控制后,为了证明自身的社会主义比“苏联模式”更加符合科学社会主义而超前判断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急于求成与激进教条的推进社会主义进程,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消亡”为前提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在联邦体制的分权运作下,不断导致联邦中央权力的弱化和以民族为依托的各个联邦实体的地方民族主义增强。在铁托之后,当塞尔维亚人掌握了联邦权力并重新加强联盟中央权威时,已经在分权体制下获得利益的各个联邦实体就必然地表现出强烈的分离意识,直至整个联盟在民主化风潮中走向解体(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第二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郝时远研究员,2002年4月4日。)。
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的蜕变过程中,民族问题狂飙突起,民族主义势力如决堤之水,席卷亚欧大陆的结合部,即东欧至中亚地区的广大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在这里出现了20多个主权独立国家,并且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就极大地鼓舞了那些,或一直处于松散状态,或民族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较好解决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因此,前苏联东欧地区不仅成为9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的源头,同时还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刺激作用。
其次,上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成为民族问题激化、民族分离主义泛滥的催化剂。由于受国际旧经济秩序的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普遍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下,再加上有些国家在发展政策上严重失误以及国内自然灾害频繁,很多国家沦为赤贫国家,有些完全依靠国际社会援助才能得以生存。极度的贫困状态是产生民族矛盾的温床,少数民族主义者利用贫困问题,挑起仇外心理和民族间冲突。例如非洲的赤贫国家索马里,被不同的民族或部族三分天下;埃塞俄比亚被一分为二。
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民族间利益不均衡,从而激化民族问题。实际上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多民族国家中,这一问题都有所表现。由于多数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在经济上都存在一定差距,这种经济水平差异引起了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民族间的离心倾向,甚至导致国家的四分五裂。经济发达地区抱怨落后地区拖了自己的后腿,不愿承担对落后地区的援助义务,而且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对政治地位的更高要求。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1%,但其居住地区所提供的税收占全国总数的50%;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比利时佛来芒分离主义也是如此。前南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首先要求并获得独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它们经济相对繁荣的因素所致。另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运动更有经济的因素。经济繁荣的目标极大地刺激着民族主义的冲动,鼓励了民族分离情绪,尤其是弱小民族比以往更加重视自己的民族身份,惟恐在全球化大潮中失去自我。这种情绪很容易外化为一种为民族情感所左右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注:殷方:《对冷战后民族主义的反思》,《国际论坛》2001年第1期。)。
二战以来的实践证明,很多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不但没有因社会进步和经济现代化而整合,相反却孕育出少数民族的分离意识。为解决这一难题,文化多元主义产生了。它强调国家统治下的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平等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但这种强调各民族差异性和历史文化特殊性的思潮即使在加拿大,其成效也是有限的。这种多元化和特殊性在全球民族主义浪潮推动下,迅速转变为对本国主体文化和疆域的否定意识,并进而发展上升为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分离主义。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自由化,但经济自由化带来的一些新问题,正在逐步影响着民族间的关系。1977年,斯里兰卡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包括土豆、辣椒和洋葱等农副产品,也按市场要求从国外进口。这一政策使传统种植这些作物的北方贾夫纳、万尼等县的农民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就业机会逐年减少,泰米尔人不满情绪有增无减,促使泰米尔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导致国际组织的发展。在这些组织中各国的民族特性日益减少,新的游戏规则不断增多,并带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干预,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观念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刺激着民族主义的反弹。
第四,冷战后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的兴起,一开始就与一些西方国家谋求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联系在一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价值观,要求他国实行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多元化,并利用某些国家暂时的经济困难,挑起其国内矛盾。在西方国家压力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不适当地实行民主化,但由于这种“民主化”不是本国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往往导致民族问题普遍化和扩大化。索马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扎伊尔、卢旺达等国,爆发的大规模民族冲突就是最好的例证。
不仅如此,美欧大国从各自利益和价值观出发,对相关地区的民族事务进行干涉,致使那些地区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在前南问题上,德国、奥地利等国出于加强自己势力范围的考虑,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在波黑,美国出于对塞族社会主义政权的不满,积极支持穆斯林族的武装斗争,并且不惜容忍阿富汗等国的激进伊斯兰分子进入波黑。在东欧和中亚,美国为了排挤俄罗斯而积极扶植亲美派别;在中东,美国为颠覆萨达姆政权,对闹独立的库尔德人进行道义、财政乃至军事援助。特别是在科索沃,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介入,不仅使阿族分离势力更加嚣张,而且促使分离运动向马其顿等国蔓延。
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支持,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肯定不会形成今天的气候。英国首相曾会见“因私”到访的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法国接待过车臣的“外交部长”,美国国务院和难民问题官员也接见过车臣议会副议长别沙耶夫,这些都助长了车臣分裂势力的气焰。为消除里海石油可能对海湾产油国造成的威胁,一些海湾国家对车臣非法武装态度暖昧,有的不惜向车臣民族分离分子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装备,甚至派出雇佣兵,目的在于使里海能源出口在该地区动荡中陷于瘫痪。
东帝汶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社会对印尼政府的压力所致,但对印尼的亚齐分离主义问题,国际社会都明确表示对印尼的支持。美国驻印尼大使格尔巴德说:“美国同国际社会一样,绝对尊重印尼的领土主权,不过我们吁请印尼政府采取明确而广泛的步骤,尽快解决亚齐、马鲁古等地的分离主义暴力纠纷”(注:嘉言:《风风雨雨东帝汶》,《国际政治》1999年第11期。)。欧美大国对他国内部分离问题介入与否,主要是同自己的国家利益取向决定的。由于印尼在美国构筑的“环中国安全链”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不愿意去牺牲2亿印尼人换取亚齐人的利益。
三、对中国及中外关系的影响
中国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宗教等问题国际性的交互影响。从总体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增多和趋强的基本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各民族形成了日益广泛和深入的互动关系,相应地磨擦和矛盾也随之增多。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周边环境演变中,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影响加强,从而使一些边疆地区民族问题表现为烈度趋强。特别是境外分裂势力如“东突”、“蒙独”、“藏独”等分裂组织,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之机,积极扩展势力。
“东突”问题由来已久,但目前分布在15个国家中的70多个“东突”组织,绝大部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立的。这些组织除了不断策动和支持在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恐怖活动外,主要是在国际社会中进行“东突”独立宣传,谋求国际社会支持,促使“东突”问题国际化。“东突”势力在相互勾结的同时,近年来又与“蒙独”、“藏独”势力联手成立“东突厥斯坦、西藏、蒙古民族统一总联盟”(注:嵇绍国:《境外“东突独”势力的活动特点及发展趋势》,《世界形势研究》2000年5月。)。他们在西方及部分穆斯林国家进行游说的同时,还企图将“东突”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并多次向联合国人权组织递交“人权报告”,骗取不明真相的国际组织和人士对其独立要求的支持。有消息说,境外部分民族分离组织已经开始组建武装,打算在两三年内建立起“主要在境内外从事恐怖破活动”和“为解放祖国做准备”的“民族解放军”,并开始建立训练基地(注:嵇绍国:《境外“东突独”势力的活动特点及发展趋势》,《世界形势研究》2000年5月。)。这些民族分离活动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已经成为中美之间一个重要变数。近年来,新疆、西藏和台湾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已表现出一些共同趋向:“一是都加大了分裂活动的规模和力度;二是都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三是都开始了政治合流,联手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四是都竭力使其分裂活动国际化,以便引起国际保护和干预”(注:范跃江:《新干涉主义与中国安全》,《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3期。)。
美国一向把中国民族分离势力当做牵制和遏制中国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一再表示新干涉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但它助长了中国境内外民族分离势力的气焰。
除美国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政治、历史或宗教文化等原因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藏独”等分离势力。这就必然会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但是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有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都面临着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在与民族极端分子及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斗争中,中国与中亚各国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统一战线。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和“塔利班”政权的覆灭,整个国际社会趋向于建立反恐联盟。同时中国同俄罗斯、中亚国家共同建立的地区安全机制也显著加强。在这一背景下,集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于一身的“东突”等势力不仅受到打击,而且在国际上的活动也受到明显制约。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受外部势力以及在境外活动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影响,还有比较复杂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中国解决内部民族问题的成效和成绩则是世人瞩目和公认的。
从现实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在2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目前,中国不仅在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中国有一整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干,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保障为特色的民族政策体系。这一整套被实践证明正确的政策体系,为调节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保障民族共同发展、富裕、繁荣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所以,中国虽然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注:邓小平:《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2页。)。这是对中国民族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集中体现在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9%左右,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却占全国贫困人口的大多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贫困也实现不了民族平等,消除贫困只有通过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都要靠发展,民族问题的解决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民族问题的主题是发展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也是推进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第二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郝时远研究员,2002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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