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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G446
自我（self）是心理学中最早出现的重要概念之一，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起点。由于它独一无二地代表着个体的存在，因而， 长期受到学者们的热情关注， 而其中的自尊（ self-esteem ）因其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作用， 特别是对个体心理生活的重要作用，自然也成为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在研究自我时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本文拟就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一些理论研究作一简要述评。
一、自尊的早期研究及其观点
对青少年自尊的研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与后来的社会学家库利以及米德那里。这几位自尊研究的先驱不仅在其卷帙浩繁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有关自我与自尊的论述，而且还以其卓越的工作建构起了青少年自尊及其形成的理论雏形，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詹姆斯的自尊公式及其内涵
詹姆斯（W.James）是心理学领域中研究自我与自尊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892年，他在研究上述问题时，就已提出了一个公式：自我尊重＝成功／抱负〔1〕。其中，抱负是指个人的内心标准， 是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期望达到的水平。詹姆斯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是个体所取得的成功与其抱负之比。通常个体关注于某些他渴望获得成功的领域，亦即这些领域或问题对他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个体感到自己在这些重要方面有天赋，能胜任并且成绩斐然，那么，他将会获得较高的自尊，反之，由于不能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则会导致低自尊的产生。理解詹姆斯上述公式及其内涵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如果个体认为在某些领域缺乏胜任与能力对自己并不十分重要，就不会对个体的自尊产生有害的影响。例如，个体可能会把自己判断为一个缺乏运动才能的人，然而，如果运动技能对他而言，不是一种渴望与抱负，那么，他的自尊就不会受到消极的影响。因而，高自尊的个体并不看重他缺乏胜任与才能的那些领域的重要性，而低自尊的个体则显得不能降低在他缺少胜任与才能的那些领域获得成功的价值。为此，詹姆斯进而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放弃他的某些志向、渴望来提高其自尊。假如个体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望，他的低自尊也许会得到提高〔2〕。
（二）库利的“镜中自我”
在有关“自我”的研究领域中，库利（C.H.Cooley）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他认为：“自我与社会是对双胞胎。”〔3〕因而， 自我与社会间的有机而持久的联系是他的大多数著作中的主要论题。库利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是由其人际交往产生的，儿童通过与其母亲、其他家庭成员、其他同龄人以及社区其他成员的交流而发展了他的人格与自我。自我不是通过先个人而后社会的途径产生的，从年幼及至年长，个人扩大了他与别人的接触，参加各种组织，并借助文字建立起了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交往的手段尽管不同，但塑造自我的机制大体是一样的，即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他认为的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如果没有‘你’、‘他’或‘他们’的相对意识，也就没有‘我’的意识。”这就是库利的“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 4〕。亦即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
库利说：“我们在镜中看自己的脸、身材和服饰，我们所以会对镜中的映象感兴趣，因为这些映象总是我们自己，并且我们会因这些映象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而产生满意或其他心情。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了解他人心里对我们的外貌、举止、目标、行动、性格、朋友等各方面的看法，并且我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些看法的影响。”〔5 〕库利还认为，上述自我认识有三个主要成份，即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人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当我们从某个他人的心目中看到我们自己时，这个他人的性格和力量就影响我们的感觉”。“我们总是在想象，并在想象中认同他人内心的评价”〔6〕。显而易见，库利认为， 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设想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且从这些评价中摄取他们自己的形象，并形成与自我感觉相联系的带有情感与评价性质的观念——自尊。一言以蔽之，他人的看法就像一面镜子，个体从中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因而个体的自尊就来源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与评价。
（三）米德的自我与社会
米德（G·Mead）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自我、 社会均产生于持续不断的对话与交往，而其“自我”理论最具创见之处在于他强调自我如何借助于符号的互动产生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就是自我不断涉入与宾我（me）、他人（the other）以及普遍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的对话的过程〔7〕。
自我起源于社会，因为自我是由对话形成的。一切思考均为“内心的对话”，为了懂得怎样与自己对话，人必须首先与他人对话。个人是在社会经验中发现对话者的，在其经验中首先被给予的正是那些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通过他人，个人才知道他自己的经验。自我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把自我放在了一个想象的他人的审视之下。他想象着他人对其行为的看法及其反应。他不停地将自己置于一群想象的观众面前，就像一位演员，对着镜子琢磨他的表情、想象着观众对其表演的反应。这样，米德和库利的观点相近，他也认为，个体的自尊也只能在社会群体中发现，社会在影响自我的形成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米德在其“普遍化的他人”的概念中详尽阐述了这一问题，而“普遍化的他人”的概念象征或体现着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共同判断。据此，如果他人对自我是高度重视的，那么该人所拥有的自尊感就将是高的。相反，如果他人对自我根本不重视，那么该人将会把这些消极的看法与态度并入低自尊的形式中。
以上述早期研究为基础，进入80年代以后，一部分学者对青少年自尊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早期理论观点提供了支持，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作了一些新的思考。
二、自我知觉的不一致与青少年的自尊
哈特（Harter）及其同事自80年代以来对青少年的自尊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8〕。在展开这项研究前，哈特就认定，儿童大约在8岁时除了形成其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较为笼统的概念之外，还形成了对他们在特定领域的能力与胜任的评价。他们认为与青少年的自尊关联最密切的领域是学业能力、体育运动能力、社会认可、容貌外表以及行为举止。此外， 他们为儿童描绘了一张自我知觉剖析图（ self- perception profile），并把上述几个方面纳入了这一剖析图中（见图 1）。然而，在对个体的剖析图的最初检验中，他们发现虽然儿童被试对全部五个特殊领域的能力与表现具有非常相似的看法，但他们在总的自尊得分上却有极大的差别。如图所示：
图1 两个儿童在特殊领域中能力得分
从上述剖析图中首先可见，儿童C和儿童D都感到他们在学业与运动能力上相对贫乏，而且他们都对自己在其他三个领域中的能力与表现的评定较高（社会认可、行为举止、容貌外表），可是儿童C 有很高的自尊，而儿童D却自尊很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面对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剖析图，哈特等人最终从詹姆斯的思想中找到了答案——詹姆斯一直在提醒人们必须考虑在某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功对个体的重要性。
研究也显然支持了詹姆斯的观点。从图1中可见， 具有高自尊的儿童C相对而言，并不把学业与体育能力看得很重要，这样， 这个儿童可以轻视他所不能胜任的那些领域的重要性，而重视他所胜任的那些领域的重要性。相反，儿童D却不能轻视学业与体育能力的重要性， 结果导致了对这两个领域的极高的重要性判断与极低的能力及不充分的评价之间的巨大的不一致，似乎正是这种不一致降低了他的自尊。90年代初，哈特等人在对普通青年、大学生和成人的几项调查中得到同样的结果，即在对某些领域重要性的评价与对在该领域的能力的判断之间的不一致性越大，个体的自尊就越低，哈特等人运用相关研究表明，重要领域的能力与自尊的相关（r＝0.6～0.72）远远超过了不重要领域的能力与自尊之间的相关（r＝0.30）。
其实上述结果并非哈特的专利，许多学者如 Zigler （ 1985 ）、Higgins（ 1989）、Markus（1986）、Tesser（1988）等都在其研究中表达过相似观点。特别是 Higgins， 在其“自我不一致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中指出， 我们的许多焦虑和抑郁来自如下两个问题之间的不一致：即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是什么人与我们认为我们希望是什么人之间的不一致。我们对自己实际上是什么人的看法就是我们的自我概念（self- concept ）， 而我们希望是什么人这种概念，Higgins称之为我们的“自我导向（self-guides）。Higgins 认为自我导向总是超越于自我概念，两者间小小的差异对个人可能是一种鼓舞。但是如果差异太大，而且我们又意识到了这种差异，我们就会感受到情绪上的不舒服，进而还会使我们感受到情绪的骚乱和挫折感，甚至产生抑郁，而低自尊恰恰是抑郁症的一种基本症状〔9〕。Flett（1991）的研究也表明，具有追求高水平社会要求的完美的被试表现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朝向抑郁和低水平的自尊〔10〕。
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心理学是否可以制定出减少开始于儿童中期的重要性与对无能和不充分的知觉之间的不一致的办法呢？我们已知詹姆斯曾声称，对于低自尊的个体，存在两条提高自尊的途径：或者提高其能力水平，或者降低其雄心与抱负，这两者均适用于减少能力与重要性之间的不一致，进而提高其自尊。
然而，许多专家指出，尽管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令人折服的，但在青少年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方法又如何可能成为现实呢？事实上，某些因素看来会抵消对这种方法的利用及其潜在的效果。第一，在研究中专家们发现，青少年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学业与体育能力、身体的魅力、社会认可和行为举止，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几个方面很重要。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上述诸方面受到高度重视并且为主流文化中大多数青年人所追求的社会中。这样，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抱负与标准通常是很高的，于是，让那些在这些方面感受到不充分的人去降低自己对这些方面重要性的认识似乎是很困难的。第二，这些方面为周围的他人，尤为父母和同伴所重视。Harter＆Marold（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11〕，青少年判定，对于父母而言，学业能力与行为举止是最重要的；而对于同伴而言，社会认可、形体外貌、体育能力则是最重要的。进而，对他人的重要性与对自己的重要性之间高度相关，而且他人所重视的那些方面的能力如同自己所重视的那些方面的能力一样，与自尊高度相关。因此，对于青少年而言，尽管他们可能在这些方面感到不充分，但是要减轻对由他人确立了现存标准的上述诸方面重视，看来是非常困难的。第三，把提高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价作为减少不一致的策略，这对许多青年人似乎也存在问题。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讲，在一个人欲提高其实际能力这方面存在着一些自然条件（如遗传而来的生理特征）的限制。尽管某个儿童或青年也许有很强烈的改善其学业成绩、体育能力或者形体外貌的动机，但是，当在智力和身体的潜能方面设定了某种高度后，那么一个在发展上原本不充分的个体实际上可以做到的也许是微乎其微的。鉴于上述三个原因，可以说，依靠降低一个人的意向与抱负来减少高重要性与低能力之间的不一致，那将是非常困难的。
三、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的自尊
如前文所述，库利认为，自尊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其实他的所谓“镜中自我”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来自他人的积极的关注形式，如：赞许、尊敬等是决定自尊的关键因素，而这种赞许和尊敬可以被称做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换言之，来自他人的赞许或谴责逐渐被并入一个人的自我而形成其自尊。从发展的角度看，儿童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不断接受着成人社会的价值标准，领悟着父母依据这些价值标准而产生的对自己的看法的评价，并将这些评价标准连同父母的看法与评价、赞许与谴责加以内化，而形成自我概念。因而这种内化的过程对年幼儿童自尊的形成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库利的上述看法正确吗？为了在青少年当中检验这一经验主义定义的阐述，哈特等人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就此做了多年的系统研究。在其研究中，他们首先确定了四种潜在的支持源：父母、教师、同学及亲密朋友，然后在《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SSSCA ）中编进了自我报告条目（self—report items），用这些条目确定一个人感受到的他人对自己的赞许或重视的程度，并且对可以觉察到的来自他人的尊重与觉察到的自我尊重之间的联系做直接的考察〔12〕。通过对大学生、成人以及青少年的大量研究，他们发现，知觉到的来自重要他人的支持与自我尊重之间的相关在0.50～0.65的范围之内。正如库利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那些具有最低水平支持的人相应具有最低水平的自尊，而具有中度支持的人具有中等水平的自尊，那些觉察到最多支持的人相应也非常尊重自己。看来，关于一个人对他人赞许的知觉与其自尊之间的联系证明了库利关于自尊起源的“镜中自我”理论。
进而，如果我们把詹姆斯和库利的观点综合起来就可以对青少年所表现出来的自尊水平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解：在高、中、低每种社会支持水平上（表明同学和父母赞许的平均数），重要领域中的能力越大，产生的自尊也越高。同样，在重要领域的每一能力水平上，获得同辈群体与父母的赞许越多，他的自尊也就越高。而那些具有最低自尊水平的个体，往往也是那些报告说在重要领域缺乏能力，也缺少他人支持性赞许的人（见图2）。
图2 特殊领域中的能力水平与社会支持水平对自尊的作用
至此，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在青少年们所重视的那些领域，多给赞许之类的社会支持吧，这样可以有助于自尊的提高。然而，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社会支持和青少年的自尊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也许对许多青少年而言，这种支持常常是无效的，也许有些青少年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也许自我提高的赞许（self—enhancing approval）并非轻易可得的。其中既受青少年在社会互动中与之交往的重要他人特点的影响，也受青少年自身特点的影响。Harter，Marold ＆ Whitesell （1992）提出了一个被称做“条件性”（conditionality）的影响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13〕。
“支持的条件性”是指一个人感到，如果他满足了父母或同伴的高标准时才会得到支持的程度。和无条件的积极的关注相对照，在后一种情境中，一个孩子是由于作为一个人而得到爱与支持的，而非由于他满足了他人的期望而得到爱与支持。支持的水平和支持的条件性是相互联系的，这样，那些很少提供支持的父母典型地采取了仅仅有条件地对他们所需要的行为表现提供支持的态度。哈特等人的研究指出，无论相对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还是低水平的社会支持，只要支持的附加条件越多，一个人的自尊就越低。而且这种支持的条件性会导致儿童通过在行为上因人因事的变化来取悦和讨好家长或同伴，因而不利于其自我肯定态度的形成。此外，如果儿童从有关信息中得知，由于他没有做出为他人所满意的行为，因而他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那么这个儿童也会因此而产生更多消极的自我知觉。无疑，父母或同伴使用条件性的程度部分地表明了父母或同伴所建立的关系类型。因而，青少年可能会受那些损害其自尊的关系类型的支配。支持的条件性还以青少年所表现的特殊行为领域作为其目标，在这些领域中，父母和同伴有其具体的行为标准。研究表明，同伴最重视的是其同龄人的外表、魅力及运动能力，父母最重视的是其子女的学业能力与行为举止。这样，为了获得同伴的赞赏，青少年必须是英俊、漂亮、可爱的，在体育运动方面是优良的；为了得到父母的赞赏，青少年还必须具有出色的学业成绩，并且表现出值得称赞的行为举止。
四、90年代青少年自尊研究的动向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看到，滥觞于早期“自我”理论的自尊研究既追循着其历史的脉络，又不囿于其历史的成见，对詹姆斯、库利的思想予以补充与完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Harter、Marold、 Higgins等一批学者在研究上更加深入广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的理论与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在了引起或伴随抑郁情绪的认知因素上。
众所周知，把消极的自我评价作为在抑郁方面所体验到的症状之一，始于弗洛伊德对遭受抑郁性失调的成人所表现出的低自尊的观察；而那些继承了精神分析传统的学者们也一贯把低自尊置于抑郁的中心位置。近几年，一些研究青少年及成人中的抑郁问题的专家又开始密切关注涉及自我的认知组成， 例如， 自我否定观念（ self- deprecatory ideation）和抑郁中的失望的作用、归因方式、认知与社会认知、 自我不一致等等。其中，Higgins的“自我不一致理论”颇具影响力， 正如前文所述，他发现，一个人希望成为什么人和他知觉到自己实际是什么人之间在认知上的不一致导致了诸如抑郁等与消沉、沮丧相联系的情绪。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Harter、Marold、Jackson等人在90 年代初开展的研究工作，其研究的内容至少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4〕：
其一，研究认为，个体存在着一种从愉快到抑郁的情绪的连续统一体，而在青少年当中，其自尊高度地与之相关（其范围在0.72～0.80）。研究发现，那些报告了低自尊的青少年也一致地报告了抑郁的情绪（Renouf＆Harter,1990），所以， 重要领域中的能力与社会支持不仅对一个人的自尊水平产生着影响，而且对于低自尊的青少年而言，还激起了导致长期抑郁的心境状态的情绪反应。
其二，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对如下两种现象的探讨上：（1 ）对绝望（hopelessness）的研究。一些学者将绝望与无助感（helplessness）明确地包含在了抑郁反应中，认为由于自尊和情绪不仅相互间高度相关，而且和普遍的绝望也高度相关，所以这三个变量结合起来可构成所谓抑郁合成物（depression composite）。研究发现，有些青年报告说，低自尊先于或引发了其抑郁反应，而另外一些青年却报告说，抑郁的情绪首先出现，而后引发了低自尊感（Harter,Marold＆ Jackson 1991）。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上述有关“抑郁合成物”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 2）对自杀观念的研究。由于近10年来，在西方青少年中，自杀的发生率增加了3倍， 故引起心理学家们对威胁青年一代这一重要心理健康的因素的关注。Baumeister（1990）提出用一种由相互关联的各种变量（社会支持的缺乏、低自尊、抑郁的情绪、绝望）构成的社会一心理丛对自杀行为作出预言。Harter等人还研究了自尊、认知和社会情感过程如何共同作用，促使一个青年人确信生命是无意义的，青少年的自我呈现、社会化过程的特点对其人生价值的影响等问题。
其三，研究者们还从发展的角度做了探讨。他们指出，当一个人进入青春期时，各种损害，威胁其自尊的因素变得日益显著，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反省以及倾心于本人的自我想象在大量增加。此时，青年们的自尊变得脆弱而易受伤害，而且还对自尊、社会支持以及抑郁的情绪之间的关系逐渐有了更多的觉察（Harter,Marold,1991）。此外，尽管青年人正在开始企图从父母那里获得自主性，但他们仍然在努力和父母保持联系，因而，父母的支持仍然是重要的。但就整个支持系统而言，这一时期，同伴的赞许变得更为重要了（Brown etal.1991；Steinberg 1990）。
总之，哈特等人的研究指出，如果对一个人的外表和魅力产生了不合格、不充分的感觉，如果将这些方面判定为对自己，也对其同伴十分重要，那么就会导致同伴支持的缺乏，两者都影响抑郁的构成，并导致低自尊、抑郁情绪以及普遍的失望。如果感到缺乏学业潜能，感到在行为举止上不恰当，那么就会导致父母支持的缺乏，这二者也都对抑郁的构成产生影响。进而，低自尊、抑郁情绪以及绝望等构成的心理丛会使一些人把自杀看做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看做一种逃避对自我与他人反应的痛苦认知与情感的方式。
综上所述，詹姆斯、库利等心理学家提供了关于自尊的概念与理论背景，而80年代后的研究者们则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有关特定领域的自我概念以及社会支持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并从认知与情绪的角度对研究者的思路作了拓展，揭示了低自尊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应当看到，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这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是一个薄弱点，当然，对研究者也是一个挑战。
注释：
〔1〕〔2〕〔9〕〔10〕 Ronald P.P.,Invita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Harcaurt Brace & Company 1995.55～59.
〔3〕〔4〕 〔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36～337页。
〔5〕〔6〕 周晓虹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63页。
〔7〕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65页。
〔8〕 Harter,S.The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 （manual).Denver,CO:University of Denver,1985.
〔11〕〔12〕〔13〕〔14〕 Roy F.Baumeister,Self- esteem:The Puzzel of Low Self-regard,New York:Plenum Press,1993,9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