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贸，再论雁行模式——动荡后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雁行论文,对外经贸论文,动荡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5月以来，由泰铢暴跌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亚， 东南亚五国尤为严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暴露出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日本学者曾以产品周期理论为基础，经过实证分析，认为由于东亚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也不同，从而在东亚各国间形成了一个雁行形态。这种雁行模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地区的垂直分工产业结构。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单纯的雁行模式，已不能适应东亚各国的经济现实，特别是在此次金融风暴后，更有必要对其作出深刻的反思。
一、雁行模式的实质
二次大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扶持了以日本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大量移植其国内的成熟工业，并一直相对保持其国内市场的开放状态，吸收从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的产品，其产业移植方式如下图所示。
日本是美国战后贸易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它在首先发展了第四层次的产业后，便以第三和第二层次为目标优化其产业结构，最近已达到了第一层次。日本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技术转让将一些产业向其它亚洲国家转移——首先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接着向东盟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越南）。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不仅成为比较优势转移的接受者，同时也扮演了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机遇的提供者，就如美国昔日对日本所起的作用。80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无法保持其在第四层次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只得将其向东盟和中国、越南转移，而自己开始建立第三层次和第二层次产业。这种亚洲内部的比较优势再循环仍在继续，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刺激增长的功能在更广泛的地区内发挥着作用。
以上论述可以在亚洲的日本、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东盟四国和中国，以及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变化中得到证明。1978年到1992年间，日本已处于“零部件密集、装配线导向型”产业化阶段，先后失去其在第四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竞争力。因此，与比较优势再循环模型所预示的一样，在第四层次的产业中日本的市场份额日渐萎缩。
这些事实说明，美国进口市场对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的重要性，美国市场对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种比较优势再循环的雁行模式实质上就是利用美国战后的自由贸易政策，围绕美国进口市场，在美国倡导的贸易秩序下，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来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和“四小龙”采用这种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东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辉煌后终于发生了危机。在动荡之后，有必要认真研究雁行模式产业结构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层次Ⅰ：创新导向、R&D密集型产业，如航空、计算机和制药业。
层次Ⅱ：装配线导向、零部件密集型产业，如汽车、电视机。
层次Ⅲ：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如钢铁、重型机械和基础化工产品。
层次Ⅳ：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如服装、鞋类和各类杂货。
比较优势再循环图
二、雁行模式的弊端
进入90年代中期后，雁行模式作为一种区域内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已日益暴露出其对区内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及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的不适应性。
1.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化 东南亚各国由于处于雁行模式垂直产业分工体系的第三层次，其产业结构仍以第四层次的产业为主，其出口主要是单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杂货、鞋类、电子元件等。这类产品基本上属于大众消费产品，其市场容量与人口增长率密切相关。如今，世界人口增长率仅为2%左右， 作为东南亚国家此类产品主要吸纳地的美国及西欧则只有1%左右的人口增长率， 而东南亚各国的生产率超过10%，迅速的生产扩容大大超过了市场的扩容，出口继续增长的困难可想而知。第四层次的产品除了劳动密集的特点外，还具有技术含量低、进入壁垒低的特点。只要人工费用低廉，任何国家都可迅速发展这一产业，近年来中国、印度、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也挤占了东南亚各国不少的市场份额。
这种单一的出口结构使东南亚各国易受国际市场上某一类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如这两年泰国与马来西亚出口不景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子元件市场的价格暴跌造成的。一旦出口衰退，经常项目赤字扩大，汇率便受到冲击，国内其他产业也将受到拖累。这种将一国经济主要维系于单一产品的做法，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非洲与拉美的热带作物经济以及中东国家的石油经济，一荣俱荣，一衰俱衰，是一种相当脆弱的经济结构。
2.过高的外贸依存度 长期以来，在美国倡导的贸易秩序下，东亚各国极力推行基于比较优势循环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东亚各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四小龙”中新加坡与我国香港进出口额为其GDP的140%左右，韩国与我国台湾省亦超过70%，东南亚各国也均超过40%，在出口市场中，美国市场的份额约占40%。这种状况使得东南亚各国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反应过于敏感，一旦OECD成员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出现衰退， 东亚各国便很难幸免。 在石油危机后的1974年，韩国与我国台湾省的增长率从1973年约10%一下子降为1%， 便是典型的例证。自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整体高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这种对外贸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给处于雁行模式各产业阶梯上的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它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趋于脆弱。
3.引进外资的片面性 在雁行模式中，处于不同层次的国家都制订优惠政策大量吸引外资，以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速发展，这种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弥补了发展中的资金缺口，但如今也日益暴露出它的缺点。这次金融风暴暴露出东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在利用外资上的盲目性。外资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加速经济增长，用得不好会造成自伤。东南亚各国利用外资的失误，不仅表现在总量失控上，也表现在对外资结构和质量的控制方面。
近几年来，东南亚国家外资流入趋于失控。目前，泰国的外债已高达900亿美元，占其GDP的40%，其他国家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则分别为54%、47%和39%。外资结构也严重失衡，泰国外债余额中80%是短期外债。外债占GDP的比重过大， 削弱了国民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短期外债比重过大，加重了国家财政支出负担。东南亚各国没能有效地引导外资投向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泰国近80%的外资投在了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就是极好的证明。这样的外资投资结构无疑会引发国民经济的泡沫成分。即使是直接投资，外资投向也集中在第四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属日本与“四小龙”转移来的附加价值低的产业。这些来自日本及“四小龙”的大规模南下投资使东南亚各国的第四层次产业畸形膨胀，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创造了所谓的“东南亚奇迹”。另外，这部分外资的质量欠佳，使东亚各国的产业停滞在低水平上重复。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削弱了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从而使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一旦投资未能产生预期收益甚至亏损，外资尤其是投机性短期外资就会以它们当初蜂拥而来的狂态，迅速且毫不留情地抛弃这个国家和它的货币，而将其经济肌体砍得鲜血淋漓。
4.日本的作用定位不清 在雁行模式的产业分工中，日本处于雁头地位。日本向其它国家大量转移了其淘汰的产业，雁行模式的产业分工可以使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比较优势，从而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较大的比较利益，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80年代以来，日本力图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它确定了扩大进口的基本方针，以期带动东亚经济增长。但由于日本地域狭小，人口有限，经济衰退后，居民有效需求大大减少，个人消费品市场长期低迷，且家用消费品市场也趋于饱和，加上日本国民的消费习惯和储蓄偏好，使日本很难发挥“市场提供者”的作用。而在东亚区域内技术合作方面，日本是提供高技术和先进技术的主要国家，但由于其在出口高技术和先进技术方面顾虑和障碍颇多，因而同东亚国家（地区）对高技术和先进技术的需求形成矛盾。此外，日本由于离不开欧美市场，担心受到制裁，因而对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犹豫不决。
日本对其在东亚的作用定位模糊不清，严重影响了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
三、摒弃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反映了60年代到80年代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基于比较优势再循环的产业垂直分工状况，该模式对东亚各国的发展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雁行模式的实质是遵循美国倡导的贸易秩序。最初由于美国相对开放其国内市场，吸收从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的产品，美国市场发挥了重要的向心力作用，从而使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以比较优势再循环的方式依次发展了劳动导向型、规模导向型、生产线导向型和知识导向型产业，带动了东亚经济整体的高速增长。可见，雁行模式的核心便是开放的美国市场。然而，60年代以来，日本的崛起已引起美国的警觉。70年代，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到80年代，中国、东盟国家经济纷纷驶入增长快车道，东亚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美国一改昔日的“大国”风度，取消了对“四小龙”的贸易特惠制，对日本的贸易顺差和封闭市场不再容忍，甚至对中国、东盟国家向美国的出口也怀有戒虑，频频限制、制裁。一方面，美国在市场提供方面已无法满足东亚出口的需要；另一方面，期盼已久的日本市场的开放也遥遥无期。出口导向型经济遇到了海外市场容量的限制，东亚的群雁仿佛迷失了方向，纷纷在原地徘徊。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由于出口衰退导致经常项目赤字激增，最终酿成了这次金融大动荡。这说明单纯的雁行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坚决摒弃。自90年代前后起，东亚的内部化和整体化的经济高速增长逐渐在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南开大学薛敬孝教授称之为东亚经济整体啮合、联动的增长机制，即指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象齿轮一样相互啮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为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这不失为一种较为新颖客观的看法。东亚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与雁行模式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产业内垂直分工与产业间水平分工的大量涌现。
现今，东亚经济必须逐渐摆脱在美国倡导的贸易秩序下以美国市场为轴心的单纯出口导向型经济（即单纯的雁行模式）。但这决不是简单地退回到封闭经济与进口替代型产业，东亚各国仍必须坚持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保持经济活力。需要改变的是长期以来以美国市场为轴心、具有重商主义倾向的单纯出口导向型经济，即单纯的雁行模式。东亚各国必须加强东亚区域一体化，相互开放市场，使得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构想早日实现。尽早形成统一的东亚大市场，改变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充分利用东亚各国现存的产业阶梯优势，通过贸易提高各国经济福利，加速经济发展。东亚各国应积极接纳中国成为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核心成员，使中国发挥提供市场、吸收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功能。当然，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不应排斥与欧、美的经济交往。
四、我国的对策
我国从80年代开始分享了东亚的经济增长，与东盟一样成为雁行模式中第四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接受者，并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时至今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与东盟各国同样面临着市场容量有限，产业结构急需升级换代的现实。在雁行模式瓦解的今天，我国将何去何从？笔者认为，我们要认清自己是一个大国的现实，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规模庞大，与“四小龙”和东盟各国和地区不一样，不可能一直走出口导向型之路，因此必须打破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扩大内需，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发展规模经济。同时，我国应进一步对外开放，全力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发挥市场提供者与资金、技术接受者的作用。这样，在20年内，我国必将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核心与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