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范畴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资本主义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以来，各个民族和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如何，在经济上、安全上以至政治上、文化上都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总的导向，已经不能摆脱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的制约，即获得“世界历史”性的规定。因此，一个民族和国家只有具备“世界历史的眼光”，才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道路问题。
邓小平正是从“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世界历史眼光”，把中国的矛盾和问题置于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将社会主义中国作为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把握，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座标系上找准中国的历史方位，设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扎根于中国国情的世纪性课题，又是一个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世界历史”性命题，本文拟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范畴所具有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可能实现一样”；“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成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①]马克思的精辟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其内在的规定性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作为人类整体必经的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和国家已经相继被卷入这个世界历史时代），其交往关系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以产生的前提。1917年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起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当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这个转变的历史趋势得到明显的显现。
现在的问题是，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后，还存在不存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趋势和可能？如果还存在，那“转变”的道路和形式是什么？这是一个跨越世界历史时代的重大课题。
首先，历史的进步性曲折性是有机统一的，而历史规律就存在于这一统一体中。因此，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并不能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性质及总方向违背了历史规律，并不能否证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必然趋势。其次，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却又表明这一运动主体（主要是其领导集团），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已经出现新的特点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违背了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而且实际上有的国家已经由此逐步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再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和平与发展”逐渐上升为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主题，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仍然把“战争与革命”看作是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主题，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一直处于临战性状态、半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特殊部分而存在，没有也不可能经受国际竞争的洗礼，不能按照世界经济活动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遇到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人杰出代表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揭示出了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对这一主题的科学把握及其对中国与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内在联系的洞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重要世界历史依据，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基础。现时的世界历史的总体状况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实际，但是，它却规定、作用和影响着社会主义中国。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不能超越现时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给它所规定的界限，只有将社会主义中国作为现时的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来把握，才能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及其发展规律。由此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开放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进入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把经济竞争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的社会主义。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纯民族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特定世界历史规定性的社会主义；她拥有了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更深层本质，即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才能发展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必须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已经完全成熟并具有丰富阅历的世界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处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困难、最曲折的历史时期；她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崩溃，但却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最终走向，给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能够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发展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十分重视各个民族“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特殊性，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向是确定的，这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趋归，然而各个民族朝这个方向转变的道路又不会一样；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从而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并走到世界历史前列，而不必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这充分地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深层历史根据，在于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有着相对于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更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而能够为社会性质不同民族所吸收和利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整个贯串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些思想底蕴，因而在实践上使中国能够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发展。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历史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尖锐的政治、经济矛盾，由于某些较为落后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尖锐冲突，使中国这样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但是实践表明，却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依次经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自然经济社会（人的依赖关系）——商品经济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间经济社会（人的自由个性）。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体现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另一方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跨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又是相反相成的，即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真正跨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阶段中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充分地加以吸收和转化，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时性。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时空，使中国能够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使中国公民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从而在广阔的时空发展其本质和能力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和财富。”“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②]也就是说，随着各个民族和国家由狭隘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人们也就有了在广阔的时空不断丰富发展其本质的可能，有了在全世界范围获得全面发展发挥其才能的手段的可能，有了达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的可能。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范畴对中国公民发展的意义所在。
这是因为，人的发展的核心是人的本质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人的社会性及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展、丰富、全面，即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全面性取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丰富性、全面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公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都开始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在“世界历史”中逐步“形成普遍的社会特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当然，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形态的内在固有矛盾（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同样限制和制约着中国公民的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人类发展一定程度上只能是通过物化而使自己人化，通过客体化而使自己主体化，通过一定意义上把自己作为手段而最终使自己成为目的。这是个主客体间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随着人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特别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意识到，人与人的最大限度的交往不仅是生活的手段，更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的活动本身的价值，正在超过这一活动所创造的物品的价值；不轻视金钱的价值，但却不能让它淹没人生和人的发展的更重要的价值。因此，他们看重自己在市场活动中的成功与失败，同时也越来越看重这个过程所给予自己能力的锻炼和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培养一种把握“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公民整体现实生存状态的自我表征，已经具有了“世界历史”的规定性，因此只有具有“世界历史”的观点，才能更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又培养着我们的“世界历史”观点，使我们建立一种把握世界历史运动过程的思维方式。
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是由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时间和空间、横向和纵向、直接和间接的等）的总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为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它的运动过程不能不受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演变过程的制约，不能不与其它民族和国家发生复杂的交往关系，不能不受其它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因此，对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就需要尽可能把握整个世界历史运动过程的性质、关系、状态、特点及其趋势，就需要具有能把握“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而能把握“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正是整个世界历史运动过程的性质、关系、状态、特点及其趋势的逻辑反映。
人们从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世界历史存在同样不是已经完成的静止状态，而是表明人们在世界规模上加速度展开自己的历史，整个人类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时空迅速转换，交往日益频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③]如果说过去一切时代所重视的是其肯定方面因而也是其现存状态的话，那么世界历史时代所重视的则是其否定方面因而也是其未来和前景。“世界历史”作为“过程的集合体”越来越突出出来。这个“过程的集合体”，其各个局部越变动不居，其整体相关性越强；其各个要素越活跃，其作为大系统的功能越增大。因此，与局部相联系的整体的观点，与要素相联系的系统的观点，与实体相联系的过程观点，与过去和现存相联系的未来观点，正是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公民（特别是各级决策者）所应培养的思维方法。
以上着眼的是“世界历史”的客体方面，如果着眼于“世界历史”的主体方面，我们又发现主体自身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所强化及新获得的主体特性，也在更新他们的大脑，赋予其思维以新的特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每代人现实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扬弃再造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实践活动产物。也可以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人类在世界范围建立新的生存方式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人自觉地向整个世界开放并使整个世界向自己开放的主动性实践活动，是建立人的全面关系和全面能力的体系的主体过程。本来是世界的一个局部一个方面的人，由此获得了全面性、总体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范畴，其实践过程，就是中国公民进一步获得并展示其创造性，开放性、超越性、主体性的过程，逐步获得全面性、总体性意义的过程。而这个主体过程又必然作用于人们的思维，只有日益富有创造性、开放性、超越性、主体性、全面性的思维才能适应这个主体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如何选择自己道路的方法论借鉴
这里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现成的发展道路，而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走自己的路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即能为他们提供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方法论借鉴。
在世界历史的时代，整体相关性越强，各个民族和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越应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对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贵的启示：民族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民族特色意味着一个民族能够充分调动自己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国情是特色形成的出发点，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一国国情既反映了一国在世界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又反映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对该国的规定性；必须将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的特定状况来把握。一国国情的形成离不开该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一国特色的形成当然也离不开该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这正如任何事物的特色都是通过与其所处的系统协同作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样。因此，所谓“特色”，并不是离开世界历史整体联系的“特色”。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特色”；“特色”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现代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了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过程。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使得各国经济发展与国际交往、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密切相联。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保持经济独立性，走一条富有“特色”的强国之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通过开放，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循环，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和保持优势，从而使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独立性和“特色”。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42、40—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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