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夫及其欧亚主义国家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阿列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俄罗斯欧亚主义运动中，阿列克谢耶夫的名声虽然不十分响亮，但他对于俄罗斯国家与法的独到见解与精辟论述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今俄罗斯最活跃的“新欧亚主义者”杜金认为，作为欧亚主义法学理论的台柱，阿列克谢耶夫足与民族文化与意识形态专家特鲁别茨科伊、地缘政治学家萨维茨基并称，其思想的深度与观点的新颖远远超过其他欧亚主义者（注：〔俄〕杜金：《欧亚主义的国家理论》，见阿列克谢耶夫著《俄罗斯民族与国家》，莫斯科阿格拉夫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1879年5月1日生于莫斯科贵族家庭。1902年在莫斯科大学法学系读书期间，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学籍，被取消上大学的资格，并遭监禁6个月。出狱后前往德国，在德累斯顿工学院念书。1903年大赦后回莫斯科大学。1906年毕业留校。两年后成为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并由学校派赴德国和法国留学两年。1911年，其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其方法的历史关系》答辩通过，获得国家法学硕士学位。1912年兼任莫斯科商学院客座教授及该校学术委员会主席，继续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与文史系讲课。1916年俄士战争中作为全俄地方协会全权代表率队赴前线运送伤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杜马出版社及《民法周刊》编辑，并受聘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十月革命后出走乌克兰，任塔夫里斯大学教授并追随白军政府。白军失败后流亡君士坦丁堡和布拉格，任布拉格大学俄罗斯法学系教授。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阿列克谢耶夫参加欧亚主义运动，并迅速进入其领导核心。除了参与集体著作之外，他还单独撰写了一系列探讨欧亚主义国家思想的著作，发表演讲。1929年欧亚主义出现分裂，他与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和伊林等人公开反对在巴黎出版的《欧亚报》的亲苏维埃倾向，并且试图创建欧亚主义政党。
1931年移居柏林，任该地的俄罗斯科学研究所教授。纳粹掌权后迁居巴黎，成为索邦大学法学教授。1940年赴南斯拉夫，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两年后被为法西斯效劳的奈迪奇傀儡政府开除。南斯拉夫解放后恢复教职，并接受苏联国籍。1950年移居瑞士，1964年3月2日在日内瓦去世，享年85岁。他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信仰中的地球城思想》、《基督教与君主制思想》、《俄罗斯民族与国家》、《俄罗斯的西方主义》、《欧亚文化的精神前提》、《责任与法》、《欧亚主义与国家》、《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在通往未来俄罗斯的道路上》等论文（注：阿列克谢耶夫的论著目录详见克留奇尼科夫编《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情结》，莫斯科白水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488页。）。
阿列克谢耶夫在《俄罗斯民族与国家》一文中说，由于与亚洲接壤，俄罗斯的全部历史首先是“同亚洲斗争、适应亚洲并且同化亚洲”的历史（注：阿列克谢耶夫：《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第73页。）。俄罗斯国家是在同亚洲游牧民族的长期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游牧民族起初是战胜者，后来逐渐被俄罗斯打败。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俄罗斯国家具有典型的军事社会特征，其体制如同一支大部队。作为这一严格体制的反动，出现了由自由逃民组成的南方哥萨克。俄罗斯南部和东部的辽阔土地成了这些自由逃民的藏身之处，这与西方国家土地狭窄、无处藏匿、只有奔向无边海洋的情况大不一样。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西方国家的首要问题是改进和完善社会生活的内部结构，而俄罗斯的首要问题则是向外扩展空间；西方历史遵循的是社会集约化原则，俄罗斯走的则是粗放化道路。在西方，如果压迫过于严重，可以通过完善国家机制来解决；而在俄罗斯，在类似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逃到无边的草原和森林里去。国家要是追捕他们，他们就往更远的地方逃。俄罗斯的自由逃民现象是西方所没有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动乱大都由逃民发动，或是得到他们的支持。逃避国家既是俄罗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也是俄罗斯固有的民族观念——哥萨克即是这一观念的主要载体。
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俄罗斯历史的另一特点是严格的专制制度，这一制度体现了古代东方专制制度的各种基本因素。按照东方专制理论，国家秩序是上天秩序的反映，国君是上天功能的载体，他威严而又慈悲，掌握着臣民的生杀大权；他与人民的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道德关系。以伊凡雷帝为代表的君权无限的国家思想即是这一理论的反映。数百年来俄罗斯百姓一直赞美伊凡雷帝光明面的事实表明，他们对于君主专制的喜爱有多深。作为这方面的证据，阿列克谢耶夫列举了大量的俄罗斯民谚：“上帝管天，沙皇管地”；“没有上帝，宇宙立不起；没有沙皇，地球稳不住”。阿列克谢耶夫注意到，俄罗斯人喜欢把沙皇比喻成太阳：“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只有一个沙皇”。在人们的观念中，沙皇是天意的代言人：“上帝指路，沙皇实行”；“沙皇只对上帝负责”。总而言之，沙皇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哪儿有沙皇，哪儿就有真理”；“沙皇的明断勿需讨论，沙皇的意志得无条件执行”；“沙皇的命令就是上帝的意旨，沙皇的判决即是上帝的判决”。既然沙皇是上帝的代理人，那么他再威严，百姓也不会觉得可怕：“沙皇不是火，在他身边也烧不着”。他们把沙皇看作是救星和慈父：“沙皇慷慨，如同父亲”；“没有沙皇，俄罗斯就会成为寡妇”；“罗斯富强，全靠上帝和沙皇”（注：阿列克谢耶夫：《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第78页。）。
照阿列克谢耶夫的看法，直到彼得大帝掌权之前，俄罗斯民族一直不理睬官方教会，尽力支持国家与皇权。人们认为，彼得大帝效法西方，抛弃了祖先的遗训和道德信仰，使俄罗斯陷入罪恶的深渊。他们把这位沙皇称为“伪基督徒”与“反基督徒”，把彼得大帝模仿西方设置的议会叫做“魔鬼委员会”。不过，总的来说，古代俄罗斯人最恨的是直接压迫他们的贵族和官吏：“即使进了地狱，也要侍候老爷：他被放在锅里煮，还要叫我们去加柴”；“经过老爷的筛子筛，沙皇的恩典全抛开”。对于法官的不公，人们怨声载道：“法律是直的，法官是弯的”；“不怕法律，只怕法官”；“给法官送金银，官司准打赢”。
不过，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俄罗斯人并不听天由命：自古以来，他们就有一种矫正世风的不懈追求，即使流备牺牲也在所不惜；他们一直热情地寻找真理，努力建立“真理的国家”。阿列克谢耶夫将这种“真理的国家”思想归纳为五种模式：一、东正教的君主制思想；二、独裁思想；三、哥萨克自由逃民的思想；四、非正统教派的国家思想；五、约瑟夫教派的国家思想。在16世纪俄罗斯实现国家统一之时，教会分为两派：约瑟夫派与禁欲派。约瑟夫派主张教会国有化，沙皇既是国家元首，同时又是教会首脑。换言之，教会必须服从沙皇，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禁欲派则要求教权与政权分立。结果，约瑟夫派由于获得沙皇的支持而占上风，伊凡雷帝成为统管政权和教权的专制者。于是，君权神授的多神教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形成俄罗斯东正教的显著特点。
16世纪俄罗斯的独裁思想以佩列斯维托夫为代表。他呼吁沙皇将俄罗斯建成“真理的国家”，因为“上帝爱的不是信仰，而是真理”。因此，沙皇不能过于温和，“没有威慑的国家就如同没有笼头的马”，就会失去控制，走向灭亡。他主张中央集权制，提高沙皇的威慑力，把沙皇视为国家的独裁者和特殊的军事集团的统帅。而该军事集团即近卫军的成员不必是贵族，因为“富人不想战争，只求安逸”，而平民中的勇士可以像鹰犬一样使用。佩列斯维托夫的思想显然对伊凡雷帝产生了影响。这个沙皇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另设由沙皇本人直接控制的独裁机器，使他得以逐个消灭他认为有悖国家真理的地方政权和个人。
他指出，正是伊凡雷帝的专制造成了大量的自由逃民，即哥萨克。哥萨克起初是指逃跑到国家控制地区之外或者不承认国家权力的自由逃民，后来又指与国家达成某种协议的自由逃民；此外，还包括接受国家管理，变成某种特殊的军事组织或阶层的自由逃民。他认为，扎波罗热营地地区的哥萨克最典型。这里的村社成员平等平权，共同保护和遵守世代相传的社会道德规范，实行原始的直接民主制度，没有所谓的现代法制观念，一切事情由村社会议决定。这种“个人无权”与“大众随意”奇妙结合的哥萨克民主，与西方民主大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与沙皇的专制制度并存。其首领要么是大众的工具，要么是随心所欲的独裁者。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种制度显然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共和制。简而言之，俄罗斯自由逃民的理想是建立由沙皇统治的共和国。这一理想可以称之为民众理想或民主理想。按照这一理想，首要的政治力量是民众，与此同时，这种民主又是原始的游牧民主，不定形的、半君主制的民主，任何法律和国家法制都不适用于它。哥萨克的政治理想富于浪漫色彩，缺乏具体的政治纲领和国家建设计划。尽管如此，在17世纪动乱和拉辛、普加乔夫起义时期，这种理想曾经变成现实：哥萨克的首领们被封为王公，普加乔夫甚至几乎登上沙皇宝座。他们并没有创造新的国家体制，而是沿袭旧的模式；没有另创新的统治者称号，而是自称沙皇。
阿列克谢耶夫将俄罗斯非正统教派的发端追溯到莫斯科公国时期，认为其激进性与分裂教派的保守性形成鲜明对比，其政治纲领与17世纪的古老信徒派也不一样。但是，非正统教派和分裂教派都对国家持否定态度，不接受俄罗斯政府的统治。古老信徒派宣称俄罗斯国家是渎神的，沙皇是反基督徒，有意识地按魔鬼的意志行事；若是服从沙皇及其政府，就等于接受魔鬼控制。非正统教派认为，俄罗斯国家一开始就是反上帝的，它所鼓吹的不是真理，而是异端邪说。他们主张，能斗就直接同政府斗，不能斗就逃到森林和草原上去。俄罗斯宗教暴动往往与哥萨克起义相结合或者相呼应，以逃避与隐藏为其鲜明特点，缺乏西方宗教暴动的民主改革纲领。他们竭力摆脱官方的政治体制，摆脱尘世生活；有的甚至走极端，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表示对于国家与正统教会的反抗。
通过历史回顾与分析，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政治观以粗放性为其特点。这一特点植根于俄罗斯民众的思想深处，无意识地决定了俄罗斯的政治命运。在旧的国家体制瓦解的1917年，这一粗放性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当时之所以会出现知识分子试图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欧式民主大厦，而广大民众并不支持的情况，是因为西方民主是从宗教改革和长期培养成的宗教感情深处成长起来的，而俄罗斯民族的信仰不同，他们的真理国家观念也与西方民主格格不入。于是在1917年，自由逃民思想、专制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占了上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广为传播，就是因为它符合俄罗斯民族深层次的心态。布尔什维克既是“老真理”的继承者，也带来了新的东西：它在继承普加乔夫事业的基础上，用共产主义法制取代了野蛮行径，用苏维埃制度取代了哥萨克民主，而苏维埃制度乃是古老的专制制度与新型的人民代表制度的结合。阿列克谢耶夫预言，即使在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动荡和错误之后，1917年占上风的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思想依然会成为俄罗斯未来国家的基础，只是需要加强宗教性与保持粗放性，这样才能建立善于将强权（专制因素）与民权主义（自由逃民因素）结合起来并且为社会真理服务的东正教国家。
在《欧亚主义与国家》一文中，阿列克谢耶夫更加系统而又明确地论述了欧亚主义国家理想（注：阿列克谢耶夫：《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第169～185页。）。他认为，从形式上看，欧亚主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其世界观却与后者完全不一样。欧亚主义的终极目的是要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造。因此，与其说它像政党，毋宁说更像一个特殊的宗教团体。它的先驱者可以追溯到罗斯古代伏尔加河流域的长老。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这些教徒脱离尘世，不过问政治。而欧亚主义者继承了他们建立欧亚俄罗斯国家的遗训，并赋予这些遗训以新的历史内涵。
阿列克谢耶夫在1927年分析了苏联可能发生的三种变化情况，并提出了欧亚主义的相应对策。
一是和平演变成像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那样的二流欧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欧亚主义可能会变成一个政党，致力于建立新的国家并消灭党派体制。如果那时的国家实行半欧化政策，欧亚主义就将采取极左立场，而不是右派立场；如果那时的国家体制是克伦威尔式的民主政权，欧亚主义就要将它推翻；如果是波兰独裁者毕苏斯基(1867～1935)式的法西斯政权，欧亚主义就将成为团结新的民主主义者的脊梁，并克服西方民主的局限性。
二是发生军事政变，出现个人或集体的拿破仑，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十月革命的遗产，保留其革命词语，吸收它的许多法规和组织力量，先推翻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然后推翻其意识形态。阿列克谢耶夫预言，这样的政变将由“退出革命的精力旺盛、意志坚强、同时又不讲任何原则的实践家来完成”。由于这些人在巩固政权之后需要思想和政治原则，欧亚主义就可以努力逐渐成为新体制的头脑，在他们从革命继承下来的陈腐形态中注入新的内容，赋予新的活力。总之，“欧亚主义要竭尽全力渗透这一新的体制，假借新政权之手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注：阿列克谢耶夫：《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第177页。）。
三是由接近欧亚主义的个人和团体或者由欧亚主义本身发动政变并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欧亚主义者自然要按照自己的纲领去建设自己的国家。而这种国家无论是与西方民主制还是同共产主义体制都不一样。这是一种大众性的政治组织：它以深刻的民众性为基础，并且符合“民族意志”。不过，阿列克谢耶夫声明，他主张的是有组织、有限度的民权，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不是西方民主。民族意志要通过某一实际的载体来发挥作用。他认为，在这方面苏联的体制（而非实践）比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因为苏联体制的出发点不是个人，也不是人为的党派，而是整体的有机地域成员：苏维埃、地区、州、市等等，或者这些地域单位中的行业团体，以及各个民族成分。在欧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这些因素应当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
阿列克谢耶夫还强调，与以变化无常的民众心态为基础并受党派操纵的西方舆论不同，欧亚主义民主制度下的舆论是大多数人意志的反映。他认为，若是让不受约束的社会舆论泛滥，任何国家都会崩溃。西方民主之所以没有毁灭，是因为国家对不负责任的社会舆论还是有所监督，只不过这种监督是隐蔽的。而欧亚主义则要将西方民主极力隐蔽的东西，如国家的主导思想、基本使命和目标等等，明明白白地公诸于众。因此，照阿列克谢耶夫的说法，欧亚主义国家可以称之为“思想统治的国家”或者“社会舆论稳定的国家”。由于人民是古往今来各代人的总和，体现了真正的民族意志，因此，不能把现在大多数公民的偶然性投票结果视为民族意志的惟一体现，不能赋予公民投票以决定性的意义，只能承认它是反映社会舆论变化的重要标志。
他还认为，一党专政与一系列代表机构相结合的苏维埃体制是一种恒定性与变化性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将这两种因素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即可构成欧亚主义国家体制的基础。他对俄贵族和共产党这两种“统治阶层”都做了批评：贵族由于不是意识形态组织，不仅没有民族思想为基础，反而成了俄罗斯欧化的促进因素。共产党虽然是意识形态组织，但其意识形态是从西方引进的，缺乏本土根基。不仅如此，由于苏联宪法中没有说明共产党的地位，实际上苏维埃国家的上层建筑是二元性的：正式的苏维埃机构与非正式的共产党机构，或者公开的苏维埃政府与秘密的共产党机关。而在欧亚主义的理想国家中，将由现实的社会阶层来代替政党，亦即从根本上取消政党；按照地区、民族和行业来推选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由选民本人来申述自己的利益，来选举真正能够代表民族意志的人。
当代俄罗斯学者塔塔托林把阿列克谢耶夫的欧亚主义国家模式称为“第三条道路”，因为该模式的原则既与马克思主义相异，亦与自由主义和君主主义不同（注：〔俄〕塔塔托林：《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见阿列克谢耶夫著《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第625～630页。）。阿列克谢耶夫既反对以彼得堡为中心的罗曼诺夫王朝，也反对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而是从俄罗斯古代村社体制和民间谚语等民族传统中寻找借鉴，建立重在保障公民精神发展的欧亚主义国家。这在俄罗斯国家思想与法制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