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文学转折”：文化转轨中的二难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1-0035-06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正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评论界对“左翼文学”的理解那样，“40年代文学转折”以及“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比如，至少在90年代以前，我们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思维误区，把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解放区文学实践看作是“40年代文学转折”的代指，用赵园的话说便是，我们关于“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主要指“前期”，“而忽略了洪子诚反复谈到的、当代文学在期间生成的40年代后期”，以至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在文学史叙述中“一向模糊不清”。[1]这种“40年代文学转折”的文学史观念和叙述可以说是有问题的。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即我们在这里将要展开清理的“4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恰恰是过去文学史叙述中“模糊不清”的40年代后期，或者说是我们后来通常说的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
关于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40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除了洪子诚、钱理群等外，①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还有程光炜和贺桂梅等。程光炜关于40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下称《转轨》），贺桂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下称《转折》）。2004年3月17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的一些研究者曾以“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为主题，就程光炜和贺桂梅这两本书的出版与作者座谈，《南方文坛》当年第4期专题发表了这次的笔谈文章。本文主要以程光炜与贺桂梅的研究为个案，讨论“40年代文学转折”是怎样交织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的转型与一些代表性作家的二难选择中的。
一
与洪子诚、钱理群等的情形有所不同，程光炜对“40年代文学转折”的考察，主要从“文化转轨”的角度切入。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种新思路。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从一般的文学批评到作为学科建设意义上的研究转向，不少研究者有意识地从各自的知识谱系和学术研究立场出发，构筑自己的话语平台，重返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学现场进行“正本清源”，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一时段的文学在以往研究中被遮蔽的历史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没有明确表态把“文化”作为自己的评说立场，而解释主要是根基于“学术”或“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无法绕开20世纪中国包括“启蒙文化”、“民间文化”、“战争文化”乃至“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大文化”而纯粹地“为学术而学术”或“为思想而思想”。历史地看，这其实是必然的，因为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过去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从启蒙→救亡→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完成，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一直都身不由己地充当着“马前卒”的角色，参与其中，并常常被推到了时代的浪尖上。要指证这个问题并不难，这里只提一点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应该是“记忆犹新”的事实，即在1949年以后，在建设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努力”与“成效”至今仍让我们“记忆犹新”。
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轨与文学的转型是如此紧密地“同病相怜”同步关联着，以致为了证明和维护文化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我们的文学常常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消解与放弃自己作为文学的特质。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欲摆脱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虚拟神话，而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返观20世纪中国文学，也因此有着“纯粹”的文学研究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如果要说程光炜《转轨》的意义与价值，我以为首要的即在于此。而程光炜在《转轨》中对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特别是对50-70年代文学清理的“文化参与”意识，与其说是体现了他对20世纪文学研究“文化转向”的认同，倒不如说是由于其本身就是曾经生活在自己笔下所描述的“历史”之中的“当代人”，对这一段“转型历史”（自然包括“转型文化”）有种切肤之感，诚如他在书中所言：
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习惯，都来自这一历史阶段的“给予”——在我从收集资料、构思全书结构直到最后写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被纠缠于“两个历史”之间：一个是“鲁、郭、茅、巴、老、曹”在当代的“历史”，另一个是个人的“历史”。[2]341
这种存在于个人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妨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同步关联”。这多少具有点“宿命”意味的“同步关联”，几乎存在于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中，并因每个人的经验不同而采取不一样的处理方式。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评论界对包括50-70年代文学在内的左翼文学众说纷纭的时候，程光炜便以自己这一代人的思想亲历，谈到“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自己与经四五十年代之交转折之后的50-70年代文学之间这种“同步关联”的蕴意，表达着自己对这一时段的文学颇为矛盾的思想。②
这一知识背景对我们理解《转轨》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可将《转轨》看作是程光炜将“现代性”确立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与生产思路的延展。但又诚如其所言，当他把这一考察视线定格在1949-1976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的时候，随着对资料接触的深入，随着对这一时段文学“历史现场”的深入返回，却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发现仅仅关注当年那些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主线”或者说是“主流话语”的“红色经典”仍是不够的，即它们“并不能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是如何‘转型’的”；“眼下许多当代文学史，显然没有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在‘当代’的思想、文学活动和研究情况考虑在内，给予一定笔墨”，[2]346程光炜认为对“转折”以后的50-70年代文学来说，这“六大家”的“‘示范’与‘规范’的作用虽然远远不如红色经典，但是作为‘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资源，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虽然对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来说，‘鲁郭茅巴老曹’与它是一种典型的‘共谋’关系，然而实际上，由于这几位作家的历史渊源、知识型构和话语方式，他们与50年代后的文学环境、文艺政策、出版机制、文学观、主题、题材等方面，存在着多重交叉、错位、滞后的差异，是有着多重紧张、矛盾的关系的。换句话说，在‘40年代’与‘50年代’之间，他们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创作上所完成的也许不一定是‘连续的’、‘不知不觉’的‘过渡’，而是体现着‘断裂’、‘缺陷’等现象的。”正因为存在这样复杂的情形，理清楚“六大家”与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然左翼文化将他们确立为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推出的却是另一套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方案？”“六大家”（鲁迅除外）的创作“危机”，“是因为与文艺政策及各种‘规范’的不和谐所导致的呢？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说，在他们的创作高峰过后，这种危机已‘潜在’地存在着了”？[3]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以为不仅是作者在思考，也应该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考察“文化的转轨”对“文学转型”的影响，“六大家”显然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个案。
二
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之所以把程光炜考察“40年代文学转折”及“转折”后的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立场跟李杨与黄子平等人的区别开来另加述说，并不在于程光炜在探讨这一时段文学过程中所怀抱的鲜明的文化意识，更是因为他在对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民族”的考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慎重”，或者说他在有意避免以西方“现代性”理论这一现成的话语权力优势来轻易宣判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而更多地考虑到当时“历史现场”的复杂性，表现出对历史的一种“同情和理解”。要言之，程光炜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话语情境中讲述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本土场景”。这种“犹豫”的“现代性”立场是典型的“程（光炜）式”的。这一立场显然跟他的亲历历史与一贯思想分不开。在一篇由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引发的关于“当代人”如何撰写“当代文学史”的文章中，程光炜认为“并不是‘当代人’不能写‘当代文学史’，而是‘当代人’如何写曾经‘亲历过’的文学史”，因为“问题的复杂性不只是来自叙述者的判断能力，同样也源于给当代文学所处的总体语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在另一篇文章中，程光炜提出“能否冷静地认识50-70年代文学，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也关系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国现代化选择的问题”；他既反对“‘非历史化’的文学倾向”（即“用现代化追求的‘误区’等流行意见来批评文学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也反对“作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强烈反弹”，“在‘怀旧’的心理中重温历史的激情，甚至表现出对革命时代价值观念的简单认同”的倾向。[5]基于此，我们在《转轨》中看到了程光炜颇费踌躇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怀抱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对上面这些文学大师在“当代”的思想、文学活动和研究情况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理性地“同情和理解”这一切。
比如对于郭沫若，这个与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民族建设进程关联最紧，“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改革实践‘接轨’最早、后来被证明结合也最成功的现代文人”，在程光炜看来，“郭沫若现象”已是一个“远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在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身居庙堂的现代文人，为了配合新政党建构一个崭新的意识形态秩序，他“甘心做党喇叭”，作“政治打油诗”附和新政府，放“诗歌卫星”赞成“大跃进”（仅1958年一年即写诗232首），“大放厥词”支持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艺主张。“遇到有什么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2]157
可是另一方面，在“趋同”与“合作”背后，我们同时又看到了他与新政府之间存在的“分歧”、“裂缝”。比如，“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2]157在一个言说自由的空间狭小、个人情感被抽绎的年代，他大胆地在《蔡文姬》中为曹操翻案，通过蔡文姬这个一千多年前悲喜交集的人生故事，大写“个人哀愁”，发挥“以天下人的儿女作为自己儿女”的思想，“落墨之时”，他“也怀有范仲淹在岳阳楼上的心情”。[2]148郭沫若一生以歌德为“文化英雄”，但最终却“放弃了‘浮士德’式的探索，而走向油滑、自我保护和自我亵渎的一途”。[2]160在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同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始终活跃在“现代”视线上的郭沫若来说，凡此种种“相互纠缠、彼此矛盾”的文学现象与精神现象，任何一种陈旧、简单的标准，抑或是现成的西方“现代性”理论，都不足以评价它。藉以上这种思路，我们便能深入地理解作者下面一段话的“语重心长”：
他外露、浅显诗人的气质使他从文化革命转向政治革命；他依靠政党兼善天下的现代知识分子策略可谓用心良苦，这种策略使他谋求并实现了与政党的合作，然而正是郭沫若这种知识分子的秉性使他从未变成一个真正的党人。但考察他文化观和文艺观的历史延展，又足以使我们相信他之思想追求的不乏真诚，透过表象对其中的蜿蜒、坎坷和荒谬报之以历史的同情。[2]140
——“郭沫若终不过是一个‘文人’”。
在“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中，程光炜再次谈到自己面对“六大家”与文化转轨和文学转型时的矛盾和犹豫：“在单方面的质疑、反思与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之间，研究的分寸应该怎样掌握？怎样掌握才比较符合历史的事实？比较接近当时的情况？另外，在理性与感性、宏观研究与微观体验、决断与犹豫等之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更为有效？”[3]实际上，在复杂的四五十年代之交，无论是文化转轨还是文学的转型，也许存在所谓的“断裂”，但“断裂”的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三
《转轨》呈现出来的这种“困惑”其实并不简单缠绕于程光炜对四五年代文学转型的思考。此前，程光炜完成了另一部专题研究50-70年代文学的著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③。与《转轨》相比，我们不难发现《转轨》倾重是“转轨”的“过程”，《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展示得更多的则是“结果”，“转轨”的“结果”。在该书中，程光炜从“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的书写”、“非常时代的叙事学”、“阅读·重现·成长”等层面对50-70年代文学从理论到文本到阅读批评，对其中所寓含的现代民族国家符码进行译解，特别是通过对包括“三红一创”等在内的那些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主线”或者说是“主流话语”的“红色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解构，让我们信服地看到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建构起来的中国新文学，在1949年以后的“当代”，为了一个新生现代民族国家秩序的建立与完善，怎样自觉地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改写，压抑，直至最后消解。《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对出现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文本中种种“裂缝”的有力指证（诸如“《红日》：战争‘史诗’的两难”、“《青春之歌》主题的缝隙”、“《林海雪原》英雄传奇的现代演绎”，等等），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大的困惑，即“现代文学”在向“当代文学”的“转型”中，何以如此“突兀”？程光炜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第一章“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中即有意识地从理论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提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革命化’”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分裂性’的主题”；“信奉‘矛盾—统一’的思想原则，使当代文学在特定时代充满了对自己的浪漫主义想象；而想象与现实的剥离，则使当代作家陷入到虽然被认为表现了‘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又不是真实的‘生活’的二难境地”。基于写作的倾重（《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显然更感兴趣于文学本身的问题），作者在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把上面的思想作进一步的扩展，深入探讨下去。但作者对“当代文学（作家）”之“二难境地”的审度，已由此可见一斑。从这种意义上说，《转轨》显然同时还是作者“民族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延展；它意在从更深广的文化视野中清理“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何以如此“突兀”的问题。这一点程光炜在《转轨》“后记”已有所交代。《转轨》由此择取现代文学“六大家”作为探讨个案，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他们的文学成就与影响，特别是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当然是一个不必回避的考虑因素。但在程光炜的思想深处，择取这“六大家”，也许更是因为他们在参与“当代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举足轻重意义；他们的“合力”足以抵消其他诸如胡风分子等“游兵散勇”的奋力顽抗。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们在50-70年代的历次运动中在批判打倒自己同类时候的“表态”即可释然（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亦有所提及）。
《转轨》中不少地方表现出程光炜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力。从“命名的含义”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化转轨的历史进行清理，即可看作是他一次成功的思想探险。“1949”当然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一个“划时代”的时间标记；不过也许把这一“标记”定位在“政治”上比定位在“文化”“文学”上更符合历史的需要。对20世纪中国历史来说，政治的转轨显然早于文化转轨。在这种意义上，“1936”与“1949”显得同样甚至更重要，因为诚如程光炜所言：“如果把‘鲁迅之死’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看，还会进一步发现，他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五四’文学向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选择，而且造成了左翼文化为自己文化理想重新命名的困难”，[2]3“而中国人习惯用命名的方式，上承圣人先贤，下续正统社会，使自己在社会公论中赢得更大的合法性”。[2]2因此，继鲁迅之后，中共把郭沫若树为“新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便不只是“文化事件”，同时也是“政治事件”，其文化（遑论文学）意义通过“命名”已消解在政治之中了。“命名的含义”已经超出了“命名”本身，是变形的“文化转轨”。沿着这样的思想逻辑考察下来，毛泽东对鲁迅“最……最……最……”的“政治化”与“当代化”评价，建国后鲁迅的著作与毛泽东的著作发行等量齐观但鲁迅的思想却“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之情形，其意味也就不明自了了。不过更能体现《转轨》叙述力度的，显然还是程光炜对来自文化文学阵营内“同人”对“‘命名’工程”所作“努力”的历史还原：周扬对“推动国家的‘文学大师’工程”的作用，王瑶对“文学史秩序的草创”的贡献，蔡仪、丁易等的“急进”与“果敢”，等等。他们在“‘命名’工程”中的激进姿态，至少让我们明白了一点：面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样的新形势，文化人自己已在自觉或身不由己地认同并推动着这一从30年代开始的“文化转轨”工程。这种情形对“文学新秩序”的建立的威力，其中的“灵魂震撼”，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从作者的叙述中感受到。《转轨》对这一场来自于灵魂深处“革命”的“历史还原”，厚实地敲定着“文化转轨”之“‘命名’工程”的“文学—政治—文化”意义。
四
按照“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从《转轨》给我们描述的发展趋向看，经过“1948、1949年的抉择”，从“迟疑”观望，“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自己”到“秘密北上”，最后“出任重要的社会职务”，我们很容易相信20世纪中国从“现代”到“当代”，“文化转轨”与“文学的转型”工程基本已经告一段落。事实不然。这完全是一种思想与存在的历史错位。在《转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作者叙述推进速度的转缓，感受到了“抉择”背后的“犹豫”和“艰难”。作者通过“堂·吉诃德的困惑”（鲁迅）、“中国歌德之道路”（郭沫若）、“‘现实主义’之困境”（茅盾、老舍）、“激情主义之阻力”（巴金和曹禺）这一系列内容的书写，通过这“六大家”在“当代”的思想、文学活动和研究情况，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这种“转轨”与“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乃至悲剧性。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这“六大家”无疑是刚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新型文化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他们都曾以不同的形式支持参与了这种新型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他们在新的国家政权中又是这种新型文化的执行者，因此从情理上讲他们的思想行为，特别是作为一个“写家”，与已经“转轨”的文化保持同步、“合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问题却偏偏出在我们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里。程光炜从解析他们这一时期作为“写家”的创作中隐藏的复杂矛盾入手，特别是从拨开他们在作品中被压抑的内心世界入手，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文学”与他们曾经参与建造的“文化”之间的“裂缝”与“分歧”，诸如茅盾从“创作”到“评论”的“转移”，曹禺对自己旧作特别是《雷雨》的修改，《明朗的天》等“时代新戏剧”的创作，老舍《茶馆》的主题缝隙及其最后的投湖，巴金《团圆》（小说）叙事的艰难，以及鲁迅研究在“当代”的“虚假在场”（“思想的‘缺席’”），其追随者（甚至包括许广平）的悲剧，等等。这些事实和现象对我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但当被作者置放在“文化转轨”与“文学转型”这样的视角之下加以观照的时候，其留给我们的思考又是沉重的。
这种“沉重”，是一种质疑，正如作者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文学大师与现代性问题”中所反思与概括的：
在一个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里，建立什么样的“文学制度”才是理想的？把文学纳入国家体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哪里？
裹挟在历史转型中的作家何为？从“‘在野’身份走向社会‘中心’”，仅关注“现世生存”而“忽略对整个人类命运作抽象的、超越性的思考”行不行？
……
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作为当年的“当事人”，“六大家”并非没有思想、怀疑和抗争过，但“由于人们预先在心中设想了一种理想状态，而误把现实出现的状态视为不理想状态”，[2]322更由于“现实”（政治）的巨大压力，他们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地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与抗争。
由此看来，站在历史转折的高度上，以“现代性”的眼光审察“六大家”“在‘当代’的思想、文学活动和研究情况”，其意义确是深远的：
从历史的线索看，现代性确实给当代中国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推动了社会总体的发展，它为祖国在今天迈入现代化社会的门槛，作出了意义巨大的奠基性的工作。……
但是，现代性对文化领域、文学领域包括精神领域的渗透和控制，又是残酷的，有的时候，它甚至对文学和文明有某种难以想象的破坏作用。[2]340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时期，“现代性”意义上的“六大家”，一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地配合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型，另一方面，则又不可避免地“伤害”着未来的文化文学，致使其日益偏离“五四”以来的运行轨道。这是历史的宿命。
五
在《转折》“绪论”中，贺桂梅即已声明该书的写作，是“以作家论带精神史／文学史”的方法，“试图寻找‘思想史’和‘文学史’之间的交错与融合，同时也是对所谓时代‘大环境’与作家个体‘小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新的研究尝试”。贺桂梅认为“40-50年代转折最关键的时刻是表现在1948-1949年政权交替的前夕，作家们作出或去（离开大陆去台湾或国外）或留（留在大陆或从国外回到大陆）的选择，其间浮现的问题，既有‘故土难离’、‘新中国意识’层面上的民族情感，也有左／中／右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歧”，[6]18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作者选择了萧乾这个作家。考察“转折”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在抗战后期和内战前期，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中国政局不明朗，大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作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及其走向”所采取的态度。[6]19这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一是个人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作者选择了冯至和沈从文。关于40-50年代转折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参加革命，在革命中接受改造和转变的问题，该书选择了丁玲。最后，该书还选择了解放区的另一个作家赵树理，讨论“当代文学规范本身的建构过程及其具体内涵的变迁”。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两方面进入：“赵树理的评价史”，“赵树理与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与《转轨》殊途同归，现代作家面对转折的四五十年代的反应，也是《转折》关注的。在关于“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中，贺桂梅认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时用“被迫”来描述这一情形，与50年代的文学史把它叙述为“顺应”或“悖逆”，均值得商榷，并指出在90年代后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重新面对这一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现实性：“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定性（无论是50年代后期形成的还是80年代形成的）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使得一种相对复杂化的分析和阐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90年代后的‘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格局的变化，使得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某些面向开始浮现出曾被遮蔽的繁复内涵——这两个现实因素要求在更为开阔、复杂的历史视野中来重新面对此前已成定论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生产意义上的‘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参照，将显现出历史史料此前未曾受到注意或被忽略的层面。”[7]这种“新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参照”，使该书对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现代作家的反应的探讨与其他同类型的著作区别开来。
我们在这里谈“转折”，其实最后都离不开身历“转折”的具体的“人”。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对“40年代文学转折”的思考，许多研究者最终都归结于此。但各自思考的侧重还是不一样。洪子诚关于四五十年代作家队伍更迭的清理，比较侧重于宏观把握，着眼于作家的代际交替，以及由此牵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程光炜的《转轨》则基于“文化转轨”立场，选择具有标志性的“六大家”是怎样裹挟在历史的潮流中被迫“放弃”抗争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合谋关系的。陈改玲的《重建新文学史秩序》④借1950至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主要是“新文学选集”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过程，关注“五十年代对作家形象的打造以及对作品的选择和改造”，藉“出版”谈“转折”。而与以上各家不同，贺桂梅的《转折》，选择讨论的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年代文坛的主流作家，进入50年代以后怎样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排挤出“主流文坛”的，以此再现我们以前在谈“转折”中可能被遮蔽的方面。这也就是贺桂梅所说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视野”，特别是“历史视野”。这点她在2004年的“笔谈”发言中有所交代：“我并不想将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于由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区分所划定的视野当中，而设想将40-50年代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放在冷战格局、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为此，我比较多地借重了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日本学者丸山升、竹内好关于（半）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亚洲国家现代化的阐述，以及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关于殖民地国家现代性话语的“派生性”等。[7]这种“视野”的转换，确实能够给我们一种“大历史”的思考平台。这应该是贺桂梅《转折的时代》谈“40年代文学转折”的贡献。
而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复杂关系看，贺桂梅的这种“问题意识”和“现实参照”，同时也给我们以新的启示，诚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借助讨论当代文学的发生，现代文学自身存在的悖论或困境反倒被凸显出来”；它让我们看到，“当代文学的发生，并非简单是断裂的产物”，“而或许是‘包含了现代文学内在的自我蜕变而完成的新的断裂和延伸因素’”。[8]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后来的《“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一文中贺桂梅有更深入的展开。⑤
如果我们不那么苛求于90年代以来关于“40年代文学转折”考察时间的度量，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转轨》与《转折》作为继洪子诚、钱理群等之后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其实是对前一阶段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他们都在试图回答前一阶段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王光明在笔谈中的发言很能说明问题：“两本书通过文学史无法接纳的细节充分描述了这种过程的复杂性，不仅‘还原’了通向‘一体化’的矛盾与挣扎，而且带出了不少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很少触及的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体化’文学的出现，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当然有被迫承受的一面，但也有主动认同的一面，是‘外因’与‘内因’交织塑造的产物。”[9]洪子诚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相对而言，对这两部书的读法，我更看重这种比较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价值，不仅在各自达到的深度，而且体现在由对比提出的问题上。在今天，认真思考、研究所浮现的不同与差异，比异口同声的一致性，有时候要来得更加重要。”对这些“问题”，洪子诚概括为如下几方面：“它们通过有效的研究指出，对于“转折”等文学史问题，不可能只经由‘整体描述’的方法来解决”；“研究视野问题”；“有关‘转折’，有关‘当代文学’性质的理解”，“研究的范围与空间”。[10]
收稿日期：2008-11-16
注释：
①洪子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特别是第二章）、《问题与方法》等著作中。关于洪子诚的研究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有系统论述。钱理群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中。
②关于这方面内容可参考程光炜的另一篇文章《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6期。
③该书直到2005年才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封）出版。
④该书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⑤该文发表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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