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财政收入水平的理性认识_财政支出论文

对我国财政收入水平的理性认识_财政支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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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之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步入高峰期,“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8.8%,比“九五”和“八五”高出2个百分点,比“七五”高出11个百分点。2010年上半年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7.6%,按前高后低思路考虑问题,假设2010年全年增长20%,那么,“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将达到21.2%,超出“十五”2.4个百分点。

如何认识财政收入高增长事关经济宏观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选择。衡量财政收入水平高低应从绝对额和相对额两个角度进行。

财政收入绝对额国际排位提升

衡量财政收入水平高低,首先要看绝对额。进行财政收入绝对额国别对比必须考虑两个技术性因素:一是统计口径,二是汇率变动。比如比较2010年国别财政收入绝对额,由于欧元兑美元汇率大幅走低,欧元区国家以美元计价的财政收入绝对额排位自然相应下降。

目前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统计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的收入,包括财政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缴费两大类,其中财政预算收入包含税收和非税收入两大部分。至于社会保障缴费,有的被纳入预算管理,有的未被纳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有的是税收(如丹麦),有的是非税专项收入,单设社会保障预算。进行财政收入的国际对比时之所以要考虑政府管理的收入数额,关键是因为这些收入都属于人民委托政府理财,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本质上都是对国民收入的切分,只是形式和使用方向不同。有鉴于此,西方学术界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讨论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一体化问题。

相比其他国家,我国财政收入有自己的特色。现行政府资金预算管理体系包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类预算,三者之和构成宽口径的财政预算收入,其中公共预算收入是主体收入,是窄口径的财政预算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尚未正式纳入预算管理(2010年开始试编预算)。所以,比较中外财政收入绝对额,可从财政预算收入和政府管理的收入两个层次进行。

从财政预算收入角度,可把我国的公共预算收入与国外的财政预算收入相比较。其可比性在于这些收入都具有纳入预算管理和可统筹安排使用(绝大部分)两个相同点。2007年我国公共预算收入为5.1321万亿元,世界排位第六,前边依次为美、德、日、法、英。2010年我国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为7.393万亿元,其中税收6.5002万亿元。2010年美国中央政府预算收入数为2.5670万亿美元,按实时汇率折算为17.1989万亿元人民币;日本预算收入为48万亿日元,按实时汇率折算为3.9012万亿元人民币;德国财政预算收入为1.0660万亿欧元,按实时汇率折算为9.4874万亿元人民币;法国财政预算收入 1万亿欧元,按实时汇率折算为8.9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按2010年我国公共预算收入达到8万亿元(按下半年平均每月6000亿元计算),我国财政收入在世界上排位是第四位(美、德、法、中)。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0%的比率(美国常态)计算,美国全部财政收入可达4.3万亿美元(28.8万亿元人民币),是我国公共预算收入(按8万亿元计算)的3.6倍。

从政府管理的收入角度,可把我国的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三者之和与国外的财政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缴费之和对比。2007年我国政府管理的收入排位世界第六。2010年我国政府管理的收入按预算数和预测数计算大约是12万亿元。日本2010年政府管理的收入规划数为GDP的39%,由此推算将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德国的社会保障缴费占GDP比重一般在20%,据此推算2010年将达到4.48万亿元人民币,加上财政预算收入,政府管理的收入可达到13.9万亿元人民币。可见,从政府管理的收入口径看,我国的政府收入在世界上排位第四,前边依次为美、德、日。

2009年之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小于英国,2000年之前还小于意大利、西班牙,2010年预计排位上移,其主要原因是高经济增长率、高财政收入增长率和人民币升值。2009年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已超出德国1.5万亿美元,2010年按8%的增长率计算将超过日本。2007年-2009年发达经济体财政收入增长率不足5%,同期我国年平均20%,2010年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预计15%以上。从2008年开始,人民币币值事实上已步入上升通道,截至目前兑美元升值10%、兑欧元升值约20%、兑英镑升值约38%。因此,我国的财政预算收入2010年将超过日本、英国,政府管理的收入在2010年将超过法国、英国。可见,财政收入规模扩大既不稀奇,也不值得担忧。从全局看是好事,因为恰恰是财政收入增加了,才使我们有资格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有能力去调整经济结构。

财政收入相对额位居世界低水平

进行财政收入水平国际比较,必须考虑相对额。这种相对额可用两个指标来反映:一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二是人均财政收入。前者表明的是公共产品供给占用当期新创造的社会财富的额度,后者表明的是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前者数额大小直接决定后者数额大小。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比较国家间财政收入水平高低,更为重要的是比较人均财政收入。因为公共产品人人有份,且要均等供给。显然,只有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状况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状况。发达经济体公共福利水平高反映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均财政收入大部分在1万美元以上)。

2000年之后,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5%左右。具体到各个国家,情况差别比较大。总体看,高水平在40%多,如2007年科威特为48%、法国为42%、荷兰为41%。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人口少、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等水平为30%~40%,很多发达经济体处在这个水平上,如德国、英国、意大利,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处在这个水平上,如俄罗斯。30%以下为低水平,大部分人口过亿的国家都处在这个水平上,如印度、美国、日本、墨西哥。政府管理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洲国家普遍在45%以上,其中法国、瑞典高达60%左右。

我国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之后逐步提升,2000年为13.5%,2009年达到20%,2010年如按8万亿元计算,预计占GDP的比重可达22%。政府管理的收入按照12万亿元计算,预计占GDP的比重可达33%。可见,我国财政预算收入与其他国家同口径收入相比,处于世界低水平,低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12个国家中倒数第二。从政府管理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角度看,我国也是低水平,33%的数值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水平,也低于日本政府管理的收入占GDP的比重(39%)。

从人均角度看,我国财政收入相对额更低。2010年我国人均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仅6015元人民币(878美元)。目前发达经济体人均财政预算收入绝大部分在1万美元以上,美、日两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分别为1.3万美元、7140美元,欧洲国家普遍在1.3万美元以上,其中人口超过5000万的德、法、英、意分别为1.75万美元、1.8万美元、1.35万美元、1.34万美元。人口在2000万以下的一些国家在2万美元左右,如荷兰1.9万美元。可见,我国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相差近9倍,政府管理的收入人均数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财政预算收入相差近5倍。事实上,我国人均财政收人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处低水平。目前,人均财政预算收入俄罗斯为2705美元、韩国为4162美元、墨西哥为1717美元,均超过我国1倍。考虑到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我国相差不大,可以说差距主要是人口因素造成的。人均财政收入低于我国的是经济极度落后的国家,如非洲国家。

上述情况实际上说明了几个问题: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是决定财政收入相对额多少的最基本因素。发达经济体财政收入相对额平均水平超出新兴经济体的基础是人均GDP数倍于新兴经济体。

二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制度安排关联度较高。欧洲(西欧和北欧)国家这一比重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关键在于其强力推进构建福利国家战略;新兴经济体普遍低于发达经济体,主要原因是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政府无力实施深度收入再分配。

三是人口规模大约束财政收入相对额提高。就经济总量而言,新兴经济体事实上已在赶超发达经济体。从2009年的情况看,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巴西位居第八、印度位居第十一、俄罗斯位居第十二、韩国位居第十五,财政收入绝对额相应也在大幅增加。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GDP,2009年我国排第二、印度排第四、俄罗斯排第六、巴西排第九、墨西哥排第十一。也就是说,经济规模世界前11位的国家中,新兴经济体已占近一半。很显然,发达经济体人均财政收入超过新兴经济体数倍,最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规模小。目前全球有67.7亿人,人口数前十位国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金砖四国”人口数占全球人口比重达41.5%.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国,人口规模达13.3亿,比发达经济体人口总数都多,是巴西、俄罗斯两国人口总数的4倍。因此,我国人均财政收入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近10倍,而且比俄罗斯、巴西、墨西哥、韩国等也低1倍以上。必须承认,我国人均财政收入几十年内超不过发达经济体,因为如果按人均财政收入1万美元计算,我国的财政收入绝对额要达到13.3万亿美元,这接近美国的GDP规模。换算下来,我国的GDP就要高达50多万亿美元,约为2009年全球GDP的90%。很显然,无论我国经济和人民币升值增速多快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可以说,我国的公共福利水平赶超发达经济体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财政收入高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并不矛盾

财政收入高增长引发社会热议,有观点认为财政收入高增长挤占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因而政府应大幅减税以增加居民收入。面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得出多种判断在经济研究中确属正常现象,但问题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选择要合理,不能让有违实际情况的观点制导决策。深入财政收支形成机理分析问题,可以说财政收入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并不矛盾。

首先,财政收入规模扩大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集中体现。财政收入究其根本取之于民,居民收入形成的消费支出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车购税等的直接来源之一,部分居民所得是个人所得税的来源。换言之,只有居民收入增长了,财政收入才能增长。2000年-2009年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2.1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1.7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倍、城乡居民储蓄年底余额增长3倍。居民收入增长直接拉动了消费增长,2000年-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4倍(年均14%)、居民消费支出增长1.6倍,2004年-2009年住宅为主的商品房销售额增长3.2倍。尽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中消费比重不高,但居民消费增速远超发达经济体。2006年-2009年,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美国为1.2%、欧元区不足1%、日本仅为0.3%,但我国高达9%。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张的联动直接带动了财政收入曾长。当然,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倍数超过收入和消费各自增长倍数,这主要是因为最终消费形成过程中各个环节都要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自然造成税收增长率超过消费额增长率。

其次,我国财政收入高增长是在减轻税费负担背景下形成的。财政收入状况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税费制度两个因素。假设经济增长速度不变,财政收入随税费负担升降同向变动。2000年之后,我国加速推进税费制度改革,总体取向是降低税率、减少收费。其间取消了农业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个人工薪所得课税费用扣除额从800元提至2000元、增值税从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并调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等。这表明我国是在建立以税制改革促居民收入增长、促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我国又取消了数百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我国的减税性税费制度改革,虽然有些措施是在刺激经济增长阶段(如2008年-2009年)出台的,但最终效果并不是刺激经济增长,而是为居民增收和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并调节收入分配。必须看到,我国的减税力度确属国际高水平,单是按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33%计算,近年来每年减税额就至少2000亿元。可见,我国的财政收入高增长主要是依赖经济高增长。

再其次,财政支出规模扩张本质上是增加居民收入。财政收入高增长自然带来财政支出急剧膨胀。人们怀疑财政收入高增长是否导致“国富民穷”,实际上是关心财政支出是否合理。从财政支出结果看,这种担心没有必要。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发生机理是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具体到财政支出与公众收入关系而言,最终是直接或间接增加公众收入。所谓间接是指为公众增加收入创造条件,比如教育的作用是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从而增强受教育者的就业机会把握能力。所谓直接是指部分支出会直接形成部分人的当期或远期收入,比如城乡低保收入的发放直接形成享受低保人员的当期货币收入。对社会保险金的补助支出会形成个人远期收入。由此可以说,财政支出规模大,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力度越大,财政收入高增长为政府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突出特点就是财政支出形成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具体表现是低保支出、农民综合直补、社会救济、家电下乡等支出快速增长。就2010年的预算而言,直接形成居民收入的支出占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重大约15%,相当于2009年居民消费支出的9%,政府消费支出的25%。此外,我国政府性基金支出也有较高比重直接形成个人收入。比如,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为1.42万亿元,支出为1.23万亿元,其中42%形成个人补偿性收入。

可见,财政收入规模扩张最终会提高整体公共福利水平,直接增加特殊群体的当期和远期货币收入。当然,财政收入增长具体到某个利益集团来讲,税费负担额与公共服务享用额是不均等的,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律是税费负担额高的群体,其公共服务享用额低于税费负担额低的群体,这就是税费贡献度与公共产品享用额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各国中、高收入集团总呼吁减税,但低收入群体反对,政府设计税费制度实际上就是要找寻这两大类集团的利益平衡点。近期美国推进医改时,中、高收入者反对,低收入者赞成,反映的就是这个道理。

财政收入高增长是我国财政风险防火墙的基石

防控财政风险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发达经济体2000年之后财政收支失衡成为常态,目前普遍陷入债务危机,GDP规模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美、日、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公债余额占GDP比重均超过60%。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也超过3%。按2009年数据换算,这些国家的公债余额总额至少30万亿美元,当年赤字总额至少2万亿美元。为避免发生恶性通胀,当前这些国家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但由此引发了两个问题:一是一些利益集团利益受损,如希腊削减福利触及公共部门人员利益,从而造成群起抗议,大规模罢工、游行。二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平均10%)的情况下又新增失业人员。显然,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相比发达经济体,我国财政状况相当稳健。尽管2008年开始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赤字占GDP比重也未超过3%。如果按照债务余额减去外汇储备和社会保障基金方式计算净债务余额,那么,我国的净债务余额是负数,而发达经济体净债势余额占GDP比重普遍在50%以上。造成发达经济体债台不断高筑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支出需求扩张时税收增长乏力(税收年均增长率不足5%),只能靠增发债务来补缺。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财政状况之所以相当稳健,最主要因素就是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恰恰是2000年之后财政收入年均20%的增速,使我们有财力消化1998年-2001年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形成的赤字,有财力应对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战略构成的强劲支出压力,有能力不过度依靠发债来搞建设、来提高城镇化率。反观发达经济体,2000年之后,财政收入增长率年均低于4%,然而财政支出扩张刚性反而强化,造成不断扩大的财政收支缺口,现在他们选择压支出来缩小缺口,但这存在着人为抑制经济增长进而造成财政减收,反而使财政收支缺口拉大的风险。

可见,财政收入高增长是我国防控财政风险防火墙的基石。但必须指出,从财政收支运行规律角度看,这块基石今后是否永远坚固、越来越强大充满着不确定性。首先,2000年之后,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支柱是经济高增长,而经济高增长的支柱是结构转换,突出点是房地产业、通信业、汽车业、金融业成为新兴支柱产业。问题是这些产业的高速增长期在未来几年内就会转入稳定增长期,从而压低财政收入增长率。其次,我国经济明显带有高投入、高产出特点,与之相适应,我国的税收增长也明显带有投入和产出拉动型特征,每年纳税百强企业,煤、电、油企业占20%以上,再有就是银行、烟草企业。所以,有舆论称我国的税收是“烧”出来的税收,是货币供应“堆”起来的税收。

对此,理论界和决策部门都有认识,大家在观念上都认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经济规模的扩张和资金积累使我们有了做这件事的资本。因此,政府开始强力推进新一轮结构转换,目前已宣布要强行关闭2000多家高耗能产能过剩企业,力度空前。但从财政收入角度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我们先牺牲掉一部分税收。其中的缘由一是低能耗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需要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来度过起步关、成长关;二是关、停、并、转一些产品还有一定销路的企业自然要丢掉相应税收;三是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势必压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自然也要减少税收。

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采取政策措施予以调节确有必要,但这些措施需要牺牲部分税收,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压缩企业所得税税基。比如人们呼吁提高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会减少个人所得税。比如增加社会保险金的缴费人数会减少可统筹使用的税收。此外,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实力日渐增强,会影响我国外商投资和出口的稳定与增长。要看到,外商投资企业税收贡献率在我国已超过30%。发达经济体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债务规模大于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中的企业不良债务规模,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更大,今后极有可能大幅度打压世界经济回升势头。在这种条件下,发达经济体会强力推高大宗商品价格、调低本国汇率、限制高新技术外流。这会抬高我国企业成本、冲击我国企业内外销,因而造成我国财政减收。

因此,我们现在应未雨绸缪,超前思考应对措施,其中至为关键的有三点:一是树立用财政收入适度高增长抵顶财政支出扩张刚性的理念;二是推进税制改革时要坚持减税措施与增税措施并进,从而确保总体宏观税负稳定的原则;三是必须从预算资源有限性角度去研究制定社会发展规划,选择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财政管理要切实转到科学化、精细化轨道上来

财政收入高增长使我国步入了财政大国行列。我国的GDP规模在2002年才突破12万亿元,但2010年政府管理的收入已突破12万亿元、公共预算收入高达8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达1.6万亿元(相当于2000年的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达1.9万亿元(相当于2001年的财政收入)。从国际视角看,我国的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当于俄罗斯的GDP规模,超过澳大利亚、韩国、北欧各国的GDP规模。如此巨额财力,再按照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的管理模式去管理根本不行,我们必须寻求财政管理模式突破性变革。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说服公众相信政府没有乱花钱。国际经验表明,深度财政危机往往是在财力增长的背景下生根发芽最终形成大烂摊子的。对此,应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要把财政管理转到科学化、精细化轨道上来,按客观规律办事,用合理的制度理财,建立确保财政稳健运行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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