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超[1]2010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文中提出在大众传媒不断扩展文学传播途径的当下时代里,关于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走向的思考在不断加深。学界中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相伴而生的是“文学性”泛化的问题,在后现代社会“文学性”向其他学科蔓延的理论背景下,以传统印刷媒介为依凭的文学作品在与其他媒介的共存中将如何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成为富有意义的话题。带着对这一话题的思考,论文重点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梳理和廓清这一时间段关于电影改编的一些问题和规律,厘定文学性元素在向电影这一艺术领域拓展中多样化的转换和创新样态,从而为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和电影的良性发展寻求理论支撑点。为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论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主题学、文化学、叙事学、符号学、修辞学等理论研究成果,从主题思想、审美艺术和个案分析的层面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进行深层分析研究,力图通过对电影改编的历史轨迹、转换规律和创新原则的揭示来反思、考辨特定时段内文学史与电影史之间的互文关系,丰富和深化对文学性泛化现象的理性认识。论文分为绪论、改编的文化主题学研究、叙事结构学研究、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和结语五个主要部分。绪论部分梳理考辨电影改编研究的相关问题,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提升空间,从而明确论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意义。主要从课题研究的缘起、现状、范围和涉及的理论方法等角度展开阐释论述,表明研究选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下文的具体论述做出充分准备。上篇部分重点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文化主题层面上的转换创新样态和思想流变规律。在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精神上呈现出多元化的主题诉求指向,形成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风格的审美表征,电影改编受文学蓝本的思想意蕴、时代语境的价值催生、创作主体的艺术品味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文化精神层面的演进流变中呈现出复杂的表现样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包裹在印刷媒介中的文学精神内涵,并有效地促进文艺精神的传播途径和扩充文学性的表达视阈。同样,由于文学和电影分属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不同范畴,相异的媒介特质决定二者之间的主题内涵在改编过程中可能发生种种变异现象,特别在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具有深度批判指向和形而上超越的文学主题常常在改编时被平面化和去本质化,淹没于专注解构颠覆的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思潮中,正确处理这种不良的改编倾向,及时匡正其负面化的影响,需要创作者认真平衡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与产业链中的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艺术精神良性拓展的运行机制。中篇部分重点探寻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审美表达层面上的艺术流变现象和深层转换原则。文艺作品的改编在主题精神层面上多是相互勾连的,更应该注意把握的是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审美表现元素的艺术转换与创新。虽然文学采用文字线性叙述的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电影以声、光、画综合作用的镜头话语揭示主题内涵,但二者在艺术表现上均采用相似的叙事元素、符号元素和修辞元素来完成艺术包装,伴随着文艺创作在新时期的特定时空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电影改编在艺术转换与创新层面上也取得越来越多的经验和成就,使得文学性元素与电影性元素在转换中逐渐实现充分的融合。但由于部分改编者盲视电影和文学作品在使用同类艺术手段上的差异性,一些审美元素在改编中被生硬搬演,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利于在文学创作与电影生产之间进行圆熟的艺术对接,正视这种改编硬伤,做到艺术转换上的扬长避短,需要改编者借鉴他人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对审美元素的仔细甄别中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创新。走向多样化的审美表现风格带给改编者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推动文学和电影创作在艺术审美的维度上取得更为长足的成就。下篇以典型案例分析的研究继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的认识。选取《香魂塘边的香油坊》到《香魂女》、《寻枪记》到《寻枪》、小说《高兴》到电影《高兴》三个分别凸显现实主义元素、现代主义元素和后现代主义元素的改编案例进行集中分析,以求形成以点带面、深层整合的研究效果。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在每一次改编行为中都应注意把韵味深远的主题情感与个性独异的艺术建构相结合,使二者在深层整合的基础上既能延续和深化原作的文学生命力,又能彰显电影作品的审美风味,竭力实现审美传播与经济回收的双赢。所以不管凸显何种色彩的文化和审美元素,都应自觉遵循艺术转换的基本规律,契合文本所寄身的媒介的特质,凸显创作者的主体性精神,为弘扬民族文化和彰显时代精神做出应有的努力。由通过对这三个案例的研究分析,无论是因精心设计而取得的成功经验,还是因改编失误而获取的沉痛教训,都能够给具有类似风格的改编行为带来丰富的启示,因此由点到类地反思两种艺术文本在艺术链接中的生命契合点和审美表现偏差,对充实完善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结语部分针对新世纪之后的中国电影改编所面临的新的尴尬处境,认为当前的电影改编行为仍有进一步完善和加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疏离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不能真正促进电影艺术的长远发展,反而会使得作品有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电影改编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以求生产出更多的艺术精品。全面而理性的电影改编研究有进一步深入进行的必要,编导们需要认真反省和协调改编行为的外部语境与内部元素、人文关怀与娱乐消费、艺术实践与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将能真正实现文学性元素在电影创作中的深层拓展,以鲜活的艺术汁液滋养着电影艺术的茁壮成长。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没有泛泛而谈改编理论和改编现象,而是对新时期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文学和电影之间的艺术对接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梳理,在寻找和揭示艺术转换规律的过程中,竭力为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生存空间的开创清理认识误区,建立理论依据。
张文东[2]2013年在《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中提出本文是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向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以及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经验”进行承袭并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有关历程与表现的一种系统整理和论述。本文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传统的全面检视，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的系统梳理，发现并确证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叙事样貌，并将这种样貌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多元、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不同阶段、层面以及不同主题、载体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充分地论证说明：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以来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当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当中，作为真正具有小说成熟体式意味的“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表现”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普通大众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对于包括二十世纪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而言，它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模式和叙事传统。第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尽管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但作为一种强大文学传统的传奇叙事，还是因现代社会的形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大众读者的扩展、民间样式的萃取等等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不断焕发出更为深刻而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在现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当中被有意识并个性化地转化、使用和发展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小说，首先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意义上，直接承袭了自“延安文学”以来的“革命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创作方法的导引下，把最具有民间、大众基础的传奇叙事作为自己完成“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现实革命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传奇”样貌。第四，“新时期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小说，尽管流派众多并有着向西方学习以及“向内转”的“新潮”取向等，但不管是作为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还是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传奇叙事始终都是文学开始形成“自觉”之后的重要选择之一，不论是在“改革”或“知青”小说等现实主义主流中，还是在“地域”或“市井”小说等“寻根”的意识里，或是在“民间”或“历史”的重新发现并重构的意义上，始终都有着连绵不断的传奇叙事的艺术取向。第五，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面对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以及“泛文学”的语境，其原本属于文学的传奇叙事精神也在大众狂欢的意义上以各种“类文学”的形式发生了新变与转型，并通过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以及影视镜像的表现，呈现出种种面向大众、迎合市场、制造消费的姿态，从而使在这个意义上所演发出的传奇叙事，进一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大众语态的传奇性。通过上述这种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文学表现所完成的较大规模地梳理，本文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形成的结论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有其独特的传奇叙事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始终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承袭和发展，即便仅就中国当代小说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作为“中国经验”的传奇叙事传统，也始终是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丰富性存在的必然条件。因此，本文这种基于“传统与发展”辨证关系的文学史辨析，便不仅可以让我们真正回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来认识中国文学及其小说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形成某种更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冒建华[3]2007年在《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选取当代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之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分时期进行论述：20世纪50—70年代是欲望的政治化与审美贫困化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乡村审美经验围困城市欲望、意识形态化抑制城市人性欲望、集体意志的强化与个性欲望的消失、无性别的审美观念与无差别的人情世态四方面来进行论述。这是一个思想相对“封闭”与僵硬的时期，国家用计划经济来规划城市，而在城市经济建设中造成了对城市欲望的抑制。同时，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又构成了对个性和人性的抑制。20世纪80—90年代是欲望的释放与审美调节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物欲与情欲的狂欢、对于世俗的诗性叙事、城市现代生活的审美关怀、精英思想与平民意识的辩证互动四方面来进行论述。80年代是一个欲望释放与经济开放的年代，城市观念的调整，使得本来属于正常的变得不正常了，本来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90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欲望膨胀的年代，多有失范的年代。这时期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反常的。世纪之交则是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重重矛盾中的精神挣扎、别无选择中的精神取向、道德“失范”与审美观照三方面来进行论述。人们面对种种精神困惑，这时期的城市小说主要写出了城市人痛苦的心理，写出了他们矛盾的、艰难的、可能性的选择过程。最后，本文从城市精神的生态平衡、欲望的审美化书写、城市小说精神的救赎三方面来论述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本文认为，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是城市人理想化秩序的生长点。笔者从城市精神的高端来审视城市欲望的释放，探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同时也考量城市小说精神如何有秩序地生长，指出城市小说的救赎之道乃是解决高技术与高情感、竞争与公平、情感裂变与精神规约、人际关系冷漠与普遍关爱之间的平衡。本文还从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关系方面来观照，主要审视当代城市小说的精神缺失现象：在消费主义文化倾向下，城市小说侧重表现纯粹的欲望，缺乏责任和道德意识；价值多元、价值错位、文化意识与评价标准的迷惘导致小说精神的缺失与审美的迷失。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小说中的深层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真善美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批判精神的获取(关注城市下层、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矛盾)等。全文对城市小说的欲望与精神力求做出客观分析和审美评价，立体地思索新世纪小说的出路问题与精神救赎。
杨新刚[4]2006年在《经济理性主义与90年代新都市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纯粹经济理性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一样,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它威力至巨,无远而弗届。经济理性主义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是指以交换逻辑为基本的存在逻辑,以货币哲学为其存在的支点,以经济行为为基本的存在方式,以收益最大化为最终归宿的思想体系。经济理性主义及其扩展既是都市小说产生的动因,又是都市小说重要的表现内容。它不仅决定着都市小说的生产机制,甚至从根本上影响着都市小说的创作主题和审美特征。对于经济理性主义与都市小说的创作关系之研究,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美]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国内有祁述裕的《市场经济下的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从广义的经济理性主义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市场经济的角度切入,既缺乏经济理性主义的明确界定,又未能就经济理性主义对都市小说内在生产机制的根本性影响展开深入考察。新时期之前,经济理性主义在国家和集体层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经济理性主义对个体主体的效应被遮蔽和阻断。进入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经济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理性主义又开始复苏并逐渐扩展。与西方社会经济理性主义的自发性启动不同,中国的经济理性主义的再度回归,是政党政治自觉推进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理性主义勃发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因此它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经济理性主义的唤醒及其扩展引起了中国当代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斐迪南·滕尼斯所谓的由共同体形态的礼俗社会向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法理社会转型的论断在当代中国成为现实。具体表现为:一、由于国家意志、政党意志与个人意志空前一致,厚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勃兴;二、个人主义与经济理性主义携手,经济个人主义形成并发挥作用。这使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个人自由度逐渐增大,促进了个体主体的解放,特别是对女性解放意义深远;三、经济理性主义的扩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四、更重要的是,经济理性主义的扩展还带来了价值的移位并为新的价值偏好体系形成奠定了基础。经济理性主义及其扩展对中国都市的影响更为深刻,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都市与经济理性主义是“合二为一”的。中国新都市化几乎与经济理性主义同时启动与勃发,经济理性主义和都市化引发的变革,不仅带来了都市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出现舍勒所谓的“市民精神改塑了社会秩序”的现象。以经济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都市精神随之
孟绍勇[5]2006年在《革命讲述、乡土叙事与地域书写》文中认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课题。本论文着眼于西部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对西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分别从当代西部小说的流变,西部小说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西部小说的审美追求,西部小说与宗教、民俗文化的关系,西部小说与“新都市小说”的比较,“全球化”时代西部小说的选择与走向等方面展开论述,并力图揭示当代西部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部分,为当代文学思潮所呈现的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对“西部小说”作了必要的界定与规约,并对1949年以来西部小说所呈现出的“四代三时期”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西部小说在它发展的第一时期所走过的“从边缘到经典”的道路。论文也涉及到了西部小说在不同时期与不同作家那里所表现出的各自特点,同时从作家主体的思维、认知角度,对当代西部小说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情况作了整体上的观照。 第二章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1949年以后所呈现出的“西移”走势、20世纪末当代西部小说在文学格局中的地位。论文涉及到第一代西部小说家柳青等人意欲从知识分子型作家那里抢占“话语权”的努力、西部作家们“史诗性”追求的成功与缺失;同时也着眼于1980年代之后贾平凹、路遥、张承志、扎西达娃、雪漠、红柯等年轻的西部作家们的创作。在这一章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而对于1990年代当代西部小说的发展状况,同样是论文的重点。 第三章关注西部小说家们的审美追求。论文对于三代作家的审美追求作了详细的分析,不仅指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更旨在强调几代西部小说家在审美追求中的内在统一性和继承性。在这一章中,西部的地理人文环境成为我们反复提及的问题,而对于英雄的追求,对于西部阔大、苍凉、神秘的美学意义上的呈现,以及对于西部土地的深厚的情感,成为几代西部小说家创作中一致的追求。 第四章分析了宗教、民俗文化对于西部小说深层影响,分别从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角度看西部小说的独特性。在这一章中,贾平凹、扎西达娃、张承志、马原、红柯等人的作品成为考察的重点,而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在西部小说中的文化积淀,更成为我们进入具体西部小说时必要的文化储备。之外,对于各种民间仪式、民歌、方言的关注,也是本章的重点之一。 第五章是有关西部小说与“新都市小说”的横向比较。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代西部小说在文学“本土化”方面所呈现的价值和意义。当
蔡志诚[6]2006年在《时间、记忆与想象的变奏》文中认为审美在语境上是移动的，历史的回眸往往折射出辩证法的灵光。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的崛起一度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形式探索的“叙事革命”。先锋小说行进在语言形式之途，通往文学本身的叙事历险，不仅改写了当代小说以及文学本身的定义，而且提升了纯文学的内在品质与艺术标高，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从创作到批评领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但长期以来，先锋小说一直佩戴批评家授予的形式主义徽章，“叙事革命”所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人们大都从纯文学审美自律的视域出发，对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作单向度的解读，形式实验与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互动的关联常常被遮蔽悬置。事实上，“纯文学”的形式自律并非远离尘嚣的审美桃源，毋宁说它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迂回曲折地行使着批判与反抗的功能。 在这一重新审视先锋小说的文化意识形态视域里，本文选择格非这位具有浓厚先锋性的作家进行个案考察。格非是一位文体自觉意识很强的探索型作家，他的叙事历险不仅探测了当代汉语写作的可能性边界，而且其多样化的形式探索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意蕴与存在之思。论述格非小说显然必须将其置放于先锋文化场域中进行讨论，格非的叙事历险正是以其为起点的，而且其创作历程本身也是先锋小说发展变迁的一种缩影。叙事中的时间塑形不仅是格非小说形式创新的主要手法，而且也为当代文学叙事提供了新的时空经验。记忆与梦幻是格非小说的核心母题，格非的小说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它一方面对历史的迷魅展开记忆的侦探，另一方面又对梦幻与现实之间的隐喻关系进行深刻地揭示。作为当代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人物，格非书写了现代性回眸视野中的历史化和形式化乡村，他的历史叙事既是乡土的文化挽歌，又是一种现代性想象的历史可能，一种乡村、民间记忆与现代性想象交织的可能性现实。格非的城市书写，无论是春梦里的都市视景，还是对都市人精神谱系的分析，或者文明暮色中的知识人画像，以及飘扬在文化废墟上的欲望旗帜，它在偶然、荒诞与反讽的叙事情境里，刻绘了一幅现代性诊断的城市精神地图。时间与记忆，乡村与都市，历史与现实，组成格非小说这一审美多面体，它不仅是先锋小说世界里优雅奇幻的叙事晶体，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前沿领域的一座美学险峰。格非的小说创作以语言和形式为叙事的出发点，但其小说并非一个孤立封闭的形式
王斌[7]2000年在《当代都市小说的审美流变（85-）》文中指出城市与文学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城市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为文学提供了深广的意义表现空间，城市化进程本身对于城市文学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城市文学与都市文学之间是一种种属关系，都市文学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商品、物的理念是它的核心与灵魂。都市小说以“俗”为其基本的审美原则，社会的转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是其深厚的社会学、哲学基础。1985～1993年是都市小说的第一个时期，1994年之后是它的第二个时期。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都市小说由对于多种中心的关注逐渐演变为对于欲望化现实的直接书写，其主题存在着由驳杂逐渐趋于单一的趋势，并呈现出由终极关怀向当下关怀转变的人文精神走向。在其叙事策略上，由对于先锋叙事的拒斥与反驳逐渐走向欲望化、个人化、平面化叙事，语言也由粗俗、粗鄙走向“反智”。九十年代特定的语境、描写对象所具有的新的特性以及创作主体本身所存在的问题等，制约了都市小说的发展。
田蕾[8]2015年在《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张炜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以梳理、分析、归纳、透视其小说叙事整体创作特征为主线,以当代诸多经典小说为对照,分别从写作资源、创作姿态、叙事策略、精神内涵四个维度来辨析研究张炜小说叙事的基本特征、叙事审美及精神意蕴空间,从而总结其小说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后撤与横站、趣味与意味等方面所提供的独特经验。绪论部分陈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起因、爬梳了当代文坛对张炜小说创作研究的主要及重要成果及现状。阐述了本文拟研究的重点问题及难点问题,并对张炜小说的研究意义及价值进行了相关说明。第一章,融合与坚守——张炜小说的写作资源。主要研究了张炜小说的创作资源。在本章中,首先研究了地域传统文化对张炜小说文化内蕴的影响。从齐鲁文化的差异性特质、儒道孔孟黄老及入世与出世的不同抉择、对莱夷古国和齐国盛世转衰的文化反思等方面,着重地分析了地域文化对张炜小说历史感、道德感及忧患意识形成的潜在影响。接着又从经典文学阅读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子百家典籍、《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雅文学对其诗性写作的滋养。以及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其小说精神气质的寝染和塑造。并重点论述了文脉芳心的由来及对张炜小说一贯强调的“质疑反思,警示批判”写作精神的确立。最后又结合了张炜个人的成长及生活经历,重点阐述了童年的丛林回忆、少年的野地流浪、中年的自我放逐对其小说创作主题、叙事素材、情节结构、情感基调等方面的牵引及启示。第二章,横站与后撤——张炜小说的创作姿态。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叙事姿态。叙事精神、叙事形式、叙事路径是进入张炜小说创作研究最为有效的通路。本章首先以“疏离”作为切入点,从鲁迅先生“横站”文坛的精神选择、隔视当下的精神反思、重构历史的精神探究,阐述了张炜小说对过分粘滞于日常现实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突破与超越,借此重拾当代文学日益衰微的生命力及通向终极的神性思维。接着又从小说的叙事形式入手,从叙事模式、叙事文体及叙事技法三方面分析归纳了张炜如何以“返回”性叙事解除当代文学“非传统文本”的叙事危机。并着力在小说创作中大量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模型、叙事技巧同现代小说叙事技法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特质的“兼容性叙事”文体。最后,以对其小说中文化性、奇幻性、历史性民间想象力的分析；对启蒙性平民立场、诗意的世俗立场、雅俗同构的人性立场等叙事立场的梳理；方言古语、野生土语、诙谐隐语等民间语言的阐释等方面着重论述了张炜小说特有的精英化民间叙事特征。第三章,智性与诗性——张炜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研究张炜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怪诞叙事、智性叙事、空间叙事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叙事策略。在本章中首先研究张炜小说的怪诞叙事,具体由怪诞叙事的类型确立、视角激活、功能解析三方面分析研究张炜如何以“奇幻”、“超验”、“非现实”的写作手法挣脱媚俗、趋同、趋时的现实写作,切近芜杂、奇异、荒诞的深层真实。接着,通过对反讽叙事、互文叙事、隐喻叙事的分类爬梳,研析了张炜夸张、幽默、犀利、奇俏、诙谐的审美叙事风格。并指出其以一种幽默的把玩姿态将现实的另一种真相巧妙地还原呈现于读者面前。最后借巴赫金的空间叙事理论、对话理论及中国传统小说的间架、套盒、板块、链条等叙事空间形式,通过对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成、叙事空间的多重交叉及空间叙事类型的整理分析,归纳研究了张炜小说空间叙事的基本特点。第四章,游荡与高原——张炜小说的精神内涵。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精神意蕴和思想价值。行走与游荡、探究与疑思、野地与高原是张炜小说精神内涵的三组核心关键词。本章先从行走与游荡的方式解读入手,解析了被迫逃离者、主动出走者、自我放逐者三种基本行走方式,进而论述张炜如何以游荡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成小说的结构意义、文学意义及精神意义。接着又从考据部落远史、重探传奇轶闻、探秘革命疑案三个层面阐述了张炜如何探究记录历史真相。再以对当下现实欲望引起的精神衰败和金钱权力引发的霸权统治的目击寻访,揭示了改革后当下时代进程中城乡的真实面貌。继而对张炜一直坚持的“不相信”的疑思精神、同质的历史宿命观及现时性对先验性的反拨等精神思索进行了详细阐释,归纳、综合、研究了为何张炜要以探究与疑思作为其小说叙事的内在驱动力。最后本章通过对野地与高原这两个重要精神意象的梳理,分析研究了张炜小说精神家园的变迁及走向。从而进一步探讨野地高原的意蕴空间,全面重点地论述了张炜对现代进步性的思索及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御与警示、对家族精神血脉的清洁与体认。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重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回顾,归纳出张炜小说价值的几组核心词,即趣味与意味、传统与现代、后撤与横站、野地与高原,对张炜小说在叙事策略、精神主题、审美意蕴及思想价值方面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和判断。
江红英[9]2006年在《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叙事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不同书写动机和叙事面貌的研究,揭示出制约当代小说生成的权力话语和文化机制,并由此归纳出中国当代小说对历史的诉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的诉求。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了解新时期知青小说的特殊品性以及中国新时期文学格局的总体生成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本文将“知青小说”界定为由知青作家和非知青作家创作的反映城镇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生存状态(包括返城前和返城后)的小说。在体例上采用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梳理出新时期知青小说从政治书写→先锋书写→人的书写的历时流变,而且突破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时间的限制,对新时期知青小说伤痕叙事、悲壮青春叙事、乡恋叙事、理性叙事、颠覆叙事、日常叙事以及审美叙事进行了共时性考察。在具体考察过程中,不仅运用相关的主题学和叙事学理论,从故事(内容)和话语(形式)两个层面来探讨新时期知青小说不同叙事的特征,而且探讨了制约作品生成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影响作家主体定位和言说方式的深层文化语境。就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发展流变来说,作家对知青故事的讲述大致经历了从政治书写→先锋书写→人的书写的变化轨迹。这种变化既体现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也体现着创作主体对历史的不同现实诉求。首先,就“政治书写”来讲,新时期初期,是主流意识形态意图和作家内心需求达成一致的黄金时期。因此,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观照总是在主流话语的制约下进行的。无论是偏于情感宣泄的知青小说伤痕叙事、极力歌颂知青殉道精神的知青小说悲壮青春叙事,还是重在表现对插队乡村情感皈依的知青小说乡恋叙事,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与主流话语的合谋。其次,就“先锋书写”来讲,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重心开始由政治向经济倾斜。作家创作心态中的政治激情普遍弱化,文学自觉意识大大加强,艺术视野也逐渐开阔,小说开始呈现出多元的审美形态和价值取向。因此,无论是知青作家重在对知青生活进行冷静审视的知青小说理性叙事,还是晚生代作家刻意解构一切的知青小说颠覆叙事,都对主流话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疏离,从而显现出不同于“政治书写”的先锋色彩。最后,就“人的书写”来讲,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政治中
左雪玲[10]2016年在《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文学复苏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呈现出葳蕤繁茂的景象,中国西部文学发展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周政保作为新疆当代文学重要的批评家,以其丰富的文学批评著述成果,从文学批评的边缘地域突进到了中心地带。他的文学批评范围非常广阔,几乎涵盖了所有艺术门类,其中包括文学、绘画、戏剧、影视等,特别是在“新边塞诗”、“西部文学”、“军事文学”、“报告文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固守着民族——人民的批评基石,强调生活与文学的关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介入批评过程,以文本为着力点,秉着务实真诚的态度从“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并以强有力的扎实理论基础为支撑,在浅近而又深刻的诗化语言中,践行着批评家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从新疆走出去的批评家,周政保一方面既关注新疆、西部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力争置身于全国文学批评的前沿,这使他成为新疆当代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当中,周政保同样视野开阔,笔耕不辍,用睿智的思想和饱满的情感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话语,为后人的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学术思想资源,这也为他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试图对周政保文学批评进行追根溯源,梳理周政保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领域批评的具体内容与系统性特征,并试图对周政保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基本评价。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D]. 赵庆超.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2]. 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D].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3]. 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D]. 冒建华. 兰州大学. 2007
[4]. 经济理性主义与90年代新都市小说[D]. 杨新刚.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5]. 革命讲述、乡土叙事与地域书写[D]. 孟绍勇. 兰州大学. 2006
[6]. 时间、记忆与想象的变奏[D]. 蔡志诚.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7]. 当代都市小说的审美流变（85-）[D]. 王斌. 暨南大学. 2000
[8]. 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D]. 田蕾.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9]. 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叙事研究[D]. 江红英.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10]. 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D]. 左雪玲. 新疆大学. 2016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张炜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当代小说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格非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