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性的人——现代人的本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有个性论文,现代人论文,本质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科学技术发展看现代人的个性化趋势
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给21世纪带来一个新世界，一种新人。即使是未来学家，也很难对未来时代的新人作出全面描述。但我们至少可以预言，就个人来说，新人的一个本质特征将是有独立个性的人。
这样说的根据何在？
首先在于智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在某些高科技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智力劳动已经占有决定性的份额。在现代产业结构中，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份额越来越大。这种值得注意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正在改变工业发达国家中的传统的劳动力构成。美国人彼得·德鲁克预言，在未来社会中，由于能够被机器取代的劳动都交给机器，主要的劳动力将分为知识工人与服务工人。这两种工作都与人的脑力有关，要求具有创新性，不能被机器所取代。比如说，广告创意、服装设计师、新闻记者等属于前者。有人预言，未来社会中的那些知识劳工的脑袋构成了他们所属的公司或组织的最大资产。如果有任何一个个体脱离了组织，即使再加入新人，工作成果也永远不会相同。售货员、国家公园的解说员（导游）、心理医生等属于后者。他们的工作是面对客户，当场解决不同客户的不同的需求，这种工作必须依赖个人的经验与临场反应，也无法用机器来做。总之，在未来社会的组织中，生产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具有独创性。这是精神生产的特点。
因此，在未来社会里，人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就要首先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如果不是有个性的人，他的劳动如何有可能具备独创性？在19世纪产业革命的时代里，最重要的资产是机械力，它的劳动者还无须成为有独特个性的人；在未来的世纪里，最重要的资产将是人类无所替代、无法继承的脑力——即以独创性为本质特征的智力劳动。那时候，机器留给工人去做的，就是需要进行思索和创新的能力。如果劳动者缺乏这种素质，他就注定要被机器所排斥。因为此时生产过程所需要于他的，就是机器所不能做的。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需要创新能力的职业部门将会给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近年来，这一新趋势表现得十分明显。从1982年至1990年，美国制造业共增加了8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机会都属于经理和管理人员，第一线工人的就业机会日渐稀少①。
上面所说的高新技术产品价值构成的变化和劳动力构成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现代生产力革命的产物。所以现代人的个性化特征应当从生产力发展那里寻找根源。我们认为，正是生产力领域的革命迫使现代人非成为有个性的人不可。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从古代的手工工具生产力、近代的传统机器生产力进到现代的智能机器生产力的阶段。托夫勒作为未来学家敏锐地观察到：与智能机器生产力一起到来的，是人的需要和产品的个性化。他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反复讲到：第一次浪潮（以手工工具为技术基础的中世纪工业）是非大量生产、非标准化、非群体化；第二次浪潮（以传统机器生产力为技术基础的近代工业）是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生产、群体化生产；第三次浪潮则是在高新技术（智能机器）基础上的小批量、非标准化和非群体化生产。
智能机器之所以能够做到在新的、更高技术水平上的个性化复归，要归功于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柔性生产系统（或译灵活生产体系）。在该系统中，各个生产环节的人员只要把生产任务编制出程序号码输送到电子计算机控制中心，由一个人通过电视装置观察机器的运转就可以了。这样，白天、夜间都可以基本上实现无人化生产。在采用这种生产系统之后，大致可以减少职工80%，降低生产成本50%，而质量丝毫不降低。尤其重要的是，传统的大批量生产同一型号或几种型号的产品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需要迅速变化的新情况。而柔性生产系统却能根据市场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有的生产线甚至能在一两分钟内）生产出不同型号的新产品，而且是批量小、型号或品种多的“系列产品家族”。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大幅度提高短期和长期利润。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浪潮的大批量、标准化、群体化生产中，企业长期生产数百万件同一标准的产品，而工人则终生在某一固定劳动岗位上重复着同样的、枯燥乏昧的动作。以至人们激烈地指责近代工业技术是导致个性异化的根源。正如托夫勒所说的，“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崩溃就是在人的个性危机的‘瘟疫’中形成的”②。如果说，第二次浪潮带来的是人的个性危机，那么第三次浪潮则要求社会生活多样化和人的个性化。因为当智能机器生产力（柔性生产系统）使生产和需要的个性化成为可能时，人的个性发展也就有了更多的现实可能性。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旦这种个性化的生产和需要成为普遍化，那么从事这种生产劳动的人也就必然要成为个性化的人，或者说，有独创个性的人。
从社会关系发展看现代人的个性化历程
现代人的个性化固然植根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高科技的发展，但人的个性首先是社会关系演进的产物。因此现代人的个性化特征还需要从社会关系角度来考察。
从社会关系视角来考察的人的个性，也就是哲学（唯物史观）理解的人的个性（个体主体性）。动物有个体特征但没有个性，因为哲学理解的个性是同实践相联系的。大家知道，在动物与环境之间不存在主客体的关系。而人与环境之间则是一种主体与客体，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关系。人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就表现为他作为主体对外部世界（客体）的改造活动以及他在这个改造活动过程中的自我改造。这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人作为实践主体所从事的这种活动使他具有人所特有的主体性。
人作为类、群体和个体都能动地参与改造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活动，因而都表现类的主体性、群体的主体性和个体的主体性。个体的主体性也就是哲学理解的人的个性。
人作为个体，先天地有个体性，但他的个体的主体性（或个性）则是后天的，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今人（包括他的个性——引者）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③。这里所说的“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除了生产资料外，主要是他赖以进行生产的物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抽象地说，每个人的自然天赋不同，他从后天中获得的本质力量不同，因而他把握、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也与他人不同。这样，每个人在理想化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生产时，他在生产中就物化了他的个性和他的个性的特点。他的个性和个性特点的物化就表现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个性化，或者说，他的劳动产品所包含的与众不同的独创性。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这种独创性的劳动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因为社会、他人为他的这种独创性的劳动产品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而尊敬他，表彰他。毫无疑问，这样有独创性的劳动和表现出个性的劳动产品，是个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是他的生活的乐趣。
但是，人类的个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在理想化的社会条件——也就是不会对人的个性造成束缚、压制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生产。原因是，人从动物界走出来时，就单个人来说，他是如此的孱弱，以致他必须与他所依附的群体（对他来说就是“社会”）融为一体。原始社会的个人没有独立性与个性。生产力的低下使原始社会的个体牺牲自己的独立性与个性来保证群体（氏族）的生存和发展。群体的主体性压倒了个体的主体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原始社会的解体，尽管出现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逐渐分离，但社会的发展（类的发展）要求仍然无可置疑地成为历史的主宰。因为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条件下，社会只有采取内部分工的形式才能保证一定的生产效率，而分工对个人的发展无疑意味着某种限定。从类与个体关系的角度看，分工就意味着为保证类的才能的发展而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劳动阶级）。这种牺性就表现为阶级的分化，即绝大多数过去的自由人被套上枷锁，而统治阶级自身也只能在分工中片面发展自己。
从历史哲学观点看，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作为有个性觉醒的人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初步觉醒。在此之前，社会以家族集团而非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依附于某个共同体（宗法性家族、等级），所以他不会有独立的意识。那时候，“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④。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时，此后的社会进步的运动便表现出这样一种共同特点：“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即家族依附的渐渐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因为商品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个人（商品交换中的所有者“法人”）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这时候，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封建性权利义务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完全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形式就是当事人凭自己意志所签订的“契约”。
既然独立的个人出现了，也就必然会有相应的人的个性理论。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18世纪是产生孤立的（独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在哲学上，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孤立的个人之上的。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由无数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就象物质世界是由无数原子所组成一样。个人就是“社会原子”，社会是这些“社会原子”的机械组合。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由于他们的机械性而没有能力从这个刚刚出现的“独立的个人”身上概括出人的“个性”。法国唯物主义者只是用自然因果关系来理解、规定这些“社会原子”。既然每个人的本质不是来自社会（社会关系），而是来自人的自然生物本性，所以法国唯物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在哲学上把握到人的真实个性。
作为法国唯物主义对立面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家，却在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与个性问题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因为，第一，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赫尔德起到黑格尔，几乎都试图对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做出说明，试图寻找历史中理性的发展线索，即他们所说的历史规律性。比如说，在赫尔德那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同自然的发展一样，是具有规律性的。他把这种规律性称为“上帝的计划”。历史便是这一“计划”的实际展开。在康德那里，历史规律性被称为“自然的意图”（自然的计划）。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规律性就是世界精神的合乎规律的运动。第二，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家所讲的历史规律性实质上是理性的规律性。它是在人之外的。但是，它的实现又要通过人（类）。然而人本身在实现这个理性的规律时又是不自觉的。康德说，“一般说来，人在行动中不像动物那样，仅仅根据本能行事，但也不像理性世界公民那样，根据一种预先的计划行事”。所谓“世界公民”是指理想的人，非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怎样行事的呢？康德说：“个别的人以及整个民族本身很少想到，当他们每个都根据自己的想法，并且常常彼此矛盾地追随着他们自己的意图时，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个隐蔽、陌生的自然意图，他们沿着一条引线前进，并且为促成它而劳作着”⑤。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规律性便是世界精神（理性）。同康德一样，世界精神、理性的实现也要通过人，把人作为理性实现的工具。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人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⑥。他还说，“理性统治世界，也同样地统治世界历史。同这个自在自为的普遍的、实体的东西比较起来，其余一切东西都是从属于它的东西，都是它的工具”⑦。
既然历史规律（即理性的规律）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这就不能不触及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类与个体的关系。比如说，按照康德的意见，历史规律性（“自然的意图”）是让人的自然潜能展现出来，但体现“自然的意图”的是类，而非个体。他说：“在人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理性创造物那里，这些潜能……应该仅仅在类，而不是在个体中全面发展起来”。那么个体呢？在康德看来，个体（每一代的个体）都要为实现他所寻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公民自由、法律的秩序，永久和平——的达到做出牺牲。康德明确指出：人们必须一代代艰苦劳动，以便将最后一代人推上幸福的峰巅，并通过他们最终完满地实现自然的目的。这里就包含了个体为族类（类的目的）而牺牲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被马克思所继承）。在论证个体怎样为类、为理想社会状态（“至善”）的实现而牺牲时，康德又发挥了“恶”在历史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思想——社会历史的最高目标是实现“至善”，但要达到“善”，首先要通过“恶”。历史发展就是从“恶”开始，以“善”告终。为什么“善”要通过“恶”来实现呢？这要从人的本性寻找说明。康德认为，“人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人，即比发展他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点什么”。就是说，人先验地具有联合在一起的社会性。同时，人又有追求个体欲求的本性。这是一种非社会性，也就是“恶”。这种“恶”不是指自然人欲，而是因追求个人利益而违反普遍立法的个体性。因为人出于个人利益而追求发展自己，所以恰恰是“恶”真正推动人展开其全部潜能。就是说，个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反而是人的潜能得到发展的根源。一句话，恶在客观上有利于人展开其全部潜能，所以恶是为了实现“至善”（自然的图意）的手段。用通俗的话来说，历史规律所注定的人这个族类的目的是靠牺牲无数个体来实现的，是靠个体之间的残酷斗争作手段来实现“全部发展人的潜能”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康德不仅仅认为人（类）是目的。而且认为人（个人）又是工具。“人是工具”即指通过个人的“恶”（争斗）达到人类的目的。
黑格尔不讲“人是目的”。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康德上述的历史观中的许多思想（如人是历史的工具、恶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等）都被吸收了。在黑格尔看来，同理性（世界精神）相比，其他一切（个人、民族、国家）都是理性的工具。其实，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无非是历史领域中的“人类”，是人类这个范畴的非人格化。
第三，我们不难看出，从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历史规律性思想中引发出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类的发展与个体的状况的关系。而这个问题逻辑上必然同人的个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点，我们在席勒那里得到了证明。
席勒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美育书简》（1743年）所提出的有关类与个体的关系的观点。席勒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总体设想。但他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不能不对康德历史哲学中关于类的发展以大量牺牲个体为代价以及“恶”是实现“至善”的手段感到震惊。席勒不能同意康德漠视和淡化个体的单向度发展及其恶果。他一方面欢呼人类总体在19世纪的伟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人类的进步是以个体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他指出，“我们的运动员比奥林匹亚运动会（指古希腊的奥林匹克——引者）上的优胜者跑得更快，我们的数学家比阿基米德算得更细。但我们能否找到一个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战略家、演说家和牧师为一身的现代人，能否让现代人与古希腊人一对一地进行一场生活能力的全面比赛呢？”席勒把康德已经触及的个体与类的矛盾、个体为了族类的全面发展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消极后果（片面发展了的人的个性）突出地强调出来。他对这样一幅因分工而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自己个性的图画表示厌恶。他说：“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他的整体，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康德和黑格尔是相左的。席勒在自己的著作中描绘出“审美国度”的人性状态。在这一国度里的个人身上，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消融了，和解了。这样一种人是类与个体的和谐一致，是他的能力、个性的全面发展。这是“审美国度”中的“审美的人”。但是怎样从现实的人合乎历史规律地向个性全面发展的人的转变，则是作为诗人的席勒所未能解决的。解决这个任务的是马克思。
无论在马克思的早期还是晚期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中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类的发展要求个体作出牺牲的思想，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思想以及未来理想社会里个体与类的对抗消解和人的个性因此而获得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一切都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当然，这是在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客观历史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继承的。
与古典历史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发现的真实的历史规律不是外在于人，而是人自身的活动规律即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非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在这一历史规律的支配下，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原始社会末期），在社会成员之间实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成为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这种分工从类与个体的关系上看，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达到了这样一个转折：为了类的才能得到加速发展，就必须采取这样的劳动方式：使大多数个体处于片面发展状态，以保证族类获得较全面的发展与进步。这样一来，类与个体之间便难免发生对抗。个体的片面发展在席勒那里被指责为“错误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都被看作是合乎规律的。因为席勒只从个体自身着眼，所以他只看到“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牺牲他（个体）的整体”的不对。但马克思是从整个人的族类出发，所以他看到：席勒称之为“错误”的东西，在历史哲学看来，恰恰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⑧。“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⑨。当然，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动物，牺牲个体以保证种族的利益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在人类，人的存在方式是实践，而实践可以改造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从而牺牲个体以求得整体（族类）发展并不是人的发展的永恒现象。所以马克思说：“‘人’类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⑩。马克思预言，类与个人之间的对抗的克服，将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现。那时候，每个人的个性都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自由个性”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个人的本质特征。
就人的个性发展来说，“自由个性”的人是其理想状态。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从遥远未来转向当前现实时，我们发现，作为现实社会关系产物的现代人的个性远不是很“自由”的，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自由个性”。原因是，我们还处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社会。在商品经济下，社会关系特征是：个人具有独立性。就商品经济使人身依附的人（身份的人）变成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来说，这是个性的发展或者说人格的提高。不仅如此，现代市场经济在生产关系上的特点之一是：这个独立的个人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含义，在今天，就是指全球性的经济、全球性企业和具有全球性社会交往关系的个人（从事全球经营的企业家）。而社会关系与社会联系越是发达，由此造成的个性便越是丰富。然而，商品经济社会里的独立的个人又是以受商品货币关系的支配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独立的个人的个性仍是不自由的。我们可以说，现代人是有个性的人，但却不能说他已经是自由个性的人。个性的不自由突出表现在货币拜物教对人的个性的扭曲。没有一个拜金主义者能够说，他的个性是自由的。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使拜金主义者原有的个性被湮灭了。
但是，今天的人对商品货币关系的依赖，其实是为创造实现“自由个性”的物质条件而必须有的一个必要环节。因为创造“自由个性”的人需要有这样巨大的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从而人们的自由时间（超出谋生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那种闲暇时间）极大地增加。没有极大量的自由时间，也就不可能形成自由个性。因此，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商品货币关系（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11)。资本的这种历史使命完成之日，商品货币关系及其对人的个性的局限（制约、束缚等）也就不再存在，因为那时候，人们可能不再需要它了。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呼唤有个性的人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因此把有个性的人看作现代人的一个规定，对于我们有特殊的意义。
走向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包括两个转轨：一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一是从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而这两个转轨就个体来说，都同样意味着要成为有个性的人。
在人际关系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前者依靠政治权力来维持人们之间的支配与服从关系。后者则依靠商品货币所具有的社会权力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人们之间拥有等量的货币——劳动结晶，他们就占有等量的社会权力，从而彼此是独立的、平等的。由于旧中国没有走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工业经济落后，所以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传统社会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而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在客观上不利于这种传统社会的痕迹的消除。这样，要使现代社会的有个性的人出现，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现阶段则是大大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的。因为它可以为有个性的人的涌现创造比过去更加有利的环境。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有效率的配置，就是因为它要求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这就为人的个性发展创造了两个条件：一是丰富的社会关系；二是广阔而多样的社会活动空间。企业家为了发展工商业，不得不到处奔走，到处建立贸易联系，到处开拓市场。逐渐地，他成长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工人也是如此。他是自由的，但要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市场上对劳力需求的变动，繁荣、萧条和危机的交替，迫使他不断变换职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昂·科尔崩《论职业教育》中一段话：一个法国工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发现那里是“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世界”。他被迫适应环境，先后换了许多职业，学会了许多手艺，终于体会到，“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12)。同传统社会里墨守陈规的愚钝小农相比，这个在商品经济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工人是一个素质更高、个性发展的劳动者。这个道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劳动合同制也是适用的。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与被雇者双向选择：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对活劳动投入的质量要求和数量要求，灵活地吞吐劳动力，以保证企业的经济利益。劳动者个人则根据个人的才能、特长、兴趣和意愿，独立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这既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又有利于他个人的个性多方面发展。
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客观上也是驱使人去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体主体性（个性）的有效机制。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坐着铁交椅，拿着铁工资。但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就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因此企业和个人都必须不停顿地学习，以创造出新技术、新的经营招数。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发展人的个性是互为因果的：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生产者有相对独立的经营地位（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企业自主权），他们必须是个性发展的人。反过来，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个性发展了，市场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好、更迅速。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关系也应当是如此的。
注释：
①《知识就是力量——未来属于用脑而不是用手的人》，载美国《新闻周刊》1993年6月14日。
②［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版），第17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④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第125页。
⑤康德：《世界公民眼中的普遍史的观念》。
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54页。
⑦《黑格尔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5页。
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
(12)《资本论》第1卷，第534页，注308页。
标签：康德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主体间性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哲学家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