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璋[1]2003年在《《案例》广州港口机械实业总公司》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由案例正文和案例分析两部分组成。 案例正文部分对广州港口机械实业总公司的发展历程、行业背景、竞争态势及当前公司发展战略现状进行了描述。介绍了公司的历史背景、行业竞争情况、企业资源状况、组织架构、业务运作流程以及公司面临的挑战。 案例分析部分则根据案例中的相关素材，对广州港口机械实业总公司进行了系统的外部环境分析和行业竞争环境分析，揭示外部环境对公司带来的机会和威胁；然后对公司拥有的资源状况、产品结构、生产运作机制等内部条件进行分析，指出公司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运用生命周期组合矩阵和SWOT分析法，确立公司发展战略的可选方案，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公司的使命和战略目标；并提出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 分析思路：外部环境分析→行业竞争分析→企业内部条件分析→综合分析(生命周期矩阵和SWOT矩阵)→企业发展战略→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 主要分析方法：PEST外部因素分析法、波特五种力量模型、生命周期分析法、SWOT矩阵分析法。
李春柳[2]2001年在《《案例》：广州港口机械实业总公司》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州港口机械实业总公司(GPM)从1968年建立至今，在国内运输和装卸行业经营了叁十多年。从一个小修配厂成为一个国家大型二类企业，继而由于决策失误，一落千丈，连续七年亏损，在多个市场上都由垄断者到几乎被市场抛弃，品牌丢失，人心涣散。现在收到了1.6亿元的土地开发补偿金，欲认真制订战略，明确投资方向，进行投资，以期二次创业，重拾辉煌。笔者作为战略制订小组的成员之一，现试以GPM自身及其竞争对手的态势作对比，并剖析其在产品市场的营销能力，分析了行业吸引力，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劣势、外部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从而导出企业相应的战略决策。
王成金[3]2005年在《我国物流企业的空间组织研究》文中提出现代物流的发展直接冲击了世界经济运行模式,成为“第叁利润源”,并因此产生了第叁方物流的组织者一物流企业。目前我国物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较低,其重要原因是尚未构筑有效的空间网络,空间组织对物流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物流企业研究主要集中在物流学和管理学领域,这些领域都未能对其空间组织给予关注;地理学也忽视了该研究。本文从具体地域和案例入手,运用地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详细探讨我国物流企业的空间组织机理,归纳其空间规律。 具体研究内容可概括为以下方面。(1)结合现代物流理论和我国国情,重新界定了物流企业的概念内涵,并详细分析了其发展现状;(2)设计了物流企业的区位成本模型,详细论述了物流企业在城市区域的布局条件以及所形成的区位指向,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物流企业的空间布局特征。(3)深入论述了我国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机理,包括物流企业集群的类型、形成机理、演化过程、布局条件、布局指向、内部联系和运作机制。(4)剖析了我国物流企业的空间网络的功能分化和区位分离,包括城市内部网络、区域网络、物流企业间网络和物流企业一客户网络,并探讨了物流企业网络的空间组织形式。(5)探讨了我国物流企业的空间运营模式,包括运输专线、物流配送和物流网络,从中以具体企业案例进行实证。
仲丹丹[4]2016年在《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即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时期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互动中实现的。在中国,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融合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在很短时间内成为部分先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之一的。文化产业园区作为这种融合的产物之一,成为非常具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而其中通过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再利用的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那么,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在我国典型城市的发展概况是怎样的?文化产业的原初特性使其在空间集聚过程中对宏观地理和微观载体有何特殊要求?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变迁、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进程、市场规律作为中国工业用地更新的基本构成对这种结合发展的模式有怎样的作用力?认真回答这叁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以上动机,本研究以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以及中国工业用地的更新特征为切入点,以我国8个代表性城市的具体项目为基本研究范围,结合对既有现状的理解建立全观的研究架构,从经济学的视角针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进行析论,讨论这两种事物结合之基础、发展之根本推力,并试图创造一种解释上不致发生矛盾的、按不同保护再利用主体推动这种结合的不同过程对既有相关项目的分类,阐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城市产业升级相结合的真正的、应然的内在动力及外在表现,进而为如何实现城市中心区存量土地盘活、产业结构调整与历史文化延续的整合,如何更好地从政策及发展策略上推进这一过程提供有限的理论参考。
叶浩军[5]2013年在《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总体规划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政策文件和技术文件，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甚至是唯一的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依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急剧变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规划实践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因为改革开放而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使得从国家经济制度到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城市规划制度，都发生了急剧和巨大的变化。这一因价值观转变而导致的城市规划实践变化，在中国城市规划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价值体系被重新思考和构建。在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实践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命题。工业革命以前，城市规模和形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衡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价值观体系和构成及其转变过程更加复杂，城市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将城市视为效率的机器而偏离了建设城市基本价值观的现象，迫使人们对由自己的经济活动而制造出来的城市进行全面的思考。其中也包括规划师不断思考和探索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城市规划方法。然而，尽管规划师和规划制度都因为专业教育而建立起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并在此指导下建立起多种理想的规划蓝图和目标，不过种种研究却已经表明，城市规划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实践，也只是城市建设实践中的一部分，现实中规划师也只是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群体而已，因此，规划师职业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在现实中往往因为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并且受其他多种价值观及其变化影响而有所改变。在改革开放的叁十多年里，由于价值观转变，我们国家颁布了城市规划法，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在这个价值观转变过程中，广州成为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了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有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政府规章以及后来的城市规划地方法规，广州率先编制了全国第一个战略规划，地铁的开通使广州人的出行方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中，广州不仅是最早实践的大城市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了许多具有超前探索性意义的贡献，相应地，在城市规划领域上也开展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既有主动适应并促进城市空间有序拓展的成功，也有被动受制于快速发展经济思潮下的失败，因而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全文试图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认识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对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检讨的基础上，以价值观为核心，以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建设的历史为线索，从对制度性的原因入手，通过规划立法、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实施等四个方面，对这段时期广州不同阶段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形态的演进过程进行讨论和分析，划分出各阶段的特点及主要的动力要素和内在原因，揭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期城市发展的现实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理想之间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探索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实施机制和作用、内容以及与其他法定规划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出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和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所产生关系的必然性。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内容为对国内外城市规划特别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论进行综述，并结合价值的视角提出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第二章首先回顾了1949-1978年历史阶段广州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践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1978-1988年之间城市规划制度的恢复和启动时期城市规划的实践，重点讨论了一元价值观体系下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基于改革开放的实验性实践案例，讨论了广州城市规划从立法、规划编制和机构改革、规划实施等各方面的实践，以及城市规划制度试图对城市建设影响的关系，归纳出规划制度变革启动期的特征。第叁章研究了1989-1997年在国家从法律层面对多元价值存在的承认开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的早期，由于市场力对效率的追求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城市规划制度建设相对于高速经济发展和快速城市化的滞后和偏离，尽管地方城市在规划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划内容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但在客观上还是形成了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带来了城市规划实践的种种问题。第四章研究了1998-2010年广州市政府对城市发展的理念进行了新的理性思考下，重新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和影响的决定性地位，城市规划制度上也进行了梳理并强化了规划编制的工作。重点讨论了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城市空间的拓展，对城市规划制度变革的新探索及战略规划编制，城市政府依据战略规划和基础产业政策有序推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讨论了国家一系列新的城市规划制度设计下，广州逐步引入城市规划与社会对话的机制，开展了针对面向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科学规划、依法规划和阳光规划探索，并将公众参与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第五章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是一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多元价值观社会现实共存、政策和法律管治共存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实践经历了一个公平——效率——公平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提出了在此格局下城市规划制度中依然没有解决的对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的存在问题和需继续研究的方向。论文的创新点：第一个创新点是方法上以价值观为研究基础，分析了广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规划实践和国家价值观转变的关系。研究城市规划多会关注其自身应有的价值观，同时也会关注其在城市发展动力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过程中某个方面的实际情形及结果，但是基于价值观和价值观的转变系统研究一个具体城市的城市规划实践，是一种方法上的尝试和创新。应用这种方法可以更清楚和客观地判断城市规划实践中成功与失败的根本原因。本文内容上有两个创新点。第一个是目前研究城市规划实践的成果已经很多，涉及城市规划系统的各个方面。但既有成果多从城市规划系统中的某个方面研究和讨论居多，将城市规划系统各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和讨论并判断城市规划的有效性尚没有。本文依据城市规划实践涉及的要素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关系并以此作为城市规划实践评价体系，并提出“价值性工具”和“工具价值性”概念，是一种内容上的新尝试。内容上第二个创新点是以一个城市为案例，纵向剖析研究其城市规划实践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并依据其价值观表达的特点进行了基本的断代，归纳出不同时期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特征，是另一个内容上新的尝试。
邱珂[6]2017年在《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公交工具设计与制造是现代交通起源,也是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本文从叁方面进行研究。其一、研究民国中期,公交工具设计与交通的整体状况。从当时全国交通网线的拓展、铁路公路与桥梁建设状况、民众出行状况、建国方略与交通策略等方面对民国“黄金十年”的交通整体进行概括。其二,研究民国中期,从国外引入的新式公共公交工具的设计变革特点。(1)新式公交工具出现后,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设计特点及现状。(2)由于国内的交通需要和制造特点,国人对其功能和外型进行改造设计。研究这些适用于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为设计及制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交通工具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其叁,民国“黄金十年”新式公交工具的出现,也促进相关交通公交设施的发展。研究交通工具及公交设施对于中国现代都市化的转型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民国中期交通的十年,也是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设计高速发展的十年。在国民经济提升和社会改造的共通努力下,中国近现代化交通工具及制造业成绩斐然,并在这十年内逐步被中国大中城市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黄金十年”中国民生经济复苏,社会文明的初步发展,所带来国民素质和观念的提高,推动了民众生活与出行方式进程。这个突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在中国社会百年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民国中期迅猛发展的近现代化交通工具设计制造业,是对输入中国的西洋交通工具的“本土化”改造。同时交通工具设计制造业的“现代化”也使民众的出行方式更为现代化。国人从购买引进和组装改造进口交通工具的过程中不懈的探索,为实现交通工具设计制造的“国产化”和使用“大众化”不断的累积经验。而这种经验是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根据“中国国情”对近现代交通工具设计的经验探索的经验累积。也因为此,本文依托民国社会整体交通工具发展状况,研究民国中期交通工具设计及设施设计,其主要的宗旨是为中国现代交通工具的设计制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并为中国的交通工具设计史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吴进良[7]2000年在《中国改革中的企业并购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并购自从80年代在我国出现以来，便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它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发展。我国的企业并购理论的研究明显滞后于企业并购的实践，企业并购的迅速发展对理论研究提出了严重挑战。目前的企业并购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和交易费用论基础上的，它无法合理地解释和解决我国改革时期的企业并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研究改革时期的企业并购问题是企业并购实践的客观需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紧迫性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择我国改革时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渡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并购作为研究课题，选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我国企业并购实践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是典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并购未曾有过的，有其特殊性和阶段性，如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导致的政府行为如何界定，产权转让收入如何处置，被并购企业职工如何安置等。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加以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我国企业并购就难以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就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最终将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可见，选择改革中的企业并购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分为八章和一个附录共九个部分。第一章 企业并购概述 对企业并购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对西方的企业并购理论作了简要介绍。西方企业并购的两大动因一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竞争压力的结果。企业并购效应首先是经济协同效应，它包括经营协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和人力资源协同效应，其次是提高企业发展效率，再次是市场份额效应，最后是实现企业发展的竞争战略，正是因为企业并购有如此多的好处，西方的企业并购高潮才一波接一波不断。第二章 改革时期中国企业并购的起源与特点 我国企业并购的兴起，既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企业并购经历了从单纯的政府甩包袱消灭亏损企业到企业为了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而主动进行并购、重组的过程，通过并购、重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第叁章 并购的主体问题 当前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关系表现为：“全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多层次代理的产权结构模式，<WP=3>这种产权结构安排，造成了企业产权的条块分割，使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变得模糊不清和混乱，既构成了企业并购的体制障碍，又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国有经济产权结构的重组和治理结构的重塑，使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代表职能分开。第四章 并购中的政府行为 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职能的二重性，决定了我国企业的并购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行政范围，政府对企业并购能否实现起决定作用。各级政府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利益共同体，国有企业的并购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各方面利益发生改变，这势必造成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许多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被掺杂到企业并购中来，使企业并购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并购成本非常高，同时，也造成了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的矛盾冲突。政府职能的二重性，使政府在行使管理者职能和行使资产所有者职能时容易产生混淆和职能的重迭，导致了政企无法分开。政府职能的混淆使企业并购行为行政化而非经济化。政府在企业并购中应发挥规划作用、规范作用和协调作用。政府的资产所有者职能应分离出来，政府只管政府的事，即只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第五章 并购的社会环境 企业并购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任何的企业并购都不能脱离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并购首先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这包括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行业管理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其次是法律的支持与保护。目前既需要建立统一的企业并购法律体系，也需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并购的法律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逐步实现普遍化、社会化、规范化。第六章 并购的中介机构 企业并购能否高效率除政府的影响外，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有并购的中介机构。并购中介的作用长期被西方并购理论和我国并购实践所忽视。成熟的企业并购需要成熟的中介服务，缺少并购中介的并购市场是不健全的。企业并购运作的实践表明必须尽快培育我国的并购中介机构，它包括：投资银行、并购顾问公司、并购经纪人、商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第七章 跨国并购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成为第五次并购浪潮的主流。各国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跨国并购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一致是跨国并购的另一重要原因。近年来外资投入少量资本并购和控制我国国有企业，并在境外上市，已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必须加强利用外资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和完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策和法律，鼓励对外投资，推动我国的跨国?
刁星[8]2016年在《东北振兴背景下沈阳城市空间绩效研究》文中认为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于2003年,时至今日“东北现象”是否在现实层面有所改观?在全球化浪潮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东北地区该何去何从?在产业转型、体制创新、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地区、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绩效评估既是对战略实施的成效考量,也是该地区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预判的重要依据。论文以此为题,将东北振兴背景下各大中心城市的空间发展质量考评作为根本任务,而沈阳是区域内最大的中心城市,其空间发展方向、演进路径、角色定位、战略导向及结构模式关系到区域整体的共兴与繁荣。研究借助“空间绩效”为基本视角,结合空间经济学及地理学的主流视野,从空间本体论的哲学思辨演绎到一般的研究范式,在空间多维建构及内涵辨析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由“尺度层次—体系层次—逻辑层级”组成的空间叁向量层次结构基本框架,提出了层次结构作为空间绩效测度的主要依据及行文线索。基于尺度层次的分析框架,从“宏观配置效率—城市外部区域空间网络绩效、中观配置效率—内部城市空间绩效、微观配置效率—空间构成要素演化绩效”叁大层面,从理论及实证角度展开全面解析,探析沈阳城市空间在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下:宏观的区域关联网络联系强度及主要特征;中观的内部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及交通网络绩效;微观的城市空间构成要素的演化特征、运行规律及互适作用,进而识别空间演进、组织、发展、运营过程中导致空间低绩效的主要因素与深层动因。基于体系层次的分析框架,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形态结构—制度结构—资源环境结构”五大系统构建了空间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展开横向比较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制约沈阳城市空间绩效的内在作用肌理与外在驱动因素,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尝试寻求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的有效方法途径。研究结果表明:尺度层次与体系层次反映空间资源配置的纵向与横向两大层面,而逻辑层次解释了空间绩效的作用机制,是前两个层次发挥影响作用的主要依据;空间绩效的对偶互补效应来自于整体尺度的资源优化配置,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关键,而沈阳在区域网络中仍处于单向聚集的生长状态,城市群内部结构的不稳定、城市功能体系的错位失调、中心城市的竞大于合是导致区域网络低绩效的根本原因;在城市内部空间优化过程中强调构建均衡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提升土地利用与空间红利要素的对位开发行为、强化动态与静态结构的耦合效应以及加强互适作用机制下的要素流动与配置引导措施,合理降低空间负外部性及空间垄断现象形成的可能,同时部分要素应从总量关注转向存量调整,是破解沈阳城市内部空间低绩效的关键;在沈阳空间演进过程中,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推动、土地供应与扩张机制影响、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以及宏观政策和制度环境四个方面是影响城市空间绩效的主要机制,空间形态结构系统是导致空间绩效整体水平下降的主要症结。
方旭红[9]2005年在《集聚·分化·整合：1927-1937年苏州城市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27—1937年,苏州出现了初步兴起的城市化潮流,人口较快增加,由1927年的26万余人增加到1935年底的约39万人,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化,家庭规模趋小,人口“异质性”增强,职业分化相当细密,职业结构趋于复杂;人口性别比偏高;人口素质有所提高,妇女受教育机会增多;宗教信仰较为多样。 苏州这一时期初步兴起的城市化潮流,主要是由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所致:首先,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现代转变,手工业更趋分化,机器工业有所发展,商贸金融业、特别是金融业较为发达并开始现代转变,具有苏南、乃至东南区域除上海之外的次金融中心功能,现代旅游业逐渐兴起,旅游经济初现端倪;其次,中国、江苏省、以及苏州这一时期现代交通、通讯网络初步形成,轮船航运业继续有所发展,全国、江苏省以及苏州国道、省道、县道干线建设方兴未艾,铁路设施不断改进、通行里程增加、车速增快、服务改善,航空运输初步兴起,并且各种交通工具之间的联运也开始形成;电话、电报、邮政事业日形发达,长途电话网开始建设,国际电报收发也日渐实施;最后,农村面临日益严峻的“破产”形势,农民离村进城趋向日渐明显。 在初步兴起的城市化潮流推动下,同时,在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及城市规划思想开始在中国出现的形势下,苏州制定了其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备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社会各界也开始探讨苏州城市功能的新定位,设想把苏州建成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并一定程度地把这一设想贯穿在城市建设实践中:“城市空间”有所拓展更新,现代城市公共设施初步奠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演化、生成,居民工资收入、消费水平分化;衣、食、住、行、以及公共医疗卫生等设施有所进步,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现代教育理念初步确立,大众传媒有所发展,休闲娱乐方式多样化、大众化,健康美、自然美得到提倡,婚姻家庭观念开始转变、婚姻自由成为潮流、一夫一妻制初步确立,女权意识渐次兴起、妇女地位有所提高,性教育兴起、性观念趋于开放,科学观念得到普及,“公民”意识、权利思想日渐兴起,现代商业精神和“崇洋慕新”风气开始形成,社会精神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随着初步兴起的城市化潮流的出现,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苏州的城市问题也日益凸显,失业、贫困、犯罪、烟毒、卖淫、自杀、离婚、价值失范、环境与公共卫生状况恶劣、瘟疫肆虐…苏州各界也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定程度地避免了城市问题的更大规模恶化,但却无法消除这些问题产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其成效又是有限的。 1927—1937年,苏州城市管理模式也进一步现代变革。行政、立法、司法“叁权分立”是这一时期苏州地方政府组织模式理论上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分职化、科层化,集体决策、部门实施,是这一时期苏州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趋向;积极吸纳、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注意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施管理,是这一时期苏州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陈勐[10]2018年在《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文中指出南京是中国近代时期着名的政治型城市和消费型城市,针对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的研究对于全面反映近代南京社会、城市、建筑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史料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基于西风东渐、建筑类型发展以及商业区的改造与变迁等视点,系统的呈现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历程,包括:整体梳理、考证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社会史、政治史等视角剖析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关于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演绎的理论性分析与探讨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背景,基于文献和图像史料讨论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类型。第二章至第五章基于时间线索展开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史的研究,分为晚清及民国初年(1860年代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底至1945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至1949年)。文章基于商业设施的现代化视角,讨论各时期内政府当局的商业区计划、商业设施建设以及商人阶层自主经营的商业建筑,并总结各时期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特征和原因。第六章为总结性章节,基于建筑类型演变的视角探讨以市房、街市、大型商场、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试图总结商业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建筑技术、营建法规及形式理想等方面的原因。本文以年代和历史事件为纵向线索梳理建筑史实,论从史出、总结规律,以建筑类型的分类为横向线索讨论空间形式的演绎,是将建筑历史研究与社会变革视野相衔接的一种探索。
参考文献：
[1]. 《案例》广州港口机械实业总公司[D]. 胡国璋. 暨南大学. 2003
[2]. 《案例》：广州港口机械实业总公司[D]. 李春柳. 暨南大学. 2001
[3]. 我国物流企业的空间组织研究[D]. 王成金.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4]. 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D]. 仲丹丹. 天津大学. 2016
[5]. 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D]. 叶浩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6]. 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D]. 邱珂. 南京艺术学院. 2017
[7]. 中国改革中的企业并购问题研究[D]. 吴进良.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8]. 东北振兴背景下沈阳城市空间绩效研究[D]. 刁星.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
[9]. 集聚·分化·整合：1927-1937年苏州城市化研究[D]. 方旭红. 苏州大学. 2005
[10].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D]. 陈勐. 东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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