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了，这90年既是我们党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90年，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创新的90年。回顾党90年的艰辛探索，梳理和总结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新世纪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探索与创新的三个“30年”
90年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呈现出比较明晰的三个大的转折：基本上30年是一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30年（1921—1949）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个30年（1949—1978）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初步探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第三个30年（1978—2011）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古人云“人生大限虽百岁，就中三十称一世”，但中国共产党却是风雨多经人不老，30年焕发一次青春。这其中的秘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
1、第一个“30年”——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开拓
近代的中国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奋起斗争。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抗击列强的义和团运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维新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救亡图存的斗争此起彼伏。但由于找不到正确的救国道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建设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着手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但由于当时党既对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也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俄经验神圣化，犯了或“左”、或右的错误，使党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大的失败，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
与党内所谓的“真正布尔什维克”不同，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于苏联经验，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了创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通过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做了准备。
2、第二个“30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进行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和平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由于缺少经验，我们从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很是艰辛。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弊端被揭露出来，苏联的一些经验需要重新审视。毛泽东及时提出要以苏为鉴，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同年党的八大制定了反映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及1957年毛泽东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普遍对《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抱有简单乐观的心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估计不足，以至于毛泽东最终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后来，还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并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在这曲折的30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但也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且“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
3、第三个“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此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突破苏联模式、对第二次结合进行新的探索，对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首先，把市场经济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促进了国家的经济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近10％的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第二，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概念，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不断完善和发展；第三，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第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第五，提出和平发展思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与此同时，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关注了自身发展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三个“30年”探索的两大理论结晶之十大创新
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一系列崭新的观点和论断初步揭示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结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大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创新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其正确性已经被或正在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大致来说，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1、新民主主义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建立民主共和国，赢得民族的独立；第二步，继续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国家的富强——这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两步走”的革命理论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但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国情有自己的创新，“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它回答了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其落后性，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立即跨进社会主义，“因为既没有政治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而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俄国民主革命（陈独秀曾经提出中国革命先由资产阶级领导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王明等人则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学习俄国的模式，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他们的主张都遭到了失败），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式的民主革命——它是连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
新民主主义论继承了马恩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主革命，在革命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工农民主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思想，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它将工农民主专政发展扩大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在内的联合战线的民主专政——即后来毛泽东在1946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依靠本国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不是列宁所设想的依靠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也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规律。
2、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突破“城市中心”论的传统革命模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将落后的农村打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革命阵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实际上，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过程。在党诞生初期，一直是把发展城市的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点的。这其中有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共产国际的指导以及党不了解国情、教条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等原因。最终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里，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是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形式，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加之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等，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可能。在正确认识革命的先决条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的农民斗争的崭新形式——“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以及正确处理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
3、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是和平的，且可以把改造私有制度和改造旧的人结合起来。在俄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都采用了直接、强制的方式。虽然列宁原来设想通过赎买的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后来由于资产阶级的抵抗而不得不采用暴力剥夺的方式强行没收其资本。而在中国，三大改造都是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和平以及逐步过渡的方式实现的。如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再进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从加工订货、委托加工、统购统销、委托代销等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到高级即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形式，实现了经典作家对民族资本“和平赎买”的设想。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私有制度的改造也结合了对人的改造。毛泽东指出，消灭资产阶级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不是把人灭掉，人要改造。因而，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给予资本家以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待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大特色。
4、“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斯大林就宣布：“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理所当然地，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消失了，那么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就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虽然后来斯大林又辩解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他遮遮掩掩地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仍然有矛盾，认为可以“改造”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性质。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混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我国1957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的实际，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而且，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揭示了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运动的特点、解决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独特贡献。虽然后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同实践脱节，不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但毛泽东的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5、现实社会主义还只是且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这同马恩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就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而言都是不一致的，它不但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反而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这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表现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样貌。但我们长期把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等同于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理想社会主义，甚至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挫折使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意识到落后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科学文化发展的制约性，做出了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结论。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终于摆脱了空想，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前提。
6、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但究竟怎样去解决的问题是邓小平回答的：既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还有不适应的一面，那就需要对这种不适应“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并通过改革来完善——通过改革摒弃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创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摒弃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创建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新的上层建筑，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完善——这种改革不是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带有革命性的改革。”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相矛盾”的环节——体制问题，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若干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正确性已经被实践所证实。
与改革相联系的是对外开放，开放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种改革。既然“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了现实社会主义要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的事实。且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并不能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工业文明之后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获得充分发展这一现实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对立斗争就不如与其竞争合作，并吸收、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毛泽东就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在初级的社会主义阶段，所谓姓“社”姓“资”，都不会以纯粹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也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倡互相借鉴而达到双赢：大家虽然“道不同”，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有着若干“共同利益”，合作是完全可能的。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思想，高举起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7、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以人为本的社会。既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它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那么，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不了解这个本质，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建设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简单地认定一条：凡是资本主义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甚至社会主义的草都好过资本主义的苗，最后社会主义不但越搞越穷，还掺杂了很多封建糟粕。也由此，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一直伴随着人们对姓“资”姓“社”的纠结。“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江泽民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厘清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等才渐渐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发展和强大。
8、“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长期以来，商品经济是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在未来实行公有制的社会里商品和货币将消失——这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但现实中，按照这一共识在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搞得很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中受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找到了市场经济这一连接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桥梁，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所不能跨越的部分得以连接。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的潜力真正被发挥出来，从而造就了奇迹般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下，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实行的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体制，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既带来了经济发展，同时，也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9、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执政党要始终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90年间，党已经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变成一个拥有76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从一个长期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党变成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从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下领导建设的党变成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党——党的这种重大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高度重视自身的建设，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建设思想，如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为人民服务、三大作风、党的团结和统一、整党整风等。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为后来党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探索主要围绕“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些问题而展开，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以及加强制度建设，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等一系列新思想。
10、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社会。明确了社会主义的起点和目标，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而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也规定了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我们所要解决的是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问题，因此这时的发展还是侧重于经济增长，对发展本身的内部协调问题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不协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基础，总结了国际、国内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国发展实际的“科学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并使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即“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也要有道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且可持续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发达且同步发展的社会。
三、三个“30年”探索与创新的六点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历程中，可以得到以下六点启示：
1、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纵观党90年的发展，每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使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创造辉煌，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如此：不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理解“条条”、“框框”的束缚，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思想解放，不摆脱“两个凡是”的羁绊，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理论创新与党的事业同在，与党的命运相连——党结合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使自己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焕发出更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2、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理论创新都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基于社会现实的要求和推动，是为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创新，而不是仅仅出于自身的主观愿望为创新而创新。早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强调，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理论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由实践来修正理论。实际上，党的每次理论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且都因为解决了问题而开创了事业的新局面。
3、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90年来，中国共产党创新社会主义理论，究其根本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正是这种“以人为本”，才使党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都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4、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理论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叫做“固本创新”。这个“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人类发展的大潮流、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这些都是党创新实践中所坚持的理论的根本。其中最大的“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后者的指导地位，是从党的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且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因而，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但对这个“本”的坚持不能搞成“本本主义”，也不能因为这个“本”而排斥其它的“本”。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了很多优秀思想成果的产物。
5、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理论创新都是对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经过风浪，没有经历失败，就没有经验的积累——可以说，每个创新背后大都有深刻的实践挫折。正所谓“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都有失败实践的铺垫，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诞生也说明，只有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才能不断进步和创新。
6、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重要方法是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通过调查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我们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说到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中国共产党能充分尊重和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来——这正是它能够不断进行创新从而保持生命力的根本。
当然，一切理论创新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9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实践还没有完全展开，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甚至可能也是初级的。先前的理论创新有可能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创新。关山初度路犹长，在建党90周年之际，诚如列宁所说，对一个节日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执笔人：朱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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