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业华[1]2001年在《另一种审视》文中研究说明乡愁是白先勇小说集《纽约客》和《台北人》的一个重要主题，对白先勇这一主题的内在意蕴，国内研究者大多认为是表达了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这主要以中山大学王晋民先生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多次在他的评论文章中说到，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曲折表现，是他深沉的民族感情的反映。王晋民先生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国内大部分人的认可。但笔者认为，把白先勇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乡愁说成是一种爱国主义感情，是一种非常宽泛和笼统的说法，“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多含义的概念，渴望祖国统一是爱国主义思想，思乡、念乡、礼赞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爱国主义，同样，对祖国沉滞封闭的社会现状进行批评也是爱国主义，所以，用爱国主义来定义白先勇乡愁的内涵是笼统而不明确的，而且也有过于狭窄和肤浅之嫌，其实，如果从内在心理机制来考察白先勇作品中的乡愁，就不是爱国主义就能说明问题的。况且，考虑到白先勇的小说被介绍到大陆来时的政治背景，就会发现王晋民先生的这一说法是保持了一定弹性而不够深入和全面的。 本文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重新解释白先勇这两部小说集中乡愁的文化内涵，以期发现被前人所忽略的这一主题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文章先对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乡愁情结进行心理机制的文化考察，说明他们的乡愁实际上是农业文明所培植的价值态度，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血脉、精神传统，是体现自己“传统人格”的一种表达方式，包含有对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白先勇的乡愁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乡愁”的文化气质， 是他在中西文化边缘上对自己文化血缘的追溯，是他对于忘却本原、丧失 我之为我的恐惧。但是，由于时空背景的不同，白先勇乡愁中的文化内涵 又与传统有所不同。首先，整个世界向现代文明前进的趋势，使他看到农 业文明旁落的必然性；另外，西方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对人的存在 本质的探索，也影响了白先勇对文化的看法，他认为文化存在的规定性是 使依赖于它存在的人们失去独立性和批判性、乃至失去灵魂、浑浑噩噩存 在的根源。因此，他否定了这种他所认为的无意义的存在，他要挣脱文化 的制约，去寻找和创造自身的存在和相应的价值观念，而实现这一目的的 途径就是流浪。因此，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其实是为了表现“回归—— 流浪”这样一种作者自己对人的文化存在的内在体验，它指向的是作者摆一 脱文化制约后对广阔文化空间的追寻。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知的更新和哲 学情境的注人，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主题呈现出新的面貌：《纽约客》的 乡愁凸现的是依附于传统农业文化的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悲剧，《台北人5） 则从文化心理、文化思维和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叁个方面具体揭示了传统文 化在现代社会悲剧结局的内在性根源。 这样，白先勇通过《纽约客》和《台北人》表达了现代中国人寻觅乡 土而不得的无归属感，但在“回归——流浪”的哲学意境中，他们离开乡 土的流浪之旅并非只有忧伤，还包裹着一种甜蜜，那就是因流浪而带来的 “在路上”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说，白先勇的乡愁小说是摆脱了传统乡 愁主题审美定势、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作品。它反映了在世界性变革和现 代化大潮中海外华人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超越自我局限、重构自身文化价 值意识的文化心理c
韦霁琛[2]2018年在《离散与乡愁—白先勇小说的多地性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的经济、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迁徙、变动愈发多种多样。最初的离散者是被迫离开家乡导致他们流离失所,而新近的“离散”不是被动的放逐,而更为偏向主动、自觉的散居与迁移。在离散背景下研究乡愁问题,是把乡愁情绪作为一种现代意识进行进一步的探析。白先勇被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海内外享有颇高的名声,他把多地生活的经历、人生轨迹都投射到小说中,一步一步完成自身“为人类的苦难而写作”的创作目的。本论文一共有六章,第一章着眼于论文研究概况,从前人中提取经验与信息,为研究做好铺垫;最后一章为结语,是从前五章分析探讨、延伸而来的结论,作出自己的论述,从诚与真去探析当代文学写作方式。论文主体部分的第二章主要研究离散的历史语境与从离散背景出发下的乡愁叙事,西方的离散是历经了一系列的变化,由大到小,再由小扩大的变革,中国的离散则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式的离散与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关系紧密,论文追溯乡愁、还原二十世纪六十年台湾知识分子留美事件,研究离散与乡愁的历史背景有助于增强本论文的理论厚度,为写具体的乡愁做铺垫。第叁章是本论文的文本细读部分,从桂林、南京、台北和纽约、圣芭芭拉这五个城市为切入点研究白先勇乡愁中的寄托,从恒定的空间到变换的人事物,白先勇把物非人非的沧桑感藏匿其中,充满时代意识。白先勇写地域空间而不是真正的写地理风貌,而是在多地中探求人性。第四章为探讨白先勇在地和多地乡愁发展的变化,在人生轨迹不断变化中,作家的小说也有不同的特征,在地的生活经验让他更加悲天悯人地关怀此地的人事物,进而整合多地经验,向着书写人类心灵的苦难而努力。2017年,白先勇已满八十周岁,他身体力行致力于经典艺术——昆曲的传播,从乡愁书写到转向实际行动,都说明白先勇对祖国传统文化、历史的强烈认同,并以此走向世界。第五章为探讨乡愁的延伸,当代文坛中不乏乡愁书写,许多作家,特别是离散型作家都写过许多对母国、故乡的怀念。乡愁本身是诗意的、神秘的、模糊的,但乡愁作品被卷入商品市场中,成为一个颇为矛盾的概念。用特里林的诚与真分析当代“乡愁叙事”,真实的无意识性似乎与艺术有“某种有用的东西”有些背道而驰,文学如何与现实和解、超越是一直追问的。探讨乡愁书写的诚与真,反思写作姿态,为追求更高更远的写作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多元化。
林盈[3]2008年在《“边缘人”的书写》文中认为纵观白先勇的小说,“边缘人”是贯穿其整体创作的一个线索和主题。本文把“边缘人的书写”作为对其小说展开研究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分析“边缘人”的形态与精神内涵,从整体上把握其小说创作,阐述由此带来的创作上的艺术追求,并联系其生平经历、情感倾向、文学理念等进行分析,从而探讨“边缘人的书写”对白先勇小说创作带来的意义与局限。论文首先就白先勇小说的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的梳理,并对其笔下的“边缘人”概念作一明确的界定。正文部分,笔者确立了“边缘人”研究的叁个维度即叁个章节“边缘人”的形态与精神内涵、“边缘人”书写的艺术追求、“边缘人”书写的成因。第一章为“边缘人”的形态与精神内涵。这一章将从漂泊与逃离——“边缘人”的存在方式、虚无·焦虑——“边缘人”的精神困境、疯癫与死亡——“边缘人”畸态的情感呈现及寻找家园的悲剧精神这四个方面全面探讨小说文本内容最直接的表现。第二章为“边缘人”书写的艺术追求。这一章将从场景与意象——“边缘人”活动与想象的情境,时空交错中的意识流变,旁观以照、主观独白的叙事角度这四方面分析“边缘人”书写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的审美形式。第叁章为“边缘人”书写的成因。这一章将从白先勇的成长经历、审美追求、文学理念叁方面深入展开探讨,回归创作主体的分析。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从文学史的视野观照白先勇“边缘人”的书写在台湾现代派小说中的独特之处,和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
张瑞[4]2013年在《白先勇小说异族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白先勇小说为研究对象，选择“异族形象”作为切入点，运用形象学和叙述学的相关理论，对白先勇小说中的台湾本省人形象和外国人形象进行分析和探讨。首先，把本省人形象细分为丑角形象和沦落者形象，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丑角形象呈现了当时外省人眼中本省人的某种形象形态，反映了外省人源自地域上的族群偏见；沦落者形象呈现了当时本省人普遍的悲剧命运，并且被作为外省人悲剧命运的映射，反映了白先勇对于本省人普遍的同情与怜悯，以及作家本人的宿命观。其次，把外国人形象划分为叁个阶段，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60年代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多数呈一种负面形象，映射了作家对于美国文化的质疑、排拒心理；70年代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变为了一种好妻子形象，反映了作家对美国文化的既开放又保留的态度；新时期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转向了同性恋群体，体现了作家对待同性恋亚文化的世界主义眼光。通过对上述两个异族形象系列的分析，展现了白先勇书写异族形象时的创作心态，以及作家对于他民族/文化的不同思考。
谢秋航[5]2018年在《论白先勇小说中的流亡书写》文中研究说明白先勇因其得天独厚的身份地位,加之其亲历了中国现代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使其小说创作的风格和题材在整个台湾文学乃至华文文学中都显得独树一帜。本论文从“流亡书写”这一角度进行切入,结合其生平经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讨白先勇的流亡书写。正文共五章内容:第一章,确定流亡的定义,探讨白先勇的流亡体验,综述其流亡体验下的小说创作。白先勇在忧患重重的时代里经受了幼年重病,少年离国,青年放逐美国以及因自身性取向选择而致的种种流亡。这种人生境遇使得白先勇对流亡中时代的风云变幻、民族文化的衰颓尤为敏感。因流亡的经历和感受,他在创作中往往选择疏离主流意识,于边缘处书写国族和人性的挽歌。第二章,探讨白先勇小说中“流亡”的外在表现。外在流亡中的流亡群体尽皆经历离国亡家,流离失所的外在创伤,在时代的变幻中流离孤岛,远渡重洋以致难见中国,流亡者在这种巨大的时空隔离下经历着流亡的痛苦。第叁章,探讨白先勇小说中“流亡”的内在表现。对流亡群体而言,无论是否身在故土,只要精神的家园变得面目模糊,他们便陷入了流亡。流亡者往往能清醒的意识到失去家园的孤独,所以他们更能感受到身份难以确认的焦虑与苦痛。面对此种焦虑,流亡者必定会寻找解脱之路,而回归家乡似乎便是解脱之法。但在白先勇笔下回归之路并不是解脱,而是永恒流亡的陷阱。第四章,探讨白先勇流亡书写的艺术张力。在白先勇的流亡书写中,常见两种书写模式:一是人物因精神失常进而性能量爆发,最后在“性”罪观的阴影下疯狂或死亡;二是流亡者因性向选择不符伦理道德而被家庭驱逐,被社会边缘化,进而陷入人性流亡的境地。在这两种模式中,社会道德和角色内部矛盾因素的组合生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白先勇的流亡书写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传统审美情趣的影响,二者在交汇中产生悖立,进而形成叙事张力的艺术效果。第五章,分析影响白先勇流亡书写的因素。白先勇被隔离的童年经验,使他体味到被家庭放逐的孤独与痛苦,为他的流亡书写积累了情感感受与素材。白先勇所经历的那个沧桑变幻的动乱时代带给他一种时代创伤感,进而使之在国家和民族两个层次,给予流亡者关注,探寻他们命运中的悲情与苍凉。存在主义思想中解放人性的人道主义思想让他认识到为同性恋群体发声的必要,而存在主义对于传统道德的鄙弃则使他获得了书写自身秘史的勇气。
司雯[6]2006年在《东西方之间的游走：白先勇小说中的性别论述与精神怀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母亲的热爱与依恋使得白先勇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多种女性形象,代表的是“女性——母亲——故土、母语——精神怀乡”这样一条主线,其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女性,还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女子,对传统文化和对西方文化的性别定位都采取一种欲罢不能或者欲迎还拒的矛盾心态,身体解放后主体意识的攻击性以及作为都市物质符号的女性形象代表了白先勇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现代性构筑。作为一个男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同性恋者,白先勇先生或许是希望通过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对女性的意义,来反思整个中国人的性别意识形态。同时,有着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生活经历的白先勇,接受的文化影响不仅仅是中国的还有西方的,他将西方的现代主义精神危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方面面有机结合,以中国式“群体”的瓦解与重构、式微的夫权以及多元价值环境下的“父亲”形象共同体现了两种文化特别是其中伦理规范激烈碰撞的矛盾,完成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观念的阐释;另一方面,基于“根意识”的家园意识与故乡憧憬,白先勇用《台北人》和《纽约客》进行着对中国原乡的想象与重构。本文以对白先勇产生巨大影响的叁个方面:中国女性、中国伦理、中国原乡为契入点,结合他生活环境与身份的特殊性,浅析白先勇作品的性别论述和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归属性。
参考文献：
[1]. 另一种审视[D]. 蒋业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2]. 离散与乡愁—白先勇小说的多地性研究[D]. 韦霁琛. 浙江大学. 2018
[3]. “边缘人”的书写[D]. 林盈.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4]. 白先勇小说异族形象研究[D]. 张瑞. 暨南大学. 2013
[5].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流亡书写[D]. 谢秋航. 四川师范大学. 2018
[6]. 东西方之间的游走：白先勇小说中的性别论述与精神怀乡[D]. 司雯.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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