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思潮与洋务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60年代，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其领导力量便是人们常说的洋务派。在这个复杂的群体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又有包括马建忠、王韬、容闳、薛福成这样一批“洋务新政”的谋划者和鼓吹者，郑观应、唐廷枢等洋务企业家和经营者，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工程技术人员亦属于洋务派这一范畴。然而，无论其个人的经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他们之间的思维、情感、倾向、行动，均表现出一种“心理同质性”，即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正是这一经世务实的文化性格，推动洋务运动蔚然兴盛，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波。
一
因国际环境剧变与民族危机而崛起的洋务派无疑是那一时代最为充分表现民族自救意识的文化群体。然而，洋务派之所以能在西方文化面前“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①。毅然走向“采西学”、“制洋器”，其根本原因之一乃是他们的思想与经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洋务运动的巨擘曾国藩、左宗棠来自湖南，而湖湘文化的一大特色乃是“留心经济之学”。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宏力反“多寻空言，不究实用”②的空洞心性之学，主张学术与现实密切结合。早期湖湘文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式青年时即以“畅晓军务”著称，在他看来，“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者，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③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朱熹曾批评“湘中学者之病……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④，此说恰恰从反面揭示了早期湖湘文化经世务实的特色。清初，王夫之隐居衡阳石船山，创立起一个“言必证实”、“义必切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⑤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更加盛行于湖南。嘉道以还，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湖南籍经世派崛起，湖南成为经世学风的大本营，其地位诚如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下）》中所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湖湘文化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仿佛一片沃土，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洋务派的经世思想正是从这片沃土上生长。
出生于湖南湘乡的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先导者。自青年时代起，他就“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⑥。在给诸弟的信中，他表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⑦，其经世济民的志向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曾国藩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⑧。在经世之学的钻研中，曾国藩最为重视的经世学者一是王夫之，一是魏源。曾国藩对王夫之非常崇敬，他多番研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从王夫之关于治国行政、制夷平乱、练兵用将、树人立法、兴学育人、钱粮盐铁等有关军国大计、经世大略的宏论中充分汲取营养。正是在曾氏兄弟的全力支持和亲自参予下，《船山遗书》得以大规模刊刻，传遍海内。对于魏源的经世著作，曾国藩亦十分关注，在其家书和日记中，留下了他读魏源著作的记载：“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圣武记》又阅一编毕，昔年在京阅过。”“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⑨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专折奏请以魏源入祀江南名宦祠，可见他对魏源的由衷尊重。王夫之、魏源都是湖湘文化中经世学风的代表性人物，曾国藩正是在继承他们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波澜壮阔的洋务大潮。
曾国藩对经世派前贤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慕，左宗棠却有幸与道咸间湖南著名的经世人物发生多方面的亲缘联系。道光十年（1830年）他结识了贺长龄，贺长龄称他为国士，并悉发所藏官私图史，供其阅读。次年，他求学城南书院，主讲城南书院的贺熙龄以“义理经世之学”相指导，并将小女儿嫁左宗棠长子。道光十七年（183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便回籍省墓，路过醴陵，醴陵知县延请当时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拟楹联，素来敬仰陶澍的左宗棠奋其才学，拟出楹联如下：“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激赏此联，延请相见，“纵论古今”，“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⑩。陶澍病卒后，贺熙龄荐左宗棠去陶家当塾师，并促成左宗棠长女嫁给陶澍之子陶桄。正是在陶家，左宗棠读遍陶澍藏书。他在家书中十分兴奋地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11)这些“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对左宗棠日后的经世之才启迪非浅。左宗棠还有幸与非湖南籍的林则徐相见，两人在湘水舟中谈论竟夕，“达曙乃别”。正是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以不无遗憾的心情谈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颇以未竟其事为憾”(12)。林则徐壮志未酬的抱负对左宗棠后来经营西北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左宗棠的思想根株如此，其它洋务派人士亦莫不如是：
张之洞“生长兵间，好阅兵家言及掌故经济之书”，“尤究心经世之务”，“慨然有经世志”(13)。对于经世学风的前导性人物，张之洞也十分敬仰。他称颂王夫之“挥麈谈兵，植槐卜相，雄才张楚国，文章经济一家”(14)；赞扬陶澍为道光人才第一(15)；称赞魏源的是“所谓豪杰之士”(16)。其思想情感可见一斑。
郭嵩焘就读岳麓书院期间与曾国藩结成至交，“以著述立言相许”，“志终不在温饱”(17)。其经世抱负可以想见。王夫之与魏源是他热烈崇敬的人物。
冯桂芬“喜为经世之学。……洋务机要研究亦深”(18)。道光十二年（1832年），时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苏州考课书院，读到冯的制举之文，拍案称赞，“有一时无两之誉”。其后，林则徐将冯桂芬招入抚署，校林则徐任京职时所撰《北直水利》书稿。冯桂芬自称：“受公知最早，所以期之甚厚。公驰驱绝域，犹手笺酬答无间。”(19)可见两人关系深厚。冯桂芬与魏源亦有深交，“桂芬在京时，尝与默深等修禊慈仁寺。在扬州时，尝与默深、刘孟瞻诸子，纵言河事。……默深所撰《海国图志》，桂芬亦草文正其错误，凡四端。”(20)
薛福成“稍长，纵览经史，好为经世之学”(21)。自称对于“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旁及天文、阴阳、奇门、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靡不切究”(22)。
王韬少年时就对八股时文不感兴趣，而致力于经世之学，“偶遇客谈，辩析毫芒费穿经史。……凡遇山川厄塞及古今用兵争战之处，辄能言其胜败，了如指掌”(23)。
总之，深受经世实学传统的启迪是洋务派思想的共同特点，在这一共通的思想基础上洋务派又表现出几相一致的务实风格和变通的思想取向。
二
注重实功实效，鄙弃空谈心性，是中国传统经世实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洋务派鲜明的思想主张。
洋务派的领袖曾国藩是一位在理学上深有造诣的大儒，但他并不沉溺于抽象的心性之谈，而是着意于实行、实功、实用。他一再强调，无论是治学还是治国，都必须“不谈大话，不鹜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24)。“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基于“崇实黜虚”的价值观念，曾国藩为京官之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巨”(25)。他所倡导的“自强之道”也决不空鹜虚渺，而是“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26)，来得十分切实十分具体。在这样一种精神风格的支配下，以曾国藩为前导人物的洋务运动将近代经世实学推向气势磅礴的高峰。
和曾国藩的思想进路几相一致，左宗棠自青少年时代便不专重制艺帖括，而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道光十三年（1833年）左宗棠晋京会试，他在答卷上写道：“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辩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射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27)其锋芒直指流于空疏的宋学与烦琐细碎的汉学。与“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的陋儒不同，左宗棠在三度会试不中的情况下，绝意仕进，专心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他在致陶桄的信中说：“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时务。”(28)又在给长子的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是名世。”(29)由于左宗棠40岁前在“有用之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30)，因此，初出山即表现出娴熟的经世才干，“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31)。以后更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其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并在洋务运动中立下了卓著的功绩。
张之洞——洋务运动的殿军，其一生文化活动亦以务实为宗旨。他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32)并鄙薄那些“不识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他向士子指示读书路径：“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史学切用之大端者有二：一事实，二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事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有用”；“地理考今日有用者。……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33)。这些指导既凝结着历代经世学者的丰富经验，又包含有张之洞本人“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的独到体会。
郭嵩焘与王韬在“实学”的意义上也多有阐发，由于他们曾游历国外，其论述往往带有比较文化的意味。如郭嵩焘考察欧洲文化后向国人介绍，“ 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其政务、学问皆“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言当之”，“以粉饰为国有之常规”。其差距自然是一日千里。王韬也在《漫游随录》中告诉国人：“英国学问之士，皆有实际，其所学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可以起而行也。”虽然，用中国传统的实学概念来概括西方文化未免不伦不类，但这些言论足以映现郭嵩焘与王韬思想中“崇实黜虚”的价值取向。
总之，自觉地以求实来反对空疏和迂执，致力于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是洋务派的普遍思想性格。有了这样一种面向实际的精神，方有洋务派治国、治军、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努力，更有对西政、西艺、西学的大规模引进与“供我策遣”。假如说，十九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从自己的肌体中产生促使自己新生的因子，那么，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就是推陈出新的催化剂。洋务派务实风格的文化意义全然在于此。
三
经世实学既以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为内在精神，其观念和策略就必须随时加以调整，以适应客观的变化，变易观念因此成为洋务派寻求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多由洋务派大吏幕僚出身的洋务思想家是“变易”说的积极鼓吹者。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深刻贯穿了“究变变通，此其时矣”的变易思想，他在《收贫民议》中鲜明指出：“古今异时亦异势。”因而，“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一思想正是洋务运动藉以展开的重要思想依据。与冯桂芬相应合，王韬著《变法》一文，开篇即引用《周易》的“穷变通久”说。郑观应论证变革，也广为援引《周易》有关“变易”的理论以及《中庸》的“时中”说与《孟子》的“圣之时者”说。他鲜明地提出，“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34)。薛福成亦大声呼吁：“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自尧舜至今世益远，变益远。”(35)
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一翼的洋务大吏，中枢人物李鸿章也屡屡申述“变易之道”。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海防讨论中，他引述《易经》关于“变通”的理论，分析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指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36)，才是唯一的出路。李鸿章所谓的“不可泥成格”，“不可不开风气”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谈变易，而是以西方变中国，他在一封书信中说：“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夷变夏，……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37)对于传统儒学的夷夏大防的观念来说，李鸿章的言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突破，而这一突破的理论基础便是《周易》曾系统阐发的因时变通之说。
然而，与儒学的保守性格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周易》在阐发“穷变通久”观念的同时，还强调宇宙万物的变化是有规划、有秩序的，变化正是在这秩序中体现出来，诚所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中矣。”后来，郑玄作《易赞》及《易论》，把《周易》所阐发的“易道”概括成三层含义：“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简易”指掌握了宇宙变化的总规则，预测人生变化就简单明了；“变易”指从宇宙万物到社会人生永远变化不息；“不易”指变化的规则、秩序不变，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类。在“易道”变与不变二重思想的浸润下，洋务派的变革主张也以“变易”与“不易”相结合为内核。郑观应便一再强调说：“中，体也，所以不易也。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所谓变易也，圣之权也。”“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非孔孟之常经也。”(38)洋务派的殿军张之洞更把洋务派的变易观阐发的淋漓尽致。他首先引经据典论证变通之道：“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治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在旁征博引中华元典，证明变易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的同时，又申明道：“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机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39)“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证正是从这种“变易”与“不易”的双重理论中引伸出来。
洋务派的“变易”观尽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他们从自然的运动和历史的发展来说明变的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强调变革的重要和紧迫，论证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为这个运动的展开，创造了有利的思想背景。由此可见，变易观念作为洋务派寻求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殆无疑义，而这一观念又是实学传统中的题中自有之意。
四
面向现实，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和因时通变的观念奠定了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然而，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中既包括有利于促进变革的实学思潮，又包含以保守与固步自封为特征的反实学思想倾向。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同洋务派的论战，固然往往牵涉到派系纠纷、权力争夺，乃至个人意气，但就其思想性质而言，实际上潜伏着实学思潮与反实学思潮的冲突。
和洋务派一样，在清王朝统治危机日深的局势下，许多顽固守旧人物对清王朝的命运十分关注，其程度不亚于洋务派。他们同样鼓吹自强，鼓吹努力挽救中国的败亡命运。因此，海外论者以“自强”二字来概括19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实不能揭示洋务运动的特定内容和洋务派同顽固派的根本性区别。
然而，顽固派虽然鼓吹自强，但他们所提出的自强之道，一是重道德而轻物质，决不考虑这种道德主义的实际功效；二是泥于成格，反对变易，决不考虑这种“成格”是否合乎客观实际需要。其要害诚如洋务派人士曾纪泽在伦敦《致丁雨生》的信中所说：“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40)而这样一种思想主张势必与洋务派的务实变革路线处处发生冲突。
同治六年（1867年），恭亲王奕奏请同文馆招收翰林和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抨击。纵观顽固派的言论，大致有两大焦点：一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精神、伦理要远远高于“采西学、制洋器”一类的“机巧”；二是祖宗“夷夏之辨”的成法不可变易，如果变易，“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41)。奕以实学的观念痛驳顽固派的攻击，他指出，自中国交通以来，士大夫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目前，和局虽成，但中国的危机并没有消失。为筹思长久之策，只有富国强兵，兴办洋务，而决不能沉迷于“空言无补”。他坦率表示，在办理洋务以前，他与倭仁的见解并没有什么两样，现在形势不同，“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以一王公贵族之身，而有如此务实精神和民族危机的忧虑感，不能不令人深为感佩。
光绪六年（1880年），淮军名将刘铭传向朝廷上了一道议修铁路的奏折。此议立即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由此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又一次大论战。论战中，顽固派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以祖宗成法为千年不变之道。如府丞王宗璧攻击修铁路之举是“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翰林院侍读周德润指斥议修铁路为“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御史屠守仁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42)针对顽固派的论调，李鸿章予以有力还击。他尖锐指出：“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济。我朝廷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43)其注重实功实效的思想以及因形势而变通的观念与奕一脉相承。
尽管，洋务派的思想主张与文化行为未脱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他们与顽固派的思想斗争亦不乏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派别之争的色彩，但是，他们承继中国古代实学传统，特别是道咸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并将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发展改造成为接纳西学、富国强兵的有力思想武器，其意义是积极的。正是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中国开始了步履艰难的早期现代化的历程。
注释：
①《邵氏危言》卷上。
②《胡宏集》第126页。
③《宋元学案补遗·南轩学案补遗》。
④《朱文公文集》卷28，《答詹体仁》。
⑤《姜斋公行述》，载《船山公年谱》。
⑥⑧《曾文公正公年谱》卷1。
⑦《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辛亥年七月。
⑩罗文钧：《左文襄公年谱》卷1。
(11)《与周夫人》《辛丑》，《左宗棠家书》。
(12)《左文襄公书牍》卷11。
(13)胡均：《张文襄公年谱》。
(14)见《船山学报》1985年第1期。
(15)《张佩伦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6)(39)《劝学篇》（下）。
(17)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34页。
(18)(3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卷24。
(19)《显志堂稿》卷12、卷3。
(20)《魏源师友记》第110页。
(21)《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13。
(22)(25)《庸庵文外编》卷3、《庸庵文编》卷3。
(23)《天南遁叟》，《遁窟谰言》卷1。
(24)《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庚申九月）。
(26)《曾文正公全集·日记》二。
(27)《左宗棠会试卷》（眷录本），1833年第一问。
(2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
(29)《左文襄公家书》上卷，第65页。
(30)《寒香馆诗钞》卷4。
(31)《毛尚书奏稿》卷3。
(32)《酋轩语》，《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33)《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34)郑观应：《易言·论公法》。
(35)《薛福成选集》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38)《盛世危言》道器、凡例。
(40)《曾纪泽遗集》第171页。
(41)《洋务运动》（二）。
(42)(43)《洋务运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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