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解读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马克思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首先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毛泽东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这一探索作了初步概括，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雏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走向成熟之作。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他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35年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他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强调：“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34、667页。）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王明等人的思想斗争。1942年2月，又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终于达到了它的基本目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环境出发，深刻地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伟大事件，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的世界潮流，它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早产儿”，而是历史的抉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基本国情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其中包括外国资本，以及与它紧密勾结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比较软弱的民族资本。由此造就出中国工人阶级这一崭新的社会力量，他们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工人阶级政党能够产生和壮大，新型的民主革命能够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根据和条件。
第二，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世界革命密切联系着的。它的特点不仅为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同时也受世界革命的时代特点所制约；它的前途，不仅由中国国内的情况所决定，而且也必然受到世界革命形势的制约。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34、667页。）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种处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
第三，揭示了一条通过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虽然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及其发展规律，但他们并未忽视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获得解放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的条件下，经济落后的国家，甚至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这个条件越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缩短历史的行程，避免西欧资本主义的苦难。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曾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并认为象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等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后，在它们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生活在两个世纪的交错点上，他不仅研究了“帝国主义逻辑”，而且探索了“社会主义逻辑”。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引起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造成了帝国主义阵线在个别国家首先被突破的可能性。列宁强调，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并走上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般的指导原则，它不可能指明走社会主义的一切细节，至于具体的实际情况，只有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吸取“比象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群众智慧，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的特点和民族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就要求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具体环境结合起来。列宁要求各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要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适应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实际差别。
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都没有设想过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从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条崭新的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它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独立发展，而不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为前提；它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来实现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它强调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联系，而不承认在二者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中国和其他一些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国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曾成功地开创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艰辛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是毛泽东建国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体现。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和完成，使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的转变。社会主义建设能否象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呢?这是党和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问题。1954年，毛泽东曾提出经过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1956年1月，他在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并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同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崭新的社会主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来。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第267页、第356页。）。同年3月，毛泽东在南下视察中，对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党员干部的讲话中说：“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注：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从物质基础方面，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时期。他指出，我国现阶段所以不能说建成了社会主义，就是因为，除了制度方面“还很不完善”外，更主要的是“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所以，社会主义从“建立”到“建成”，必须有一个“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时期。这些可贵的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虽然是初步的然而是正确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从农业开始的。1955年10月至1956年1月，他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955年12月，他又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按语，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就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却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尤其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但是，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有人曾提出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这种观点最初是国外学者发明的，国内也有人响应。所谓民粹派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清除民粹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早在1944年8月，毛泽东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就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他在此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的说明中指出：报告中“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在党的七大上，他又提请全党注意，民粹派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1948年上半年，在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他再次提出，要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所有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毛泽东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断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曾说过：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过，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事实上，我们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领导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再次强调：“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多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同时，他还阅读了斯大林1946年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认为苏联从1921年到1940年的20年内，增加了1400万吨钢，中国有苏联经验作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搞得好点，快点。经过了近半年的调查与研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关于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他提出的工农业并举思想，既是鉴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在考察了农业问题之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第267页、第356页。）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辉煌成果。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哲学家的毛泽东，研究问题往往首先从哲学高度发表一些宏论崇议。这里试就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思想方法论作一探讨。
第一，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说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由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特殊性决定的。毛泽东以中国革命为例，他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把这两个革命过程比作上下篇文章，他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这种特殊矛盾分析方法，正是他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方法。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许多发展阶段，也会发生质变和革命，从而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找到了哲学理论依据。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工商界代表人士的谈话时认为：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1964年8月，毛泽东接见一些理论工作者时说：社会主义也得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百把千年，就不分质的阶段?我不信。还说：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100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这些虽然是哲学的抽象议论，但能促使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防止头脑僵化，有助于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未来的社会。
第二，把部分质变的观点，作为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思想方法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工作方法。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他还以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来完成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个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否认了阶段性就是否认了质变或部分质变，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也会出现新的阶段。
第三，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的根源，明确提出不能脱离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去寻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理论的提出，不仅为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方向，而且为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具体矛盾提供了指导线索，同时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说：“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第267页、第356页。）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说过：“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评价毛泽东本人。他在探索的过程中，除了正确思想外，由于后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也有不少的错误观点，集中表现在超越阶段的空想论，从而导致他晚年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应当认真记取的。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五大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指出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十五大报告回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指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观察和研究现实社会主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在总结建国以来近30年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途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国革命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的难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肯定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社会主义，重新进行思考，系统地解答了“跨越”后之难题，从而把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即“晚年设想”主要表现在下列文献中：《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个复信草稿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的公有制形式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开创性实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进一步运用。
邓小平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与马克思的“晚年设想”是息息相通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基本点是邓小平理论的生长点，邓小平理论在许多方面丰富、深化了马克思“晚年设想”。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书信草稿中反复强调，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只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联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力水平则是不能跨越的。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236页。）在邓小平看来，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大的“实事”就是认清中国的国情；讲一切从实际出发，首要的就是要搞清楚我国究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什么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由盲目转为自觉的时期。
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受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方法论的指导并以其为理论来源，但绝不能理解是对它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虽然较为明确地提出“两阶段论”的思想，但他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提出问题，具体地说，是在阐述部分质变的思想过程中提出的，而不完全是从政治经常学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运动和我国国情作具体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这个思想提出不久，在实践上，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它“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表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了初步的清醒认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重申这一科学论断，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肯定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征、历史任务和历史地位作了系统而严密的论证，从而实现了对我国现阶段认识的飞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报告根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从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祖国统一的创造性构想等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用新思想、新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正式做出了“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策，并将以此而载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史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地回答了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新理论。它解决了脱胎于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后所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问题。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是对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突破。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使我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更加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一方面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还不成熟、不完善，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各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弊端，因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保证改革开放不致偏离方向；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使我国经济充满活力，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是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困、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些特征是我们党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的各方面的分析而得出的。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依靠科技和教育，加快发展速度，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在适当时期向社会主义更高一级阶段转化。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仅改变了人们某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同时也改变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运转轨迹。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经济的(即等量劳动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进行直接交换)。列宁、斯大林虽然承认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但并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也把商品经济作为“外在属性”来看待，认为它需要加以“限制”，使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品经济的机制，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经济，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且是使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富裕的必要条件。
第四，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我们克服僵化思想和空想错误的有力武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僵化论和空想论都是根源于对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失误，不了解中国国情。长期以来，在理论上，我们把马克思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一般原则，当作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框架。在实践上，我们照搬在斯大林时代所形成的苏联模式，急于超越阶段，背离生产力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看得轻而易举，以为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绕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很快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不能不产生僵化思想和超阶段的空想错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了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纠正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考察生产关系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使我们认识到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不能操之过急，为克服僵化和空想的错误倾向提供了理论武器。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是邓小平解答“跨越”之后第二个难题。邓小平理论不仅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点上与马克思“晚年设想”具有一致性，而且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56、373、83、364、367、373页。）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自己长期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缺乏内在激励机制、有着先天的致命缺陷和效率日益低下的僵化模式，其基本特点：一是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一味地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导致了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水平而搞盲目超前的变革，使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二是推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造成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形成了“铁饭碗”、“大锅饭”现象，严重挫伤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实施高度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片面强调高积累，挤占人民(特点是农民)的生活基金，影响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四是政治制度高度集中，不断开展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健全的保障。因此，不改变这种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批评了斯大林的理论错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但是，他只讲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邓小平则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两者统一起来，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思想的内涵。
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邓小平经常把两者相互包容。他说：改革开放的政策，“总的来说，都叫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56、373、83、364、367、373页。）同时，他也把改革政策称为开放政策，认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就是对内开放。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两项基本国策。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晚年设想”的。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时，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成果，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56、373、83、364、367、373页。）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之后，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相竞争中取得优势。
(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曾首次使用“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注：《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以市场为基础，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协调发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有计划发展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苏联斯大林模式为榜样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早在50年代初，毛泽东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有所觉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质疑，并第一次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他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应对广大干部进行商品经济理论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这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注：《红旗》杂志，1978年第8期。）。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苏联体制的弊端，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压抑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9页。）为此，党的八大决定，对这套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从1956年开始，我国进行了多次改革的尝试。但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却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和方向，问题的关键在于，用预定计划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弊端。
社会主义是否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难题是由邓小平破解的。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传统社会主义学说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重大突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构筑了新的理论基石，成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1979年11月，正当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在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236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概念，并得到党的十三大的确认。邓小平对这个《决定》作了极高评价。他说：这是个好文件，“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56、373、83、364、367、373页。）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后，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这种形势下，有人把商品经济、市场取向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把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市场经济，“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甚至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针对这种情况，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56、373、83、364、367、373页。）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56、373、83、364、367、373页。）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56、373、83、364、367、373页。）经过前后达12年之久的反复思考，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对这个问题作了10多次论述，这就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则进一步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股份制作为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动活泼地发展。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成分中，虽然有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还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二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并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三是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虽然也是盈利最大化，但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则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四是由于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因而能够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微观放活与宏观协调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晚年设想”探索的是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邓小平理论则回答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典型体现，它回答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可以跨越，但与之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段，则是不能跨越的；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之后，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还必须经历一个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从“实现”到“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解答了“跨越之后”的难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真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引起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驾驭全局，审时度势，回答和解决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一系列新的突破，从而使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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