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技术的“人本”走向——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自然论文,人本论文,科学技术论文,走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9或G302;G05 [文献标识码]A
在不同的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状态和条件下，科学技术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形态及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本文试图从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历史发展角度，对当今科学技术的一种综合趋势即“人本”走向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人与自然的原始混融和初步分裂：科学技术的孕育（或者“天人合一”：前科学或经验科学和生存技术时期）
在远古时期，自然界还是一种“纯粹的”自在自然，人类基本上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受制于自然规律，几乎没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自然界内部关系，也是人自身内在关系，其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就是渔猎—采集活动。随着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关系的改善，生产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农耕—畜牧文明时期，开始主动地、日益广泛而深入地改造自然，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再向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进化，不仅是工具形态的依次更替，更是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状态逐步改善的标志。这个时期，虽然也出现了“阿房出，蜀山兀”及玛雅文明的覆灭等破坏大自然的活动及自然对人类的局部、浅层的“报复”，但是，人对自然的内在依附关系在总体上尚未被打破，人类仍生活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田园风光之中。“天人合一”总体上仍是“天”（自然）迫使人服从它，在“天”与人的浑沌一体中，“天”是主，人是客；而人基于自己对自然的最初认识而对自然采取的一些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态度，及人与自然之间小规模的敌对行为，已深刻表明人与自然的初步分离及人“天”的局部对立和冲突。
在“天人合一”的这种状态中，科学尚处于哲学、神话乃至自然宗教的母腹之中，人天浑沌使人仍处于对自然界的蒙昧无知状态。人类思维方式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等，认识对象的表现性和局部性，认识基础的经验性等，都使人类不可能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有深刻精细的认识。古希腊、中国的墨家和名家及印度佛教中因明学的逻辑理性虽已出现，但终未能帮助人类走出蒙昧，而迫于大自然规律和基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规律的强大制约，而在直觉和想象中创造出的几大世界性宗教，同时又使人类陷入对自然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异在神性的膜拜之中，严重地阻碍了真正的科学技术的产生。诚然，古罗马和中国曾经产生了众多已达相当水平和境界的致用性技术，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臣服于大自然的浑然一体状态。而最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是，这种人对自然关系的童蒙稚气，的确孕育了人与外部世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和冲突，也就孕育了之后科学技术的兴旺和繁荣。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时的科学技术还处于“前科学”或“经验科学”和“生存技术”时期，是适应于“天人合一”状态的科学技术的第一历史形态。
二、人与自然的截然对立：“物性科学”与“物化技术”的蓬勃发展（或者“人天对立”：分析科学和机械技术时期）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应运而生。在大机器工业的直接驱动下，人类运用培根—笛卡尔—牛顿的工具理性，通过三次技术革命及相应的工业或产业革命，从太空、海洋、地表及地壳深处开发、改造和征服自然，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人在自然界中获得了空前广阔的自由。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也打破了地球自然系统的内在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迄今，人类所生存其中并不得不继承下去的生物圈与所创造且日益加速更新的技术圈之间已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人与自然的对抗骤然全面激化，生活在地球上任意角落的人或生物都可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科学技术的进步固然为人类创造了福祉，却又何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到如此白热化的冲突境地？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直接的是由社会物质生产推动的，而物质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因又是人的物质需要。在中世纪，本来具有全面丰富性的人的本质需要被上帝的神性所“圣化”、“纯化”和单一化，禁欲主义的信条使人成了纯粹的精神实体，并与人们心中幻想的“上帝”冥冥相合，这无疑严重阻碍了人性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文艺“复兴”使人发现自身无穷无尽的科学和艺术创造才能，启蒙运动也使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独立于“上帝”的物质实体性存在，它把长久沉睡于上帝神性之中的人的物性猛然唤醒：人原也是一种自然物！其间，尽管有少数人认识到：“我们的灵魂已经堕落到的程度与我们的艺术和科学趋于完美成正比”（卢梭），“人的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唯一基础”（休谟），“我们绝不能忽略的第一个目标是研究人的心，……了解它的运作”（康迪耶克）；但他们还是只发展了“物的科学”，而人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钟表之类的“机器”，“人心”的运作无异于机器或“分子”的运动。——对人及人心的“物化”研究使得他们不可能全面深刻地把握人之人性。虽然人们勇敢而充满希望地以理性取代天启，力图在人间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但现实却是资本（与“神本”相对立的“物本”的集中体现及其“活化”）的非理性肆虐和疯狂。而这正是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实质是“物本人文主义”，即打着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旗帜，张扬人的物性，征服、改造、索取和占有自然之物，满足人的无尽物欲，从而造成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的枯竭及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这最终将使仅存的“物性之人”也在劫难逃。
其实，我们无意否定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在苛责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理性的某种不完备性，人类总要经历它的一切必然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任务只是反思，基于一种更全面更深刻的人性观点的反思，这使我们明白无误地认识到：这样的科学技术是靠人的物欲驱动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日常实用的科学技术，20世纪多数科学技术（包括航空航天技术、电脑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原子核能技术等）的飞跃性发展无不与两次世界大战及长期冷战中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有着密切关系。它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它所带来的开发和耗费自然资源的技术远超过它节约和增殖资源的技术，所导致的生态破坏远超过它对生态的维护和建设；它造成的物质财富远多于它内含的精神财富，它对人性的分裂、物化和异化作用远胜过它对人性自我的统一、协调和升华作用；它对伦理、价值的漠视远胜过它对自然真理的激情，它对人类绝大多数基本生存需要的忽略远超过它对宇宙起源、杀人武器、“克隆人”和“移民火星”的重视；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上帝，反而在人的生存临界点上唤起了类对上帝的内在渴望……
——人们尽可以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运用方式等方面寻求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因。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样的科学技术自身的内在本质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譬如，如果给你一支猎枪，我相信你除了拿它射杀猎物，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用途了；给你一包炸药，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运用它除了造成毁灭的事实外，我相信你也不会制造出比这更富有建设性的事实来。进而论及科学技术，我们看到，这样的科学以人之外的自然物和人身自然性为对象，以主客二分的机械决定论为世界观，以分析还原（结构论）、观察实验（实证论）和形式化逻辑理性公理系统论）为方法论，在对世界愈来愈小的局部的孤离性认知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以此为基础的技术也只能用来“物化”一切客体，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无限物欲”为出发点、目的和实际结果，通过征服、改造和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而人性、自由、道德、价值、正义等直接关切“人性之人”的问题，却因为无法用逻辑理性方法予以“实证”研究，也就被理所当然、勿庸置疑地被排斥于科学的论域之外。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硬是去牵强附会，则必然将人性物化，造成诸如“人是机器”，人之身心互不关联、各行其是之类深刻的“物向”思维的迷失和局限。对于这样的科学技术，我们暂称之为“局部性的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框架内，关于商品、货币、资本乃至现在的电脑、信息及网络的拜物教更是全面地控制着人的时空存在，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仍在更加迅猛地、精细地使人全方位地成为物的奴隶，甚至物的随葬品。它把人从“上帝”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却将人置于物的奴役之中；上帝是死了，但物活了。它把人从禁欲主义的暴政中拯救出来，却将人流放到物欲泛滥的洪水猛兽之中；神性似乎泯灭了，但物却具有更现实、更有力得多的“神性”。“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与“物性之人”之间的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效应，终使科学技术和人都丧失了自己的目标甚或合理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时期，人主动地与“天”对立，以形式逻辑理性形成分析科学，以物化目的形成机械技术。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的萌芽生长（或者“人天合一”：综合科学和有机技术时期）
面对物性科学及其技术的巨大成就和令人思之颤栗的罪孽，人们不得不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面对成就，一些人在高唱“科学理性”（其实是狭义的科学理性，即“工具理性”）的凯歌或颂歌，以为这种科学无所不能，它怎样置人类于危境，也会怎样将人类拯救出来；面对罪孽，一些人在高唱“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悲歌或葬歌，彻底的“科学虚无主义”，将人类危境描绘成了最终的“末日”。当然更多的人则是在两极之间徘徊：或在真理与价值、科学与伦理学、科学与宗教、“真”与“善”等等之间寻求适切的张力，甚或提出以价值引导真理，以伦理学指导科学，以宗教（当然是指宗教中的善和博爱等精神）来训诫科学，或以“善”引导“真”，建立“科学人道主义”或“科学人本主义”等，以力避科学“犯罪”。但我们总觉得，作为引导或指导者的价值、伦理学、宗教、善等毕竟是主体人自身的东西，当然具有浓烈的“人情味”或干脆就是人性自身，但被引导者却是冷冰冰的外在之物性。人性和物性固有相通之处，但更多的是各行其是：尊崇科学者，强调伦理学、价值必须以科学、真理为基础，若再进一步只能苍白无力地说后者应该受前者的指导；尊崇价值者，则强调科学、真理必须以伦理、价值为根本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在一些人眼里，科学完全无视人性而对人自身进行胡乱的拆解和组合；在另一些人看来，伦理学、价值等简直愚腐、保守至极，竟敢对最崇高的科学事业指手画脚。二者之平衡，何其难也！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棘手的二难处境中提升出来，俯瞰大自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人与大自然的空前冲突及其所展现的人类与其大自然家园同归于尽的“末日”前景如一记耳光警醒人们：必须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大自然整体的本质和规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整体之间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对此，近几十年来的许多新兴科学正在汇流而融合出这样一种“自然景观”：
1.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最高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服从自然界的整体规律；
2.人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居主导地位，利用自然规律，人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破坏和毁灭自然，或者维护和建设自然；
3.人相对于自然界有自己特殊的本质和规律，人能够且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和完善自己；
4.人对自然实践关系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物质的改变、调整和控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质、能变换及信息加工和传输，理应遵从自然物质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机制；
5.由于人的特殊地位，人对自然物质系统自身的永久生命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根源于自然并存在于自然的人与内在于人自身的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互动的关系，即互相依存、互相存在、互相适应、相互改造、共同发展一体进化。这里没有什么价值或伦理学判断，但我们从中意识到一种不容怀疑的价值或伦理学“命令”！
由此我们意识到：自然界可以更好地实现其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需要、创造美、欣赏美的需要及人对宇宙奥秘的探奇需要等价值；同时，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作为自然界的真正的主人，当然地负有维护、建设、调控自然使之平衡、和谐的责任，“人不是存在的主宰”，人应该积极地成为“存在的看护者”（海德格尔语）。就每个人的人生而言，他们的肉体生命具有和大自然一样甚至更加完善的纯真、灵秀之美，而人生总体上则是由精神主导的，人应该使自己的生命在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而不是在“生吞活剥”或无限占有自然之中呈现人生价值，从而涵咏、欣赏人生，凝炼和升华人生，构成生的自然过程。——这种具有内在一贯性的自然观和人生观，实际上将自然、社会和每个人的个体自我有机结合起来了，表明社会和个体自我也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内在的、本质的要素。
我们认为，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认识，实际启迪了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这是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崭新社会制度（这不是“应该”，而是“不得不”——一种“绝对命令”）相适应，以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为对象，因而也自在地成为被人性化了的“整体性科学”或“人性科学”（或简称为：“整体性的人性科学”）；相应的技术便是能够使客体从属于人性、服务于人的自我和谐、人性提升的技术，它以人（“人性之人”）为中心，建立于生态科学、地球系统科学、人体生命科学或“人天科学”等整体性科学的基础上，重视可再生资源的高效利用，遵循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和自演化规律，将经济、生态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持久效益结合起来，确保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互动、一体进化，故可称之为“人化技术”。这大致相当于芒福德的“生活指向的(lifecentered)技术”、马尔库塞的“解放的技术”、弗罗姆的“人道化的技术”，或绿党的“软技术”等等。
整体性科学之所以又叫人性科学，主要是因为：与过去的局部性科学不同，整体性科学以整个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为对象，不仅必然涉及人在这个自然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且必然要将人对这个自然系统的巨大作用及其后果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人与自然整体的本质和规律也必然被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来。而对人之作用及其后果的研究，若舍弃对人性自身及由此决定的实践价值观念的研究，这种科学的揭示便也不可能；换句话说，人性问题及其与自然系统的自在本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必然是一个尖锐的核心问题。反之，人作为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相统一的有机整体，人性系统的立体结构及其与外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开放性的“生死”联系，决定了以人性为对象的科学也必然只有将人放到自然、社会的整体世界中，放到与世界的整体联系中，才能予以彻底的、本质的阐明。
这里提到了以人性（这里是指与“物性之人”相对立的“人性之人”的人性）为对象的科学，我们认为它是整体性的人性科学的核心，可称之为“人的科学”。从理论上来说，它不仅是休谟所谓作为其他科学之“唯一基础”的“人的科学”，而且是马克思所说包含于自然科学中并融合自然科学的人的科学。它不只是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对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即人之物性）的研究，也不只是关于人的社会历史科学对人的社会历史性的研究，或关于人的心理、思维、认知和意识奥秘的心理科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等对人的意识性的研究；它是这三种局部性科学的综合，重点探讨人的自然生命性、社会历史性和精神意识性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即“人性”）的机制、方式、本质和规律等。单纯的哲学人学只笼统地讲到人是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三者辩证综合的有机统一体，但三者之间究竟如何在“形而下”的层次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呢？三者在人这个整体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怎样呢？诸如此类问题对人的自我整体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的发展和完善、对人性和自然物性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又恰是哲学思辩所无法究其根底的。人的科学或科学人学应是从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及自我意识的修养和意识功能的提升等“践履”中，综合研究而寻求对上述问题的“实证”研究（而非哲学的思辩或猜测）。毫无疑问，这样的科学不能不包含人与自然、社会及个体自我之间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从本质上研究人性因而也具有整体性的科学。
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生态学综合的整体性科学是从自然、社会之“外”向人之身心整体之内探究人之自我的本质和规律，那么，作为人学综合的人的科学和人性科学则从自我内部三种属性及其关系向“外”探究人与自然、社会整体的实践联系的本质和规律。也只有这样的科学和技术才能真正实现人天和谐与共进共荣；因为只有这样的科学才能将真正的人性作为其技术的内在基础和规范，而不再是外在的“引导”或“指导”，这样的人化技术才成为真正推动人性完善和升华、自我和谐与提升的强有力手段。从另一角度说，在人主动地与“天”在更高层次“合一”的新时期，以更加完备的逻辑理性建立综合科学，以人化目的形成与自然和谐共进的有机技术。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种整体性的人性科学和文化技术以前述局部性的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为前提和基础，并实现了对后者的否定、超越和历史性的扬弃；这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形态。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不仅创造了足以满足目前人类所有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得以形成、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和手段。这种转换的历史必然性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伴随着物性科学分析理性极限的逼近和发展，这种奠基于现代生态学、地球系统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一个新的科学学科群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形成对人和世界关系及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整体把握和长远关怀，它无疑要承担拯救人类和地球的责任。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孕育、产生和成长中的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的现实趋势，称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本”走向。这一走向使科学技术不再仅以创造物质基础和条件的形式间接地造福人类，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副作用，而是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人的自我内部的和谐及人性的统一和升华等。我们相信，科学技术的“人本”发展将使人们能够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把它置于人性升华的导引和控制之下，直接实现人自身的完善。
[收稿日期]200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