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衣文人对清代文学的推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衣论文,清代论文,文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布衣文人数量十分庞大，笔者根据柯愈春先生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做过统计，在此书收录的19700名文人中，布衣文人有10761位，占据了文人总数的一半有余，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文人从主流的道路上剥离出来，构成了与仕宦文人并行的客观存在，并以其对创作的执着投入，为清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学术界，对于布衣文人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不过，这种关注仅限于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清代布衣文人在清代文学史上地位进行全面观照的成果出现。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展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影响清代文坛风气转移
不可否认，在文坛上，仕宦文人具备地位的优势，登高一呼应者如響，甚至能够形成席卷全国的文学运动，这在文学史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赵执信《钝吟集序》所言：“文章者，载道与治之器，而非人则莫之讬也。三代以上惟君相操之，春秋作而权在匹夫，盖千古之变端矣。汉、唐而降，朝野相参，而卿大夫之力恒胜其上者，经术事功足以震耀海内，故一言之发，举世诵之。即其仅以立言自见者类，学富而名高，不挟官位以为重其光芒气焰，能使天下人之心思耳目无敢苟为异同。岂若幽潜之士，老为蠹鱼，或瑰词自赏，或寓言托讽，幸则知名于时，不幸则与身俱没，漠无关于文章之数，可胜道哉！”①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等，都是如此。他们在文坛呼风唤雨，引领着一时潮流。而布衣身处下层，憔悴偃蹇，生存尚且不易，其作品的流传也十分困难，遑论在文学史上形成席卷全国的文学运动。因此，生前冷清、死后寂寞是布衣的常态，历史的长河不知湮没了多少贫贱苦吟者！但是，沧海遗珠，布衣所散发出的巨大光芒是其布衣身份所遮挡不住的。在清代文坛上，布衣时常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但也有卓越特立者，以其独特的个性面目影响了文坛风气。
1.孙枝蔚、吴之振、厉鄂促成诗坛宗宋之风
清代诗坛一直存在着宗唐宗宋之争，唐诗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一统江湖。据毛奇龄《西河诗话》记载：“初盛唐多殿阁诗，在中、晚亦未尝无有，此正高文典册也。近学宋诗者率以为板重而却之。予入馆后，上特御试保和殿，严加甄别。时同馆钱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则已显有成效也。”②这段记载清楚地揭示出在朝与在野之人不同的审美取向：在朝者推崇“高文典册”的盛世之音，在野者却偏好“板重”的宋诗，钱编修因为未能揣摩圣意，创作宋体诗，结果被降至二等，受到了惩戒。这也是朝廷方面所发出的强烈信号，与此同时，王士祯因力尊盛唐而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使之成为诗坛盟主。宋诗运动的产生，显然是与统治者所推崇提倡的背道而驰，而其发起者便是布衣之士。如清初孙枝蔚面对旁人的非议不为所动，最喜学宋，对清代的宋诗运动，实在有先导之功。继而吴之振以极大的热情，精心选编了《宋诗钞》，带至京城广为散发，为人们学习宋诗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浙东诗派的确立，与这部大型宋诗总集的刊行有很大关系。”③稍后的厉鹗更从创作上推进了宋诗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他不仅自己创造宋体诗，以自己的诗作成为宋诗派的巨擘，而且借助扬州小玲珑山馆的丰富藏书，编成《宋诗纪事》一百卷，进一步促进了其他文人对宋诗的接受，从而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可见，正是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引领了诗坛风气，并最终促成了清代诗坛宗唐与宗宋的对立。
2.万树、孙默引领了词坛风气
词在清代得以中兴，布衣万树、孙默之力不可忽视。万树在从事创作过程中，有感于词坛混乱、不谐音律的现状，编成《词律》20卷，共收唐、宋、金、元词660调，1180余体。在康熙《钦定词谱》问世之前，是词体最详、资料丰富、考订最细、最具权威的一部词谱。田同之《西圃词说》评价说：“故浙西名家，务求考订精严，不敢出《词律》范围之外，诚以《词律》为确且善耳。”④《词律》被创作词者视为金科玉律，成为有志于填词文人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孙默对清初词作的整理，也起到了引领词坛风气的作用。他耗费十四年，选编了《十五家词》，收录吴伟业、梁清标、宋琬、曹尔堪、王士禄、尤侗、陈世祥、黄永等名家名作，“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於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⑤将清初词坛大家囊括其中，不仅如此，孙默还有意识地构建词学理论，每一集前均附有学者大儒所写序言，阐述有关词学理论，从而以理论保证了词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清词此后发展的走向。
3.刘大櫆完善桐城派理论
作为一个散文流派，桐城派几乎贯穿有清一代。桐城三祖中，方苞、姚鼐都身居官位，唯独刘大櫆屈居下僚。这种身份使刘大櫆颇多歧见，能言他人所不言，如在统治者提倡天下一统之时，刘大櫆却反其道而行之，“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为非人，岂不过哉！”他主张包容异端，发出了不和谐的“音符”，被认为“凡桐城卉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惟海峰稍有思想”⑥。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种不随时俯仰的个性，他后来提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匠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的古文创作主张。而在上述各种要素中，与长期以来左右文坛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观念不同，刘大櫆最重视“神气”，表现出对散文创作的自具手眼。事实上，刘大櫆上承方苞，下启姚鼐，完善了桐城派的理论。
二、促进清代各种文体全面繁荣
郭绍虞先生曾经指出，“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⑦清代各种文体能够全面繁荣，布衣是一支不可忽略的中坚力量。严迪昌先生曾经一再指出，“布衣诗应该视为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清初遗民群体中的布衣诗人尤值得关注。”⑧“清代中后期的诗史性活力有赖于这诗群而得以勉为鼓扬。”⑨严先生看到了布衣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谓目光如炬。布衣在古文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逊色，前述刘大櫆之于桐城派即可见一斑。魏禧、邵长蘅都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布衣散文家。再如骈文，布衣汪中是当时翘楚，代表着清代骈文创作的最高成就。王念孙《述学序》：“容甫淡雅之才，跨越近代。其文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雅淳茂，无意模仿，而神与之合。盖宋以后无此作手矣”⑩，道出了汪中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下面，本文重点论述布衣在叙事文学领域所起的作用。
1.布衣文人使清代小说创作达到高峰
小说这种文体，儒道两家都有过评说，《论语》曰：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在儒道两家不约而同的轻视下，小说被视为旁门左道、不入流的文学样式，在文坛上的地位远远不能与诗文这些主流的文学样式相媲美。不过，经过漫长时间的蛰伏，小说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全面的繁荣，被王国维先生视为明清文学的代表样式。若作具体划分的话，清代小说的繁荣程度无疑更甚于明代，数量众多，流派纷呈，对这样一种群雄争辉局面的出现，布衣文人居功至伟。他们的创作不仅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在质量上也可圈可点。正是在布衣文人手中，小说达到了巅峰。众所周知，《聊斋志异》代表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其作者蒲松龄在长达30年的求仕道路中，一直没能叩开仕途的大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文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终生没有踏入仕途；古典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是一介布衣。关于这几部小说的成就，学界已多有论说，此处不赘。此外，布衣文人多有开拓性的创作，如署名“天花藏主人”的无名氏是当时文坛上一位著名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他的创作带有一种“专业作家”的意味，这在小说史上是一种崭新的现象，意味着小说创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再如署名“艾衲居士”的拟话本小说《豆棚闲话》，构成了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的过渡；历史演义方面，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别出心裁地将历史与传奇熔于一炉，大受读者追捧；世情小说方面，署名“随缘下士”的《林兰香》，“把世情小说的创作，拓向新境界，而成为清中叶一个新的世情小说创作高潮的前奏。”(11)总之，在小说的不同种类中，都活跃着布衣的身影，他们的创作活动，在小说史上大多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2.清代重要的戏剧作品与理论均出自布衣之手
清代戏剧的发展有着明显的轨迹，而每一阶段都有布衣参与其中。清初李玉是苏州派的核心成员，钱谦益《〈眉山秀〉题词》中说：“元玉上穷典雅，下渔稗乘，既富才情，又娴音律，殆所称青莲苗裔，金粟后身邪！于今求通才于宇内，谁复雁行者？”(12)吴伟业认为他创作的《北词广正谱》“此真骚坛鼓吹，堪与汉文、唐诗、宋词并传不朽矣！”(13)被誉为“南洪北孔”的洪昇创作了清代戏剧的巅峰之作《长生殿》，与《桃花扇》鼎足而立。李渔是古代戏曲史上成就最高的喜剧大师，也是第一个专业的喜剧家。清中期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干扰了戏曲活动的正常发展，官员剧作家的笔下，案头化的倾向愈演愈烈，戏剧逐渐失去了生命与活力，而在布衣笔下，戏曲却焕发出勃勃生机，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在清中期的花雅之争中，花部取得了绝对胜利。而花部的作家主体，便是布衣，如夏纶、吴震生、石琰、金兆燕、夏秉衡、徐曦、沈起凤、孔广林、汪柱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雷峰塔》便是出自布衣方成培之手。在此之前，白蛇故事早已流传，直到方成培，才使白蛇故事跻身于世界经典戏剧之列。
在戏剧理论上，布衣的成就也可圈可点。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值得重视，“他是第一次将描写人物形象作为文学创作的中心，从分析人物性格着眼，对作品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进行全面的阐发、总结和评价，其中有益见解所阐述的理论深度，不仅超越前人，而且在近代以前无人企及。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金批西厢’取得了古典戏曲批评的最高成就。”(14)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的《三国演义》已经被大家所熟悉，而毛纶所评点的《琵琶记》同样占据重要地位，能够“举其引端之旨而畅言之，又举其未发之旨而增补之”，从题材处理和艺术真实、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手法、语言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点评，是《琵琶记》评点之集大成之作(15)。丁耀亢提纲挈领地提出戏曲创作的“三难”、“十忌”、“七要”、“六反”，“涉及剧本的思想内容、情节关目、角色安置、文词、音律、宾白、科诨等有关戏曲创作的各个方面，表现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主张。”(16)李渔《闲情偶寄》中的曲论构建了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重要性不可小觑。焦循的《花部农谭》是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研究地方戏曲的专著。
三、助推平民文学大发展
自从有了中国古代文学之日起，就有仕宦文学与布衣文学的对立，如汪琬《张青瑘诗集序》说：“昔贤论文有二体：有台阁之体，有山林之体。惟诗亦然，铺扬德伐，磊落而华赡者，台阁之诗也；裵回景光，雕琢而纤巧者，山林之诗也。舂容翱翔，泽于大雅者，台阁之诗也；悲呼愤慨，邻于怨诽者，山林之诗也。”(17)章鹤龄写有一组《读布衣诸老诗各书一绝》小序说：“诸家诗，前辈论之详矣。然详于台阁而略于山林。”(18)这里的“台阁”与“山林”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台阁”意即官僚、仕宦，“山林”意即隐士、布衣，也即从创作主体的身份来划分，文学可分为仕宦文学与布衣文学两大类。
因身份地位不同，视点与立场也不同，导致布衣与仕宦的情感指向存在明显差异。大体而言，仕宦文学属于为君的文学，其创作的目的和文学的服务对象指向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古代中国社会，君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拥有天下，拥有无限的权力，文学也是君王的所有物。为君的文学占据了文坛正统，地位显赫。布衣文学则属于平民文学，是为百姓、平民而创作。邓乔彬先生曾经指出，为君的文学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至庸俗应酬、迂腐说教、瞒和骗的文艺，尽管雍容、华贵、典雅，却缺乏生气甚至面目可憎”(19)，相反，布衣文人无官一身轻，没有功利之心，更重要的是布衣的生存际遇无疑要比位高权重者艰难得多。他们生活困窘，情感上与下层民众息息相通，更能体会百姓的痛苦哀怨与希冀企盼，于是，布衣文学比之仕宦文学，更多了民胞物与的情怀，他们酣畅淋漓，自言其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从而形成了与仕宦文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里稍举数例：如龙震《吴下口号》抨击清廷采买苏州女子入宫，给百姓造成的生离死别，《农老从军叹》反映农民遭遇的天灾与人祸；孙枝蔚《田家杂兴次储光羲韵》写出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难妇词》道出了被清兵掳掠的江南妇女的不幸；屈复在《送从姓敬止携家之襄阳》诗中揭示了社会的黑暗；覃颐《悯荒谣》、《民谣》揭露农民挖肉补疮的痛苦无奈；黎简的《村饮》道出了物价飞涨造成百姓难以为生的现实；李宝缃的《凿石行》记载了大灾之年，百姓以观音石充饥、饮鸩止渴之事；曹俨《独秀峰诗序》更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示太平天国起事的原因：“夫为民父母而贪污酷虐，夺民生计，断民生路，致令吾民贫不欲生，甘心作贼，是诚贼心而非父母之心矣；及民既为贼，又但知恨贼，而不能抚贼，且一味畏贼而不敢讨贼，势必使不敢为贼之民与未尝贼民之官亦同死于贼。”(20)类似的诗作不胜枚举，散文中对弊政也时有揭露，邵长蘅《与杨静山表兄》中写了江南奏销案：“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絓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锒铛手梏，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21)看似平淡的语言却不露声色地传达出朝廷对江南文人的迫害；管同秉笔直书，将矛头对准清代的吏治，他说“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22)。之所以尸位素餐，而根源在于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仆闻古之为学者，或纯或駮，或广大浅细，要皆；用则施诸时，舍则著诸书而垂于后世。未有居痒序、诵先王而汲汲然徒为仕进计者。”导致文人“舍弃一切日用，力于烂熟之空言，而但以干仕进者”，又何谈“内治其身，外讲明于天下国家之事”(23)？小说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将矛头指向统治者，如《促织》写皇帝喜欢斗蛐蛐而使得百姓倾家荡产；《席方平》写官吏贪酷，正义不张；《梦狼》则更直接地反映出官府吃人的本质……总之，布衣文人较少顾忌，能够畅所欲言，对社会的黑暗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
当然，并非仕宦文学就完全是为君而不为民的，布衣文学就完全是为民而不为君的，这里的现象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笔者今后将另行撰文论述；此处，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是，对现实的讽刺针砭方面，布衣之作更加锋芒毕露、入木三分，我们可以将仕宦之作与布衣之作做一个对比：两广总督毕沅曾有《荆州述事》写水灾的惨状，“云梦苍茫八九屯，半皆饿口半游魂。鲛绡有泪珠应滴，憋足无功极恐翻。救急城填成死劫，劈空刀落得生门。若非帝力宏慈福，十万苍灵几个存？”首联写出了水灾的惨状，接下来则轻描淡写地抒发一下悲痛之情，随后写朝廷的救灾，最后曲终奏雅，对于皇帝一顿吹捧。这样的作品，在仕宦笔下并不鲜见。黎简的《夜将半南望书所见》则描绘了一次火灾：“乍冷初冬密云黑，忽惊万丈曙霞红。远知何处中霄火，低拜前头北海风。五岭三年千里内，多时十室九家空。已怜泪眼啼饥尽，更使无归作转蓬！”(24)深刻沉痛、语言犀利，这就是布衣眼中的乾嘉盛世。以一斑可窥全貌，比较之下，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布衣之作与仕宦之作都截然不同，真可谓“布衣自有布衣语，不与簪绅朝仕同”(25)。布衣文人笔端饱含民胞物与的情怀，使清代平民文学取得了大发展。
四、清代布衣贡献至巨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布衣文人是清代文坛的一股重要力量，之所以布衣文人会占据文坛的半壁江山，与清代文人的生存处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娴熟地运用高压与怀柔两手，将文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26)统治者驾驭文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动用皇权之力介入到文学创作的领域当中，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使清代文人的创作空间尤其有限。正如乾隆皇帝《咏络纬》所坦言，“愿共温花荣此日”，他希望看到听到的是一派盛世元音、歌功颂德之作。这其实是清代统治者的共同期望。由于统治者有意无意在思想上进行一统，文人的思想被限制，失去了自由，要想进入主流社会，就必须迎合甚至顺从。钱大昕《探梅》中言：“梅花也学娇桃杏，不肯冲寒更出头”，实在是道出了仕宦文人隐秘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明哲自保、谨小慎微，自然不可能畅所欲言，宣泄自己的真情。这种心态自会影响文坛的面目，附庸风雅，无病呻吟，追逐名利，应答酬唱，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庸，歌颂圣主的英明神武，发出黄钟大吕的正音，成了皇权的吹鼓手。
布衣的创作则截然相反，布衣虽“穷”，却因此得到创作的自由。焦循《与王钦莱论文书》中指出，“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启发，则百世之文也。”(27)布衣因与朝廷产生离心之力，保留了真性情，摆脱了皇权施加于文学的影响，锤炼艺术，坚持己见，直面现实人生，执着于内心的咏歌，坦露各自的个性，他们不再“怨而不怒”，多了横眉怒目，多了匕首投枪，多了讽刺针砭，这使布衣文学更具个性；再者，清代布衣文人建功立业之心迫切，由于身份地位所限，在“事功”已很渺茫的现实中，他们立德立言，把创作视为毕生的追求，“身前之遇，不自我；而操身后之名，可自我。而必是才之不可以已也，故其才之既售，将有所作则从而称之者，如堂下之诺，所谓登高而呼，林谷响应，声非加疾，势使然也。”(28)怀才不遇，时不由己；身后留名，全在自己的才能。可见，创作成了布衣文人扬名后世的手段，他们终生倾力于此，执着于艺术的锤炼，从而撰写出足以流芳后世的“百世之文”，最终形成了清代布衣文学繁荣的局面，于是，“诗在布衣”、“文章乃归于匹夫”(29)的情形得以出现，清代文坛正因为布衣的创作而得以丰富充实。清代的布衣文学，是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现象。
注释：
①(29)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清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437页，第437页。
②毛奇龄：《西河诗话》，康熙间刊本，卷五。
③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④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1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74页。
⑤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7页。
⑥⑩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04页，第533页。
⑦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⑧⑨(26)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第30页，第5页。
(11)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12)(13)李玉《李玉戏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9页，第1787页。
(14)(15)(16)秦华生、刘文峰：《清代戏曲发展史》，北京：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页，第386页，第365页。
(17)汪琬：《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2页。
(18)郭沫若：《万首论诗绝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
(19)邓乔彬：《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20)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8页。
(2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83页。
(22)(23)管同：《因寄轩集初集》，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第431页。
(24)黎简：《五百四峰堂诗钞》，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5)方文：《嵞山集》(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4页。
(27)焦循：《凋菰集》，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3页。
(28)吕坚：《迟删集》，清滋树堂刊本，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