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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对容闳的文化认同建构及教育改革实践之影响
李子吟
摘 要 容闳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先行者，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促成幼童留美计划。独特的教育经历在他文化认同观念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对他日后的教育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容闳的教育经历进行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文化认同观念和教育改革实践。
关键词 容闳 教育经历 文化认同 留美幼童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入了漫长的“过渡时代”[1]1。清末至民初，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过程中，众多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各领风骚数十年，但都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与过渡时代相伴始终者，唯有容闳[2]。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一生矢志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33。容闳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便是促成幼童留美计划，关于他的研究，也大多是从其教育改革思想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展开。而对于他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经历，由于资料的缺乏，研究还不够深入。但容闳教育和改革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他少年时代的教育经历关系密切，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认同观念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深远，也左右着他的改革实践。幼童留美计划的中断，不仅是因为保守的清廷对西方文化仍存有较深的戒心，也是因为少年留学的容闳无力游刃于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之间，这些都可以在他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和他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中窥见端倪。通过对《西学东渐记》《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教育经历对容闳文化认同观念建构的影响，以及之后又如何影响到他推行改革的实践。
一、西学之子——启蒙教育时期（1835—1847）
1.预备学堂（1835—1839）：心系故国、同情革命。1828 年，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的一户贫苦农家之中。自宋元以降，广东就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窗口。明清海禁甚严，只有广州一个口岸允许西方人进行贸易往来。因此，广东成为中西文化最早交汇之地，为容闳得西学风气之先提供了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有别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苦苦挣扎于“夷夏之辨”的心理状态，沿海地区的贫苦居民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的心理和道德负担显然要轻得多。西方传教士也利用了这一点，对以文化为分野的不同社会阶层实行不同的渗透政策，开办教会学校提供免费教育，从而实现传教的目的，这在客观上为西学传播开辟了路径。容闳正是得益于此，在1835 年七岁学龄之时进入郭士立夫人（Mrs.Gutzlaff，《西学东渐记》译为古特拉富，即古夫人[3]2温斯娣主持的马礼逊预备学堂学习。
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异常；下腹可见一大小约10 cm的陈旧性手术瘢痕，肾区皮肤无红肿、隆起，右肾区叩痛可疑，双输尿管走行区未及异常，耻骨上区空虚、无压痛。成年女性外阴，阴毛分布正常，尿道口无红肿及异常分泌物。左侧大腿外侧可见一约15 cm手术瘢痕，左侧髋关节活动受限，余诸关节活动正常，肌力、肌张力正常，肢体痛觉、触觉、位置觉均正常，生理反射正常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容闳成为“西学之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父亲。马礼逊预备学堂成立时，容闳父亲的一位朋友恰好在学校工作，常跟他的父母谈起郭士立夫人招生之事。容闳的父亲颇为心动，便将他送入预备学堂。容闳在自传中回忆道，“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3]2。究其原因，自从葡萄牙人入驻澳门之后，商业贸易繁盛，“买办”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职业。容闳的父亲把他送进洋学堂，是希望儿子以后能够出人头地，成为给家族带来财富的“翻译”或“洋务委员”。但容闳日后以极大热情投入的强国事业，却并非如此，这是他个人经历与历史趋势的合流，“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3]2。
入校时，容闳对郭士立夫人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数十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古夫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3]2容闳初见郭士立夫人，“殊惊愕”，而后渐渐觉得她温柔亲切，“视之若母矣”。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作“晕轮效应”，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容闳对西方世界的最初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之相似。郭士立夫人是容闳最早接触的西方人，对他怜爱优待，且严加管束，纠正了他于乡野之间形成的顽劣习气，成为一个正直上进的好学生。其后，他还认识了伯驾、卫三畏、裨治文等鸦片战争前后的风云人物[1]11。容闳对西方文化认同的最初来源，大概与对郭士立夫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不无关系。
2.马礼逊学校（1840—1847）：文化认同观念的形成。马礼逊学校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广州和澳门的活动时间长达27 年。1834 年马礼逊去世之后，为纪念他对传教事业作出的贡献，他的一些朋友开始筹备“马礼逊教育协会”。马礼逊教育协会于1836 年正式成立，郭士立夫人主持的教会女校及马礼逊预备学堂都在该协会资助之列。为正式开办自己的学校，马礼逊教育协会请耶鲁大学和“英国与海外教育协会”代为物色教师，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成为最终人选[4]。1839 年11月，布朗夫妇搬到了郭士立夫妇原先在澳门的住所，正式开办马礼逊学校。受郭士立夫人所托，容闳于1840年入学，成为首批六名学生之一。
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1]，其承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独特鲜明的农村特色，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随着经济的进步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传统村落的旅游价值越来越突出，因此对区域传统村落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意义。
“大师框架”与理论纷争——读大陆学者对乔姆斯基的访谈 ……………………………………… 张 韧（3.1）
人际关系对容闳文化认同观念的影响，延续了他的整个学生时代。1846 年，布朗夫妇因为健康原因准备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希望能带几个学生一同回国，主动报名者只有容闳和黄宽、黄胜兄弟。1847 年，容闳和黄氏兄弟随布朗夫妇一起乘船赴美，在纽约稍作停留之后，便经纽黑文（New Haven）至东温莎（East Windsor），由布朗的岳父巴勒特（Rev.Shubael Bartlett）带领入教堂礼拜。此后容闳与巴勒特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习期间每逢假期都会前去拜访。一周之后，容闳一行便匆匆赶往马萨诸塞州，进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在那里，容闳和黄氏兄弟的监护人是布朗的母亲菲比·布朗夫人（Phoebe H. Brown）[1]18，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可能与受到她温暖人格的感召有关，容闳最后受洗成为基督徒。虽然容闳为了更高的理想拒绝成为传教士，但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因为师友的缘故而更为密切了，宗教在他文化认同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容闳在耶鲁的求学岁月是精彩的，也是艰辛的。因为算术常不及格，他有些担心会被降级或劝退。但他的英语作文非常优秀，“第二第三两学期两获首奖……自经两次获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3]32，为他赢得了赞誉。多年以后，胡适赴美留学，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十四日，白博士夫妇延校中得奖之学生九人赴宴其家……席终，博士演说致贺意，言及六十余年前，博士初入耶尔，与容纯甫同学，容异服异俗，颇受人笑。其年容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品，其后无敢揶揄之者矣。”[10]121容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与人交往中收获了尊重，在经济方面他也竭尽所能自食其力。通过帮助同学管理膳食、为兄弟会管理书籍等工作获取报酬，容闳“客囊乃觉稍裕，不复以举债为生”[3]32。这段经历给予容闳的，本是契约规则、公平竞争、和睦相处的自由之精神[11]，却也为他日后在中国官场上举步维艰、教育计划中途破产埋下了伏笔。
1839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郭士立夫人关闭了学校，匆匆离开澳门，容闳也因此辍学一年。这一年，国势倾颓，家运多舛，由于父亲的去世，容闳和哥哥姐姐不得已开始为生计操劳。他“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但却“所得无多，仅仅小补”[3]4。后来改为捡拾稻穗，偶遇一老农，令他“试作红毛人之语”[3]6，容闳背诵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老农惊诧不已，给了他谷物作为酬劳。这大概是容闳第一次因西学而受益，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无幽默地说道，“即古时卢斯之获六斛，其成绩亦不予过矣”[3]6。虽是戏言，却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西方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拉近了容闳和西方文化的距离。这段备尝艰辛的经历，让容闳深知民间疾苦，为他日后心系故国、锐意改革、同情革命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他乡·故乡——孟松学校时期（1847—1850）
马礼逊学校实行双语教育，半日中文，半日英文，并始终延请中国教师讲授汉语知识和四书五经。开办教会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本土传教士，由此看来，马礼逊学校的中文教育不至于荒疏。布朗也在报告中提到，学生们的中文学习“可以像在本地其他学校中学得一样好”[5]624-625。但根据容闳自己的叙述，他归国之初竟不知“沙滩”用中文怎么说，“自念以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亦无词以自解也”[3]39。随后他开始补习汉语，“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粤语，惟唇舌间尚觉生硬耳”[3]42。由是观之，容闳的中文基础略显薄弱。这一点，是他与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和改革者最大的不同，使他的改革思想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封建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也使他与其他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存在天然的隔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汉语的生疏容易拉大他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纵有满腔热情也难以弥补。
2016年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的赵亚平等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气电混合式机器人力控末端执行器，通过将气囊式气缸与音圈电机并联连接，综合了气缸抗冲击特性和音圈电机的快速响应特性，实现了抛光打磨等作业的快速精确力控制，如图14所示。工作前，首先通过减压阀调整气囊的初始充气压力，随后关闭开关阀，使气囊成为一个密闭的减震机构；然后，音圈电机通电，根据安装于伸出端的力传感器反馈信号对接触力进行实时补偿，最终实现对接触力快速、精确和稳定地控制。
回绝香港教会的安排，就意味着资助经费的断绝，因此师长们劝容闳申请孟松学校为贫困生设立的奖学金。但作为交换条件，必须毕业之后归国传道。容闳最终婉拒了这一提议，因为他必须要有完全的自由，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求福祉，“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3]28。其次，容闳认为传道并不是造福国家的唯一事业，他也不想因为誓约的限制而失去任何为国效力的机会。容闳对于祖国的满腔热忱，集中体现于此。他接受了西式教育，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化建立起了认同感，甚至他自身就是教会工作的直接成果，但他却从未怀疑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坚信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容闳对故土和同胞深沉的爱不曾因为漂洋过海而减弱分毫，反而因恻隐之心而与日俱增。正如他的朋友特韦契尔牧师（Rev.Joseph H. Twichell）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8]178。容闳以在他那个年纪罕见而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为自己规划了更深远而宏大的目标，将毕生心血都投入到“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教育改革实践当中。
在孟松学校的第一年，容闳学习了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他通过打工赚取学杂费，“居室之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火诸琐事”都亲自动手，并乐在其中[3]23。求学异邦，容闳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也体现在他于日后的艰难时局中践行改革的努力当中。因为香港教会给予的资助只到1849 年为止，所以就读孟松的第一年容闳还没有想过上大学一事。1848 年秋天，黄胜因病回国，黄宽决定继续接受香港教会的资助，两年后前往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容闳却希望进入耶鲁大学，留美深造。因此，容闳就面临着毕业之后学费无着的情况。他在1849年4 月15 日写给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留美求学的愿望[7]14，希望卫三畏能帮他的哥哥找一份工作来减轻家里的负担，也请卫三畏向他的叔父说明他希望在美多留数年的想法。家庭和亲情的羁绊是一方面，容闳更担心的是“中国人偏见甚深，颠倒本末，无法像您或其他开明人士那样理解求学之旨趣、优势和价值”[7]14。这表明了容闳对于当时国人对近代教育缺乏了解而无法理解其价值的无奈之情，也表明了他对自己所接受的西式教育的肯定。“说明知识如何增加幸福”[7]14——青年容闳已经不会满足于靠英文谋一份差事，而是寄希望于更远大的目标。对西式教育的肯定和对传统教育的否定，承袭了马礼逊学校教育的思想，也昭示着容闳未来推动留学事业发展的取向。
三、赤子之心——耶鲁大学时期（1850—1854）
1850 年夏天，容闳从孟松学校毕业。幸而得到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协会的资助，容闳的学费有了着落。他大受鼓舞，一举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生。容闳学习非常刻苦，他在1850 年12 月25 日给卫三畏的信中写道，“耶鲁正沉浸在雄心勃发的氛围当中，……我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感染，我非常喜欢它对我的影响”[7]16。在他看来，要享受大学生活，“一个人必须有很好的适应力，或者天生精力充沛，毅力超强”[7]16。而这两种品质，容闳恰好都具备。为了更好地融入西方环境，他大一剪长辫蓄西发，大二入美籍加入公理教会[9]。在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容闳也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动态，他数次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谈论中国问题，流露出的经国之才颇受赏识。
与中文相比，容闳学习英文的热情可能更高一些。他的自传是用英文写成的，书中并未提及马礼逊学校开展中文教学的情况，对于英语学习的描述则是“读音颇正确，进步亦速”[3]10。这是他建立起对西方文化认同的因，也是马礼逊学校教育理念结出的果。马礼逊教育协会成立之前，筹备委员会曾发通告，阐述设立该会的宗旨——“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并资助一些学校，以教育本地的青年，使他们在掌握本国语言的同时，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4]由此可见，英语教育才是马礼逊学校的主要和重点工作。这项工作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1845 年11 月，《中国丛报》发表了第一班六名学生未经删改的英文作文全文。在其他人写为人生筑基、中国政府、劳动、圣经和中国人的来世观时，容闳写了《意想之纽约游》[6]497-519。我们可见的是，他当时的英文水平可圈可点，而西方世界的图景也从那时起就映在少年容闳的心中了。根据他的回忆，“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3]17，说明他在马礼逊学校时期便已有展望异邦的愿望，对西方文化比较亲近和认同。
科学管理，务实创新，不断丰富技术保障新内涵。几年来共增修订质量文件923件，通过制度的完善和落实，确保检验数据零差错。作为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部门负责人，他意识到，提升企业化验室水平、提升企业自我纠错能力，是保障产品安全、实现源头自我管控的有效途径。2015年为帮助全省药品生产企业化验室提高检验水平，该所组织了13个市（地）检验机构和119家药品生产企业参加的“实验室间能力比对”，帮助产生不满意结果的实验室查找原因，并进行义务培训，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整个大学阶段，无数次听闻祖国的危难，让容闳感到心情沉重。兼济天下的理想和难挽狂澜的无力，交织成复杂的情绪，让容闳几乎后悔接受了高等教育，因为“知识益高而快乐益少”[3]33。在理智和情感的反复中，他反而坚定了在中国普及近代教育的理想。对于容闳的雄心壮志，他的同学们并不感到意外，在毕业时纷纷给他留言，祝他早日成功，听到他在“未来中国历史上创下的大业”[7]20。
少年时的理想，直到十八年后方才实现。1872 年，首批留学幼童抵达美国，与容闳的名字一起出现的，还有陈兰彬和吴子登，二人先后出任留学事务所的监督一职。陈兰彬和吴子登中学根底深厚，热衷洋务事业，在留学风气未开之时其实属于合适的人选。但他们毕竟是传统士大夫出身，在理解西方文化和认识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上都与容闳存在分歧，因此随着学生越来越西化，他们与容闳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最终矛盾激化，国内外守旧势力遥相呼应，以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为借口，上书清廷要求撤回留美幼童。这桩公案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陈、吴二人的功过也自有定论，但我们不难看出，少年留学的容闳，对清朝政府的状况缺乏了解，难以洞察官场约定俗成的办事方法[11]，难以处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导致留学事务所内部矛盾不断。彼时，留学事务所的直接领导者李鸿章仕途坎坷，遭到了顽固派的集中攻击，因此“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而“陈（兰彬）乃以极圆滑之词答政府”，“吴子登则更无犹豫之词”[3]150，容闳和关心此事的各界人士已然回天乏术。保守的清廷终究难以为容闳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与传统士林的摩擦和碰撞更是让他身陷边缘与夹缝的处境。风雨飘摇之下，“留学事务所之运命，于是告终，更无术可以挽回矣”[3]150。这是容闳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目光回到1854 年，年轻的容闳对此还一无所知。这一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意气风发，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情。“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7]43，这是容闳的座右铭，是他在给同学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多次写下的句子，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容闳的人生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选择的道路是中国面临近代化转型的必然。他的功绩，是个人际遇与历史趋势的合流；他的失败，也是艰难时事的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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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n Yung Wing’s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Practice
Li Ziyin
Abstract As the pioneer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Yung Wing was to promote the plan for young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uniqu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cultural identity,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his futur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reform.Analyzing Yung Wing’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his cultural identity concept as well as his educational reform practice.
Keyword Yung Wing; educational experience; cultural identity; young children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3-25
DOI： 10.16565/j.cnki.1006-7744.2019.12.39
★作者简介： 李子吟，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交流学。
标签：容闳论文; 教育经历论文; 文化认同论文; 留美幼童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