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推理题材电视剧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现状分析论文,电视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推理题材作品一向是畅销书的常客和收视率的保障。推理剧与推理小说有着不同。推理小说“与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以及由它们衍生出来的间谍小说、警察小说、悬疑小说同属惊险神秘小说的范畴。它主要是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是凶杀)的疑案。”①推理题材电视剧②的界定比较宽泛，它是对悬疑、侦破、谍战等内容进行整合，以案件或事件为线索，以推理为手段，以人和社会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多面，并体现着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特色。
美国和日本是制作推理剧的两个重要阵地，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创作思路：美剧重视题材多元，日剧重视故事精巧，殊途同归地推动了推理剧的发展。美剧制作者更注重拓展推理剧的外延，立足题材的宽广度，强化现实性与纪实性。而日剧制作者则对推理剧的内涵更为关注，从细化结构到思索人性，故事性与思想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大陆推理剧的起步比较晚，它脱胎于20世纪50年代风靡全国的“反特片”，③在90年代美日推理剧的冲击下，稳步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港产推理剧对其影响更大，从构思、制作到推广，它的实战经验直接激活了大陆推理剧的僵硬手脚。
一、亮点：结构更新·题材开拓·技术革命
追随着国外推理剧的发展节奏，中国推理剧也力求在高收视的美好理想和低质量的逼仄现实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大陆推理剧首先在叙事结构上进行调整。单元系列剧取代单本长剧，大陆推理剧就以短襟打扮换下了曳地长袍。单元剧串接的珠链结构营造出扣人心弦的观赏效果，避免了单本剧的冗长拖沓造成的欣赏倦怠。以单集或者多集为一单元，既保证了每个故事的相对独立性，又弥补了观众因偶然性因素中断某部分收视，从而失去故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的遗憾。推理剧继而又把单元与单本统筹到了一起，拟合出“戏中戏”的结构，即单元案件是独立的，但各个单元之间有着潜在的微妙关联，它们都只充当一个大案件的组成部件，而这个大案，是贯穿全剧的隐形线索。日剧中屡屡引发收视高潮的《绅士刑警》，单个故事精彩，整个系列流畅。而港剧《刑事侦缉档案》系列的成功，更是网罗住了大批不同年龄层的推理剧“粉丝”。大陆陆续制作的推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非常案件》、《情有千千劫》、《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案发现场》等，收复了部分已被港剧垄断的推理剧收视市场。
新题材，是大陆推理剧的改革目标。港产推理剧《鉴证实录(Ⅰ)》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法证、法医领域。但真正在这一新题材大展拳脚的还是美国CBS电视网于2000年推出的电视剧《CSI》(《犯罪现场》)。这部系列剧强化了法证、法医在推理中的现实价值，关涉病毒、血型、齿痕、咬痕、DNA鉴定、犯罪心理等。事实上，在柯南道尔的小说中，福尔摩斯对脚印、烟灰等细节的勘查和分析，以及华生医生的协助，已经呈现了法证与法医辅助推理的雏形，但是《CSI》对这一素材进行了全面探索和深入开发，使其立刻成为推理剧的新亮点。《CSI》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模仿潮”，日剧适时推出了推理题材的《法医物语》，而港剧也敏锐捕捉到这一新动向，又相继制作了时装剧《鉴证实录》、《法证先锋》，古装剧《洗怨录》系列，均获得了极好的收视率。大陆电视剧制作者推出的《案发现场》和《大宋提刑官》，同样是以法证和法医为推理叙事中心的现代剧和古代剧。因其故事更易被大陆观众接受，也更贴近大陆现实生活，所以这两套剧集具有较高的收视率。
开风气之先的美剧，聚合《CSI》的高人气，又把创作视野投向了其他领域，如《数字追凶》巧妙地结合了数学原理与案件调查；而《Discovery》中的侦破实录，则再现了真实案件的推理过程，以其逼真的现实性和高度的纪实性吸引了世界观众。大陆推理剧也一直在寻求题材上的创新。《国家机密(Ⅰ)》的出现，将“国家安全”元素引入推理剧的创作，是一次谍战与推理的有机结合，这是之前的港剧中所未曾出现的。随后《誓言无声》、《国家机密(Ⅱ)》和《密战》都是对这一题材地进一步扩展。这些作品引发了市场的热切关注和观众持续好评。需要注意的是，近年又有一些新元素加盟推理剧，如盗墓题材，电视剧《觐天宝匣》就是以推理的手段探寻宝藏的秘密。但此类题材还需经历市场的多番考验。
新科技，掀起大陆推理剧的“技术革命”。无论是美剧，还是港剧，无一例外地把新技术作为衡量推理手法科技含量的新指标。新科技对于推理剧的作用在于，它既提供新手段又制造新证据。新手段，如DNA分析技术，即可从唾液、血液、毛发、骨骼中提取样本，之后利用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将DNA样本放大，以此数据分析被检验者的基因图谱。诺曼实验，又称为高空掷物模拟实验，需取与高空所掷出的物体同等重量的沙包，从与现场发现物体落地位置等距离的高度抛出，以此来测出所掷物的初始位置。容貌重组技术，是用石膏粉对头骨进行倒模，还原出死者容貌的特定点，再用黏土重塑，最终完成陶泥模型。这些新科技在推理剧的广泛应用给观众创造了神秘和新鲜。新鉴证手段的运用又连带着新证据的出现。由于鉴证技术的提高，植物也可验出DNA，而纤维、玻璃渣等微不足道的物件通过物理、化学手段的检验后，获得了成为新物证的可能。美剧《CSI》开创了“科技破案”的新理念，它在170多个国家热播，由此引发全球“鉴证”热潮。大陆的《案发现场》系列就是奉行科技推理的典型作品。应该说，目前大陆推理剧、港产推理剧和美国推理剧，在推理侦破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科技差距在不断缩小。
二、隐忧：原创滞后·定位偏颇·悬念单调
革新并没有能扭转国产推理剧的总体趋势。大陆推理剧掀起了一时的“注意力经济”，但占据的收视市场份额仍然很小。发展的最大掣肘体现为缺乏个性。原创性的缺席是困扰它的首要问题。港剧借鉴了美剧的科技与日剧的叙事，并融合进了香港电视的特色，重构了不可能犯罪、不在现场证明的经典故事，把警察、医生、律师糅合在一起，打造成一个推理团队。同时，港产推理剧往往善于触类旁通，同一新题材，在时装剧和古装剧两面推进。最典型的是《鉴证实录》和《洗冤录》、《一号皇庭》与《状王宋世杰》。
应该说，大陆推理剧还是观美剧之风向，搭港剧之脉搏。以《大宋提刑官》为例。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④但是，它在题材上，与港剧《洗冤录》相似，都是以《洗冤集录》⑤为蓝本，围绕书中所记载的鉴证方法，虚构“宋慈”的探案故事。《洗冤录》继承了港剧一如既往的“戏说”，将宋慈定位为廉正清官和完美情人；而《大宋提刑官》贯彻着大陆历史剧的厚实和稳健，塑造出了“听讼清明，决事刚果，以民命为重”的“宋青天”。两个宋慈的表现方式各有利弊：《洗冤录》利在于活，但失之于滑；《大宋提刑官》利在于正，但又失之于板。在拍摄方法上，《洗冤录》和《大宋提刑官》都借鉴了美剧《CSI》。⑥于是，《大宋提刑官》陷入了有争议的境地。在熟悉美剧和港剧的推理爱好者眼中，它是一部并不精彩的仿作。而在首次接触这类法医题材推理剧的大陆观众心目中，它是一部新颖的佳作。从严格意义上说，《大宋提刑官》剧本的创作理念确非原创。剧作有“狄仁杰断案”的影子，又杂糅了国外经典的推理桥段。如第二单元：“太平县怨案”，整个案件构思取自电影《罗生门》，由叙述者各异造成叙述视角不同，从而导致叙述内容大相径庭。如果从原创质量上讲，笔者认为，国产剧中比较优秀的该属1986年版的《狄仁杰断案传奇》，全剧分《玉珠串》、《黄金案》、《莲花池》、《断指记》、《四漆屏》五个单元，虽然取材于高罗佩的《狄公全传》，但改编精彩，剧情紧凑、人性描写丰富、社会场景广阔。而《武朝谜案》和《神探狄仁杰》，每单元的情节虽然不够精炼，但剧作的原创性得到了加强，因此它仍具有一定观赏性。
原创危机威胁着国产推理剧的发展，对同一题材的跟风制作是港剧和大陆剧的共同问题。港剧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和迅捷反应，消弭了剧本的某些先天不足，但是所谓“像我者生，是我者死”，港产推理剧的成功得自对美剧的成功借鉴和创造性转化，而它的困境，体现在对现有题材的重复制造和故步自封。国外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推理小说发展体系，为推理剧提供了良好的剧本资源。小说家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横沟正史、松本清张等创作了众多经典，而新近的推理小说家又另辟蹊径，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神秘元素的参与再次带来了新悬念。反观中国当代推理小说，从总体上看，还是处于对外国推理小说的模仿，或者停留在“反特小说”的旧模式中，缺乏真正有生命力的创造。创新中国推理小说，是与推理剧的发展并行不悖的。另外，中国古代公案剧这一极富原创性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合理运用。现今一方面是“包公剧”被一再翻拍，一方面是其他剧目被长期搁置。应该说，《少年包青天(Ⅰ)》是比较成功的推理剧，但是高收视催化下仓猝上阵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壮志凌云包青天》，意料之中走入“王小二过年”的循环。如何有效利用中国古代小说资源，是编剧要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主体定位不明也是国产推理剧水平原地打转的一个原因。推理剧的基点应该是事件的推理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人。定位过多难免喧宾夺主的遗憾。如果说美国推理剧展示科技，日本推理剧依赖明星侦探，港产推理剧演绎爱情，台湾推理剧流贯悲情，那么大陆推理剧常常是各种元素的集体加盟，并且铺展开重塑“民族国家寓言”的宏大叙事。
李欧梵分析过福尔摩斯故事和霍桑探案在中国迥异的受欢迎程度，他指出：“公案小说中的破案过程还是和政府的官僚结构的运作分不开，但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官僚却只有苏格兰警场的一两个督察，福尔摩斯与之相熟，却不受其管制，这就把读者带进政府以外的社会空间……五四新文学代表了一格套的意识形态，它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叙述”模式。程小青似乎故意想把他的侦探小说放在这个模式里面，反而吃力不讨好”。⑦大陆推理剧将推理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的作品屡见不鲜。20世纪50、60年代的《羊城暗哨》、《国庆十点钟》、《秘密图纸》，70年代的《黑三角》、《东港谍影》，80年代的《戴手铐的旅客》、《405谋杀案》，都是以粉碎敌特破坏新中国的阴谋为故事核心。当前的国产推理剧与涉案剧又常有重合。与“国家”紧密联系的推理剧主要有三种形态：1.在推理框架下，融入反腐倡廉等各种社会热点为实际主题，如《红色康乃馨》、《蓝色马蹄莲》、《黑洞》；2.重新诠释文革“手抄本”中的“反特”故事，如《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秘密列车》；3.重拍50、60年代的经典“反特片”，如《羊城暗哨》、《英雄虎胆》、《51号兵站》、《蓝色档案》、《保密局的枪声》。
推理剧的重心应该落实到推理过程和人性刻画上来。西方经典推理小说或者推理剧，着力点在侦破案件，探索当事人的心理空间。夏志清先生提出，人生描写的广度和人性描写的深度是文学质量判断的两个标准，⑧这一观点推展到推理小说和推理剧中仍然适用。在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侦探波洛在影片结尾总结女罪犯的作案动机时说到“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人爱她”，道理简单却耐人回味，因为正是“爱情的力量使一切善行和罪恶产生，并且加速或推迟了每一个行动”。⑨灵活地表现有深度的人性，表达对人生的困惑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这是日剧对常规推理剧的重要贡献。例如从1994年“火”到2006年的《绅士刑警》系列，每一个罪犯，都有各自的难耐之处与难言之隐。塞缪尔·约翰逊说：“能够震动我们心弦的思想并不是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真实的罪恶，而是我们自己也有可能犯这些罪或成为这些罪恶的牺牲品。”⑩日本推理剧的精彩也正在于让观众看到了罪恶背后的复杂的人。目前港产推理剧止步不前，过多的感情纠葛松散了推理的逻辑。观众常会受制于多角恋爱的催眠，从而失去探索真相的兴趣。大陆推理剧更是一只带壳的蜗牛，政治、言情、人性，一个都不能少，面面俱到，面面详道的结果，是简化了价值判断和削平了人性棱度。推理在推理剧中，从原本显赫的主角沦为卑微的路人甲或小兵乙。
大陆推理剧还有缺乏悬念的硬伤。观众对推理剧的追捧，离不开好奇心的驱使。正因为疑窦丛生，才激发了观众追寻谜底的热情。因此，悬念是推理剧掌控收视率的秘密武器。希区柯克曾解释过悬念的定义：如果一桌子人正在打牌，被告知有炸弹，展现爆炸后的惊险场面那不是悬念，而真正的悬念是描写桌子底下炸弹定时的滴答声。大陆推理剧的问题是惊险有余而悬念不足，罪犯一览无余，罪行昭然若揭，所谓的悬念平淡的“像一把热毛巾擦脸就可以抹而去之”(11)。呆板的警察与聪明的观众形成了讽刺的主配角倒置。国产推理剧的悬念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观众的欣赏要求不断提高，而编剧的创造能功在原地踏步。观众只有对剧情充满了种种意想不到，才能感受到悬念带来的审美愉悦。
先进科技也能制造出悬念，悬念隐身在科技链的各个环节之间，观众被悬念吸引在于他们找不到解开谜团的钥匙。悬念制造更重要的是思维的创造力，国产推理剧和港产推理剧对偶然性因素的强化，造成了悬念的弱化，巧合安排过多消减了推理的原创性和悬疑的新鲜度。
另外，由于美国电视剧脱胎于广播剧，有了广播剧的编排经验和听众反馈为基础，美剧逐渐建立并完善了标准化的制作范式，并对每集、每单元能引发收视高潮的点，拿捏得比较准确。而“最初的中国电视剧是类似于电影的单本剧，在其后的发展中，也更多的秉承电影的制作传统”。(12)因此，国产剧习惯了单本长剧的制作，而不太熟练在50分钟的时间内掌握好“起承转合”的悬念控制。应该说，大陆推理剧还缺乏一个悬念总体布局。
伍尔夫说过，“只有当我们不再沉浸于习惯之中，我们才能看出事物的奇特之处。”(13)模糊进而重构平凡与不平凡，寻常与不寻常，是推理的魅力。新元素的注入固然已为大陆推理剧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题材保证，但是再美味的食品也经不住反复品尝，逃脱不了倒了胃口的恶运。“由于大众文本的‘生产性’特征，它总是介于两种不同倾向的张力之中，它既承受封闭意义的压力(文本制作的意识形态性局限和设定意义)，同时又提供意义开放的可能性(不同的观众各取所需)。”(14)因此，好的编剧和制片人要特别重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研究，既要关注观众在观看时的情绪变化，又要分析观众在选择时的收视习惯。大陆推理剧更不应停留在模仿层面，而应该有一些创造性发展。因此，不断地更新推理思维、缜密推理步骤、设置推理悬念，才能让大陆推理剧这朵孱弱的花日益血色丰润和娇艳欲滴。
注释：
①由于推理是基础，因此推理剧与涉案剧、刑侦剧常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合。本文中所论及的推理题材电视剧，基本上按照剧本中推理悬疑因素处于主导地位来界定推理剧。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3页。
“推理小说有一套常规模式，主要由四部分构成：1神秘的环境；2严密的情节，包括①介绍侦探②列出犯罪事实及犯罪线索③调查④宣布案件侦破⑤解释破案⑥结局；3人物和人物间关系，主要有4类人物：①受害者②罪犯②侦探④侦探的朋友，牵涉进罪案的人；4特定的故事背景。这四部分的次序可以根据需要排列组合，但它们是传统侦探小说的结构基础。”(第1244页)
从总体上看，推理题材电视剧也基本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创作的。
③从严格意义上说，反特电影不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题材。反特电影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公安机关与特务之间的敌我斗争为主要题材的影片，描写地下工作者深入敌人内部的影片有时也被列入这一范围。这类影片建国后就不乏佳作。文革之前，就有《冰山上的来客》、《羊城暗哨》、《古刹钟声》等。文革结束后，各大电影制片厂恢复创作。反特电影便成为当时商业电影的一个主流。上世纪70年代末，《黑三角》、《猎杀九十九号》等片均引起热烈反响。而1980年的《戴手铐的旅客》更将这股潮流推向顶点；这一时期的反特电影类型化十分鲜明，剧情多数以国家机密失窃展开，讲述公安干警如何最终制服敌特分子。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表现得非常明显。http://www.southen.com/ent/zhuanti2/film100/history/200509200567.htm
④央视索福瑞统计的收视数字，《大宋提刑官》播出第二周的平均收视率为7.85％，居然超过拉《新闻联播》的6.18％。《精彩好剧多多败笔，〈大宋提刑官〉多此一女？》http://ent.163.com/ent/editor/tv/050621/050621-427974.html
⑤中国南宋提刑官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认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书中记载了解剖、药理、外科、骨科、检验学等分类详细的法医法证内容。
⑥《大宋提刑官》的导演阚卫平在接受采访时说“拍摄借鉴美《犯罪现场》，采用了闪回、电脑特技等手法。”
http://www.yntv.cn/yntv-web/category/30604/2005/06/03/2005-06-03-240561-30604.shtml
其实，在港产推理剧中，这些手法也是十分普遍的，《洗怨录》也是如此。
⑦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⑧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⑨⑩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主编，《西方名著入门》(第四卷)，中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3、397页。
(11)钱钟书：《围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2页。
(12)尹鸿、阳代慧：《中国电视剧艺术传统》，《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曲春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8页。
(13)弗吉尼亚·伍尔夫，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14)徐贲：《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当代电影理论文选》胡克、张卫、胡智锋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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