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耆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1-0164-07
清华简《耆夜》，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本文拟对其成书年代以及“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两个观点做一深入讨论。
一、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论
《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千百年来学界一直聚讼不已。《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①司马迁认为是文王，汉代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皆力主此说。自宋代始，学者始提出异议，吕祖谦说：“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②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③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据，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认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认文王戡黎。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他们以清华简《耆夜》为依据，推翻《尚书大传》、《史记》等书记载的“文王戡黎说”，为宋儒“武王戡黎说”找到了新的证据④。王鹏程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提出“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与武王所勘之黎不同，文王征伐的是耆国，在今山西上党一带，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为“黎”国，为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位于今河南浚县一带，“耆”、“黎”同属脂部字，汉代以后注疏常将二者混淆，将潞州“耆”国和卫州“黎”国混为一谈，这是造成后世误读“西伯戡黎”的根源。⑤根据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
、
、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⑥上博简《容成氏》“文王平九邦”中明确肯定有耆国，与《史记·周本纪》相互印证，文王戡黎的说法是不能轻易否认的，但清华简《耆夜》却说“武王戡黎”，因此王鹏程等学者的“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戡伐的是耆国，武王戡伐的是黎国，将黎国定在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⑦，比简单依据清华简《耆夜》，否定《史记·周本纪》“文王戡黎”的做法更为可取。
“二次戡黎说”表面上看能自圆其说，其实却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二次戡黎说”的主要依据是今本《竹书纪年》，我们将相关语句引述如下：“(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帝辛)四十二年，(原注：周武王元年。)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有女子化为丈夫。”“(帝辛)四十三年春，大阅。峣山崩。”“(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⑧《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之日从太公处受丹书，而今本《竹书纪年》武王从太公处受丹书的时间是帝辛四十二年，因此帝辛四十二年为武王元年，那么武王戡黎的时间是武王二年，绝不是清华简《耆夜》所说的“武王八年”。王国维说：“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⑨即使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八年戡黎应在文王死后第一年，即帝辛四十二年，与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武王戡黎仍相差两年。“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没有注意到清华简《耆夜》与今本《竹书纪年》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戡黎”，按照王国维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则应在受命称王后的第七年去世，如果以此为基准，那么《史记·周本纪》说文王“十年而崩”的十年要改为七年，《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发受遗训的“九年”，要改为七年，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帝辛四十四年”，也要改为帝辛四十二年，难道清华简《耆夜》一面世，传世文献《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都错了吗？古文字中七与十字形相近，容易混淆，但九却与七迥然有别，因此《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改为七年，毫无根据可言，鉴于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文传》、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存较大出入，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作为孤证，不能遽然为学界所采信。
二、《诗经·蟋蟀》并非周公所作
清华简《耆夜》说周公致诗武王后，“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周公心有所感，赋《蟋蟀》一首。《蟋蟀》诗是否为周公所作，是清华简《耆夜》最大的疑点，李学勤先生认为，《蟋蟀》为周公所作，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华简乐诗《蟋蟀》与《蟋蟀》毛诗序主旨不矛盾；二是《蟋蟀》系周公勘黎时所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成为当地的诗歌了。⑩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关于清华简《蟋蟀》乐诗的主旨，李学勤先生认为“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11)。孙飞燕先生认为《蟋蟀》的主题思想不可能是劝人行乐，而是戒惧。(12)周公赋《蟋蟀》，强调的是“康乐而毋荒”。今本《诗经·蟋蟀》“好乐毋荒”郑玄笺：“荒，废乱也。君之好乐，不当至于废弃政事。”周人戡黎归来，本应该尽情享受胜利的快乐，周公“康乐而毋荒”意思是享乐要适度，不能因沉溺享乐而荒废政事。《毛诗序》认为《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13)《毛诗序》是劝人为礼不要太简，要及时行乐，明显与清华简乐诗主旨相矛盾。《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盐铁论·通有》说：“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孔丛子·记义》认为《蟋蟀》见陶唐之俭德，《盐铁论·本议》认为《蟋蟀》主旨在于讽刺“太俭不中礼”，而清华简《耆夜》主张享乐适度，不能废弃政事，对《蟋蟀》诗有着明显不同的诠释倾向。
李学勤先生肯定周公作《蟋蟀》，同时又注意到《蟋蟀》收入今本《诗经·唐风》，因此想用流传区域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刘成群先生持反对意见，他说如果周公作《蟋蟀》，自然成为鲁国的诗歌，即使不被采入作为鲁诗的《豳风》中，至少也不会被采入《唐风》，《蟋蟀》如何被采入《唐风》这一问题的不圆满解决，始终都会是周公作《蟋蟀》致命的弱点。(14)周公赋《蟋蟀》时，已戡黎归来，在镐京文太室，武王所勘之“黎”为黎阳(15)，在纣都朝歌附近，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因此周公在镐京饮至礼上作的《蟋蟀》，为何不在岐周流行，却在黎国流行，确实是难以解释的问题。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载戢干戈”等五句见于《周颂·时迈》，据《左传》可知周武王作《时迈》，但《国语·周语上》说：“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周公又为《时迈》的作者。《时迈》一篇为何竟有武王、周公两位作者？对此孔颖达《时迈序》解释说：“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16)孔颖达认为，《时迈》为武王所作，周公后来称颂，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追慕之情。清儒王先谦说：“《时迈》虽作于周公，要为颂武王克殷后巡守诸侯之事甚明……武王克殷，周公始作此歌以颂武王，及成王巡狩，乃歌此诗以美成王。”(17)王先谦认为《时迈》歌颂的是武王巡守诸侯，到成王巡守时，则借此诗以歌颂成王。孔颖达、王先谦的解释给我们很大启发，《诗经·蟋蟀》可能早已产生，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可能是借《蟋蟀》诗来表达自己当时的政治诉求，而不一定是《蟋蟀》的作者。
《史记·周本纪》说：“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大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18)西周建立之初，大师疵、少师疆等乐官已把殷人成熟的音乐技艺带到了西周。《国语·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然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9)西周时期，公卿、列士献诗，乐官加以整理，配以相应的乐曲，在祭祀或重大典礼仪式时，供王选择使用，当时奏诗、演诗程序固定，并出现专门化分工，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诗、献诗、奏诗、演诗制度。(20)
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简《耆夜》乐诗的韵脚，武王致毕公诗《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幽部)，宴以二公(东部)，紝(任)仁兄弟(脂部)，庶民和同(东部)，方壮方武(鱼部)，穆穆克邦(东部)。嘉爵速饮(侵部)，后爵乃从(东部)。”幽部、脂部、鱼部合韵，东部、侵部合韵，奇偶句皆入韵。周公致武王诗《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支部)，临下之光(阳部)，丕显来格(铎部)，(歆)是禋明(盟)(阳部)。於……月有城(盛)缺(月部)，岁有(歇)行(阳部)，作兹祝诵(东部)，万寿亡疆(阳部)。”阳部、东部合韵，偶句用韵。清华简《蟋蟀》乐诗：“蟋蟀在口(席)(铎部)，岁矞(聿)员(云)落(铎部)，今夫君子(之部)，不喜不乐(药部)。日月其蔑(迈)(月部)，从朝及夕(铎部)，毋已大康(阳部)，则终以作(铎部)。康乐而毋忘(荒)(阳部)，是惟良士之愳(惧)(鱼部)。”铎部、药部、月部合韵，偶句押韵，首句亦入韵。清华简乐诗以四言句为主，句式规范，用韵整齐、成熟，武王、周公谋划戡伐黎国，日理万机，戡黎胜利之后，武王、周公又在饮至礼上当场饮酒赋诗，与当事人的地位、欢快的气氛非常契合。三国时期曹植赋一首七步诗，已名垂文学史，武王赋《乐乐旨酒》、《輶乘》，周公赋《英英》、《明明上帝》、《蟋蟀》，武王、周公在饮至礼接连赋诗，比曹植更要神奇，这样的创作才能在先秦文学史竟没有记载，甚是让人惊异！《毛传》释《崧高》云：“作是工师之诵也。”孔颖达疏：“诗者，工师乐人诵之以为乐曲，故云‘作是工师之诵’，欲使申伯之乐人常诵习此诗也。”(21)可见诗是需要乐师提前吟诵谱曲的。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所赋乐诗，实际是武王、周公选定，由乐官提前配以乐曲、编辑好的，先秦时期饮至礼祭祀的仪式、乐曲、人物的职责、位置都是固定的，武王、周公届时吟唱、演奏而已，其形式如同现在领导致辞，并非即兴创作。
《逸周书·世俘》篇说：“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22)《诗经·小雅·瓠叶》：“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毛传》：“献，奏也。”《左传》隐公五年：“初献六羽。”孔颖达疏：“献，奏也，奏进声乐以娱神也。”(23)武王献《明明》三终，意为武王演奏《明明》三次(有乐师伴奏)。《礼记·乐记》郑玄注“节奏，阕作进止所应也”，孔颖达疏：“阕，谓乐息。作，谓乐动。进则作也，止则阕也。”(24)“作”指乐动，可理解为乐曲演奏。清华简《耆夜》多次说“作诵一终”，“作兹祝诵”，这里的“作”与《逸周书·世俘》篇“献《明明》三终”的献字同义，不是指创作之意，而是指演奏。(25)作解释为创作，在古书常见，但清华简《耆夜》这几首诗之所以称为乐诗，是有固定的乐曲、旋律相配的，武王、周公当场创作的诗篇，试问仓促之间，乐师如何配曲？如何保证饮至礼气氛的隆重、秩序的井然？因此这里的“作”不能解释为创作。清华简《耆夜》周公见蟋蟀闯进来，吟诵《蟋蟀》三章，而不是说周公当场创作《蟋蟀》诗，学者之所以误判周公为《蟋蟀》的作者，关键是对清华简《耆夜》“作歌一终”、“作祝诵一终”的“作”字理解有误。以酒为礼、酒以观德是古代酒诗的特色，清华简《耆夜》不是强调周公文学创作能力多强，而是通过周公赋《蟋蟀》，来彰显周公操劳王家、不敢荒宁的盛德，《蟋蟀》诗倡导的“乐而毋荒、乐以安民”(26)的执政理念，恰是周公勤政一生的真实写照。
孔子生活时期，《诗经》已经基本定型，《蟋蟀》收入《诗经·唐风》，《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观周乐，他对《唐风》赞叹说：“其有陶唐氏之遗民(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出土，其中残简“后妃献”、“风(讽)君”等语，与《毛诗序》较为接近，证明《毛诗序》流传渊源已久，《毛诗序》对《蟋蟀》评价是：“刺晋僖公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27)季札通过《唐风》观唐尧之令德，《毛诗序》认为晋僖公“俭而用礼”，是受唐尧遗风影响，可见《蟋蟀》诗与唐尧当有一定关联，其最初产生可能在周公之前。《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孔子熟稔古代历史，他曾编订《诗经》(28)，孔子做梦都梦见周公(29)，对周公倍加尊崇，于《东山》、《狼跋》两诗，孔子明确说出于周公，而对于《蟋蟀》，他却说见陶唐之俭德，如果《蟋蟀》果真为周公所作，孔子怎么可能把《蟋蟀》当做“唐尧之遗风”呢？(30)如果我们不把周公定为《蟋蟀》的作者，而只是理解为他曾在饮至礼上演奏《蟋蟀》乐章，借以表达心志，那么清华简《耆夜》与季札、孔子对《蟋蟀》主旨理解的矛盾也涣然冰释了。
三、清华简《耆夜》的成书时代
对于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刘立志先生认为，《蟋蟀·毛诗序》、《孔丛子·记义》、《盐铁论·通有》诸书皆以《蟋蟀》一诗刺俭不中礼，而清华简，于古无征，当为战国时新说，应为后人拟撰附会。(31)其实刘先生搜集文献是不全面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又说：“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32)《左传》认为《蟋蟀》的主旨是“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与清华简《蟋蟀》“康乐而毋荒”同。上博简《诗论》“孔子曰：《蟋蟀》智难”，“难”读为“戁”，其意理解为“畏惧”，(33)与清华简《蟋蟀》“是惟良士之惧”同，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周公并非《诗经·蟋蟀》的作者，这样刘先生以清华简《蟋蟀》乐诗于古无征，怀疑其晚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刘成群先生结合战国时代特点及楚地《诗》学传布，怀疑清华简《耆夜》晚出，他说战国时期社会模式变革中孕育出来的知识阶层极尽“私相缀续”之能事，清华简《耆夜》是战国儒士进行“编织情节”运作的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34)
清儒顾炎武在谈到春秋、战国社会风俗差异时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35)《左传》引《诗》次数277次(36)，襄公40次，昭公54次，定公4次，哀公3次，昭公以后，周道衰微，歌诗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间已很少赋诗以附庸风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风格，伪托也需要一定的材料基础和社会环境，不能完全向壁虚构。战国时期，邦无定交，诸侯无信，饮酒赋诗的礼乐环境已不复存在，清华简《耆夜》是流传到楚地的抄本，并不是楚人所作，因此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赋诗场景出于战国楚人伪托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竹书分类中，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形制，二是内容。清华简《程寤》、《皇门》、《祭公顾命》文本内容见于今本《逸周书》，《程寤》简长44.5厘米，《皇门》、《祭公顾命》简长45厘米，清华简《耆夜》简长45厘米，其简长、形制与《皇门》等篇非常相近。《逸周书·大开武》说“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所记之事正值武王即位之年，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清华简《耆夜》所记“武王八年”正是这一年。《大开武》篇说“王在酆”，酆京在沣水西，清华简《耆夜》饮至礼的地点正是镐京文太室，镐京在沣水东，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武王活动的范围可以对应。《逸周书·大开武》周公说：“淫乐破德，德不纯，民乃失常。”陈逢衡云：“淫，过也。”(37)周公认为，过度的安乐会损害君子的道德，君子道德不纯美，百姓就会失去常性。清华简《耆夜》说“康乐而毋荒”，意指享乐而不过度、不违礼，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对周公政治思想论述相同。《逸周书·大开武》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内容见于清华简《程寤》，因此，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清华简《程寤》篇是一组内容密切关联的文献。清华简《耆夜》文中“邵公奭、毕公高”见于《逸周书·和寤》篇，《明明上帝》一诗见于《逸周书·世俘》篇，作《明明》，(38)毕公是伐耆的主将，武王是当时在位的君主，周公只是谋划，论功绩，周公不如毕公，论地位，周公明显不如武王，但在清华简《耆夜》中，周公却成为故事的主角，在这主角、配角的置换中，其尊崇周公的倾向与《逸周书》中的《酆保》、《寤儆》篇非常接近。鉴于《耆夜》竹简形制、内容及尊崇周公的思想主旨与《逸周书》密切关联，我们认为，清华简《耆夜》很可能是先秦《逸周书》的佚篇。
传世文献是出土文献的时代坐标，《逸周书》本来是清华简《耆夜》断代的最好参照，但由于《周书》和《汲冢周书》先后亡逸，《逸周书》由汉到宋，书中存在很多后人增窜的内容(39)，其成书年代众说纷纭(40)，这是造成清华简《耆夜》年代难以准确判定的重要因素。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清华简《耆夜》未经后人改动，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是公元前305±30年，由于撰作年代要早于下葬年代，可定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战国中晚期之际(41)，其成书下限和郭店简非常接近，这为清华简《耆夜》的断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郭店简《缁衣》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事。”(42)我们知道，《祭公之顾命》为今本《逸周书》的篇章，郭店简《缁衣》所引其他篇章，如《甫刑》、《君奭》等，无一例外皆属今本《尚书》，廖名春先生据此认为，《逸周书》许多篇目本来就是先秦《尚书》的一部分(43)。但廖说尚存一点疑问，一是古书重文现象多见，不同古书会收有相同篇目，能否以一篇《祭公之顾命》推论《逸周书》七十一篇的情况？清华简除《尹至》、《尹诰》、《傅说之命》等篇属于《尚书》篇目外，它还存有《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三篇，皆是今本《逸周书》篇目，它们简长45厘米，与清华简《尹至》、《尹诰》等篇形制相同，郭店简《缁衣》只能证明《祭公之顾命》一篇属于先秦《尚书》，而清华简证明今本《逸周书》中《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三篇皆与先秦《尚书》并存，清华简与郭店简《缁衣》成书时间接近，二者相互印证，可知战国中期左右，《逸周书》与《尚书》尚未分开，二者是同源一体的。
《左传》襄公十三年：“《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维永。”引文见今本《尚书·吕刑》。《左传》襄公十一年又说：“《书》曰：居安思危。”引文见于《逸周书·程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见于《逸周书·常训》。《左传》引《尚书》47次，引《逸周书》4次，(44)而且把《尚书》、《逸周书》都称作《书》，名称相同，证明《左传》所引《逸周书》其实是保存在《尚书》之内，都属于先秦《书经》。鲁襄公在位的年代是公元前575-前542年，郭店简《缁衣》成书于子思及其弟子时代(约公元前438-前402年)，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公元前305±30年，可知至少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逸周书》一直保存于《尚书》之内，两者是一本书，而不是两本书。《左传》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豫注曰：“《周志》，周书也。”(45)《四库总目提要》卷五十说：“然《左传》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逸周书》)中。”杜预及四库馆臣皆注意到《左传》文公二年引《周志》见于《逸周书·大匡》，因此《逸周书》与《尚书》一体并存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确定为春秋文公时期(约公元前626-前609年)至战国中晚期。从春秋文公时期至战国中期，《逸周书》与《尚书》一体并存，且清华简未经后儒改编，清华简《耆夜》作为《逸周书》的佚篇，其成书的下限应在春秋时期文公之前。
关于清华简《耆夜》成书的上限，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大室”一词在殷墟卜辞中已经出现，但西周早、中期金文多称“大室”，很少见“文大室”，《集成》8.4287《伊簋》载：“王各穆大室。”穆大室即穆王太庙，“文大室”是指文王大庙，文大室与穆大室称法非常接近，而《伊簋》的时代是西周晚期，由文大室可知清华简《耆夜》产生的时代不会太早。《礼记大传》说灭商后，武王追封太王、文王，在武王伐耆国和灭商之前，当时并没有“文王”这一谥号。《吕氏春秋·古乐》说：“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吕氏春秋》明确记载武王灭纣后，把俘虏献于“京太室”，而不是“文太室”，由“文太室”可证清华简《耆夜》是出于后人的追述。清华简《耆夜》文句古朴典雅，但与《尚书》佶屈聱牙的风格尚有距离，《尚书·酒诰》说“湎于酒”，“祀兹酒”，《尚书》多单称“酒”，而《耆夜》称美酒为“旨酒”，用合成词“饮酒”，而“饮酒”一词不见于《尚书》。《尚书》用“今”，清华简《耆夜》用“今夫”，《尚书》中《大禹谟》、《咸有一德》、《蔡仲之命》用“和”，《尚书·禹贡》用“同”，《尚书》未见“和同”联用，清华简《耆夜》说“庶民和同”，“和同”联用。《尚书》多单音词，清华简《耆夜》多复音词，从汉语单音词发展至双音词的规律看，清华简《耆夜》成书年代当晚于《尚书》。
陈致先生认为金文在西周中期以后，才普遍出现了四言韵语，清华简《乐诗》用韵比较成熟，诗句比较规范，应是西周晚期或以后的作品。(46)但金文只是当时社会文献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实西周四言韵语的出现是非常早的，《孔子家语·冠颂》记载成王加冠辞：“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服)衮职，钦若昊命，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此周公之制也。”《仪礼·士冠礼》记录了古代贵族男子20岁加冠的祝辞，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说苑·修文》作：“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尔幼志，慎尔成德。”《仪礼·士冠礼》、《说苑·修文》与《孔子家语·冠颂》始加祝辞内容接近，用语稍有不同，证明《孔子家语·冠颂》等书所记冠辞的可信性，而《孔子家语·冠颂》明确说成王冠辞出于周公，可知其时代当在周初。《仪礼·士冠礼》再加冠辞曰：“吉日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冠辞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俱)在，以成厥德。黄耈无疆，受天之庆。”这些皆为四言韵语。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康王)三年，定乐歌。”以上诸例说明在康王之前，已有四言韵语文体的存在。由于四言韵语长期在祝史中间流传，成为程式化的套语，反而不易确定清华简《耆夜》年代，但陈先生启发我们，语言虽不断变化，但在较长时间段内普通词汇的实用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金文有明确的时间断代，我们将清华简《耆夜》普通词汇与西周、春秋金文对比，则会大致确定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
我们将对比的结果分为三个时期，见于战国时期金文的，如“和同”见于《
壶》，“康乐”见于《令狐君嗣子壶》，我们又查阅传世文献，“和同”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为春秋时期语，“康乐”为《墨子·明鬼》引用《武观》语(47)，其出现时代自然更早，因此不能把和同、康乐出现的战国时期，作为清华简《耆夜》成书的下限。清华简《耆夜》见于西周早期金文只有4次，分别是饮至、征伐、无疆、大室，而见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时期金文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0多次(48)。我们还发现一些和清华简《耆夜》类似的金文词语，如万年无疆(49)，多见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时期，很少有早于西周中期的，可知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同时结合上面所论《耆夜》成书的时间下限，我们认为，清华简《耆夜》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清华简《耆夜》：“郘上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西周时期管理酒政的官员有萍氏、司虣和酒正，皆不称司正，清华简《耆夜》记载姜尚为司正，负责监酒，酒监见于《诗经·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而《宾之初筵》为卫武公(约公元前853-前758年)时期的诗歌，也可作为我们上述论证的旁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卒后，成王说：“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在周公致政成王之前，成王受管叔、蔡叔流言影响，对周公心存疑忌，而对周公尊崇的思潮当起于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后，清华简《耆夜》以周公为中心，盛赞周公之德，《耆夜》的撰作很可能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18页。《史记·殷本纪》说：“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饥与黎谐音，饥国即黎国。《史记·殷本纪》亦认为文王戡黎。
②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册，第264页。
③吴澄：《书纂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第92页。
④赵婀娜：《清华简研究重大发现〈尚书〉失传两千多年后现身》，《人民日报》2009年4月26日；沈建华：《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
”刍议》，《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⑤王鹏程：《“清华简”武王所戡之“黎”应为“黎阳”》，《史林》2009年第4期；刘成群：《清华简〈乐诗〉与“西伯戡黎”再探讨》，《史林》2009年第4期。
⑥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3-288页。
⑦元代吴澄曰：“窃疑戡黎之师当是伐纣之时。然黎国若潞州之黎城，则山路险僻，不当周师经行之道。纣都朝歌在今卫州，而卫州有黎阳，去朝歌甚迩，或指当时近畿有小国，周师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乘胜以进纣都也。”周人逼近殷人王畿，祖伊震惊是很自然的，但如果黎国在山西长治市黎城县，祖伊不会如此惊慌失措，吴澄：《书纂言》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第92页。
⑧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8-239页。
⑨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⑩(11)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
(12)(33)孙飞燕：《〈蟋蟀〉试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3)(2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361页。
(14)刘成群：《清华简〈夜〉〈蟋蟀〉诗献疑》，《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
(15)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黎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但此地距朝歌太远，《尚书·西伯戡黎》“祖尹恐，奔告于王”，似无必要，我们取元代吴澄说，黎指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属王畿内地，吴澄：《书纂言》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第92页。
(1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2-1303页。
(17)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1012页。
(1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21页。
(19)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1页。
(20)杨隽：《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567-568页。
(22)“我殷”误，今从顾颉刚改作“戎殷”，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8页。
(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28页。
(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45页。
(25)《逸周书·本典》：“是故奏鼓以章乐，奏舞以观礼，奏歌以观和、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乐诗与歌类似，皆可演奏。
(26)《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赵武)语。
(28)《史记·儒林列传》：“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適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说孔子曾编订《诗经》，学者以古诗的数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诗经》已基本定型，怀疑孔子未曾删诗，但今本《诗经》与季札观乐时《诗经》仍存在不同，季札见《诗经·豳风》在《齐风》之后，而今本《诗经·豳风》在《国风》的最后，《颂》在今本《诗经》中被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从阜阳汉简《诗经》看，《诗经》在传承中会大量异文，汉人近古，司马迁“孔子曾编订《诗经》”的说法不能轻易否认。
(29)《论语·述而》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30)《汉书·地理志》认为河东之地，本唐尧所居，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有《唐诗·蟋蟀》诗传世，从地理风俗方面亦可证《孔丛子·记义》所记孔子之说。
(31)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3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997页。
(34)刘成群：《清华简〈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
(35)顾炎武：《日知录》，中华书局，2002年，第304页。
(36)张林川、周春健：《〈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7)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38)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
(39)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
(40)杨宽认为《逸周书》为战国兵家编辑，黄怀信把《逸周书》编定时间定在公元前532年至前339年之间，罗家湘则根据《逸周书》在先秦文献中被著录、引用的情况，确定《逸周书》编成于春秋早期，杨宽：《论逸周书》，《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罗家湘：《逸周书的异名与编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41)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42)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43)廖名春：《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4)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324页。
(4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8页。
(46)陈致：《战国楚简重光——清华大学李学勤访谈录》，香港《明报月刊》2010年第5期。
(47)《墨子·明鬼》说：“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48)实际上，金文有些词语出现次数太多，限于表格，我们只是选了一些代表性器物，并没有一一罗列，如大室一词，还见于《子黄尊》(西周早期)、《师毛父簋》(西周中期)、《弭叔师察簋》(西周晚期)等，万年、无疆等作为套语，出现频率更高。
（49）“万年无疆”见于《丰伯车父簋》(西周晚期，《集成》7.4107)，“万年眉寿”见于《德盘》(西周中期，《集成》16.10110)、《
父钟》(西周晚期，《集成》1.103)、《鲁伯俞父簠》(春秋早期，《集成》9.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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