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媒化解社会风险的过程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风险论文,过程论文,传媒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8－0105－04
一、引言
社会转型是对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界定，这一状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体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它在给我国社会带来宏阔期待的同时，也使得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涌现，成为社会风险极大增多的时期。
关于社会风险的研究已有诸多论述，笔者认为，社会风险应当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廓清：社会风险是一种将导致社会既有运行机制和稳定局面遭受破坏的不确定因素，其核心特质为一种导致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共时态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安状态，在历时态上表现为一段持续发展过程（参见图1）。
图1 社会风险的构成示意图
（注：横坐标表示历时态，纵坐标表示共时态。）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从社会风险到社会危机、社会冲突，是一个连续性、承接性的因果过程：如果任由社会风险随意发展，最终将演变成社会危机和社会冲突；与之相反，如果能对社会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与化解，便极有可能重回平稳运行的社会状态（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简而言之，可能性和过程性是社会风险最突出的特点，也从两个维度为传媒在其中的功能发挥提供了两种思路——消除可能性的关键在于提供信息（按申农的说法，信息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东西”），而在始自拉斯韦尔的有关传媒功能的诸多研究中，一直强调的传媒之首要功能是作为信息提供者而存在，由此使得传媒拥有了化解社会风险的逻辑基础；过程性的存在则启示我们，从社会风险始现到最终导致社会危机和社会冲突，中间为社会预留出了化解风险、消弭危机的时空条件，如果传媒施以有效的过程管理，便能成为整个社会风险应对体系中的有力环节，从这一点上看，传媒拥有化解社会风险的事实基础。也就是说，以信息提供为核心要务的传媒过程管理，能够在可能性和过程性两个基本层面上实现对社会风险的化解，也可以尽可能地实现传媒的应有功能。
图2 社会风险与社会危机、社会冲突之间的逻辑关系图
二、传媒过程管理的基本框架
过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作为管理学中与目标管理（Goal Management）相对的一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对事物发展过程和环节中的诸多因素加以控制及组织，以确保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其侧重点在于对过程的管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费根堡姆和朱兰提出“全面质量管理”这一概念，并出版了著作《全面质量管理》，这标志着质量管理进入全面质量管理阶段。其特点是包括全过程的质量管理，由此强调各个环节的配合和信息反馈。美国公司战略和公共政策领域的权威专家、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瑟夫·L.鲍尔在其名著《企业政策：战略过程管理（第八版）》的前言中，既强调战略远见的产生，又强调对战略过程的领导。而以过程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理念与方式的变革，同样启发了传媒对社会风险的管理，即我们可运用过程管理理论及其方法来进行社会风险的管理，以实现有效化解后者的目标。
同时，在当前以贝克、吉登斯学说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盛行的传播语境下，风险传播正逐渐成为社会风险发展与演变的基本脉络，由此启发传媒可以针对风险传播的特点来对社会风险实施过程管理。纵观现有的研究，危机传播是与风险传播极其相似的概念，并且已经形成了关于前者的诸多理论。其中著名的如阶段分析理论中的斯蒂文·芬克四段论，将危机过程划分为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解决期四个阶段，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循环往复的危机全过程。同时，从对“危机”较权威的界定“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可以看出，危机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笔者参照斯蒂文·芬克的四段论，将社会风险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风险潜伏与发展期、风险显现期、风险衰退期三个阶段，传媒过程管理也可以对应地分为以上三阶段，传媒可针对各阶段中社会风险的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采取相应的过程管理措施，协助政府部门与其它社会机构，使社会风险止步于社会危机爆发及蔓延之前。由此，在将我国特定的社会风险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现状加以考虑的前提下，可构建出图3所示的传媒过程管理框架图。
图3 传媒过程管理框架图
在传媒对社会风险进行过程管理的总体框架建立以后，针对每一阶段社会风险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特征，传媒可有的放矢地采取不同的过程管理措施。
三、风险潜伏与发展期的传媒过程管理
在风险潜伏与发展期这一阶段，社会风险的潜在危害和影响尚处于萌芽状态，一般没有显性问题与冲突产生。J.戴维斯曲线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公众心理预期与实际得失之间的差距易造成社会风险的情形，我们可稍作改动，同样适用于传媒过程管理领域（如图4所示）。
图4 J.戴维斯曲线示意图
由图4可以看出，只有在社会公众基本所需与所得之间的差距超过心理承受力的前提下，才会产生引发社会风险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社会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传媒应着重从思维、态度、心态等方面深层次地调整与巩固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增强全社会的风险心理免疫力，尤其是增强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于社会风险的认知及了解；同时，传媒还应扮演“防患于未然”的角色，随时监测看似稳定与平缓的表象下所潜藏的风险以及隐患，积极疏导公众不良情绪，及时宣传、巩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具体而言，一是对舆情民意加以及时跟踪调查，特别关注那些公众讨论非常多、舆论反映非常集中的方面；二是当这些敏感性、集中性强的方面以不正常的状态出现时，传媒应引起相应的警觉，并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场合将其中隐藏的矛盾揭露出来；三是积极协助和监督政府应急预案的功能发挥（2006年出台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有“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明确规定）。在这一点上，河南省洛阳市政府信息中心重视网络民意的做法值得借鉴：该中心以“LYIC”作为ID进入洛阳市人气最旺的公众时政网络论坛“洛阳城事”，随时跟踪论坛中的帖子，由“LYIC”收集和汇总后发至相关局委调查办理，而涉及面广、影响大以及网友对处理情况不满意的，则编入“网民反映问题办理情况周报”，送达市委书记连维良手中。“至今，周报和不定期的专报已编发几十份，先后涉及八九十件投诉，连维良在其中的六十余件后面作了批示。”
一言以蔽之，传媒可以对社会风险施以有效辨识、度量与防范，并在某些暂时不宜让社会公众获知的情形下先让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了解，具体途径可以通过内参或建立相关的管理系统（如目前不少省市所设立的舆情研究中心、舆情调查研究中心、舆情研究所等）。可以说，在风险潜伏与发展期，传媒过程管理既属于政府风险管理系统的框架之内，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等功能，从而有力地辅助政府风险管理的成功实施。这一阶段的传媒过程管理可通过图5传媒监测与巩固系统的建立加以实现。
图5 传媒监测与巩固系统示意图
四、风险显现期的传媒过程管理
在风险显现期这一阶段，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可能性特征开始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潜藏在冰山下的一角便会慢慢显露出来，而社会风险作为社会危机前兆的可能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出现一触即发的态势。那么，传媒在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协助政府施以积极有效的传媒干预：一是当政府向公众公布风险信息时，传媒有责任进行正确解读与告知，特别是对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风险类型，更应通过通俗性、普及性的方式让公众真正理解，必要时应确定风险影响的主次利益方，将最有价值的信息优先告知；二是当政府实施相关应对措施时，传媒可运用自身灵敏迅捷的传播系统以及服务方式，让公众即时响应政府对策与行为，突出对人的影响居于首位的意识；三是当政府突然出现行为滞后甚至瘫痪时，传媒应马上充当“防火墙”角色，暂时起到引导公众、稳定事态的作用，为政府应对行为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缓冲保证；同时，应在报道中用恰当的方式引起有关部门及人员的关注。特别强调的是，传媒在此不仅起到信息传播的功能，还可以构建起“媒介图景”——从大局出发维护与塑造政府形象、通过宣扬与社会和谐安定相关的名词与概念来强化公众心理（如和谐号、和谐社区）等。
在这一阶段特别要求凸显传媒的社会预警功能。所谓社会预警，即根据社会风险显现时所反映的征兆，及时向政府相关决策和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发出警示与警报，使之形成思想、组织以及物质等多方面的准备，以充分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可以说，通过社会预警，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社会风险程度的信息并据此采取一定的政府干预、社会行动，将其控制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是保持社会稳定及良性运行的前提。在前述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如是规定：“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传媒社会预警系统如图6所示）。
图6 传媒社会预警系统示意图
同时，当社会风险进入显现期后，隐藏的、分散的风险会逐渐以具体的目标风险形式体现出来，这时，传媒可遵循目标风险的演变规律来构建传媒风险感知与测评系统，有效应对社会风险（如图7所示）。
图7 传媒风险感知与测评系统示意图
五、风险衰退期的传媒过程管理
当社会风险显现后，固然其中有一部分能够通过有效手段得到及时化解，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各项社会机制尚未完全成功“转轨”的背景下，社会风险即便进入衰退阶段，依然存在导致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某一偶然诱因的出现，一触即发的社会风险马上会以突发事件等形式表现出来，这是社会风险衰退期的直接后果。此外，即便社会风险得到暂时化解，也并非万事大吉，这种造成社会危机的不确定性仍然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并造成难以预测的社会灾难。因此，对于传媒而言，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大对社会风险未来后果的宣传和警示力度，通过专家访谈、知识普及等方式告诉公众一旦出现极具危害性的苗头时，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以防范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风险；二是当社会风险被成功化解和控制后，也不能一劳永逸，不能放松警惕。传媒在这时应进一步稳定和控制公众情绪，既可以对已化解的社会风险加以深入剖析，让公众“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增加教训与经验；还可协助政府，通过风险应对演习的方式让公众增强实战能力，以确保社会风险的余波最终消弭于无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作出规定：“宣传、教育、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要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网络等，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事实上，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作是社会风险的后期管理阶段，据此可建立相应的传媒后期过程管理系统（如图8所示）。
图8 传媒后期过程管理系统示意图
在前文中，笔者论述了传媒对社会风险的过程管理及其相关模型的建立，可以视作一种在逻辑和事实基础上的理想建构。必须指出的是，当前我国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多变性使得以上对于社会风险发展阶段和传媒过程管理的分段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或者说这些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之间存在交叉与纠葛。而且，有关模型的建立尚需进一步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文更多地旨在提供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指向和思路，以期传媒通过在化解社会风险过程中的功能发挥，来体现自身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的一己之力。